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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心不忍 大约已经有十年了，我一直思考着“文学与忏悔意识”，这一课题自然得讲良知。一讲良知便牵涉到怜悯之心，不忍之心等，而提起不忍之心总是浮想联翩，虽然有些事情过去很久了，但一想起还是折磨着自己。 一九六五年我到江西参加“四清”运动，并主持一个生产队的四清工作。一天晚上，我召开“四类分子”会议，呆坐到八点多，见到会场只有两个妇女和几个十二、十三岁的小青年，便问身旁边的“贫协主席”：怎么四类分子还不来?贫协主席指着这些女子和少年说：他们就是。开始时我愣了一下，但很快就明白：老地主死了，他们的儿女接替了父辈的位置，也被当作四类分子一样的贱民。那时我刚大学毕业不久，政治立场非常重要，不敢多说话，但心里总是不忍：这些女子和孩子是没有罪的，父辈“剥削”过人，可是他们自己并没有参与“剥削”。现在他们一个一个像被挨打过的牲口，眼里全是怯生生的光，头埋得那么低。十二、三岁的少年，人生还没有开始，社会就剥夺了他们做人的权利……。 中国的“株连”是非常可怕的，许多硬汉子最后不得不低下自己的头，不是因为自己怕死，而是因为爱，因为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父亲、母亲和九族，特别是爱那些还没有享受过人生的孩子。历史上株连九族的故事，每一个都让我心惊胆战。我曾以为，“株连”的野蛮早已消失，现代文明社会应该不会再重复这种野蛮，然而，当我踏进社会之后，却看见到处是这种野蛮，在文化大革命中，无数株连的故事使我害怕，然后又久久地折磨母亲给与我的无法硬化的不忍之心。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从批判历史学家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的。批了《海瑞罢官》，吴晗又作为反革命“三家村”的成员被“揪”出来。在全国全民的声讨之下，“三家村”的另一成员邓拓毅然自尽。(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他生前的诗句在自己的身上应验了。而未能及时了断的吴晗，则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受尽人间罕见的折磨：被押到区、县、市、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轮番批斗；被绑在烈日的枯树下示众；被拖到马路上然后跪在粗沙粒上请罪；被皮鞭抽打得遍体鳞伤；被公安部长下令逮捕送上囚车送上牢狱；被扣上“苏修特务”的帽子无处申说；最后被剥夺了生命、被剥夺了一切，连骨灰都不知下落，留给世界的只剩下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 吴晗这种遭遇已经使我不忍心细说，可是，他妻子和女儿受他的牵连而惨死更使我于心不忍。他的妻子袁震本来就体弱多病，一直病休在家，连大热天都还穿着棉袍子。吴晗出事后她因难以和吴晗划清界线而被打成“右派”，送进“劳改队”，在又潮又湿的旧浴池里干活，结果双腿瘫痪，比吴晗还先死半年。死前吴晗的两个孩子曾把妈妈送到医院，但医务人员知道她是吴晗的妻子后，不敢抢救，眼睁睁地看着她死。最使我难过的是吴晗的女儿小彦和儿子小彰，父母死时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一岁。如果说，吴晗是“有罪”的，那么，这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应当是无辜的，然而，她们作为反革命家属，不仅没有人给与关怀，而且常被拳打脚踢。吴晗死后四年，吴小彦终于支撑不住而精神失常，可是，深入骨髓的记忆却驱使她颠簸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去讨取父亲的骨灰。没想到，“革委会”却以“影响首长安全”为罪名把她戴上镣铐、逮捕入狱。这一天她正得了阑尾炎，本该到医院动手术，却硬被送入牢房。哀痛、疾病，加上在牢中不断被拷打(门牙被打掉，额头被打开口子)，她终于在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惨死狱中，死时仅二十三岁。如果不是劫难的来临，她该是带着活泼、美和天真走出大学校门了。吴晗在写作《海瑞罢官》时绝对想不到他这一着笔，会导致家破人亡，不仅带给自己不幸，还带给妻子、女儿这么大的痛苦和死亡惨剧。他在《朱元璋传》中曾描述过朱氏王朝专制下文化人的遭殃：“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一个断肠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观的，在战颤，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从这段描写中，说明吴晗深知中国专制对正直敢言的文化人绝不留情，但他没想到，委任他当了北京市副市长的现代文明国家，也会对他绝不留情，并使他的妻子女儿也断肠破胸，惨死于血泊冤狱之中。 吴晗的遭遇在大陆家喻户晓，但他的妻子和女儿的故事恐怕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我因为知道了，总是于心不忍。时间虽然过去二十多年了，但这些故事仍然常常刺痛我的良心。我和吴晗一家虽然素不相识，但故事毕竟发生在我们的国土，伤心之剧毕竟发生在同胞兄弟姊妹身上。我今天写着这些文字，已经不能安慰死者了。但是，我想藉此期待：下个世纪的中华，也许还有政治争战，但愿争战的英雄们，能怜悯像吴小彦这类无辜、无助的孩子! (原载《中国时报》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