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有别，友情无限——缅怀种生好兄弟---刘再复(美国)高五组【校友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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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有别，友情无限 听到挚友黄种生兄去世的消息时，我在美国科罗拉多的高原上，不是像往常那样为逝者怆然涕下，而是从书桌边站起来，仰天长啸，朝着东方大哭，并立即写下“悲失兄弟，天空从此缺一角；哀别手足，心痛何止哭千年”。我知道自己内心的哭泣将哭到地老天荒。 我和种生兄的友情是大家知道的，国光中学三年同窗，厦门大学四年同学。在厦大时，我是团支部书记，他连团员都不是，但我们形影相随，一起创作《厦门大学战歌》，一起朗读普希金、惠特曼诗歌，一起疗治浮肿病。我被攻击时，他挺身而出，为我仗义执言，充当我的“辩护士”。在饥饿袭击时，我们一起拿起脸盆去拾白菜绑子，然后一起煮着吃。如果得到两三块钱的稿酬，我们又会“有福共享”，一起去吃带鱼头汤或响往已久的“冰激凌”。我们常常交流青年时代最高的秘密，恋爱的秘密。不仅透露真相，而且商量如何“圆满”。从一九五六到二〇一六整整60年，我们的友情不易不迁。我的小女儿“刘莲”的名字是他起的，就在他逝世的当天，刘莲给我发了信。她说：“种生叔叔去世，您一定特别悲伤，连我的名字都是他起的，可见您们的友情有多深，请节哀、保重。”刘莲是金庸“平生唯一的记名弟子”，她知道我和金庸、施光南、李泽厚、高行健、黄种生等朋友的情感有多深。她生怕我经受不住悲痛的打击。 出国之后，圈内的朋友问我：“种生和你走的路不同，他数十年担任党报（《福建日报》）总编辑，为党的方针政策作註，与你这种独立的知识分子大不相同。道不同，不相往来，你们怎么又如此相契，友情如此之深呢？”听到这样的提问，我回答说：“我们道虽不同，心却相同”。 二〇一〇年五月，种生的好友、懋利（种生的爱妻）的哥哥陈懋强兄（也是我国光中学的同学）带领我和菲亚到福州郊外的琅岐与阔别30年的种生见面。在他的宽阔大寓所（“紫云晨川楼”）里，我们为相逢而兴奋不已。我们都知道这是天赐的难得的瞬间，内心一些久藏的话要一吐为快。我就说“人家以为我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我却说，我们道不同而心相同。”他说：“我们何曾走出故乡的那座高盖山！？”我说：“其实，一个人重要的不是身在哪里，而是心在哪里。我虽到处漂流，但还是心系故国故乡故人。” 他说，“在二〇〇三年我就写你‘走不出故乡那座山’，打死我也不相信你会忘记自己的祖国与故乡。”他还认真地声明，“说我们道不同，也不完全对。我们都选择邓小平的改革大道，而且是这条大道的坚定卫士。”我说，“不管走到哪个天涯海角，不管自己如何升沉起落，我们都认定，中国只有改革才是出路。”也许为了深谈，他把我带到屋外的小花园里，悄悄地说：“再复呵，真没想到，我脾气倔，您比我还倔。”接着，他又说，“我早就读了您写胡乔木的文章，知道你喜欢他的‘书剑无成众志成’的诗句，你这个人呵，是诗书有成冠无成，当不了大官，脾气太倔。为了诗书，什么荣华富贵都不要！”听了他的话，我感动了。觉得他很理解我，于是，我也掏出心窝说：“说我们道不同，既对也不对。我们读中学时就做中国的富强梦，你坚持我也坚持，只是我多做了一种个体自由梦。我的脾气就倔在这里，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他说：“我是一个梦做到底，你却做两个梦，不合时宜呵！” 那一天，我们所有的话都掏心掏肺，不掺一点假，只要有一点点假，都是对友情的背叛。谈心之后，我们走回屋内，我放了施光南和我合作的歌给他听。那是施光南自弹自唱的录音带，我写道：“相思树，相思长，相思树下别故乡，此去五湖四海日，唯有床前明月光”，他听完说：“这不是诗纖吗？怎么把命运唱得这么准？”说完他竟落泪了。我看到他悄悄地擦了眼睛，明白了这位知心的朋友是为我走远天涯而伤感。为了安慰他，我连忙请茅洲（他的爱子）铺纸写字，写的是“读沧海”。漂流不正是读沧海、读四海吗？漂流，至少眼界扩大了，没有什么可感伤的！ 但我深知，在他的眼泪里，对我曾有过多少牵挂，多少担心，多少痛惜。不管怎么说，泪珠里饱含着他最深的情义。在此次见面中，他还说，“在担任总编期间，和历届省委第一书记，如贾庆林、宋德福、陈明义等都很熟悉，我想给贾庆林写一封信，让他和中央召唤你回国。”我当场立即回应：“你这好意我领了，但没有必要上书，我在海外生活很好，自造一个象牙之塔，进入很深邃的精神生活，不想回来了。” 但此后听懋强兄说，他还是写了。不管怎么写，“写”本身是他爱我信赖我的明证。我知道，为了我，他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会尽一切不可能而能之。这一点，我的脾气倒不如他那么倔强。 种生兄远走了。我还想对他说：承认吧，承认吧，承认我们选择的道路有所不同，但友情却是永恒与无限。你做一个梦有充分理由，我做两个梦也有充分理由。不必争论。让所有的理由都在我们的友情与乡情中融化吧。生前的是是非非，身后的明明灭灭，哪能比得上我们的友情的无限高贵与无限深厚呢？！ 写于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走不出那故乡的山----------黄种生(福州)高五组【校友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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