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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初30组 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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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章 明朝实行海禁，民间的私人海上贸易属于非法行为，这一禁令的推行，导致中国沿海许多地方对外贸易的中断。例如，明代江南地区原有发达的对外贸易，除了郑和航海时期之外，明代前期江南的对外贸易几乎断绝。北方的山东沿海区域原有发达的对朝鲜贸易，在明代前期也不见了。其时海禁政策在北方沿海得到最忠实的贯彻，据一些野史记载，明代的山东人不吃海鱼，仅此一条，便可知当时山东实行海禁十分彻底。不过，北方能够贯彻海禁政策与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及人口密度有关。首先，明代的山东人口不过五六百万，而山东的富饶是历代有名的，因而，山东人在内陆开垦农田，种植粮食，足以维持生活。其他沿海各省，诸如江苏、浙江、广东诸省，都是田多人少，当地人从事农业收益不错，没有必要违反朝廷的海禁，做违法生意。但是，福建沿海的情况与其他地方不同，福建历来是地少人多，明代初年的福建约有1400多万亩土地，人口却有384万，人均田地不足4亩，其田地占有量不到其他省份的三分之一。因此，明朝海禁政策在福建的推行就成了问题。其次，明朝海禁政策能否推行也和朝廷在当地的统治力度有关。 漳州历来是民风强悍的地方，早在宋元时期，这里就有“畲蛮”的活动，宋朝对其放任自流，以不治而治之。元代漳州发生过著名的陈吊眼起义，当元朝大军横扫亚欧大陆之际，是陈吊眼这个微不足道的漳州山民最早起来反抗元朝的残暴统治，从此中国各地民众的反抗浪潮接连不断，最终推翻了元朝的统治。明朝建立后，漳州仍是民众不断起义的地方，在元 代形成的各类武装隐藏于山区和沿海，经常袭击明朝的官军，可以说，明朝对漳州的统治很不稳固。在这一背景下，可知明朝的海禁政策在漳州无法推行。当地民众不管不顾，自行下海贸易，形成了私人海上贸易集团。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是世界海上贸易发生巨变的时代，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航海来到东方，他们与在当地贸易的漳州商人接触，从而建立了对中国的贸易关系。此后，中国商品开始进入欧洲市场，其中丝绸、瓷器、白糖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得以高价出售。可见，明代漳州商人的贡献是很大的，他们最早接触了来到南洋的欧洲人，开辟了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之路。在东亚方面，日本引进中国大陆的炼银技术之后，开始大规模开采银矿，这使当时日本的银子十分便宜。漳州商人最早发现了日本这一块宝地，他们疯狂驾船到日本港口，出售一切中国的产品，运回巨额白银。不幸的是：漳州人大量进入日本遭到明朝的禁止，更因为朱纨过激的海禁，导致倭寇活动的发生。明中叶袭击中国沿海的倭寇多与漳州人有关，张萱说：“近通琉球之贡，不为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兴，则漳浦、龙溪之民居多。”其时，漳州海盗商人闻名全国，“东南滨海之地，以贩海为生，其来已久；而闽为甚。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非市舶无以助衣食；其民恬波涛而轻生死，亦其习使然，而漳为甚”。 经过一段倭寇活动之后，东南沿海遭受极大的破坏，明朝统治者终于认识到海禁政策在漳州无法实行。于是，明朝允许漳州商人从月港出海贸易，并建立海澄县管辖。海澄建县后，漳州商人获得了合法经营海外贸易的权利。“饶心计与健有力者，往往就海波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凡捕鱼纬箫之徒，咸奔走焉。盖富家以赀，贫人以佣，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故民乐之”。许孚远说：“据海澄县番商李福等连名呈称：本县僻处海滨，田受咸水，多荒少熟，民业全在舟贩，赋役俯仰是资”。总之，经营海外贸易，已是海澄人的主要行业。 必须说明的是，漳州海澄月港的对外通商是单向性的，只允许当地人到月港取得许可，然后到外地经商，不允许海外商人进入月港贸易。早期在漳州沿海，曾有葡萄牙人前来贸易，月港对外通商后，葡萄牙人反而不能在月港定居和贸易。后来，西班牙人、荷兰人请求到月港、厦门经商，都被明朝廷拒绝。所以，月港通商绝对不能说是开放。此外，当时的中国沿海，只有海澄一个港口允许当地人出外经商，比如浙江、广东二省都在实行海禁。广东的澳门虽然允许葡萄牙人前来贸易，但不允许本地商人从澳门到海外贸易；浙江的海禁最为严厉，当地的水师一看到日本船只便发起攻击，对赴日本的船只也查得很严，总之，浙粤二省的海禁一直到明代末年还很严厉，这种状况，也不能说是开放。不过，浙粤二省海禁的另一面是造就了福建人的海上优势，从此闽人独揽中国对外贸易数十年，其中又以漳州海商的势力最大，他们在日本长崎、菲律宾马尼拉乃至广东的澳门，都是最有影响的商人。 漳州海商集团的特点是：在明朝实行海禁时期，仍冒禁航海。其贡献是维系了福建民间海上贸易的传统，开辟了与日本、欧洲商人的贸易。在他们的影响下，明朝终于同意开放海澄为对外贸易港口，允许漳州商人从月港去海外贸易。由于月港为当时中国唯一允许中国商人合法出境的地方，漳州商人集团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海商集团，长期垄断中国对外贸易。 泉州位于东南沿海，在历史上与海外世界有着广泛的联系。明代前期，由于明朝的海禁，泉州人从事海外贸易的很少，这是因为，泉州科举事业发达，许多人在朝廷中做官，愿意违法的人较少。然而，随着明代中叶对外贸易巨大利润的流入，泉州人也开始进入海外贸易。他们利用地利条件下海贸易，王慎中说：“泉之为郡，东南履海，延袤迤逦，画岸为疆，如循衣裾，缘岸曲折蟠屈。人营其间以居，对视列岛隐见，出没烟涛雪浪间，错落若置棋聚块，皆蛮人邑国也。无重关穹壁断蹊绝坂之限。舟浮水面，负巨帆而行，日可踔数百里。岛外诸国，皆有奇产异物，珍瑰怪诡。邀利忘生之夫，枕席大险，以牟巨赢。故泉之盗患莫剧于海”。 又如万历泉州府志写道：“石湖、安平，番舶去处，大半市易上国及诸岛夷”。引文中的“上国”应是指江南区域，而她与“岛夷”的联系，则证明其海外贸易发达。在历史上漳泉商人往往是并称的。在倭乱时期有人说：“今日通番接济之奸豪，在温州者少，在漳泉为多”。冯璋说：“又况漳泉风俗，嗜利通番，今虽重以充军死之条，尚犹结党成风，造舡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他又说：“漳泉恶俗，童男幼女，抵当番货，或受其值而径与其人，而赚得其货，或委身而甘为赘婿，或连姻而籍以富家，番华交通，一至此甚”。这都是泉州重商习俗的反映。 泉州商人集团中，最为著名的是泉州的安平商人。何乔远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他又说：“吾郡安平镇之为俗，大类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则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故今两京、临清、苏杭间，多徽州、安平之人。第徽以一郡，而安平以一镇，则徽人为多。是皆背离其室家，或十余年未返者，返则儿子长育至不相识别。盖有新婚数日之别，聚以数日离者”。 李光缙也说：“吾温陵里中，家弦户诵，人喜儒不矜贾。安平市独矜贾，逐什一趋利，然亦不倚市门。丈夫子生已及弁，往往废着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始归，过邑不入门，以异域为家。壶以内之政，妇人秉之。此其俗之大都也”，“安平人素商海上，所寄多金钱珍重 宝，卷握之物，可富数人”，“安平多尚远商，不计华夷”。“安海以商为业，虽文身 赤发之国亦到”。安平商人以游历四方而著名，“晋江安平之俗，……适游四方，历览名区，问以齐鲁燕赵、吴越瓯貉、百粤之墟，无不能道。至问郡县公堂所列何匾，莫能言也”。 安海的普通市民广泛参与商业，安平王氏，三代人贸易吴中，前二代人有得有失，至第三代“贾大进，廓增溢羡，为安平钜家”。就泉州商人发展的历史来看，他们在宋元时代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开拓者，但到了明代前期，他们为明朝的海禁所制，出外贸易的不多。迄至明代中期，泉州人加入漳州人的海商集团，因而有漳泉海盗集团的出现。迄至明代后期，海澄港成为允许中国商人进行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泉州商人也到海澄申请出海的许可，因而成为中国重要的海商集团。不过，因福建的主要海口在漳州境内，当时的泉州商人不如漳州商人。直到明代末年，以郑芝龙为首的海上势力控制了台湾海峡，作为泉州石井人的郑芝龙将其家庭安置于安海，并在这里出售“航海许可证”，从而使晋江安海成为福建最重要的出海贸易港口之一。从郑芝龙到郑成功开辟原属泉州的厦门港，泉州商人在海上的势力超过了漳州人。 福建省濒临的台湾海峡被称之为东海，广东省南面的大片海域被称为南海，就地域形势来看，广东商人经营南海比较有利，但在明代，由于广东方面厉行海禁，广东海商的发展受到抑制。广东潮州约在倭寇时期形成了潮州籍的海盗、海商集团，而后他们与广东地方官府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因而广东的倭寇活动一直延续到隆庆、万历年间。为了镇压潮州海域的倭寇活动，广东官府更为严厉地实行海禁，这就将海外市场让给了福建商人，潮州商人的海上活动受到严厉的压制。 为了镇压广东的海盗，隆庆年间，福建晋江人俞大猷成为广东的水师统领，他到福建制造海船、招聘水兵，组成了一支以闽南人为主的广东水师，从而控制了广东沿海。迄至明代末年，郑芝龙被调到广东任总兵，他在镇压潮州海盗、山盗时，进一步加强了对广东海面的控制，这为福建商人对广东海上贸易的控制打下了基础。 实际上，闽南商人很早就在广东海面活动。其中典型代表人物如严启盛，他在明代正统、天顺年间往来于福建、广东沿海，与南海商人贸易，形成一定影响。澳门成为葡萄牙人掌管的海港后，福建商人长袖善舞，在澳门经商。例如，福清县施作岐之父在澳门经商数十年不归，最后“在粤亡其赀，死于澳中”。另有林宏仲其人，他也是闽籍商人，寓居澳门有很长的时间，俞大猷平定海寇时，曾向其借用几只船。澳门记略记述妈祖阁前的洋船石：“相传明万历时，闽贾巨舶被飓殆甚，俄见神女立于山侧，一舟遂安，立庙祀天妃，名其曰娘妈角。娘妈者，闽语天妃也。于庙前石上镌舟形及‘利涉大川’四字，以昭神异”。可见，万历年间重修妈阁庙，与闽商是有相当关系的。 明末福建人旅居澳门的数量可观，崇祯长编记载：崇祯三年（公元1630 年），礼科给事中卢兆龙言：“闽之奸徒聚食于澳，教诱生事者不下二三万人”。此处对闽人颇有贬语，但也说明当时寓居澳门的闽人不少。最近发现的史料说明，郑芝龙家族至少有四代人在澳门经商，这也反映了泉州人在澳门商界的地位。其时，漳泉商人还以广东为基地进一步向东南亚发展，如高元近，“以父业儒，家计窘迫，乃弃儒入商，往西南夷以牟利，历年不归”，他的未婚妻很早就和他订了婚，“及元近自夷返归，妇年二十五矣”。 安平人在海外市场上的活动更为显著。李光缙说：“安平人多行贾，周流四方。兄伯十二，遂从人入粤。甚少少有诚壹辐辏之术。粤人贾者附之。纤赢薄贷，用是致资。时为下贾。已，徙南澳与夷人市，能夷言，收息倍于他氏，以故益饶，为中贾。吕宋澳开，募中国人市，鲜应者，兄伯遂身之大海外而趋利，其后安平效之，为上贾”。这一段文字很实在地描写了一个安平商人发财的经历。 去吕宋贸易很快在安海形成一股风气：“自吕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趋利，十家而九”。明代泉州籍的内阁大学士李廷机说：“而所通乃吕宋诸番，每以贱恶什物贸易其银钱，满载而归，往往致富，而又有以彼为乐土而久留”。何乔远则说得更为生动：“东洋则吕宋，其夷佛郎机也。其国有银山出银，夷人铸作银钱独盛。我中国人若往贩大西洋，则以其所产货物相抵，若贩吕宋，则单是得其银钱而已。是两夷人者皆好服用中国绫缎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为用。湖丝到彼，亦自能织精好段匹。錾凿如花、如鳞，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悉得价，可二三百两；而江西之瓷器，臣福建之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佛郎机夷虽名慧巧，顾百工技艺，皆不如我中国人。我人有兵一技以往者，虽徒手无所不得食。是佛郎机之夷代为中国养百姓者也”。 中国人刚到吕宋时，贸易利润极高，“一柑中口售一银钱，他物类此，不可枚数。寻晚末，我人奸诡，夷亦自开慧识，无此狼藉”。大致说来，明末对马尼拉的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中最有利的一部分。 明代后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都在东南亚建立了殖民地，但其建立殖民地最初的目的，都是为了与中国贸易。因明朝只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贸易，因此，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马尼拉、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等港口招揽福建商人前去贸易，以获得中国商品运到欧洲谋取大利。由于这些欧洲殖民者对中国商人的吸纳，闽南人在东南亚建立的商业网络得以延续和发展，在明末形成了一张遍及东南亚各地的商业网。由于广东方面的海禁过于严厉，所以，这一时代的南海商人多为闽南人。至今为止，闽南籍商人在东南亚国家很有势力，这都是在明代打下的基础。 总之，由于明代的特殊环境和闽南商人的活力，造成了闽南商人在海洋贸易方面的特权，因而控制了浙江与广东海域的海上贸易，在这一基础上，他们经营对日本贸易和对东南亚贸易，在环中国海域建立了广大的商业网络。明清之际闽南海商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迄至清代中叶以后，广东人大量进入对外贸易；五口通商之后，浙江人也进入对外贸易；民国建立之后，北方各港商人也都从事对外贸易，不再有闽南商人垄断海外贸易的情况。不过，由于传统的影响，闽南商人仍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余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