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翔云《望洋兴探》(遗作)| 第五十八章 居住在闽南的阿拉伯人后代【校友文萃】

厦门 初30组 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五十八章
居住在闽南的阿拉伯人后代

　　福建伊斯兰教的传入比较特殊，穆斯林来源广泛、居住分散、汉化程度高，风俗民情同西北穆斯林有较大差异。

　　伊斯兰教于唐武德年间随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贾从海路传入泉州，并于唐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建起福建第一座清真寺——泉州麒麟寺。此后百余年间，福建伊斯兰教始终与对外贸易往来并兴共荣。

　　宋代，海外贸易空前繁荣，大批穆斯林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接踵而至，伊斯兰教在泉州十分活跃。到了元代，泉州继续成为世界贸易大港，伊斯兰教在福建有了很大发展，福州、邵武先后修建起了清真寺，全省穆斯林达数十万之众，并设立了伊斯兰教公会。

　　元末，泉州爆发长达十年的战乱（亦思法杭兵乱），并波及福州、莆田等地；明初，泉州港开始没落，大批穆斯林商人从海路离开；清代，海外穆斯林已不再从海上来，而福建地处东南一隅，与内地穆斯林联系多有不便，伊斯兰教远不如宋元时期兴盛。

　　目前，福建约有穆斯林后裔数万人，主要分布在泉州、厦门、福州、邵武4个城市及周边县区。有泉州市清净寺、厦门市清真寺、晋江市清真寺、福州市清真寺和邵武市清真寺5座清真寺。

　　当时来华之西域穆斯林，无论背景是阿拉伯人或波斯人，以其特有之宗教文化与聚居社群形态，被称为带有域外侨居者意涵的“蕃客”。自唐末至宋代，随着“世居蕃客”现象的延续发展，都意味着包括泉州在内的中土穆斯林，其在文化特征与社会互动形式上，都开始与周边的汉族人群产生密切的交流关系。而其中唯一没有产生变迁者，即为对于伊斯兰信仰的坚持。

　　元朝根据实行统治的前后秩序，对民众实行“民族四等级制”，把治下民众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并据其所处等级在为官、刑罚、禁令、赋役等方面作出了与之相应的政策或规定，当时色目人掌握着泉州市舶和军政大权，作为上层统治者，他们残酷压榨泉州民众，为民族矛盾埋下了深深的祸根。特别蒲氏家族参与的“亦思法杭”兵乱，给处于等级底层的泉州民众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因此，陈友定平定“亦思法杭”兵乱后乘机大肆杀戮回回人，备受蒲寿庚家族的压榨和兵乱的蹂躏的泉州民众，也在平叛战争中和乱定之后，燃起民族复仇情绪，致使许多在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的商人、传教士和我国西北的少数民族人在平乱中遭受残酷的杀戮。史称：“是役也，凡西域人尽歼之，胡发高鼻有误杀者，闭门行诛三日。”“凡蒲尸皆裸体，面西方，……悉令具五刑面诛之。”（《丽史》，载《清源金氏族谱》）汉族统治阶级也乘机掀起排外风潮，对外人和少数民族实行歧视压迫政策。如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鉴于“亦思法杭”祸乱，在大赦天下的诏旨中特别规定：“独蒲氏余孽悉配戎伍禁锢，世世无得登仕籍。”（《丽史》，载《清源金氏族谱》）。

　　战乱后，致使大批回回人逃离泉州，或回国，或迁徙乡间或他方，多隐姓埋名，以求生存，不敢再来泉州贸易。加上朝廷对外贸采取“严加取缔”，从此泉州港元气大损，一蹶不振，降为私商活动和华侨出国的地方性港口了。

　　现在生活在泉州地区的穆斯林后裔家族有金、丁、夏、马、郭、蒲、葛、黄等姓。历史上存在过的穆斯林后裔家族还有铁、迭、闪、米、百等姓。从族谱和其他实物可以得知，苏、李、黄、杨、武、张、林、陈也与阿拉伯-波斯侨民有血缘或通婚关系。

　　穆斯林后裔家族散居泉州城乡各地。涂门街清真寺周围形成城区比较集中的回民社区，黄、马、夏、葛、郭、蒲等姓聚居此处，回民社区各姓氏之间通婚尤多，有自己的节日如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等，保持穆斯林风俗习惯。

　　陈埭丁氏回族聚居于晋江市陈埭镇的七个行政村，有回民17000人。据《丁氏族谱》记载，丁氏“祖从回教”，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回民族。其一世祖“自苏货贾于闽泉”，卜居泉州城南文山里。元代末年，三世祖“植业于城南之陈江”，因而举家迁居于今之陈埭。六个多世纪以来，丁氏“业日以拓，族日以大”，发展成今被誉为“陈埭万人丁”的大姓钜族。然而，丁氏回族在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已经汉化。见图58-1

图58-1 陈埭丁氏宗祠

　　汉化，是一种少数民族在与汉族共同生息和交往中，其文化整体或部份地丧失本文化的特征而趋同于汉文化的现象。那么，丁氏回族的汉化表现在哪些方面？汉化的时间与过程如何？促使其汉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丁氏回族的汉化，突出地表现在接受了汉民族的传统观念。宗祠的建立和族谱的修纂，是其重要的标志。

　　丁氏回族的汉化，明显地反映在宗教习俗的变革方面。根据笔者在丁氏回族社区对近半世纪以前的社会民俗状况所作的田野调查收获，从以下五点描述其宗教习俗方面的汉化表现。

　　第一、宗教信仰。崇奉佛、道教和其他诸神祇在丁氏回民中已成普遍现象，甚至还有一部份人信奉基督教。

　　第二、祭祖活动。在丁氏回族社区，祭祀祖先的场所，除大宗祠外，还有小宗祠和祖厝。

　　第三、节日庆典。丁氏回族原有的礼拜、封斋，以及宰牲等重要的“祖教”礼仪和节日，已全然消失而完全汉化。他们按当地汉族的习惯欢庆“四时八节”，即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立冬、冬至和春节（年兜），节日庆典活动亦如是，元宵闹花灯、清明祭祖墓、端午缚粽、中元普度、中秋团圆、立冬“补冬”、冬至食圆、年兜守岁，回汉同乐，融为一体了。

　　第四、丧葬仪式，丁氏回族的丧葬仪式，早已不见伊斯兰教之痕迹，而遵汉俗有过之而无不及。丧事的举办，虽因各人的经济条件和身份地位的不同，而仪式之繁简和费用之丰俭有别，但与闽南汉族同样离不开侈费和迷信两个特点。

　　第五、婚姻仪式。闽南汉族社会中存在种种不同的婚姻形式，所有这些婚俗丁氏回族都无不存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丁氏回族文化内涵已经失去伊斯兰文化因素，而完全趋同于当地汉文化了。

　　在“断以节斋府君为始”至今近七百年的发展历史中，丁氏回族文化经历了一个逐渐趋同于当地汉文化的汉化过程。丁衍夏的《祖教说》，不仅描述了丁氏回族汉化的详细情况，而更重要的是为我们认识其汉化过程提供了线索：

　　“吾家自节斋公而上，其迁所自出，俱不得而详也。由其教而观之，敦乎若上世风气之未开然也。如殓不重衣，殡不以木，葬不过三日，封若马鬣而浅，衰以木棉。祀不设主，祭不列品，为会期，日西相率西向以拜天。岁月一斋，晨昏见星而食，竟日则枵腹。荐神惟香花，不设酒菜，不焚楮帛。诵清经，仿所传夷音，不解文义，亦不求其晓，吉凶皆用之。牲杀必自屠而后食，肉食不以豚。恒沐浴，不是不敢以交神明。衣崇木棉不以帛，大率明洁为尚也。夏稚年习见如此。厥后殓加衣矣，殡用木矣，葬逾时矣，衰麻棉半矣，祀设主矣，封用圹矣，祭列品矣，牲务肥腯矣，天多不拜矣，斋则无矣，牲杀不必出其屠而自杀矣，衣以帛矣，交神不皆沐浴矣，酒果设矣，棉帛焚他神矣，祀先则未用也，香花之荐犹故也。今则祀先有焚棉帛者，牲杀不必自杀与其屠者，衰皆以麻无用棉者，葬有逾十年者，吉凶有用黄冠浮屠者，食有以豚者。”

　　《祖教说》具体地记述了丁衍夏“稚年”、“厥后”及“今”所亲身经历的三个不同时期的丁氏回族在宗教习俗方面的变化情形。丁衍夏字宜昌，号味莲，居十世，生于明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生活在嘉靖之初，“厥后”为嘉靖中，“今”应是丁衍夏修纂族谱的万历初年。丁衍夏的一生正处于丁氏回族宗教习俗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然而，如果把这看成是丁氏回族汉化的开始，那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姑且不论丁氏宗祠的建立和族谱的修纂始于明初，还有许多迹象表明，在丁衍夏稚年之前，丁氏回族已经开始汉化了。

　　其一、虽说“祀不设主”，但类似“立于宗庙以栖神者”的“主”，在嘉靖初年以前便在宗祠里出现了。《雁江怀古山房私谱》载：按一世至四世祖考妣不设神主，惟制一木屏列而书之。其后则我汾祖宦回手书也，纪列祖考妣生卒年月日时及其葬处，至于仁庵公独详。夏及见之，此木屏毁于倭，今之木屏则再制矣。

　　原木屏为“汾祖宦回手书”。汾祖即八世丁仪（字文范，号汾溪），生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登乙丑（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榜进士，历官四川按察司佥事，卒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享年49岁。木屏之制，在丁仪去世的正德十六年之前，丁衍夏尚未出世。做一木屏列书一世至四世祖考妣以供祭祀，实质上就是一种神主牌位之设。这与今祖厝神龛中所供奉的那种“化主”后用来纪录若干祖先忌辰而制作的木屏，其性质是一样的。再者，《丁氏族谱》记载祠堂里供有“岁祀瞻拜”的四世祖仁庵之“遗像”。这幅遗像，是仁庵于洪武年间因白莲会案被逮系京师狱中，“乃同系诏狱名画笔也”，出狱时“其小影夹置衣领中以行”而带回家来的。此画像被奉为祭拜之对象，一定是仁庵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去世后便开始了，比起木屏之设要早得多。所谓“祀不设主”，很显然丁衍夏是不把画像和木屏看成后来“祀设主矣”的那种“木主”而言的。画像和木屏之设，虽然与后来的那种每位死者独立设神主牌位的“木主”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实质上也是一种设主。假如把丁衍夏所云“祀不设主”视为当时丁氏没有祖先崇拜的观念和行为，那就错了。“祀不设主”清楚的表明在所谓的设主之前已经有了祭祖活动，虽然没有设立后来的那种“木主”，但祭祖活动正是以瞻拜画像和供奉木屏而展开的。如果像有的人片面地把当时的祠堂说成是清真寺，那么对于这些现象是很难作出解释的。

　　其二，在墓葬形制上，嘉靖初年以前，并非都是“封若马鬣”。目前已知的丁氏祖先采用伊斯兰教徒塔式墓形制安葬的，有一世至三世祖暨妣。……然而，到了第六世便开始采用汉式墓制了。从谱载六世祖龙隐妣陈氏墓之“合葬墓图”观之，墓前立有由石牌与石案组合而成的墓碑，上刻汉文“陈江龙隐丁公墓”，墓后墙壁掩三面环绕，是为汉式墓。稍后的七世祖常卒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与继妣王氏合葬墓，族谱更明确地标示“此为灰墓”，完全属汉族墓葬形制。

　　陈埭丁氏回族之族宗谱始修于明代初年，目前经眼者少数是康熙、乾隆年间编撰的，而以道光、光绪和民国时期重修、续修的为多。《陈埭丁氏回族宗谱》根据近些年来搜集的二、三十部不同时代、不同房支的谱牒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和勘校标点，分为序、跋、谱例；纪、说、表；传记、行状；像赞、图赞、寿序；墓纪、圹志；祭祀规约；契约文书；讼稿、批语；碑铭牌匾、楹联诗文；绘图、画像；世系、谱图；拾遗等12卷，把散见在各谱中的资料，归纳于上述一定内容范围的分卷之中。此外，还收录了谱牒以外的出土墓志铭、民间契约文书、现存的碑匾和宗祠的柱联等，兼收了府、县志或鲜见族人著作中的有关篇章和一些相关的官方文件。并且，将族内的重要文物史迹、族人的重大活动事件拍成照片，以及撰写《陈埭丁氏回族宗谱》（中、英文），置于卷末作为附录。

　　中国的回族郭姓，第一聚居地为泉州惠南百奇乡，源于明初来华经商的穆斯林——伊本·加斯·德广，后易名为郭德广。郭德广原居住在浙江富阳县，该郭姓先祖是来自西亚阿拉伯人、波斯人，始祖为：伊本·库斯·的关巩·纳姆，“库斯”与“郭氏”谐音，这就是回族人汉字姓的由来。

　　亦思法杭兵乱发生“反色目”的排外风波，兵乱迅速蔓延到莆田及福清，期间长达十年之久，逐渐引起福建汉族的抗争。据说恰好在泉州经商办事的伊本·加斯·德广路遇危险，在危急之下，考虑到求生问题，以谐音郭为姓，由于危机时长十年，恐路上生危，改留泉州并居住。为了更加体现汉族特征，泉州回族郭氏为求度过危机，融入当地文化，改借“汾阳郭氏”望族的名下，故改以郭子仪为祖。“伊本·库斯·的关巩·纳姆”即郭氏先祖的关巩（波斯语译“巩”谐音为汉字姓“郭”，且阿拉伯人姓名顺序是名在前，姓在后，故的关巩谐音译为郭关的。今泉州和惠安百崎乡万余名回族和迁居在各地的郭姓回族，多为伊本·库斯·的关巩·纳姆——郭关的后裔，主要分布在福建、山东、河南，浙江，江苏等地。至今百奇郭姓门楣尚保留汾阳衍派四字。

　　由此可见，郭姓回族的起源应在元末明初之际（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与泉州部分认同的先祖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郭姓有接近700年时差。

　　汉族郭姓起源主要有三，一支出自夏代郭支、商代郭崇之后。第三支出自姬姓，为周王族之后，因封国名（号）转音成郭姓，为郭氏姓最大的一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郭姓主要在北方繁衍发展，形成望族，并逐渐由中原地区向东南移居到达闽粤等地。

　　唐宋年间，又有郭姓族人由中原入于闽、粤。另一次中原大移民始于唐中叶“安史之乱”，直到唐朝末年，“安史之乱”起于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止于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当时，华阳人（今陕西华县）郭子仪平“安史之乱”立有大功，使唐室中兴，被封为汾阳王，其后，遂以“汾阳”为堂号。据台北县汐止镇《蓬岛郭氏家谱》载：其入闽始祖为郭嵩。嗣奉汾阳王（郭子仪）香火，以后家于新宁（今长乐芝山乡），子孙传衍仙游、莆田及南安之蓬岛乡。

　　据《郭氏谱系》《源流志》载：唐郭子仪生子八人，其中有郭曙，郭曙第13代孙郭福安；原居华州，宋时以军镇福建龙岩，徙居宁化石壁村、后代又移居梅州。

　　峰尾镇郭厝村，迄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始祖世居河南光州固始县。唐末郭斌、郭质兄弟二人避难入闽，初居长乐，至五代后梁迁居仙游。后来，郭斌娶戴氏女，迁居泉州，另分一脉；郭质迁居仙游，宋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郭质后裔郭霖到泉州惠安荻州（今郭厝）定居立业，记载“系起汾阳世代源流由固始，支分荻水故家文献壮莲山”，即言明郭氏渊源。根据郭厝村的族谱记载，泉港郭厝入港时间早回族郭姓约100年以上，当然绝对不是所谓的关巩·纳姆——郭关的后裔。

　　而山腰龙山，是前郭与刘厝头两个自然村的统称。背倚塔山，南向东海，犹蛟龙出海，昂首成山，故称之。据谱记载：龙山的开基始祖为德仪公。唐僖宗光启元年，中原战乱。德仪公于王潮、王审知兄弟随王绪率光州、寿州5000个士兵及其家属，自河南固始迁徙入闽。龙山郭姓后裔移居惠安黄塘。

　　以上溯源很清楚，泉港郭姓溯源可至唐，此时泉州乃至惠安尚未有回族郭姓一说，泉港郭姓与惠安百奇无血缘关系，当然也是汉族无疑。

　　自元朝亦思法杭兵乱后，才有泉州回族郭姓。但泉港郭姓自认来自莆仙、明确是唐朝郭子仪后裔。莆仙郭姓皆自认汉族，并对百奇郭广德回族郭姓明确区分为回族郭姓。

　　泉州除百奇后裔之外，泉郡其他郭姓、莆田、福州宁德郭姓皆自称汉族。泉港郭姓的奇妙考证，是名至实归，还是另有缘由，这些应该只有真正的郭姓人能了解。

　　明朝初期，朱元璋钦定福建泉州蒲姓为叛党，其后裔永远不得入朝为官，蒲氏家族逐步衰落。其子孙后裔不得不隐姓埋名逃亡，泉州蒲姓为避元代“反色目”的诛杀而改黄姓，由于出自不情愿，便将黄姓故意写成“苗”（莆）字，因苗（莆）与蒲同音，若被人发觉，落下加上两点，为免遭灭绝之焚，烧掉写有蒲氏灯号的大灯，重新立姓为黄姓。追踪溯源，浮桥东浦蒲口黄氏居民多源自蒲氏后裔。分别避居全国各地。在当今社会中，蒲氏家族在全国各地隐身富豪和商人居多。对七世的蒲寿庚留一张空白进行回避。因此蒲寿庚就假称为阿拉伯人，其中主要是为了保护蒲氏后人的牵连，叫蒲氏后人要低调为人，因此蒲氏家族分散，一直隐姓埋名，蒲氏子孙后分布区域较广，台湾以及东南亚各地均有蒲氏族人入居。据调查蒲氏家族现隐匿的富豪居多，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名字，导致现在的蒲氏家族不出名的原因，所以现在蒲氏族人穷的太穷，富的太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