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翔云《望洋兴探》(遗作)| 第五十七章 闽南海商货殖文化【校友文萃】

厦门 初30组 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五十七章
闽南海商货殖文化

　　世界上的海洋文化可分成三个时期：原始海洋文化，农业时代的海洋文化（即海洋历史文化），工业时代的海洋文化。在前两个时期，产生了四类海洋文化：原始海洋文化、掠夺式海洋文化、资源型海洋文化、公平货易性海洋文化。

　　进入农业社会，人类除了延续和创新以渔业和盐业为代表的原始海洋文化，还产生了三种新的海洋文化。

　　其一为在地中海诞生而后快速发展的掠夺式海洋文化——以西欧早期的先进国家为代表，通过武力争夺、瓜分沿海地区弱小国家获取生产资料，利用这些生产资料和技术革命成果进行大规模生产再进行以货易货的活动，从而实现自身的财富积累。这种文化的拥有者崇尚丛林原则、弱肉强食。

　　其二为资源型的海洋文化——以古代日本和当今马尔代夫（自然风光）、中东等资源输出国为代表，通过海洋输出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原始产品获得经济社会发展，并因此形成独具特色的资源型海洋文化。

　　其三以制成品开展海上公平货易的海洋文化。以中国为代表，通过平民百姓的的双手制造出农业社会大量的商品，诸如丝绸、瓷器、茶叶等等，并以繁华的港口、先进的船舶制造技术和远洋航海技术与世界各国开展两厢情愿的公平贸易。在这样的经济活动上产生了富于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这种文化崇尚的是诚信公平，互利互惠。其中尤以中国闽南的海洋历史文化为代表。这里所说的海洋历史文化，指农业社会的海洋文化，在中国也可以称之为闽南海商货殖文化。

　　司马迁货殖列传序：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在人类的农业社会，尤其是从公元10世纪的唐末到17、18世纪，中国以农产品和手工制品为支撑的海洋文化彪炳于世，是世界海洋经济最主要的商品。其港口、造船、航海技术和贸易额都占据世界最前列。

　　早在原始社会，位于福建沿海的闽越人早已以海为生，产生闽南原始海洋文化，最典型的就是金门的复国墩遗址。之后中原人南迁逐渐与闽越人发生融合，大约在唐末五代至北宋初年的100多年间美美与共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闽南海商货殖文化。这一延续近千年的闽南海商货殖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以海上贸易为引领，融合了闽南原始海洋文化和中原南来的农耕文化。

　　闽南海商货殖文化之所以能够以自己制造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商品来开展公平的海上贸易，最根本的在于其有着源自中原深厚的农耕文化的基础，并且创造性地以海洋所开拓的商品市场来引领农耕文化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我国中原传统农耕文化的最大特点是自给自足。其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自己的消费，而不是用于市场交易的商品。而闽南的农耕文化在海洋、海商的引领下，具有强烈的商品化。比如清代的同安农田主要不是用来种植自己吃的水稻，而大多是用来种植卖给糖商的甘蔗。因为一亩地种甘蔗所得，是种水稻的数倍。

　　历史上同安的每一个村庄至少都会有一个榨蔗制糖（见图57-1）的糖廍，收购农民的甘蔗制成蔗糖，然后用同安人创造的“同安梭船”载往东南亚，换取那里的暹罗米、仰光米、安南米。据说最成功的商人一斤糖可以在那里换到十多斤大米。清朝有不少文献记载了皇帝特许南洋的大米可以免税或减税进口到厦门。仔细查一下那些申请免税的进口商，都是华人的名字。实际上很多是同安海商。

图57-1 榨蔗制糖

　　在海商的引领下，同安平洋地种甘蔗，制糖出口；山坡地种龙眼树，制成龙眼干出口；山地种茶树，制成茶叶出口。海洋文化引领了农耕文化，引领农产品的商品化、市场化，创造出更加丰厚的财富。

　　所以，闽南海商货殖文化中的农耕文化与中原传统的农耕文化是不一样的。它以海商所开拓的海洋货易市场为引领，以农耕人辛勤智慧的创造性劳动所制造的规模化的商品（不是自给的产品）参与海洋的商业活动，就像现在的外贸“订单作业”一样，它是整个闽南海洋经济链条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已经完全融入到了闽南海商货殖文化之中。这是闽南人、闽南文化在明清时期，特别是清前期一个伟大的创造，也传承和巩固了闽南海商货殖文化最主要的特色。

　　因此，在今日重新审视中国海洋文化时，闽南海商货殖文化的发展轨迹和独具的特色便是辨识中国海洋文化的最好依据。

　　长期以来，闽南人对自己“根在河洛”深信不疑，甚至常常以“唐人”自居，对自己所处的区域则统称为“唐山”。这种对中原乃至“唐朝”根深蒂固的偏好，不仅与闽南人南迁前最深刻的记忆及其形成之初的历史密切相关，更是一种对自身文化在迁徒、融合和变迁之后，对祖先文化、中央文化的一种认同。这是汉文化、中华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正是这一特质，使得在广袤的中国土地上，东西南北不同区域、不同省份，甚至连语言都相互听不明白的亿万汉人，认同一种汉文化，触汇成了一个汉族。进而使56个语言、服饰、习俗都千差万别的民族融汇成了一个中华民族，认同同一种倡导和而不同的文化。这一方面是四面八方的汉文化的精英们都参与了大一统中央文化（雅文化）的构建，他们把自己各自不同特色的区域文化都融进了大一统文化之中。另一方面东西南北中的汉人对自己区域文化作为汉文化的解读有着极大的宽容和认可，甚至是鼓励。由于历史的局限，源于中华文化单一起源说，过去有一种机械的单向的观点，认为四面八方的区域文化都是吮吸着中原母文化的乳汁成长。但是，现代考古的发现证明，中华文化的起源是满天星斗、百花齐放的。母亲的乳汁，是四面八方的孩子们奉献的三牲、五谷、六果酿造而成的。双向多向的多元多次重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前更需要在这样的理解上来重新认识中华文化与闽南文化的关系。

　　闽南海商货殖文化的孕育、形成与发展——

　　考古的发现告诉我们，早在中原汉人南迁到达闽南之前，这里已经生活着世世代代以海为田、以舟为马的古百越人。海洋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他们不仅已经有成熟的渔业型海洋文化，而且已拥有相当高超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

　　从西晋永嘉时期开始，饱受战乱的中原人一路辗转南迁，陆陆续续在晋江、九龙江、漳江等闽南母亲河流域定居，并开始以闽南古百越的原始海洋文化相融合。融合之后的闽南人开始具备了闽南地理环境的适应性，从而有了深入发展的创造性。这种循序渐进的本土化发展历程，既深化了闽南人的海洋性格，又创造产生了融农耕与海洋为一体的闽南海商货殖文化，并使之成为闽南文化最基本的底色和最耀眼的亮点。闽南海商货殖文化和闽南文化的孕育，或许有时间上的前后，但闽南文化的形成必然是在闽南海商货殖文化形成之时，方才一朝分娩，奠下了历史的里程碑。

　　闽南海商货殖文化的发生发展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孕育期

　　从西晋永嘉到唐末，中原南来的汉族和闽南古百越的山畲水疍开始了融合的进程。这两种文化的相遇必然有激烈的碰撞、痛苦的磨合与相互的包容。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以雷霆手段直捣畲族的中心火田，古稀之年的魏妈以化怨为和的精神推动了汉畲的融合。但陈元光的死，警醒了唐军。陈元光的子孙从云霄退到漳浦，从漳浦迁往龙溪，未尝不是在利害得失的权衡之后对畲人的退让。到唐代中叶，闽南呈现出山地畲、海边疍，汉人在最肥沃的河流冲击平原的格局。在晋江流域，汉族与疍民也形成了各自生存的边界，和平相处。泉州市士绅赋诗欣赏疍家的海味，当是对疍家生活世界的包容。这些都呈现出彼此边界明晰的“和为贵”的包容。包容并不是融合，但在和平的包容中彼此相互认识、了解，进而欣赏，两情相悦，这正是融合的开始。

　　但是要进入洞房，行云播雨，诞生新的生命，新的文化，必须有一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日子。这个日子在唐末藩镇割据、军阀混战和黄巢血洗福建的历史背景下，终于来到了。

　　第二、形成期

　　后世尊王审知为开闽王，千年祭祀，这一历史的价值、意义，值得我们今天重新来品味、体会。唐末安徽军阀王绪率领五千兵马、数万河南固始百姓千里辗转来到同安北辰山，因为饥饿，下令杀死固始的老人而被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夺走军权。又因为饥饿，三兄弟夺取泉州，第一次品尝到了闽南的海鲜海味。在经历黄巢起义军的洗劫之后，仅仅泉州的存粮，没有闽南疍家的海鲜，是不可能满足这几万中原兵民的饥饿。而他们也在其中品味到海鲜的美味，体会到海鲜蛋白给予他们的力量和智慧，并由此开始产生了对海洋的情感和热爱以及对疍家所拥有的闽南原始海洋文化的欣赏、羡慕与追求。这是之前几次大的中原移民所没有体会到和产生的情感。

　　这是饥饿产生的“气味”情感。饥饿使这些中原南来的汉人，放下了面对原住民的高傲和不屑，学会了平等地对待带给自己美味和温饱的疍家。这种美人之美推动了双方的美美与共，那个进入洞房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这数万河南固始百姓心满意足地在闽南安家落户，开始关注闽南原始的海洋文化，并在从唐末到宋初的百年间，把自己从中原带来的农耕文化，包括手工业技艺、造船技术、治炼金属技艺等等，融入了闽南原始的海洋文化，创造形成了农耕时代的闽南海商货殖文化，也形成了闽南文化最重要的特色。

　　第三、飞速发展期

　　两宋时期由于朝廷对海洋交通贸易的关注，以及各种历史的因缘际会，闽南的泉州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港口。闽南烧制的以青白瓷为主的各种瓷器，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闽南的福船应用了龙骨、水密隔舱等先进的造船工艺，成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远洋船舶。闽南的航海人运用了水罗盘等各种先进的航海技术，形成队伍最庞大、技术最先进的远洋船队。在如此彪炳于世的的海洋经济基础之上，闽南人继续创造并发扬光大了闽南海商货殖文化，也是闽南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的一页。

　　第四、畸形发展期

　　元代不足百年，却是闽南文化的重大人为灾难期，也是闽南海商货殖文化畸行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元蒙统治者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剥削夺走了闽南底层百姓赖以为生的闽南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商品化生产及其辉煌的文化创造力，摧毁了支撑闽南海商货殖文化的闽南农耕文化。

　　南宋淳佑年间（公元1241-1252年）泉州共有255,758户计132.99万人。仅仅二、三十年后的元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泉州户口锐减至158,800户，81万人。到元朝末期的至正年间（公元1341-1368年），泉州路辖境未曾增减，但户口已减为89,060户，45.55万人；到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户口继续减至62,471户，35.11万人。泉州的人口从宋末的132万减少到明初的35万。刺桐港的繁荣给闽南人、闽南文化带来的灾难深重，可想而知。

　　支撑元代泉州刺桐港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是元蒙彊域广袤的领土成为刺桐港的腹地。泉州港是元代中国最大的港口，它的腹地延伸到了全中国，出口的商品来源于全中国，特别是南中国各地最优秀精美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元青花。在这样广阔的腹地支撑下，刺桐港成了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口。但这个港口最富有的是色目人，最有权势的是蒙古人。元蒙统治者剥夺了闽南百姓走向海洋的主导权。“八娼、九儒、十丐”，闽南的精英知识分子比乞丐好一些，比娼妓还不如。闽南文化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呻吟。

　　一面是海洋历史文化的高度发达，一面是闽南百姓的水深火热和贫富悬殊的不断加剧。这种畸形的发展状态，深刻影响了闽南海商货殖文化之后的曲折走向。

　　第五、曲折发展期

　　元蒙的残酷压迫引发了元末闽南百姓的民族复仇，也摧毁和赶走了元蒙时期最富有、最庞大的泉州刺桐港色目人海商集团。紧接着闭关自守的明朝统治者，又实行了民间“片板不许下海”，只准官方朝贡贸易的政策。世界最大的港口泉州刺桐港从此一落千丈。

　　但是闽南人的心永远向着大海，他们几乎是全民开展走私贸易，甚至集结成海上武装走私贸易集团来抗拒明朝统治者的海禁。闽南的海洋历史文化就从两宋时期的官商一体共同推动海洋交通贸易转变为官海禁、民走私，官民对立的海洋贸易。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产生了闽南民众不畏强暴、刚强不屈、犯险冒难、好勇斗狠的性格。

　　这一时期又正是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初期，葡萄牙西班牙帆船叩关中国。闽南人在艰难的环境下主动对接并发展新的海外市场，创造了克拉克瓷、漳绸漳缎、天鹅绒等商品，繁荣了西方市场，赢得了大量的白银。这一血与火洗礼的艰难曲折发展，凝结了闽南人无数的生命和苦难。

　　经过近二百年的博弈，终于使明朝统治者明白：禁则海商变海匪，放则海匪变海商。于是有了隆庆开海，官民再合作，创造了闽南海商货殖文化的月港辉煌。

　　月港是“大航海时代国际海上贸易的新型商港；美洲大航船贸易的重要起始港；大规模华商华侨闯荡世界的出发港；中国封建海关的诞生港”，对中国、世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月港的末期，被誉为“经济全球化，东亚第一人”的郑芝龙打败了西方海上霸主荷兰人，控制了东亚海上贸易。他把闽南海上交通贸易的中心从月港迁移到了安平港，时间虽很短，但延续了月港的辉煌。他的儿子郑成功面对清军和荷兰人的夹击，把根据地转移到了厦门，设立了思明州，开创了军港商港渔港三合一的厦门港。他又创立陆海相联的山海五路商业网络，把厦门港的腹地延伸到了全国，几乎掌控了当时全国的海上交通贸易。而后他又驱赶荷兰人，收复台湾，为闽南海商货殖文化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

　　为了扼杀郑氏集团的财源，清王朝残酷地实行了“迁界”和弃岛政策，沿海各省三十里地不准居住耕作，限时搬迁；沿海岛屿全部清空，荒无人烟。迁界从1661年开始，至1684年二十多年，几乎是一代人的时间，从根本上断绝了闽南人与海洋的联系，使原本陆海相系的海洋经济链条完全断裂，以致有不少地方长时间难于恢复。

　　当然，与明代官民二百年的残酷博弈相比，这也只是闽南人走向海洋一个短暂的曲折。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施琅收复台湾后，清朝将台湾纳入版图，成为福建省台湾府，开放福建人渡海开垦台湾。闽南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唐山过台湾”成为闽南海商货殖文化重要的一环。清廷还取消了迁界，开放了海禁，并在厦门岛设立“闽海关”。虽然其后时放时禁，但经不住闽南人向海之心的汹涌澎湃，从康熙到道光的150多年间，闽南人围绕着厦门港重新构建起海洋与农耕相融合的闽南海商货殖文化，并构建起闽台两岸一体的海峡经济区。风靡一时的同安梭船源源不断地将闽南的糖、瓷载往东南亚，载回暹罗米、仰光米、安南米。朝廷还多次下谕予以减税进口。即使是乾隆将西洋贸易归于广州一口，广州十三行的四大行首，有同安白礁潘、漳州绍安叶、晋江安海伍三家来自闽南。

　　可是农业文明独霸一方的丧钟已经敲响，而闭关自守、妄自尊大的清廷竟充耳不闻，直到鸦片战争列强炮舰的大炮轰响。

　　第六、衰落期

　　建基于农业文明的闽南海商货殖文化，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咄咄逼人，虽然也曾抗争，也曾效仿，却只有一步步落败，面对着的是走向衰亡。不过聪明的闽南人在这一时期虽然商品的出口越来越少，但走出国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呼朋唤友、成群结队走向世界。落番下南洋、侨汇支持家乡、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回国革命、回国抗日、回国建设，成为这一时期闽南海商货殖文化耀眼的光彩。

　　闽南海商货殖文化的衰退，从鸦片战争前开始，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其时闽南的出口商品，几乎只有针对东南亚华侨的茶叶、瓷器、珠绣拖鞋、佛雕等等手工艺品和有限的闽南水果。

　　第七、死而复生期

　　台湾高雄在1960年代建立出口加工区，诞生了蔡万霖、王永庆等一大批闽南巨商；中国大陆1980年代改革开放，厦门、汕头成为最早的4个经济特区之中的两个，沉寂了数百年的泉州人和潮汕人靠“爱拼才会赢”的精神脱颖而出，有的在家乡或到深圳、珠海、惠州等地做生意、办厂，有的出海经商，从“万元户”到“亿万富翁”甚至几十亿几百亿富翁不断产生，80年代泉州、潮汕、温州的私营企业走在全国最前列，而这三个地方基本上都讲闽南话！而且竟然都不通铁路、交通极其不便！厦门是中国大陆最早恢复成立商会的城市。“闽南海商货殖文化”死而复生，大发异彩。

　　闽南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五个港口的历史：

　　1、宋元时期的泉州刺桐港，曾经是世界最大的港口，创造了许许多多彪炳于世的文化；

　　2、明代漳州的月港，打破明王朝的海禁，迎接大航海时期经济全球化第一波浪潮的中国最大对外港口，创造了传播世界的文化；

　　3、清以后的厦门港，曾经是闽台对渡的唯一口岸，又是闽南人过台湾、下南洋的出发地和归来港口，鸦片战争以后引领闽南文化现代化，培育了许多中国近代的杰出人物；

　　4、新加坡港（闽南人聚居地），该港扼太平洋及印度洋之间的航运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公元13世纪开始便是国际贸易港口，从1960年开始，集装箱运输在世界上逐渐兴起。新加坡抓住机遇，开始大力兴建集装箱专用泊位，首个泊位于1972年投入运营。2006年，全球前十位集装箱港口座次尘埃落定，新加坡港以2480万标箱(TEU)高居榜首。新加坡港与世界上123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建立了业务联系，每周有430艘班轮发往世界各地，为货主提供多种航线选择；

　　5、台湾的高雄港，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封锁，香港、澳门和台湾在30年里成为中国仅有的对外开放区域，台湾的高雄港曾长期位居世界货柜吞吐量第三大港，仅次于香港与新加坡。台湾的闽南语流行歌曲、电视歌仔戏、电视布袋戏成为20世纪下半叶闽南文化创新发展的典型。

　　《山海经·海内南经》载，“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福建的多山多海，自古以来便是世人定型的认知，都说蜀道难，闽道更比蜀道难。正是连绵起伏、高耸云霄的闽中山屏障让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在几千年的演变过程中，彻底成了“海上王国”。

　　因山海阻隔，闽地自然衍生出与众不同的闽越族群，诚如蔡永蒹在《西山杂记》中对七闽的描述，“其地域即泉郡之畬家，三山之蜑戶，剑州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岩之龙门，漳郡之南太武，汀赣之客家，此七族称七闽”；因山海阻隔，从东汉开始，福建便成为衣冠士族、黎民百姓躲避战争、休养生息的世外桃源；也因为山海阻隔，居于斯、迁于斯的福建人得以在山和海之间谋得一份自在与平衡，开创了一个与中原截然不同的新乐土。

　　随着南迁人口的不断增长，福建的经济与文化重心就如同她西高东低的地势一般，从闽北沿闽江顺流而至闽东，再从闽东沿海一路向南，最终与从闽西蜿蜒而来的九龙江汇聚于闽南。山的逼迫，海的浸染，让闽南山与海之交，逐渐养成以海为田，以舟为车的生活习惯。不管是生活所迫，还是天生使然，闽南人所创造的绚烂多彩的海洋文化，已然成为中国古老农耕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代表之作。

　　中国作为传统的农耕社会，千百年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造就了中国人勤劳、朴实的品质以及与世无争的性格。在唐以前，中国人利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令世界各地羡慕的文明成就，其精美的丝绸、瓷器等东方商品经由陆上丝绸之路远销中亚、西欧，让世界共享中国的繁荣与昌盛。

　　但随着西域战火的不断升级以及中原战乱的此起彼伏，陆上丝绸之路被迫中断。于是，一条来自海上的新丝绸之路渐渐崛起，从五代开始，历宋、元、明、清，以闽南及闽南人为主导的海上贸易线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流。闽南人，作为中国东南沿海极具海洋开拓性的民系，却始终保持着中国传统的农耕观念，在他们祖辈延续而来的基因中，耕读仍是闽南人心中亘古不变的追求。然而，山地贫瘠，沿海斥卤的田地状况长时间威胁着闽南人基本的温饱问题。

　　于是，向海要粮、要发展的大海洋时代给了闽南人一次改变的机会，以港口及以货易货贸易为基础衍生的闽南海商货殖文化逐渐取代农耕成为闽南地区的主体文化。

　　闽南海洋时代的车轮，从唐武则天时开始启动。依赖于陈元光父子的开漳，让闽南正式脱离闽东的影响圈，人口的初步积聚，使以漳州、泉州为主体的闽南地区基本形成。经大唐帝国的滋润，闽南地区开始摆脱海疆僻壤的窘境，渐渐有了大类中原的发展和底气。

　　至王潮在同安北辰山取代王绪成为漳泉主人后，闽南底层文化开始发生质变，一个在乱世中得以保全并独立发展的闽南文化体正式形成。闽国为求乱世中自保，面对福建山海环境的桎梏，选择铤而走险向海发展。时为泉州刺史的王延彬更是把海上事业经营的尤为出色，在其任内，“岁屡丰登，复多发蛮舶，以资公用，惊涛狂飙，无有失坏，郡人藉之为利，号‘招宝侍郎’”。

　　经由闽国王延彬海上贸易的尝试，及后任留从效、陈洪进的割据发展，泉州在当时“学校兴举，制度维新，足食足兵”，原泉州府五县及永春州中的安溪、同安、永春、德化等县在五代时被设立，可以说泉州县市格局的形成在于五代，也是从五代开始，泉州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五代闽国对海上贸易的尝试，对于闽南来说，是催发闽南海洋意识的点睛之笔，在闽南人初步安居并形成民系意识时，海洋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扎根使得他们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得以保持与海的亲近。诚如在宋及以后，以闽南人为主导的沿海大迁徙，不管他们落户潮汕、雷州半岛，还是台湾、浙南和海南，在他们的骨子里都一直充满着海洋的基因，这便是闽南人海洋意识的觉醒与影响。

　　到陈洪进向宋纳土称臣，泉州已经开始展露出东方大港的气质。至迟在公元10世纪末，中南半岛的“再熟稻”在泉州得到推广种植，紧接着“秧苗移栽法”得到普及，加上闽南地区向海要地的围埭灌溉工程的持续发展，闽南的吃饱问题得到显著改善。这时的闽南人有足够的心思去思考自己的发展与未来，他们一方面通过耕读让自己进入宋帝国中枢，另一方面利用闽南与海为邻的优势大力发展海洋贸易，从而获得比肩江南的社会和经济地位。

　　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转口贸易的好处，或许这是他们从闽国时期继承而来的传统，或许是他们具备了分析时局的能力，他们试着从两浙地区进口生丝加工成纺织品供皇室使用或出口国外，同时也根据各地的供需调整自己的生产力，如生产麻纺品供应江西，甚至开始运用商业头脑开发新的贸易手段，如发明了麻和丝的混合织品进贡朝廷。

　　总之，北宋时期的泉州更像是一个上进的后生，开始利用泉州四通八达的河海港口，做起转口贸易的生意，在此过程中，他们学会了如何扩大利润，如何选择更有经济价值的农业经济模式。他们不断的尝试，让闽南地区的酿酒业、制糖业、陶瓷业、纺织业有了惊人的发展，不再是唐开元年间只会进贡动植物原料的不毛之地。闽南，经过短短百年的摸索发展，已经完全具备一飞冲天的条件，它需要等待的只是天时而已。

　　进入南宋后，偏安东南的南宋朝廷，不再拥有广袤的平原及蜿蜒曲折的北方河港、海港。为了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发展，南宋朝廷开始积极拓展海上贸易以挽回失去北方腹地经济的损失。处于杭州与广州之间的泉州，因适中的供需方海上中间距离，终于迎来了丑小鸭变天鹅的机会，顺理成章成为南宋发展海洋贸易的首选。

　　从南宋开始，泉州地区大米不再自给自足，而是选择了进口，泉州开始把有限的资源都投入到高产出及高回报的行业，如银矿冶炼、晒盐、造船、制糖、烧瓷等，并通过自营海上贸易赚取巨额利润。以泉州市舶司的收入为例，在北宋1086年为54万贯，1087到1098年间年均收入40万贯，1102到1110年间年均为100万贯，到了南宋绍兴末年，岁得息钱200万贯。海上贸易的成熟化，让泉州成为“市井十洲人”、“满街都是圣人”的东南大港，同时也是比肩临安城的百万人口大城。

　　随着元兵南下，南宋创造的南方经济瞬息间灰飞烟灭，但因蒲寿庚的临阵投敌，让泉州在宋元交替间得以保全。尽管这时的泉州已经处于没落的边缘，但信心满满的大元朝以其一统天下的决心和气魄同时经营着海陆两个方向的跨洲贸易，很自然的，泉州成为元朝海上贸易线当仁不让的中心。只是以贬低南人为基础的元朝歧视制度，让泉州地区的海上贸易仅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全民性的海上活动及因此而产生的民间各项要素的发展似乎嘎然而止。

　　宋元之交的闽南，得益于南宋的东南偏安，富庶的南宋经济让靠近临安的明州以及远离中枢的广州无力与泉州争宠。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泉州利用其有利的地形及具有浓厚海洋意识的闽南人顺利发展出适应海洋的进贡与易货贸易。这时期的泉州，以官营市舶司为监管中心，在具备高超的造船业、航海术和成熟的陶瓷业等加持下，泉州迎来前所未有的辉煌，这也奠定了以泉州为代表的闽南地区最基本的海洋文化基础，从而为换发新生的闽南其他文化做好铺垫。

　　就在大元朝日薄西山及发展乏力的档口，以波斯人为主体的亦思法杭战乱在泉州蔓延开来，同时泉州周边的同安、仙游、安溪等地农民起义也加速了泉州经济的衰弱，十多年的战乱彻底毁灭了泉州数百年的成就。从此番舶不敢进港，商贾不敢抵泉，外商绝迹，盛极一时的泉州港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到了明代初期，因张士诚及“倭寇”的海上威胁，整个闽南沿海被布以严密而强大的监控网络，尽管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曾经掀起海上宣威的高潮，但在接下去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片甲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却彻底禁锢了闽南海洋活动的再次抬头。

　　但泉州人引领数百年的海上活动早已深入闽南人心，一时的海禁并没能让闽南人安心认命，或许是远离北京中枢，或许是受农业自给不足的逼迫，或许是闽南人已养成的海洋基因的作祟，在闽南沿海诸渊蔽之地，开始隐隐出现通番、下海的尝试，渐渐地，以走私为主要渠道的闽南小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并达到了惊人的高度。

　　如果说五代和北宋奠定了泉州的地位，那么元末明初便是漳州崛起的黄金时代，原漳州府七县及龙岩州的南靖、诏安、海澄、平和、漳平、宁洋等县在元至明间被设立，各县在明代以空前的速度完成人口爆发和基础经济的厚积，从而使漳州在万历年间一跃成为福建人口第一府。

　　以明代漳州为代表的闽南地区，全民性的农业经济、小商品经济发展之快、积累之丰，令人难以想象，他们不同于以往官营港口的公开方式，他们以家族或乡籍为纽带，结成利益共同体，经过闽南地区密布的河网、路网秘密汇聚至沿海诸多港澳，或造船于海外停泊于渊蔽之处，或引番入港，然后通过各通番商户以隐秘的方式下海交易。

　　尽管交易的过程是不被官府监控和允许的，但这种以双手劳动创造商品后以货易货的交易方式却是中国农耕社会最典型的海洋贸易形式，他们有别于西方人在大航海时代创造的扩张掠夺式、付诸武力胁迫式贸易，可以说是互利共赢的一种尝试和经营。

　　如同明初海禁的影响一般，闽南人已然融入血液中对海的热忱却是任何人无法以任何形式压制的。因郑成功曾经的经营，让月港下游的鹭岛躲过了被毁灭的灾难，成为了清朝人统治闽台的海上枢纽。在清初相当长的时间内，厦门成为福建、甚至大陆对台对渡的唯一窗口，也是整个清代台海之间军事、政治的中心。

　　清代的厦门，已然从月港的附属港口，发展壮大成为兼具官营和民间自发形成的近现代港口。随着世界一体化潮流的推近，以厦门港为口岸的闽南，开始焕发出不一样的海洋特性，如闯荡南洋的华人华侨，以及因侨而衍生的番仔楼、骑楼等南洋元素建筑，沙茶面、咖喱饭等南洋风格饮食，华文高等教育、书报等新兴文化事业等为闽南的海派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甚至，以南洋华人资本为基础兴起的厦门新市区建设、漳厦铁路建设等，都使得闽南处于当时中国的风头浪尖。

　　闽南文化，与生俱来的农耕本性，表现在闽南人虔诚的信仰和至诚的祖宗崇拜中，尽管他们安土重迁，但千百年来，受闽南恶劣的山海环境影响，闽南人的基因中已经注入海洋躁动的基因。这种海洋的意识，从五代闽国时开始酝酿、觉醒，经北宋的厚积薄发，到南宋至元代时完成第一次质的飞跃，从而奠定了闽南海洋文化的基础。随后，经过明代治乱更替的修炼，使海洋元素深入闽南全境，深深地影响了闽南人的衣食住行，最终在清代使各项与海洋有关的细分文化蓬勃发展，从而创造出一个绚丽多彩的闽南海商货殖文化，也为中国五千年文明注入一个有灵魂的、有内容的海洋文化标本。

　　闽南这样一个负陆面海、陆海兼备的地域里，闽南民众很早就和海洋打交道，开发海洋资源，开辟海洋通道。纵观闽南的历史，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闽南民众从来没有拒绝过海洋的召唤，时刻都在倾听着大海的涛声，并勇敢地拥抱海洋，走向世界。

　　从闽南历史发展来看，这里的民众与海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海洋锻造着闽南人的精神品格，可以说海洋精神深深地植根于闽南的历史文化之中，不管在哪一个历史时期，在闽南的总体文化中，海洋文化都居主导地位。我们知道，闽南文化最早是“大吴越”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吴王夫差曾在福建屯兵造船。这证明闽南早期的先民就已经参与了创造闽越的海洋文明。后来，越王勾践打败了吴国，越文化又占了上风，再后来，吴越文化慢慢进入福建，形成了闽越文化，最后演变为闽南文化。

　　海洋是闽南民众生存、发展的重要环境。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闽南民众不屈不挠地向海洋进军，发展了自己的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模式，积淀了丰厚的文化，体现了闽南文明海洋性的一面。面对茫茫无限的大海，许多闽南沿海民众以无限的勇气，超越了那被大海阻断的有限陆地，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移到一片不稳的海面上，随身带着那人造的地盘——船，以敏捷巧妙的动作，破浪向前，凌波而行。

　　沿海地区往往是台风、海啸首当其冲之地，在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下的往昔，塘倒屋庐毁、人或为鱼鳖的惨状，常常发生。先辈们因临海而居所遭受的一件件恶梦般的经历，在沿海一带世代口传。饱尝人祸之苦天灾之痛的闽南沿海民众，逐渐形成了视死如归、不畏强暴的献身精神。

　　随着近代西方文明从海上登陆，随着人类生活与海洋联系的日益紧密，海洋开始进入现代中国诗人的视野，于是我们有了描写大海的诗歌，有了众多开始关注大海的诗人。我们惊异于海的明丽、海的温柔和海的博爱。

　　闽南海商货殖文化对闽南方言区（含早期属于闽南话的莆仙方言）的影响——

　　闽南地区从宋代起就有精耕细作的农业，人口繁衍迅速，很快就显得人多地少，资源短缺。宋元时代的泉州港就发展了规模巨大的造船业和航海业。惠安人谢履的《泉南歌》说：“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这是最好的写照。民国时代十九路军入闽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却碰上三年大旱，海外闽商立即购买泰国大米运来福建，所以那几年市场上大米价格不涨还降。老百姓生活没有受到旱灾的影响，仍然安居乐业。这显示了闽南海商货殖文化的强大力量。

　　1000年来，从泉州港到漳州月港、厦门港，闽南人的足迹不但遍及粤、琼、台三省沿海，定居在全国近三分之一的海岸线上，还远涉东南亚各国，在那里繁衍了几千万人。远渡重洋谋生是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的，无数的灾难形成了闽南人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是他们的信条。在这种剧烈竞争的过程中，也养成了团结互助的江湖义气，中华文化传统和乡土情缘又使他们开拓、发达之后不忘回归。厦漳泉的千万华侨历来都念念不忘自己的乡梓，用国外挣来的钱来带动本乡和周边农村的建设。现在闽南已成为全国著名的侨乡，侨民遍布五大洲，为家乡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