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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景独好的科罗拉多（美国散记） 在美国的第三年，我有幸在科罗拉多大学度过。 科罗拉多之美已使我高兴，后来李泽厚也到了科罗拉多，更使我高兴。我在Boulder，他在Spring，相距只有百里之远、他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我开玩笑说，倘若无家可归，倒是可在这里创造一个干净的家园。 科罗拉多的猪肉和芝加哥的猪肉一样，没有中国的好吃，但它的风景特别好。天特别蓝，常常蓝得像故国江南的湖泊；水又特别清，小溪里都是山泉水；阳光又特别明亮，春夏秋冬一片灿烂。也许因为阳光充沛，所以科罗拉多的树叶子红时特别红，青时特别青，黄时特别黄。我尤其喜欢科罗拉多的山，这是落矶山脉的一部份，不险峻，也不低矮，雄浑厚重，显得成熟。我走访过许多山川，高耸巍峨的总是显得单薄，一看就知道它太年青，而平缓无棱角的则显得憔悴，一看就知道它太老。而科罗拉多的山，脉络宽广，山中有山，谷中有谷，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山谷里还有许多湛蓝的湖泊，冬天可在山谷里滑雪，夏天可在湖泊里泛舟，如此浑厚而丰富的山，正好与成熟但尚未老化的人生即中年岁月相通。所以在此山中，我常常得到鼓舞。在这里，我常常和妻子菲亚沿着小河散步，逆河而走，一直走到山脚下。本想去寻访小河的源头，然而，源头在深山的远处，总是找不到。可是，我们沿着河岸找了许多与故乡一样的树木。在这里，我感到离故乡很近，离童年也很近。儿时，我曾经和家乡的山野贴得紧紧，一天不在草圃里滚爬就不舒服，那时，大自然是我的启蒙老师，故乡的榕树告诉我：生命可以如此强大；故乡的山茶花告诉我：生命可以如此纯洁；故乡的小草告诉我：生命可以如此充满青春气息。 如今，科罗拉多的山水又对我进行新的启蒙：生活确实很丰富，启迪生命的不仅仅是那些刻在书本上的文字。只要自己感到自己是一种真实的生命存在，只要活得像人，正如山像山，水像水，那就不妨坦然地存在着。 科罗拉多的山水这么美，难怪吸引了“新月派”的那两位健将。李泽厚居住的Spring城，就是当年粱实秋去过的地方，那时，迷人的风景使梁实秋兴奋不已，并告诉还在芝加哥的挚友闻一多。闻一多一听说科罗拉多的美景异常，立即就卷了铺盖直奔梁实秋。这段故事，梁实秋先生已写得很详细，我因为身临此景，总是常常提起它。 邀请我到科罗拉多大学是葛浩文教授和系主任柯保罗（Paul Krool）教授，自然还有校长支持。 柯教授专攻庄子。我的女儿剑梅也选修庄子课，其细读的程度真令人惊讶。葛浩文则是现代文学的教授，除教书之外，他又是美国的译林高手，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许多译作都出自他的手笔，莫言的《红高梁家族》、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贾平凹的《浮躁》、白先勇的《孽子》等都出自他的译笔。他特别喜欢萧红，常和我开玩笑说：“我爱萧红，和她谈了好久的恋爱。”他对萧红真是倾心，翻译萧红作品、着写研究萧红的书籍，到大陆寻遍萧红的足迹。一个美国籍的犹太人，能对一个死了的中国作家如此倾幕，实在难得。我到科罗拉多的这一年，他则爱上莫言了，所有莫言的作品他都想译，每次到我家，总是言必称莫言，这回把《红高梁家族》译成英文，《纽约时报》给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译者和著者“旗鼓相当”。他自己也很满意，告诉我说：这回莫言可真的走向“世界”了。 在国外，我见到的异族汉学家，在对中国文学研究上不仅投入了理性，而且投入了自己的全部感情的有两位。除了落矶山下这位“老葛”外，还有一位则是波罗的海岸边上的马悦然教授。马悦然对中国文学如痴如醉，不仅一片倾心甚至一片天籁，当他谈论起正在翻译的《西游记》时，持重高雅的他，竟然像一个孙悟空似的小孩。 受他们的“恋情”所感动，我自己也觉得必须坚持一种被年青朋友所嘲弄的“责无旁贷”，也应当再作当代中国文学的鼓吹者。一九八八年，我首次到瑞典时，马悦然教授正着手翻译高行健的《灵山》时，原稿字迹细小，辨证起来十分困难，我便把手稿背回北京，打印好，然后再寄回瑞典，有了打印稿，马悦然很快就译成瑞典文。而今年在瑞典，当我接到台湾洪范书店寄给我的《酒国》(莫言）时，我很快就读完，并很快复印了二本，一本给罗多弼教授，一本给丹麦的Scephan教授，供他们作翻译用。我的文学评论，也愿意包含一点体力性的劳动，因为我也有马悦然和葛浩文那种对中国文学的倾心，如同我倾心于科罗拉多的山山水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