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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三客 因为学英语，就硬读英语小说，而且是西方国家中小学生喜欢读的侠客小说。于是，就读大仲马（Alexander Dumas）写的《三剑客》(The Tree Musketeers)，读了之后，并不老老实实背单词，倒是一边欣赏又勇又痴的西方大侠，一边则浮想联翩，竟想到中国当代士林里的三士客，这就是“过客”、“看客”与“嫖客”。 “过客”和“看客”都是鲁迅用过的概念。《野草》里的“过客”，是一个坚韧的、一味往前走的跋涉者，他无需成功的保票，也没有辉煌的目标，只一味往前走。人们告诉他，前面是长满野蔷薇的荒原，他还是往前走；人们告诉他，前面是埋着死人的坟墓，他还是往前走；决无投机气味，走的过程就是生命实现的过程，就是目的本身。这种过客，与当代的具有“目的论历史观”的战士们很不一样。我也曾是这种目的论者，因此，如果不是前边有未知的天堂或“无限风光”的诱惑，我是不肯往前走的。但是不少中国的知识者和我不一样，他们仍以过客精神自勉，总是不甘沉沦，总是孜孜不倦，硬是踩着野蔷薇与铁蒺藜不屈地前行。在八十年代里，过客精神又张扬了一阵，不少知识者踏破各种禁区，不顾得失，硬是去开垦新的精神空间。 可惜，近几年来许多知识者，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和我自己，却感到当“过客”太累太笨太傻。辛苦且不说，满身伤痕也无妨，更讨厌的是满身罪名，常被龌龊的道路和龌龊的嘴巴弄得一身泥浆一身脏，于是就不想再当过客了。不想当过客，就想绕过野蔷薇和铁蒺藜，找棵大树好乘凉，找个小屋好自在，做一个戏剧的“看客”或做一个新过客的“看客”。鲁迅早就说过，中国人都是“戏剧的看客”，自己不妨也当当这种角色，品赏一下别人的成功，也品赏一下别人的失败。看着他者的伤痕、痛苦、灾难，大约也很舒服。多数知识者只愿意当看客，不愿意当过客，可见中国人确实聪明。当看客既没有危险，又可评论、鉴赏、怜悯过客，自然是比过客高明。这几年，许多知识者从过客变成看客，在聪明度上升了一级，但在人格力度却降了一级。但因为太聪明，又不承认降了一级，因此就抬出几位老先生作挡箭牌，说明不当过客而当看客才是人间唯一的正道。于是，看客们变得既轻松又富足，既安全又辉煌，而且还老教训继续犯儍的新过客。当然，看客们也有不同，有的是用阴人的眼光专看过客们的笑话和两败俱伤的戏剧，内心阴冷自私得很。有的看客则心有余热，只是不愿意和屠伯们同流合污而又无路可走，只好暂时充当看客，一边看，一边想，拒绝充当帮凶、帮忙与帮闲，这是无可指责的。我这几年一直为这种看客辩护，觉得社会的情怀应宽容一些，允许知识者当看客，当隐士，当静穆的陶渊明。倘若连寺庙似的精神避难所都不给，就未免太严酷。但是尊重这类看客并非贬抑过客。倘若过客全都灭绝，只剩下看客，那么，社会就要变成职业杀手们恣意横行的天堂。这样的社会，一定也很乏味。 还有一些知识者，则既仇视过客，又蔑视看客，声明自己是批判过客与看客的革命剑客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利箭的箭客。但是，很可惜，他们一是缺少剑术和箭术，无真本事，倘若仔细看看，就会发现他门的剑和箭，乃是挂满血迹的棍子。二是骨子里缺少剑气，只有奴才气，因此，总是成不了剑客，倒变成了政客。这些混迹于士林中的政客，先是把“主义”当作打人的“器具”和唬人的“面具”，之后，又把主义当作“淫具”，奸污纯正的文化精神，从文学到艺术，从哲学到心理学，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到何其芳的“阿Q研究”，一路“嫖”过去，污蔑污辱过去，从而成了政治嫖客。而士林里还有一种并非政治的士人，因为消沉，而且一沉到底，干脆下海经商。经商本不坏，但因为消沉得过分而心理变态，因此，经营也走邪路，不顾商业游戏规则，而且赚了钱就去吃喝嫖睹，也成了“嫖客”。我在国内国外都听说一些原先激昂慷慨后来消沉得只会逛红灯区的嫖客的故事。在巴黎，他们就钻红磨房，在北京、上海、深圳，则钻特区中的特区——有钱可以买到一切包括买到肉体的黑磨房。上述种种嫖客嘲笑“过客”是呆子，是走得太远的自由化分子，唯有自己才是顺应时代大潮的骄子和“主义”的赤子。这种嫖客，在士林里已不少，此刻正忙着寻找权力、金钱和女人。当然，有时也写点反和平演变的文章和大梦初醒的文章。 中国士林的历史角色发生变迁，从过客变成看客又变成嫖客，这可以反映中国精神界变迁的一角。从这一角看，精神文明好像是一天不如一天，精神沦丧的速度倒是一天胜过一天。 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于加拿大卑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