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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的混乱 做人难，到处都一样。但在大陆做人尤其难，这是因为常常找不到做人的逻辑。比方说，我和许多朋友在文化大革命初，确实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但是不管怎样紧跟，如何表态，最后还是被判定为走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原因是你对“本单位领导人”(后来被命名为“走资派”)没有及时造反。可是，一九五七年，一些响应号召的傻知识分子就因批评了“本单位领导人”而当了“右派分子”，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那么，到底是五七年的“反”不对，还是六六年的“不反”不对，总得有个理可讲，有个逻辑可循，但我一直找不到正常的理和逻辑。 这种逻辑之乱在大陆到处都是，我常被迷乱的逻辑弄得非常迷惘，在年轻的时候就陷入精神的绝境。记得一九六七年的一天，一位朋友告诉我，贺龙元帅被整死了，中央说他是“大军罚”、“大土匪”。听了这消息，我几乎蹦跳起来，冲着朋友叫：贺龙是共产党的大将军大元帅，国民党说他是“大土匪”还符合逻辑，共产党怎么也说他是“大土匪”?朋友见我发怒，就反驳说：毛主席说，革命不是绘画绣花、请客吃饭，还讲什么逻辑?可我还是不服，二三十年过去了，想起贺龙，我还是会唠叨着：蒋介石先生们骂他是“土匪”还可理解，生死与共的战友和林彪先生们骂他是“土匪”，我想不清。 因为从事写作，文学界的逻辑迷乱更是让我困惑：周杨、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在三十年代明明是共产党的文化红线，怎么偏说他们是反革命黑线?邓拓明明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晗明明是北京副市长兼历史学家，老舍、巴金明明写了一个又一个剧本歌颂共产党，他们明明是红色文化人，怎么偏说他们是“黑帮分子”、“反共老手”。更使我想不通的是连延安文学、工农兵文学的代表作家赵树理也被视为“黑帮”。只要有一点中国现代文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个写过《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的小说家，从头到脚、从作品的政治倾向到语言形式都是工农化即红通通赤条条的，除了作品主角名字“小二黑”沾上黑字，绝对与“黑”无关。可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山西省委宣传部的革命派在揪斗他的时候，偏偏给他戴上深黑色的高帽，身上挂着的牌子写的偏偏是“黑帮分子赵树理”，而且斗争会一开始就是一场关于“红与黑”的论辩，革命派首领问：“赵树理，造反派说你是黑帮，你胆敢反抗，这是反革命行为！罪该万死!我问你，你是不是黑帮?”赵树理回答说：“你们说我是黑帮，我不敢当。我这个人长得黑，这是事实，可是心不黑，也没帮没派”。赵树理不承认“黑”之后，更大的灾难便跟着降临。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题目叫做《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止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第二天，《解放军报》又用整版的版面发了三篇批判文章。这之后，赵树理便从隔离反省变成游街示众，连续批斗。革命派把他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真打真踩，直至折断他的两根肋骨。折断的骨刺又戳破了左肺叶，致使他走路只能用两手捂着胸脯，歪斜着身往前颠，走一步，咳一声。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革命派还揪住他到全省各地游斗。在晋城斗争时，还特意把他放在用三张桌子垒起来的高台上，让赵树理跪在上面，然后对赵说：你不是写过《三关排宴》吗?这回就让你来个真正的“三关排宴”吧!说完就照着他的后背一推，把赵树理摔得昏倒在地并又折断了髋骨。这之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竟奉命成立“赵树理专案组”，把他囚禁起来。囚禁期间，还继续召开大规模的“批赵大会”，但赵树理已经无法站立，只能用双肘撑在桌面上，胸部抵住桌沿。会后的第五天，即一九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赵树理终于口吐白沫，死于囚室中。 我写过几篇谈论赵树理小说的文章，对他有礼赞也有批评，但对作家本人，我始终怀着敬意，并觉得他创造出道道地地的中国农民文学。对他的小说，该作怎样的评价，可以争论，但这位作家有热的血、有红的血，有对中国贫穷乡村土地赤诚的爱与同情，却是无可怀疑的。对于这样一个作家，红色政权只有衷心护爱才符合逻辑，可是，他却死得这么惨，被摧残得这样让人心惊肉跳。每次想起赵树理，我就迷惘，就觉得中国的革命人很有问题，心头就布满撕裂神经的问号，所有的革命逻辑就乱成一团，以致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小心，别让自己的心灵逻辑也发生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