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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关于胡耀邦的八次讲述 (一) ……第一次见面是一九八八年，记得她（戈阳）好像即将退休，《新观察》好像即将更换主编。于是，她就请邵燕祥兄约我到她家里（北京虎坊路甲15号）见面并和其他一些朋友聚会。那一天，我记得她口中有两个最积极的词汇，一个是“胡耀邦”，一个是“黎澍”。我偏偏正是这两个人的崇拜者。用今天的语言表述，是这两个人的“粉丝”，胡耀邦是公众的偶像，虽不用多加解释，但戈阳大姐夸他是“中国共产党中最单纯、最热情、最高尚的领袖人物”，这一评语却一下子刻在我的心中。能衷心爱戴胡耀邦的人都让我感到亲切。 （摘自《共识网》。“四位辞国长者的漂流悲歌与壮歌”,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二)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元勋中，有没有你敬爱的人?倘若有，你最敬爱的是谁? 如果有人这样问?我将回答：有。我最敬爱的革命英雄是彭德怀元帅。我对人的敬爱，不论成败，也不重功过，只关注人格。彭德怀既是胜利的英雄，也是失败的英雄，但是，估量他的人生有几分胜利，几分失败，或估量他有几分功劳，几分过错，都没有意义。最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胜利也用自己的失败最后又用自己的生命，为中国留下一种敢于为民请命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之中，这种精神极其稀有，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彭德怀不能说是唯一的拥有者，还有张闻天、邓子恢、胡耀邦等，可以说，他们是大陆为民请命的第一个英雄和最伟大的代表。 （摘自“惨死的大元帅”。《西寻故乡》，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一九九四年版） （三） 我在今年春季发表的论文《百年来三大意识的觉醒及今天的课题》中说，从上个世纪末到这个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做了两个大梦：一个是富强梦，一个是自由梦。无论是以一八九一年康有为写作《大同书》初稿为标志还是以一八九五年三月七日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为标志，这两种梦都做了整整一百年了。 实现两种梦都很艰辛。经过那么多人的流血牺牲而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直到七十年代末，我和我的同龄人每月仅领五十六元工资，难以糊口，国穷民也穷。幸而出了个邓小平外加胡耀邦和赵紫阳，才使中国在八十年代恢复了生机，走向富强之路。我这几年心情所以不坏，就是看到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富强梦终于在逼近现实。 中国此时正在走向富强，这是历史的结果，这是一百年来中国人民苦难历史和奋斗历史的结果。按照天真的知识人的想法，中国可以在二十世纪同时实现两种梦，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又做了一次很大的个人自由梦。然而，没几年，做梦的人便觉得梦醒了却无路可走，中国太穷，中国的大群落太悲惨，讲个人自由太奢侈，因此应当去革命去创造富强的前提，也就是说，为了富强先要付出个人自由梦的代价。 （摘自“二十世纪中国人的两种大梦”。《漫步高原》，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二〇〇〇年版） （四） 问：听卢雁讲您最近因为看到朱永嘉写的一篇批评胡耀邦的文章而生了远离政治25年来最大的一场气，并说胡耀邦的名字就是共识。很想听下您对胡耀邦的评价。另外，李先生呢，他对胡耀邦又是什么看法？ 答：不错，最近我偶尔在“共识网”网上看到朱永嘉的一篇题为“胡耀邦缺什么”的文章。因为有“胡耀邦”三个字我才读，读后我真的愤怒极了。满腔怒火，无处宣泄，我就想到可信赖并与“共识网”有联系的卢雁，坦白地告诉她我心中的难过、难受与愤怒。出国25年来，我已从原来的政治框架里抽身，万念归淡，绝对不再参与政治。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放下故国情怀。因此，这一回读了朱永嘉的文章，便受不了。朱永嘉如果谈论别的，包括颂扬“四大恶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我都不会理睬了，但他偏偏是用花言巧语污蔑、抹黑、毁谤、中伤一个我最敬爱的胡耀邦为“乡愿”，为“德之贼”。怎么可以把一个最有道德勇气、最有道德良心、最有道德贡献的胡耀邦说成是“乡愿”呢？这是何等丧心病狂的黑白颠倒？！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与八十年代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与大革命之前的政治运动中（包括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等），中国无数正直的知识分子，无数平民百姓，无数革命家受尽侮辱、受尽压迫、受尽摧残，他们哭诉无门，伸冤无门、呼唤无门，只能在冤狱与文字狱的黑暗深渊中呻吟，这是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年代。是谁终止这个黑暗的年代呢？首先是陈云、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顶天立地，逮捕“四人帮”这伙窃国大盗、窃党大盗，窃革命果实大盗，而在结束这个黑暗年代之后，又是谁打扫大盗们留下的吃人残迹和抹掉受迫害者的伤痕与泪痕呢？是邓小平与胡耀邦。胡耀邦凭借“组织部长”和“总书记”的合法权利，实践了邓小平“拨乱反正”的战略，为五十万“右派分子”平反，为千百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奴役的“走资派”与“反动学术权威”平反，甚至还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及各种“罪人”平反。这是怎样的奇观？这是怎样的功勋？这是怎样翻天覆地的作为？这不正是活生生的伟大道德吗？这不正是反“乡愿”、反黑暗的道德壮举吗？面对巨大的历史冤狱，面对巨大的历史浩劫，许多人明哲保身不说话，而胡耀邦则大声说话，勇于承担，对此，朱永嘉却认定他的问题是爱说话？请问，在那个历史关头，胡耀邦说的是什么话？他不说谁说？他的每一句话都关乎成千上万人的命运！都可以让受奴役的人们重见天日，这是“缺点”吗？胡耀邦缺什么？胡耀邦缺的正是“四人帮”那种圆滑、狡黠、阴险，缺的正是“四人帮”帮凶们的世故、聪明、韬晦和心计心机。胡耀邦的确说了许多话，但他该说就说，该言就言，该正视错误就正视错误。中国缺少的正是这种正派人和正派的声音。历史已证明也将继续证明，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大的德之贼，就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些败类。而最正直、最热情、最勇敢、最无私、最有道德的人物则是胡耀邦。没有胡耀邦，我可能还在牛棚边上呻吟；没有胡耀邦，我可能还在专制的墙角下彷徨；没有胡耀邦，我可能还活在猪狗的城邦，所以，铭记胡耀邦的名字与功勋，便是我的良心底线。我出国后一直拒绝加入美国国籍（只拿绿卡），一直守持中国护照，我用散文郑重地宣布，护照是我的“最后一片国土”。今天，我又要借助你的博客声明，胡耀邦的名字，是我对祖国改革事业的“最后一片期待”，也是我与祖国同胞最后的一点共识。胡耀邦的名字就是我们的共识。摧毁这一共识与良心，那就只剩下绝望了。所以我不能允许任何伤害此期待、此共识、此良心的言行。不过“共识网”的编者头脑很清醒，朱文刚出土不久，就被拆下了。 二〇一四年六月九日美国 科罗拉多 （摘自《共识网》。“答《博客天下》卜昌炯”先生，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五） ……可是很多朋友只知道光南是个才子，是个赤子，却不知道还是个孝子。他和母亲一直住在一起，至死也没有离开母亲而搬到别处。父亲早在一九七〇年就去世了，他不忍让母亲在年迈的时候经受凄清与孤独。对于已故的父亲，他更是报以永远的缅怀与敬爱。这种感情深深感动过我，所以至今我还记得他的“孝敬”故事。他的父亲是最早的共产党人施存统（又名施复亮）。早在一九二〇年六月，他就在日本东京组织留学生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共产党成立时他便是中共党员。在国共合作期间，他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社会主义青年团首任中央书记，并兼任其机关刊物《先驱》主编。“五四”运动时，他是一个激进的批孔青年先锋，写过一篇轰动性文章，叫做<非孝>。老一辈革命家和知识分子，提起施存统的名字，就会联想起他的<非孝>呐喊。此文在浙江发出后，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之后《浙江新潮》便被政府通令查禁，校长经子渊就迫离校，陈望道、夏丐尊也都出走（参见《五四运动回忆录》的傅彬然文<五四前后>）。可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这个鼓动<非孝>的“逆子”却生了个有情有义、不许别人说父母半个“不”字的孝子施光南。大约是一九八七年间的一天，施光南气冲冲地来找我，说他写了一封给胡耀邦的信，让我帮他看看，在文字上帮他推敲推敲。我一看，原来是替其父辩白的“陈情表”。此文发端于当时报上有一篇回忆录，记载一位元帅告诫儿子的一席话，说知识分子有个弱点，就是容易动摇，例如我党初期的重要知识分子施存统，到了一九二七年白色恐怖期间就经不起考验而变节了。光南不等我细读他的“陈情表”就愤愤不平地说：“我父亲在一九二七年只是脱党，没有变节，更没有叛变出卖组织，所以他在解放后还担任过政协秘书长，劳工部副部长。他和我妈妈从俄文中翻译了那么多马克思主义论著，一生都忠于党，怎能说是变节”。我请他冷静一些，我知道此时他的情感压倒了理性，就劝说道：“说知识分子容易摇摆也没有什么可怕，知识分子就是脑子好，想得多一些。一九二七年好些著名知识共产党人都脱了党。当然脱党与叛变还是有本质上的不同。”读了他的<陈情表>，看到洋溢于文字中对父亲的信赖与敬重，我更感到眼前的友人是个具有真性情的“真人”，并突然意识到：“孝顺”，热爱父母，这是人类的生物性现象，这种基因不是理念能抹杀掉的。生物性的情感需要文化性的提升，但无法用文化批判把它拔除，施存统先生想把它拔除，首先在自己身上证明不可能。当然，施先生的<非孝>文章燃烧的是冲破传统思想罗网的激情，它启迪后人的是“个人独立”而非“打倒父母”。光南从父亲那里接受的是生命的激情与灵魂的活力，并非文化理念。他对父母的赐予永远心存感激。他给父亲的“陈情表”也终于抵达胡耀邦总书记的面前。光南告诉我说：总书记已作了批示，为我父亲正了名。我补充说：总书记不仅为你父亲正了名，还为你正了“情”。阳光下最美的毕竟还是情。 （摘自“施光南纪事”。《师友纪事》，北京三联，二〇一一年版） （六） ……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邹谠先生临终前对我说了一席知心话，其中有一段让我无法忘记，他说他一生同情中国革命并热爱中国，但平心而论，美国比中国宽容得多。例如，如果我讲了一百句话，其中有九十九句错，一句对，美国会吸收你说对的那一句，而不计较说错的九十九句；而中国往往相反，你说了九十九句正确的话和一句错话，人们对九十九句不计其功，却会对那一句错话抓住不放。邹谠先生是国民党元老邹鲁的儿子，现任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的老师。他本人同情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在美国深造并成为卓有成就的政治学教授。他的代表作《美国侵华的失败》，用理性的态度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因为他为人正派，治学严谨，立论公平，所以他的书籍在美国很有影响。芝加哥大学对他格外敬重，他去世时，大学特下半旗对他表示哀悼（我在芝大时，全校获得诺贝尔奖的已达48人。有些获奖者去世，学校并不下半旗）。生前他还兼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胡耀邦总书记还特请他去做客，倾听他的真知灼见。邹谠先生这样一个最认真、最诚实、对中美两国都无偏见的学者，临终前对宽容的呼唤，我不能不刻骨铭心。 （摘自“美国的意味”。《世界游思》，北京三联，二〇一二年版） （七） 1984年文代会，周扬身体已不好，住在病房里。胡耀邦要周扬作主题报告，文联党组阳翰笙、夏衍写了一个报告给周扬，拟了包括我在内的10个执笔的候选人，周扬用颤抖的手提起笔在我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我当时本已决心不再想“为圣人立言”，但许觉民要求我看在周扬病重的份上怎么也得执笔。我答应后，花了一个月时间写提纲。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我的提纲，夏衍、许觉民，和我参加了会。胡启立、乔石、习仲勋、胡乔木等人都在场，胡耀邦坐在中间。我先汇报了提纲报告，他们谈他们的意见。谈完我就想走了，胡耀邦说，小刘，你不必走，留下听！ 当时讨论两个问题，一是边区援疆援藏的干部待遇问题，一是要不要建立博士制度问题。散会的时候，胡耀邦说了一句：我们要同舟共济啊！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胡耀邦，但他对政协的工作人员说，如果有刘再复的发言，要立即送给他看。1988年，我回福建南安老家探亲，县委书记、县长请我和我的老师同学吃饭，县委书记就说，前不久胡耀邦视察泉州，陪同人员对他说，对面就是南安县，胡耀邦就说：喔，那就是刘再复的故乡了。——他很有心，很伟大。 （摘自《走向人生深处》。吴小攀访谈录，中信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 （八） ……八四年这一回他（周扬）病倒了，连见个面都不行，我只能在文联为我租好的旅馆里独思冥想了。他们要求我先想好主题，然后写好提纲，一个月内完成此事，下个月文联党组要向中央书记处汇报。果然，一切都按时间表施行。一九八五年一月间，我被通知和夏衍、冯牧、林默涵一起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并让我向胡耀邦总书记和书记处书记们汇报我拟好的提纲。 接到通知后我兴奋了一个晚上，尽管在八十年代我属于胆子很大的弄潮儿，但这回有点像古代举子面临“殿试”的紧张，于是我把自己要讲的纲要想了又想，“爛熟于心”后才和许觉民一起进了中南海的“中央书记处”。一进门，就看到会议室中间椭圆的大约两丈长、一丈宽的大会议桌。坐在正上方的是胡耀邦总书记，胡启立坐在长桌的中间，他的身边有胡乔木、习仲勋、乔石等书记，我的座位正面对着他们。在他们边上还坐着夏衍、冯牧、林默涵。我和许觉民坐下来之后，立即听见胡启立说：开始汇报吧。于是，我就在“爛熟于心”的提纲用20分钟的时间讲完。讲完后夏衍作了大约5分钟的说明，他事先已审阅过提纲，只是说明周扬同志已住院，无法到会，提纲中所强调的作家、艺术家在新时期兼有推动历史前进和艺术创造的双重使命这一主题是文联党组认可的。接着书记们发表了意见。胡耀邦说话时我倾听着，并作了笔记。他说，现在是中国处于变革大潮中，泥沙俱下，一面是发展，一面是流氓、地痞、投机者兴风作浪，他们影响社会风气，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也要影响社会风气。都在一条河里，我们要同舟共济呵。讨论“提纲”后我们这些老少“秀才”们就要走，没想到胡耀邦面对着我说，小刘，你们坐下来听听，于是我和许觉民居然留下来列席书记处的下一段会议。主持会议的胡启立宣布还有两个议题，一是边疆干部是否提高工资的问题，二是要不要设立博士、硕士学位制度问题。讨论中的发言，习仲勋给我留下印象最深，他敢于直言，而且语端带着情感。讨论学位问题时只有胡乔木一个人发言，他倒是娓娓道来，说明建设学位制度的必要性。散会时，我和许觉民走到胡耀邦面前，和他握手，他大约感受到我的敬爱的目光，又说了一句：要同舟共济呵！ 会议之后，为了周扬，为了胡耀邦，我在旅馆的灯光下日夜写作，很快就交出了初稿。我向许觉民和文联党组请求，修改和定稿就由别人去做，我刚刚接替他的研究所所长也的确太忙。党组同意我的请求，最后诉诸社会的“报告”有没有用上我的文字，我也记不得了。 （摘自“周扬纪事”。《师友纪事》，北京三联，二〇一一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