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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视力 最近读了俄国著名思想家列夫•舍斯托夫的名著《在约伯的天平上》，特别喜欢他提出的“第二视力”这一个概念。 舍斯托夫是在评述陀斯妥耶夫斯基时提出这个概念的。这一概念使我感悟到一些道理。其中的一点，就是作家的眼力问题。他认为，作家应具备一种与普通视力不同的特殊视力，这就是“第二视力”。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特别，就是他具有这种视力。 在舍斯托夫的话语系统中，第一视力是指“一般”的天然视力，第二视力则是超一般的非天然视力。以一般的天然视力看，生就是生，死就是死，把生与死混同，就是疯子；而以超一般的非天然视力著眼，则完全不同了。陀斯妥耶夫斯基恰恰看到，生与死绝不是那样对立的，他能于生中看到死，于死中看到生，因此，他对人生的把握便显得特别、深邃而且精彩。陀斯妥耶夫斯基曾经被判死刑，但在临刑前改为流放。他因此经历了一次接近死亡的非常特殊的人生体验。这种体验对于作家来说是极端宝贵的。一个智者，可以在这种特殊的瞬间与无穷的时空相遇，可以想得很多很多，想到平时需要很多年月才能想到或者永远无法想到的东西。人生往往在这种瞬间实现精彩的超越。我相信，在这种瞬间，人的感觉器官也急邃地发生奇妙的变化。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第二视力可能正是在这种瞬间中诞生的。 特殊的第二视力使陀斯妥耶夫斯基看到死亡天使的降临点和地狱的真正处所。在一般的天然视力（即第一视力）看来，死亡天使降临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时候，是他被推上断头台和在监狱中等待死亡的时候，而他的第二视力则看到，真正的死亡天使降临在监狱以外的广阔现实土地上。他发现在现实的地上，是无所不在的牢狱，是无所不在的奴役形式。在监狱的墙内他还能从缝隙中看见天堂，还有对于未来的向往，但是，当他的苦役结束，走出监狱墙外过着“自由生活”时，他却发现自己反而进入一种真正的苦役，他开始发觉：“自由生活越来越像苦役生活，他在监狱生活中的‘整个天堂’未来是无限的，就其无限性而言，是有许多许诺的，可是如今却像他牢房的矮小棚顶一样，令人感到憋闷和窒息……。天空令人窒息，理想遭到禁锢——整个人类生活，如同死屋囚犯生活一样，正在变成一场恶梦……。”这样，在第一视力视为死的地方，第二视力则见到生；而在第一视力视为“生”（自由）的地方，第二视力则见到死，见到“不自由”，见到笼罩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牢房，见到死亡天使盘踞得没有任何光明的天空。陀斯妥耶夫斯基正是通过他的特殊眼睛看到：天空和监狱高墙，理想与链铐，绝不像他和常人从前想象的那样是对立的，他看到的恰恰是一致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天空，有的只是狭小受限制的视野（即警察捕猎的眼睛），任何地方也都没有被推崇备至的理想，有的只是锁链，尽管看不见，但此监狱的镣铐连结得更加牢固。” 跟着舍斯托夫进行灵魂漫游的时候，我又想到苏联的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想到这位提出“复调”、“对话”、“多声部性”等精彩概念和理论的学者是否受到舍斯托夫的影响。舍斯托夫出生于上一世纪的一八八六年，死于本世纪的一九三八年。而巴赫金生于一八九五年，死于一九七五年，相差大约四十年。巴赫金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见解，正是舍斯托夫所发现的“第二视力”这种观念的深化和发展。巴赫金紧紧地把握住陀斯妥耶夫斯基有一种与常人不同的另一种视觉和另一种听觉。他说：“在别人只看到一种或千篇一律的地方，他却能看到众多而且丰富多彩的事物，在别人只看到一种思想的地方，他却能发现、能感到两种思想。别人只看到一种品格的地方，他却能揭示出另一种相反品格的存在。……在每一种声音里，他能听出互相争论的声音；在每一种表情里，他能看到消沉的神情，并立刻准备变成另一种表情。”一九八四年前后，我在写作《性格组合论》的时候，引证巴赫金的这段话，当时我从巴赫金那里才充分意识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深刻，就是发现了人性世界原来是个双音世界，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同时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深渊，而且可以发出两种完全对立的声音，而两种声音又都是符合充分理由律的。但是，我当时尚未注意到作家的主体结构，即未注意到作家能发现人性的双音世界，能听到常人听不到的另一种，乃是他主体结构具有一种特殊的“第二视力”和“第二听觉”。在世界文学史上，陀斯妥耶夫斯基能够“奇峯突起”，就因为他多了这种视力和听觉。这是一种奇妙的内感觉，真令人惊叹。难怪有一位批评家甚至怀疑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抓住了陀斯妥耶夫斯基，使他显示出特殊的天才。 说到这里，又使我想到卡夫卡，想到他的奇特的视力。这种视力穿越了人的躯壳，看到人的存在之中还有另一种“甲虫”存在，于是，他写出了《变形记》。《变形记》传到东方，被中国当代作家阅读之后，产生了一种巨大的“震撼”，使很多的年轻中国作家认识了自己：发现自己过去少了一种眼睛，这就是作家必具的常人所没有的非自然的眼睛，如卡夫卡那种能在人体中看到甲虫的眼睛。从此以后，他们才开始怀疑“文学理论家”们关于现实主义乃是唯一合理的创作途径的“教导”。这是中国当代作家精神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飞升。此后，中国作家逐步生长出不仅是常人也是前三、四十年的作家所欠缺的眼睛。这种眼睛的产生，对于中国文学的未来是很要紧的，但愿它不要再度“夭折”。我所以说“再度”，是因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第一页上，鲁迅的《狂人日记》，就已证明中国作家已具有一种在别人看到“疯狂”而他却看到“清醒”的眼睛。可惜，这种眼睛没有被文学接受者“读”出来，反而被描述为一般的“反映论”的眼睛。如果一个作家只具备一般的只能“反映”的自然眼睛，而没有另一种特殊的超越的审美的眼睛，那么，他的作品怎么能不“一般化”呢?中国当代文学中一般化的作品充斥文坛，平庸者居多，究其原因，与眼睛太俗，太平常，缺乏“第二视力”是很有关系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