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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菲华侨抗日烈士洪永传 广大华侨历来有强烈的爱国爱乡的传统,无论身在何方,都心系祖国。太平洋战争中,南洋华侨不仅倾力支持国内的抗日、救亡、赈灾,还与侨居地人民并肩作战,英勇反抗日本的侵略、压迫,争取独立解放,一直坚持到最后的胜利。洪永传就是一位牺牲在菲律宾抗日前线的爱国华侨、抗日烈士。 1900年前后,南安蓬华华美村的商人洪氏(姓名失考)与晋江东石珠泽户(今东石镇第三社区)的蔡国勤合伙经营红料生意,从龙溪的石码(今漳州市龙海区石码镇)批发采购红料(红砖、红瓦等建材)及金银纸(闽南用于祭祀、佛事等民俗活动的纸制品),船运到晋江、泉州贩卖。蔡国勤有两个儿子,长子蔡世礼(字礼直,小名式怣、式慐)很可爱,经常随船。洪、蔡亲如兄弟,洪氏收蔡国勤的长子蔡世礼(式慐,字礼直)为养子,带到华美抚养,改姓为蔡洪。光绪末年,蔡洪世礼挑着一担猪脚面从南安沿途叫卖,到厦门新路头(一座码头)附近落脚,经营猪脚面,人称“猪脚慐”(慐,闽南话,呆傻)。后在厦门局口街买下一座平房,在思明南路(旧蕹菜河)购买上下三层的店铺,楼下经营,楼上自住。 后来,蔡洪世礼结婚,1911年生下洪永传。洪永传长大后,成为一个正直、勇敢、善良的青年。当时,厦门的灭火救灾工作,除了成立于1927年的一支20多人的职业消防队外,主要靠益同人公会消防队、建筑消防队、附寨保消防队、怀德保消防队等民间义务消防队i。洪永传和弟弟洪永顺(蔡洪世礼的养子)都是义务消防队员。每次出现火情,兄弟俩都义不容辞,赴汤蹈火,冲锋陷阵,救死扶伤。 东石镇位于晋江的西南海滨,与厦门岛东北隔海相望,交通便利。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华侨在此投资建成民生、利群等多家电机纺织工厂。1933年9月成立的利群织布厂(遗址在今东石镇政府内)为最大同业厂家ii,洪永传应聘在厂里从事技术工作。 华美洪氏家境不错,先后有两位夫人,七个女儿。前三个女儿嫁国内,后四个女儿都嫁给菲律宾吕宋华侨。七个女儿都很敬重大哥蔡洪世礼。约于1935年,四妹洪佩珍回国探亲,带侄儿洪永传去吕宋谋生。菲律宾是东南亚离福建最近且最富庶之国,是“过番”的首选之地。菲律宾当时是美国的殖民地,执行排华政策。如果没有亲友提携,赴菲需要高价购买菲律宾居留证,俗称“大字”,一张就要3000多元,相当于普通百姓至少5—10年的收入。有感于洪家的疼爱栽培,蔡洪世礼与夫人陈刊治决定全家改为洪姓。 洪永传只身赴菲,在厦门与夫人陈秀云生有两儿两女,洪国勋为长男,1932年12月出生。最小的儿子洪国璜,1937年6月出生,但洪永传在他出生前去了菲律宾,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洪永传四姑母洪佩珍的丈夫柯腾辉,是菲律宾华侨富商,祖籍南安县官桥镇后曾庄。柯家兄弟九个,柯腾辉排行老三,是家族第三代华侨,其众多兄弟中有几位与洪永传年纪相仿。菲律宾是世界著名的雪茄烟产地,洪永传先是在四姑父家的柯顺德烟厂做工,后转到马尼拉慎昌钟表店供职。 自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步步紧逼,直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华侨始终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持续开展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组建抗日后援组织,开展救亡宣传,抵制日货,打击日本的经济扩张,踊跃购买救国公债,募集捐款、募捐飞机支持祖国抗战,组织回国慰问、从军。作为爱国热血青年,洪永传不可能置身事外。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人“航空救国”呼声高涨,且国内抗日战场上,敌空军肆虐iii,我空军官兵死伤惨重,急需补充飞行员。1938年,洪永传看到成都空军军士学校的招生公告,动员七表叔柯腾蛟(1917年出生)说:“你年轻、身体健壮,又有文化,参加空军打日本最合适!” 于是,柯腾蛟从菲律宾回国到长沙报名参加航校招生考试。经严格筛选,1938年7月30日入读成都空军军士学校第二期(后称官校十二期特班)iv,1942年1月15日毕业,成为一名优秀的驱逐机(分驱逐机和轰炸机两科,驱逐机即战斗机)飞行员,参加空中作战v,痛击日本侵略者,立下赫赫战功。 1938年5月13日,日军袭占厦门。日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厦门数千军民死难,蔡洪世礼带全家逃到鼓浪屿(时为公共租界,日军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侵占)。在黄家渡码头附近搭棚子继续经营猪脚面,局势平稳后回思明南路店铺经营。洪永传的回家之路被阻,再也没有回国。 1942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时大举进攻美英荷殖民地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东印度群岛等地,不到半年就侵占了东南亚广大地区。1942年5月6日,菲律宾全面沦陷。13万美菲军大部投降,小股残余分散在广大群岛的山间和丛林继续武装抵抗。日军灭绝人性,罔顾国际公法,对交战国军民肆行凌辱、屠杀、劫夺、压迫,其残暴罪行罄竹难书。大量华侨被屠杀、侮辱,货物、仓库纷纷被日军没收,生活无着,侨汇、交通断绝。华侨纷纷奋起反抗,组建、参加地下抗日组织,拿起武器打击侵略者。 菲律宾华侨抗日组织,主要有左翼:1942年3月成立的抗日反奸大同盟(简称“抗反”)、1942年5月成立的华侨抗日支队(简称“华支”);右翼 “四抗”:(1)1942年5月,国民党海外支部组建的华侨抗日义勇军。(2)1942年8月,三青团驻菲律宾直属区团组建的菲律宾华侨青年战时特别工作总队,简称“特工总队”。(3)1938年,菲律宾80多位华侨青年回国,在福建南平李良荣将军主持的第十三补训处参加军事训练。其中,60多位返回菲律宾,1942年2月组建菲律宾华侨战地民主血干团,简称“血干团”;(4)1943年8月,血干团第六大队脱团成立的菲律宾华侨青年战时迫击团,简称“迫击团”,后期分为迫击团三九九部队和抗日锄奸迫击团vi。此外,还有菲律宾洪门昆仲建立的菲律宾华侨抗日锄奸义勇军等。 华支、“四抗”各组织分别都仅有数百人,加上残存的美菲军小股游击队、1942年3月成立的菲律宾人民抗日军(最多时2万人)等,抵抗力量与日本占领军相比,强弱悬殊。华侨各抗日组织开展的活动,主要是抗日宣传、情报、破坏、锄奸、游击战等。 华侨抗日义勇军由柯俊智、施逸生、柯叔宝等12人发起,成员主要来源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驻菲总支部与马尼拉支部在马尼拉组织的华侨战时服务队队员;店员公会会员;菲华鸣谦国术社部分社员等。其他抗日组织,如血干团的成员也有主动转入的,如王孝谦等。背负着国仇家恨,洪永传不顾危险与艰难困苦,第一时间参加了华侨抗日义勇军。 由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吸收成员必须经过严格考察、审核,确保忠诚可靠。洪永传四个姑母嫁给菲律宾华侨,比如四姑母嫁入柯氏家族,六姑母嫁入林秉义家族(厦门禾山前埔人,经营地球牌香烟),因此在菲亲友众多。洪永传抗日意志坚定,把几个表叔等不少亲友发展加入义勇军,如柯腾经。 华侨抗日义勇军一开始就定位为军事组织。无论是回国还是在菲,都是直接面对日本侵略者,在哪里抗日都一样,在菲律宾战斗也是支持国内的抗日战争。他们与菲律宾丹乃山上的马京上校领导的游击队取得联系,从1942年8月起陆续派部分队员分散上山,接受军事训练,打游击。洪永传、柯腾经都是游击队员。 丹乃山隶属黎刹省,面湖背山,高山纵横,是易守难攻之地。马京游击队有1000人左右,义勇军战士一开始就与其混合编组。人员越来越多后,经协商,华侨单独成立一个特务营(支队),分五个分队,推施逸生为司令,柯俊智为参谋,李君亮为营长,李扶西为副营长,王孝谦、苏白为教官。1944年底,山上的义勇军战士达六七十人vii。 1942年,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司令部(美军西南太平洋地区司令部)设立了盟军情报局。在情报局菲律宾地区组的领导下,美军第5217侦察营(特种)和第978通讯连合并成的第一侦察营(特种),在菲律宾群岛各地收集情报viii。他们设立情报站、建立电台,为盟军被击落的飞行员和战俘开辟逃跑路线,报告日军运输动向、空中活动、天气情况和军事情报。日军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采用各种措施侦破、扫荡。当地部分土匪武装打着抗日游击队旗号,行抢劫、争夺地盘之实,也严重威胁情报站的安全。 美军的一个情报站就设在马京游击队基地,包括美勒上尉、示多韧上尉、女上校YAE(美籍,马京上校的夫人),后者负责联系远在澳洲之总部的工作。另外有位森林技术特别训练专家Santos驻部,负责有关无线电收发,教导新式枪械之使用及修理,并指导游击战术与引爆断桥的技术。美军利用潜艇、空投不定期地提供弹药、药品等补给。 美菲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1942年离开菲律宾逃往澳大利亚之前,留下“我还要回来”的诺言,菲律宾人深信不疑,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美军的反攻。马京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这支美军情报小组,以及收集情报、破坏、训练等,保存实力,准备迎接、配合大反攻,较少主动出击。1944年夏天之前,战斗任务少、规模小,不时要转移营地,躲避日军的围剿,或抗击土匪武装。游击生活居无定所,往往三餐不继。在荒崖危谷间披荆斩棘、通宵达旦、跋涉劳顿是家常便饭。 1942年5月到1943年初,经过中途岛、瓜达尔卡纳尔岛等战役,盟军取得对日反攻的优势,夺取了战略主动权。1944年10月20日,美军在菲律宾莱特岛登陆,打响了菲律宾战役。随后,日本海军在莱特湾海战中惨败,自此一蹶不振,失去了战场制海权。 1944年8起,菲律宾的日本侵略军垂死挣扎,加强了对人民的压迫、屠戮和对抗日力量的镇压,两次大规模进丹乃山清剿。马京游击队经常转移营地,阻击日军侵扰,并频频主动出击,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战事频仍。义勇军寄人篱下,被马京游击队当附庸性质看待,受尽了委屈。一遇警报,不是当先锋冲剌就是殿后掩护,甚至领导阶层也被怀疑是内奸间谍。但义勇军坚定信念,忍气吞声,英勇作战,机智勇敢,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 1945年1月9日,美国第6军团在吕宋西北的仁牙因湾海岸登陆,迅速向南推进。2月3日,美军第1骑兵师进入马尼拉北面外围,次日开始为期一个月的解放马尼拉战役。期间,马京上校命令游击队、义勇军下山赶赴马尼拉。节节败退的日军则纷纷从城市、村镇向山区、森林转移,躲避美军的空袭。双方攻防之势完全逆转,形成大对调。游击队下山时,经常与日军遭遇,短兵相接。 1945年2月12日,洪永传壮烈牺牲。关于他的牺牲有三种说法: 一、义勇军在一次遭遇战中被日军包围,洪永传是副参谋长,因患严重的疟疾,行动困难,主动留下阻击,把随身物品挖坑埋入土中,用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这是战友及洪佩珍等告诉洪永传的遗属的,他们还带一份报道洪永传的英勇事迹的报纸,登载洪永传撰写的《军中随记》,1958年报纸还在,可惜后来毁失了。遗属看到的应该是《大华日报》或抗战胜利后菲律宾侨界纪念烈士的某种特刊。 义勇军成立后不久即以“牧羊社”的名义,出版地下抗日宣传刊物《通讯》;1943年3月改为周刊《大汉魂》;1945年2月,马尼拉光复后改为公开出版的日报,定名《大华日报》ix。 二、 是义勇军领导人之一的柯叔宝,在《战斗在异国的山林里》(载于正式出版的《柯叔宝自选集》)一文中记载: “本军在丹那山林中建立游击部队,经常与清山日军发生遭遇战,各有死伤,洪永传烈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手榴弹与敌偕亡的。日军渐渐的也就不敢轻易上山胡作乱为了。”x 三、是王孝谦在《CVP菲华志愿军人退伍总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特刊》xi的回忆文章中提到的: “落山后进驻内湖道XX村,……菲友军部队分别每日以几艘舢板运载部队渡过内湖的弯曲的湖中,我们中国人的部队又是担任殿后的部队。这意思令我不解,每次移动部队都是把我们放在殿后。一个炎热的中午,菲中的战士们分别在村里等候舢板,我们的部队聚集在茅屋下擦枪。洪永传同志蓦地走出场中扭开美国式手榴弹,吱吱作响,看见的人均大声呼喊。洪同志朝着四周寻找,前后左右都有小撮的人,说时迟,那时快,手榴弹便在他手中爆炸,正视他受伤缓缓倒下去,手的骨肉飞溅,被冲击面部者多人,但幸仅只他一人死亡,整个闷热中夏,弹声爆炸更显得热中忧闷。结果没有一个人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光明在望又等船返回老家,无理由自杀的。树荫下长埋英魂,悲怆永诀。 王孝谦是今晋江罗山镇沙堤(原沙塘村)人,1938年回国在福建南平第十三补训处受过军事训练。根据他的回忆文章,洪永传的牺牲是一个意外。部队随时会与日军遭遇,休息时也需绷紧神经,高度警惕,随时准备战斗。洪永传休息时可能出现幻觉,以为被日军包围,拧开手榴弹拉环准备投向敌人或者与敌人同归于尽。在一片惊呼声中清醒过来,发现场地四周都有战友,往哪个方向投弹都可能误伤自己人。该弹可能是MKII手雷,杀伤半径5—10码,拔除引信后延时爆炸4—4.8秒,根本没有考虑、反应的余裕。生死瞬间,他把手榴弹留在手上爆炸,牺牲自己,保全战友。 王孝谦文中没有写出洪永传牺牲的具体日期,根据该文信息,推测为2月中旬、春节之前。 三种说法不尽一致,但都证明洪永传是在前线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被手榴弹所炸,牺牲在胜利前夕,年仅34岁。 洪永传生前在南安、晋江、厦门、菲律宾一带,深得众多亲友厚爱。而他作为蔡、洪两家的长子、顶梁柱,上有父母,膝下有四个幼小的子女需要抚养,其舍家杀敌,为国捐躯的精神,更令人敬仰。 1946年,菲律宾战后重建初见成效,经济逐步恢复,华侨大量回国探亲。洪佩珍带回了洪永传牺牲的消息及几件遗物:结婚金戒指一枚、皮夹一只、四个子女的合影一张、个人照120胶片一张、行军毯一条。后来,战友们把他的遗骨带回厦门。历经多年战乱,翘首盼望音讯隔绝多年的亲人回家团聚,得到的却是不幸的消息,家人们既陷入无限的悲痛,又引以为豪。 抗战胜利后,菲政府、华侨团体于马尼拉举行“菲律宾抗日烈士追悼大会”,宣布洪永传为抗日烈士。1946年9月25日,《国民政府公报》第二六三三号刊登国民政府令,表彰36位华侨抗日义勇军烈士。表彰令称华侨烈士“侨居异域,志切同仇……精诚爱国,义烈可风,应予明令褒扬……用彰勋绩,而昭激励”。洪永传在军中担任上尉副参谋长,居副营长李扶西烈士之后,军衔在义勇军牺牲烈士中最高,名列第二xii。1951年,华侨抗日义勇军在马尼拉华侨义山修建“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军殉难烈士纪念碑”,镌刻36位烈士的英名,“福建思明 洪永传烈士”位列其中。福建思明,即当时的思明县,辖1912—1932年厦门岛西南部等地区域,今厦门老城区大部分。台北国家忠烈祠供奉了他的牌位,编号J4-85,牺牲原因为“在南吕宋丹乃为日军包围自戕成仁” ,牺牲日期是1945年2月12日。 参考资料: 注释: (1)“解放前的消防和火灾”,姚自强,厦门文史资料第14辑,福建省厦门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88年,第135页。 (2)《近代晋江地区华侨的国内投资》,林金枝撰,《华侨史》第2辑,晋江地区华侨历史学会筹备组编,1983年第196页。 (3)《航空与救国:中国航空建设协会述论(1936-1949)》,谢遵议撰,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4)《白鸽木兰:烽火中的大爱》,李黎著,三联书店出版,2020年,第34-35页。 (5)《空军飞行军士学校第二期学生名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空军联合作战部队中国飞虎研究学会网站(网址:http://www.flyingtiger-cacw.com)。 (6)《旅菲华侨抗日史》,陈瑞时撰,华侨与抗日战争论文集,华侨协会总会印行(台北),1999年,第324-374页。 (7)《旅菲华侨抗日史》,陈瑞时撰,华侨与抗日战争论文集,华侨协会总会印行(台北),1999年,第365页。 (8)《挑战死神:记战斗在菲律宾日占区的美国特工》,鲍勃.斯泰尔(美)著,徐黎娟译,群众出版社,1998年,“前言”第2页。 (9)《菲律宾华文报史稿》,赵振祥等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34页。 (10)《柯叔宝自选集》,柯叔宝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85年,第99页。 (11)《CVP菲华志愿军人退伍总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特刊》,菲华志愿军人退伍总会编,1995年,第63页 (12)《国民政府公报第二六三三号》,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1946年9月25日。 2023年12月发表于《南安华侨史料》第八辑,2026年年2月10日修改。
【作者简介】许志强,泉州华侨历史研究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