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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全人类易，爱一个人难 我常常记起苏联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感慨而发的一句话：“爱全人类容易，爱一个人难。”这句话包含着他个人很深的体验。 我从小就喜欢喊“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并自以为这就是爱全人类。在我的周围以此口号为座右铭的朋友也很多。在世界还充满着自私的动物时，喊这一口号确实很悲壮，而且可获得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乃是他人的解放者和救世主。因为可以优越，所以喊的人就愈来愈多，而且也愈来愈轻松。但是，后来爱全人类似乎要难一点，必须具体落实到拯救地球上三分之二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只是这些人们均远隔重洋，我们往往苦于不知如何拯救，而处于水火之中的人们似乎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多情善感，并不要求我们去拯救。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国家正处于灾荒时期，那时我在大学读书，口粮不够，我和同学们着实感到肚子很饿，而且饿得全都犯水肿病，这是一种饥饿病，浑身无力，什么都不想干，尽管这样，我们照样想到地球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们尚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必定此我们还饿。此时，我们觉得“解放全人类”只要有个心意就可以了，实在是爱莫能助。自然也有人批评我们缺乏行动。恰巧，几年后，美国发生了黑人运动，我们的“解放全人类”的口号便可以落实到行动中了，于是，便上街游行，非常热闹，这又使我们感到救苦救难也不难，拯救黑人才用了一个小时三十分钟，又不必上班、上课，等于上街玩玩。 爱全人类这么容易，爱一个人还会难吗?“爱一个人根本不成问题!”但是，讲这种大话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开始觉得爱一个人不容易，也是在得水肿病的时侯，那时，自己很饿，就拿不出一斤粮票支援更饿的同学。一斤重的爱就是拿不出来。不过，那时不断地忆苦思甜，使我们觉得比解放前吃野菜的日子好多了，吃不饱的同学毕竟还有饭吃，也就无所谓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体会到爱一个人真难。例如，看到自己尊敬的老师和革命家科学家们，一个一个地被“揪”出来。明明知道他们不是“黑帮”，不是“反革命”，应当为他们说一句公道话，此时，说一句公道话，就是爱，就是具体的爱。但总是说不出来。我知道一说，以解放全人类为使命的无数战土就会说我“跳出来”，就会把我打成“保皇派”、“黑走卒”，说不定还得受一顿皮肉之苦，绝不像上街支援黑人革命那么好玩。 文革后，读了刘心武的小说《如意》，又有一番感叹。这篇小说写一个被定为“小业主”成份的小店主（在当时这算是小资本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死而且遗尸于街头，对这么一个死了的“阶级敌人”，要不要给他的遗体盖上一块塑料布呢?这是个大问题。人人都怕和“阶级敌人”沾边，人人都觉得他不是“人类”，“爱全人类”自然不必包括他。然而，平心而论，他确实是一个人，此时，给一块塑料布的爱是需要的，然而，“爱”就得冒风险和付出代价，可是谁都难以付出这一代价。最后，还是那位不会讲“解放全人类”的老校工，悄悄地给盖上一块塑料布。我想，如果我是那条街上的居民，也未必有力量和勇气拿一块塑料布去表示自己的同情。想想过去的这一切，才感到具体地爱一个人确实不容易，具体地爱一个人，就必须具体地为一个人分担痛苦，分担麻烦，甚至分担灾难和“罪恶”，难怪这种爱愈来愈少。不过，也因此我才感到我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缺少以援助一个具体人为己任的实际精神，也就是雄伟有余，而实际不足，或者说，是抽象的社会良心过剩而具体的个人良知不足。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今天再也不佩服老发“爱全人类”宣言的战土，反而佩服在危难中敢于向个人伸出正义之手的朋友，我相信在他们的心中，倒是有一种真正美好而可靠的东西。 选自《漂流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