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翔云《望洋兴探》(遗作)| 第五十五章 月 港【校友文萃】

厦门 初30组 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五十五章 月港

　　漳州月港，是明代福建四大商港之一，位于今龙海市海澄镇。它与东南亚、印度支那半岛以及朝鲜、琉球、日本等47个国家和地区有直接贸易往来，并以菲律宾的吕宋港为中转，与欧美各国贸易，在中国外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月港位于九龙江入海处，因其港道（海澄月溪至海门岛）“一水中堑，环绕如偃月”，故名月港。它与汉、唐时期的福州港，宋、元时期的泉州港，清代的厦门港，并称福建历史上的“四大商港”。见图55-1

图55-1 月港

　　月港在漳州城东南20公里，北距泉州城80公里，属内河港，港道不深，港道从海澄港口起，沿南港顺流而东，经海门岛到九龙江口的圭屿，再经今厦门岛方可出海。月港自然条件并不优越，港道水浅、大型舶船不能靠岸，却非常便于控制，因此很快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私商港口。在西方商业扩张势力东进于浯屿时，内地私商可以通过月港到近海的西方商业据点去交易。

　　月港弥漫着海洋文化的氛围。这里自古就有造船通番的习俗。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从公元15世纪末期至17世纪，这里曾是“海舶鳞集，商贾成聚”的对外贸易商港，市井十分繁荣，是闽南的一大都会。明初，朝廷施行“海禁”，但月港由于天高皇帝远，所以施行不力，反而成了沿海对外经济贸易的中心。

　　月港附近海域，古名“圭海”，盖以海口圭屿而得名。圭屿又称“鸡屿”、“龟屿”，它屹立海中，是水路入漳的门户。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建塔于圭屿，为港口标志，后年久圮废。月港西域是九龙江北溪、西溪交汇处“三叉河”，有浒茂、乌礁诸洲，水路分中港、北港、南港；东域港口圭屿以外为厦门港，是月港海贸活动范围，外有中左所（今厦门）、浯洲屿（今金门），为港口海上屏障。

　　月港自然条件优越，四季如春，年平均气温21.0℃-21.4℃。它属强潮型河口内港，潮流为往复流半日潮浅海潮港。海潮由港口濠门（屿仔尾）、海沧两峡入，流分三脉：一脉入柳营江（江东桥），沿北溪上溯至龙津溪交汇处蓬洲头，今河床淤浅，潮流影响仅抵郭坑；一脉入浮宫港，沿南溪上溯抵白水营止；一脉由月港入福河。沿西溪上溯绕漳州城南抵茶铺，今河床淤浅，潮流影响仅抵芗城下游碧湖。每月初三、十八为大潮水。潮汐规律：“日潮大于春夏，夜潮大于秋冬，潮之极涨，常在春秋之中，涛之极大，常在朔望之后”。

　　月港水陆交通便利，经济腹地广阔，不仅包括九龙江流域，还可以延伸至汀州、赣南、湘南以及闽北、浙江、江淮等地。腹地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粮食、水果，素有“鱼米、花果之乡”美誉。经济作物有甘蔗、水果（荔枝、龙眼、柑橘、蜜柚、香蕉）、木棉、烟草、茶、花生、黄麻等，驰名中外。明代的矿冶、制糖、制茶、纺织、陶瓷、造纸、造船等手工业比较发达，尤以纺织为最。当时漳州产的天鹅绒、漳纱、漳缎、漳绒等，皆畅销国内外。

　　月港主航道西起普贤，沿南港往东，经海澄港口、大泥尾、圭屿，由浯屿担门出海，而后分东、西洋航线。月港的停泊点，北岸有嵩屿、海沧、石美、玉洲、澳头，南岸有屿仔尾、海门岛、浮宫、海澄月港、石码、福河等。主要港口是海澄月港，为当时进出口货物的主要集散地。据遗址考察，明清时期月港溪尾不足1公里的海岸就设7个码头，即饷馆码头、路头尾码头、箍行码头（又名中股码头）、容川码头、店仔码头、阿哥伯码头、溪尾码头。其中饷馆码头在港口右侧，民国9年（1920年）改建为海澄客运码头；容川码头在港口左侧，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至1620年）建，当时为大型码头，现在为农运码头。

　　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明朝廷在月港开设“洋市”，“准贩东西洋”。万历年间，月港盛况空前。每年进出月港的大海船达200多艘。输出商品有丝绸、陶瓷、布匹、茶、铁铜器、砂糖、纸、果品等；输入商品有胡椒、香料、香藤、象牙、西洋布、槟榔、樟脂、猿皮等124种。

　　月港兴起于明景泰（公元1450-1456年）年间，盛于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衰落于明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7年），终止于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厦门成立海关时。月港与泰国、柬埔寨、北加里曼丹、印尼、苏门答腊、马来西亚、朝鲜、琉球、日本、菲律宾等国家与地区有直接商贸往来。又通过菲律宾吕宋港为中介，与欧美各国贸易。当时有许多诗篇赞美月港，其中有句云：“市镇繁华甲一方，古称月港小苏杭。”

　　1567年，隆庆帝登基决定推行新政。福建巡抚涂泽民希望“除贩夷之律”，为海上的贸易活动开启绿灯，允许当时船商巨贾“准贩东西二洋”货物。最初选择诏安梅岭作为开放大明海关，后改于海澄。从此月港成为明朝唯一合法的海上贸易始发港。

　　明末清初，郑成功、郑经父子与清军在闽南沿海对峙拉锯，争战近四十年，战火殃及月港。清廷为扼制郑氏，在沿海实行“迁界”。海澄一带划为“弃土”，繁华的月港航运商贸一时萧条。历时有明一代的古月港，到了清代，由厦门港起而代之。

　　当年的港市遗址，今仍依稀可见。江岸一里多的古港口，还能见到七个古码头。东岸是督饷馆的附属机构，征收商品税的饷馆码头，西岸是供船只停靠的六个商用码头（路头尾码头、中股码头、容川码头、店仔尾码头、阿哥伯码头、溪尾码头，其中阿哥伯码头也作军用码头），在不到一公里的江岸线，密密麻麻地分布着七个码头，可见当年月港的繁荣。海澄县城地区曾经有五个商市（港口市、旧桥市、霞美市、县口市、南门外市，其中南门外市是在清兴起，其他商市皆在月港开关时期达到极盛），现在依稀可以辨认其位置，但是留下古店铺的只有旧桥市的帆巷和港口市。

　　明代嘉庆年间，由于“佛郎机（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统称）”、“倭寇”等海外势力的侵扰，嘉靖皇帝下令关闭了位于浙江宁波和福建福州的“市舶司”，恢复了明太祖时期“片板不得下海”的政策。然而，许多沿海地区私人商贩大胆突破清朝廷对海上贸易的禁令，泛海通番，福建漳州月港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民间海上贸易港口。

　　当时在月港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由破产贫苦农民、渔民、小手工业者、中小商人组成的所谓“散商”，为了获取衣食补给，纷纷“捐生竞利，灭没风涛间”；第二种是由乡绅、地主、富商等所谓“豪门巨室”组成的海上贸易集团，为了发展自身经济，“以一倍博百倍之息”，热衷于海外贸易；第三种是“豪民私造巨舶，扬帆他国”的船商，他们一般拥有较雄厚的资金，往往自造海船，雇请水手，然后或招徕商客，揽载货物，出海贸易，或者将船租赁与海商，自己坐取佣金。

　　对于月港私人海上贸易活动的兴盛，明朝廷极为恐惧，一再严厉镇压。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福建巡抚胡链把巡海道移驻漳州以加强弹压，并在海沧设置安边馆，每年由各郡选择别驾一员以镇其地。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提督浙闽海防军务的朱纨严厉打击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和海商集团，捕杀甚众。

　　然而，“海禁愈严，贼伙愈盛”，面对声势浩大，甚至群起进行武装反抗的月港海商，负责镇压的明朝官员反而遭到弹劾，下场凄惨，而侵扰中国沿海地区的“倭患”也日益严重。

　　相反，月港的海上走私贸易却繁荣发展，“每岁孟夏以后，大舶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漳闽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对月港不可遏制的私人海上贸易活动，明朝廷感到束手无策，一些官员也开始反思海禁政策带来的恶果，不仅大大损害了民间贸易，也导致国家财政蒙受损失，甚至某种程度上成为导致倭寇作乱的根源，因此提出开放海禁，实现互市。但是嘉靖年间倭寇活动猖獗，明朝廷的主要关注点放在如何平定倭寇上，开放海禁的呼声并未得到重视。直到嘉靖末年，倭患基本平定后，较为稳定的沿海环境才为海禁政策调整创造了条件。

　　隆庆开关后，漳州月港成为开放的具体港口，在开放的同时设立了县治，因希翼“海疆澄静”而命名为“海澄县”。开放海禁和海澄县的设立，标志着月港已从违禁的走私贸易港口转变为合法的民间私商海外贸易港，由此它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直到明末，月港一直是中国民间商人唯一合法的出海贸易始发港。开放月港，是明朝廷与民间海商在激烈较量之后妥协的结果，月港开放后，福建沿海地区迅速恢复经济繁荣，海盗活动锐减，民间获利颇丰，明朝廷也因舶税收入而充实国库，实现双赢。

　　从隆庆至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月港的发展达到顶峰，盛况空前，“四方异客，皆集月港”。由月港启航的商舶多以百计。而“漳泉二郡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然” ，仅海澄县就“十家而七…通番十倍于昔”。月港的商舶到达东南亚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常抵印度、日本、与欧亚商人广泛交易，“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从月港进口的货物多达百余种，大多是海外的土特产，如番被、番藤席、黄蜡等，还有各种皮货以及金、锡、铅、铜、矾土等各种矿物，中国的陶瓷、纺织品、茶叶等也经月港远销海外。

　　设“洋市”后，明朝廷在月港设置督饷官吏，负责征收饷税，从隆庆元年到万历二十二年的27年间，从月港征收的税银增加了十倍。到了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月港的舶税已超过3万5千两白银，占当年福建省税银的一半有余。

　　相比浙江宁波、福建泉州等中国传统的海上贸易港口，漳州月港的海上贸易有以下几点发展：

　　第一，开创了中国民间海外贸易的先河。明代前中期的官方朝贡贸易主要是为了在政治上“怀柔远人”，建立宗主国的地位，而不是在经济上牟取利益。因此很多时候官方海上贸易，不仅无利可图，而且给国家财政，给民众造成很大的负累。私人海上贸易却不同，他们经商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着追求高额的商业利润。以对日本贸易为例，官方朝贡贸易，由于赏赐和接待费用过多，每次都亏本，但对日的私人海上贸易无不获利数倍，月港海商对日输出丝绸、陶瓷、棉布、茶叶、铁制品等产品，获取了日本的大量白银。

　　月港海商的进出口商品构成的变化，使中国的海上贸易由“入超”变成“出超”，阻止了宋元以来铜、银大量流出的趋势，开始出现外国白银大量流入的新局面，在月港极盛时期的七八十年间，有将近1.3亿两的白银进入月港，从而对中国的货币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中国进入“白银时代”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在全球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以往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都是外国人前来中国，中国商人被动迎接。月港海商则“主动出击”，扬帆出海分贩东西洋，经商范围十分广阔，东起日本、朝鲜，中经菲律宾群岛，直到南洋各国，到处都有他们活动的足迹。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大国纷纷向东扩张，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在南亚、东南亚等战略要地建立要塞，并视中国海商为劲敌。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月港海商以大无畏的精神，“为逐利而忘生死”，依然以中小型海船扬帆远航，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竞争。由于月港出洋经商人数较多，分布较广，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外商来华贸易为主的倾向。

　　月港的发展时间虽然不长，但是第一次做到了与欧洲进行贸易，开创了中国民间全球贸易的先河。明代中后期，月港拥有18条通往东西洋的航线，与东南亚、南亚和东北亚的国家和地区都有直接贸易往来，并且以吕宋（今菲律宾）为中转站，与欧洲一些国家进行间接贸易，为中国海商在大航海时代的全球贸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第三，创立了民间海外贸易的管理机制。“隆庆开禁”后，一种新的海商管理制度应运而生，取代了早已过时的贡舶管理制度。“准贩东西二洋”后，明朝廷设立海防馆，成为了新的中国商人和民众出海贸易的管理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征收海外贸易饷税，万历年间，海防馆更名为督饷馆。商民出海贸易，先要到督饷馆登记，缴纳引税以换取船引，即出海许可证。督饷馆还会对来往月港的商船征收饷税，共分为三种：一为水饷，类似近代的“船钞”，其定税率不以船的载重量，而以船的广狭为准，按照船只大小而征收船税；二为陆饷，即商品的进口税，按商船出口货物的多寡或价值的高低来计算；三为加增饷，专门征收从吕宋回来的商船税。

　　隆庆开禁后，对月港的海外贸易一律征收货币税，完成了从贡舶贸易的实物抽分制到商舶贸易的货币制转变，并逐步形成了从设官建置到征税判例等一套管理制度，也可以说是近代海关与关税制度的萌芽。

　　然而，从明朝天启年间（公元1621-1637年）开始，月港逐渐衰落。到了清朝顺治年间，为了瓦解在台湾和福建沿海郑成功部的反清力量，在福建沿海实行“禁海令”和“迁界令”，海澄县人口锐减。康熙年间统一台湾后，虽然一定程度的恢复了福建沿海地区的海上贸易，但是厦门已经取代月港而成为新的沿海对外贸易的中心。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清朝在厦门正式设立海关，曾经作为明代东南沿海重要贸易口岸的月港几乎就此销声匿迹。

　　纵观月港的衰落，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自然条件的劣势。月港位于九龙江入海口，属于内河港口，九龙江的江流不断把上游的大量泥沙带到港口，逐渐将港口淤塞，海船进出月港时，“必用数小舟拽之，舶乃得行”，十分不便，成为影响明代后期月港海外贸易的一大原因。

　　第二，大航海时代西方殖民者的侵扰。17世纪初，东南亚各地大都沦于西方殖民者的控制之下，直接影响到中国。万历至天启年间，西班牙、荷兰相继侵占中国台湾北部基隆、淡水、澎湖等地，并屡屡袭扰福建沿海地区，窥伺月港。西方殖民者的东侵，对中国海外贸易产生重大影响。除了屠杀虐待中国商人和侨民，他们还对过往商船征收巨额赋税，给月港的海外贸易衰落带来直接影响。

　　第三，明末清初战乱与“迁界”的破坏。明末清初，月港遭受了长期的大规模战乱。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掌控福建沿海贸易的海上武装集团头目郑芝龙起兵反明，先后三次焚毁月港，攻占海澄县。1628年，郑芝龙接受明朝廷招安，月港稍微得以恢复。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明王朝的灭亡和清军入关，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郑成功起兵抗清，直至他收复台湾，前后十余年月港是郑氏与清军激烈争夺的地区。连年战乱使月港地区人心惶惶，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海上贸易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清朝廷为瓦解郑氏的反抗力量，于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和十八年（公元1661年）相继宣布“禁海令”和“迁界令”。在迁界过程中，海澄县沿海居民“流离死亡相籍”，月港从此一蹶不振，完全衰落下去。

　　“其兴有一定之规，衰亦有一定之律”，月港兴衰的整个过程贯穿了明代中后期到清代初期，集中地反映了明末清初海外贸易的大致状况，也深刻地揭示了海外贸易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

　　闽南人在多种形式、多种来源的海上贸易中，建立起北至日本、朝鲜，东至台湾，南至南洋诸国的商贸线，他们以亦商亦盗的方式垄断了整个南中国海的海上经济与武装力量，最终以其强大且不可抑制的实力迫使大明帝国在隆庆元年不得不解禁开关，从而为大明创造了一处税收颇丰的“天子南库”，从而宣告月港时代的来临。

　　明代月港的海上突围，是闽南人内心海洋基因的一次集中性爆发，是由被动向主动演变的表现，这也体现了闽南文化中海洋元素在众多闽南人心中的分量，也足以说明闽南海洋文化在明代的成熟。

　　月港虽名为“港”，实则是以海澄月港为中心的港口群，它们分布在今日厦门湾的各个角落，从九龙江北溪、西溪交汇处开始，石尾、福河、石码、白礁、青礁、海沧、嵩屿、月港、浮宫、曾家澳、刘五店、浔尾、新垵、鼎尾等诸多港澳共同构成了明代闽南海贸经济的重要环节，他们所体现的海洋经济在开关后的万历年间达到了顶峰。

　　在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联合碰撞下，闽南成了中国输入与输出物质、文化的第一站，而闽南人又通过遍布全国的商贸网络将之扩散至全国。一直到明末，时局动乱的东南海疆，中西各方力量彼此抗衡，最终在仍以颜思齐、李旦、郑芝龙为代表的闽南海商，以军事力量做支持，逐渐统一了海上贸易规则和资源，最大化地统合了东海和南海的秩序，使得闽南海洋文化的全民参与深入人心。

　　但随着清朝势力的南进，明代漳州月港的繁华在遭遇迁界、战争等一系列的荼毒之后，瞬间没落，而沿海承载小商品经济的市镇和乡村也因为人口被迫迁移及清朝的再次海禁沦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