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翔云《望洋兴探》(遗作)| 第五十二章 大航海时代下的闽南【校友文萃】

厦门 初30组 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五十二章 大航海时代下的闽南

　　自古以来，西方便有着两条通向东方的贸易路线：其一是被称为“丝绸之路”的陆上路线，欧洲人从地中海东岸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穿越中亚抵达中国的西安，甚至抵达太平洋西岸；其二则是始于埃及和伊拉克的海上路线。海上路线利用了季风的特点——在每年的4月到6月之间，船只从苏伊士或巴士拉出发，分别经由红海或波斯湾进入阿拉伯海，再顺着从海洋吹向大陆的西南季风航往印度洋和中国海。大约在6个月后，也就是在10月到12月之间，吹向海洋的东北季风又会将航船带回其始发地。

　　最初的远洋航行，是为了寻找从西欧前往亚洲的海路航线，以带回东方的香料。因为从陆路到达亚洲的路程十分遥远，商队必须穿越亚洲的多个地区；当时欧洲同亚洲的贸易被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地的意大利商人垄断。

　　作为陆上路线的丝绸之路，其贸易路线西起地中海东岸（主要有亚历山大港、大马士革与阿勒颇等城市）与黑海沿岸。从这些地方出发，经过里海南部进入亚洲并穿过巴格达，分为几条支路穿过内陆地区后再汇集于咸海附近。在中亚的布哈拉，开始分路前往印度的德里与阿格拉。经过布哈拉，到达帕米尔北部的撒马尔罕后，丝绸之路再次出现分支：往北通向阿拉木图，往东穿越中亚，并沿昆仑山脉或天山山脉行进抵达中国城市西安。

　　穆斯林在大部分时期里都控制着通往东方的各条商路。亚历山大、阿勒颇与大马士革被称为当时的“铁幕”。只有在13世纪下半叶到14世纪，当成吉思汗家族的蒙古帝国极盛时，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欧洲人才与“契丹”取得了联系。

　　已有的贸易路线可以运送宝贵的香料，但却不得不遭受沿途关卡的层层盘剥，贸易受到严重的影响；这还没有算上多变的政治局势和盗匪的骚扰。进入15世纪，威尼斯受到奥斯曼土耳其的封锁与入侵，西方人急迫需要找到一条通往东方的新商路。

　　在当时，地图学、航海术与造船术都取得了极大的的进步。随着技术的进步，卡瑞克帆船与卡拉维尔帆船相继在伊比利亚半岛出现，远洋探险成为了可能。这些融合了传统阿拉伯船只与传统欧洲船只特点的帆船，首次能离开风平浪静的地中海，安全航往大西洋的开放水域进行探索。

　　1492年，伊莎贝拉女王资助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见图52-1）的探险活动，希望他找到向西航往印度洋的路线，以替代在《阿尔卡苏瓦什条约》中规定由葡萄牙人保有的南非航线。哥伦布终究没有抵达亚洲，但他却意外发现了一片新大陆——美洲大陆。

图52-1 哥伦布

　　在发现美洲之初，哥伦布与西班牙的其他探险家都对这次以经济为目的的探索的成效感到失望：与非洲和亚洲不同，加勒比群岛的居住者们并没有黄金或者其他西班牙人觉得有价值的财物。但是，他们在玉米、木薯、棉花、花生、辣椒、菠萝、甘薯与烟草等作物方面的产量却十分庞大，而旧大陆对这些作物都一无所知。不久后，随着更多的探索者来到这片大陆，欧洲人发现了这些新作物，并意识到它们的商业价值可以让西班牙人在欧洲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能与葡萄牙和意大利人从非洲与亚洲带回的货物竞争。因此，除了上述的作物外，西班牙人还将香荚兰、西红柿、马铃薯、可可及其制品巧克力、多香果与制造染料的胭脂虫引入了欧洲。

　　在征服战争结束后，欧洲人的兴趣依然集中于香料贸易方面。此外，他们还热衷于探寻以金银为主的贵金属资源：贵金属的积累使得欧洲在公元18世纪得以进入工业社会。然而，在欧洲最受欢迎的香料并没有出现在这片新的大陆上，因此西班牙王室依然对“东印度”保持极大的兴趣。香料群岛位于印度尼西亚群岛中，东西分别为新几内亚与苏拉威西岛，南临澳大利亚大陆。这一片群岛成为了当时欧洲探险家们竞相追逐的目标。

　　1519年，在荷南·科尔蒂斯在墨西哥登陆时，西班牙又资助了葡萄牙航海家斐迪南·麦哲伦的探险。这次远航的目的，是去寻找向西通往香料群岛（亦称东印度群岛）的贸易路线，这可以让西班牙在不违反《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的前提下通过香料贸易来获取利润。麦哲伦（见图52-2）曾试图向葡萄牙请求资助，但受条约限制的葡萄牙并没有同意。

图52-2 麦哲伦

　　麦哲伦在很早以前便相信有着一条向西穿越“大南海”通往香料群岛的海峡，过去曾经有探险家寻找过这条海峡，但都无功而返。一次又一次的探索都被看似无穷无尽的岩石所阻碍，由此，很大一部分制图师都设想美洲大陆的土地会一直延伸到地球的南极。然而，麦哲伦坚信两大海洋间必有通道相连，并希望得到一支舰队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法莱罗支持了麦哲伦的行动。1517年10月20日，麦哲伦前往了西班牙南部大港塞维利亚，寻求为西班牙王室效劳的机会。他将自己的计划呈交给了当地的商局，并在1518年3月22日与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签订协议，揭开了大航海时代中最耀眼夺目的一页。

　　麦哲伦的舰队不但成功地找到了穿过南美洲通往太平洋的海峡；而且还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环球航行——在经过三年的艰苦航行后，维多利亚号在胡安·塞瓦斯蒂安·埃尔卡诺（麦哲伦死在菲律宾）的率领下重返欧洲。

　　尽管西班牙的竞争对葡萄牙的垄断造成了威胁，但葡萄牙的探索与殖民依然在继续进行着。葡萄牙人是第一批抵达日本并与该国展开贸易的欧洲人。在曼努埃尔一世国王的统治下，葡萄牙王国为继续控制其宣称拥有的土地和贸易路线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他们的策略是在通往东方的主要航道上修建一系列的要塞。这样的要塞与殖民地有黄金海岸、罗安达、莫桑比克、桑给巴尔、蒙巴萨、索科特拉、霍尔木兹、加尔各答、果阿、孟买、马六甲、澳门与帝汶。此外，葡萄牙人还统治着巴西，这片土地于1500年由葡萄牙人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发现。根据1494年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巴西被“划分”在了葡萄牙的一侧。

　　葡萄牙的本土位于伊比利亚半岛沿海地区，难以向内陆扩张。随着时间的过去，过于窄小的本土极大地限制了它的扩张能力，令它无论在财政还是人力上都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此外，分布于全世界的葡萄牙要塞长期面临着人力与装备缺乏的处境。因此，葡萄牙无法与其他更加强大的势力竞争，其殖民地与贸易注定要被他国蚕食，它在东方贸易中的垄断地位已不再长久。葡萄牙在东方霸权的衰落肇因于荷兰、法国和英国的探索的展开：这三个国家在教皇划分世界的时候并未参与其中，因此它们没有遵守葡西间条约的必要。1580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以葡萄牙前国王塞巴斯蒂昂的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兼任了葡萄牙的国王（腓力二世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外孙）。合并后的帝国又因为过于庞大而失掉了它的绝对优势，无法应对来自新兴势力的竞争。

　　在西非、中东与远东地区，英国与荷兰逐渐蚕食掉了葡萄牙的一部分殖民地。孟买在后来被作为结婚礼物赠送给了英国。只有澳门、东帝汶、果阿、安哥拉、莫桑比克与巴西还在葡萄牙的实际控制之下。荷兰人曾经夺取了巴西将近一半的土地，但最终还是被葡萄牙人夺回了。

　　非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并不认同《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法国、荷兰（从西班牙取得独立后）与英国均有着航海的传统；而尽管伊比利亚国家对它们严加防范，但法、荷、英三国最终还是得到了伊比利亚的新技术与新海图。

　　曾为西班牙人工作的意大利航海家乔瓦尼·卡博托率领了法、荷、英三国派出的第一支探险船队。受英国资助的卡博托率领他的船队开启了英法共同探索北美洲的时代。大部分西班牙人都忽视了辽阔的美洲大陆北部，认为那里遍布游牧民族且未建立庞大帝国，较之中美更难以控制。卡博托、雅克·卡蒂亚和其他航海者希望在北方找到通往富庶东方的水道，但他们都没有成功。水道并没有找到，然而这些探索却展示了别的可能性：17世纪初，来自中欧与北欧的殖民者登上了北美洲东岸，建立起了最早的一批北美殖民地。

　　法、荷、英三国还在非洲与印度洋与葡萄牙展开了竞争。荷兰、法国与英国的船队活跃于这些地区，对葡萄牙的垄断地位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随着贸易的展开，北欧三国的贸易份额一步步地上升，而葡萄牙和西班牙则不断下降。除了贸易竞争外，法、荷、英三国还在当地成立了自己的军队，在葡西旧殖民地的附近建立起了自己的新殖民地。此外，他们还带头对《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中西班牙一侧的太平洋与北美洲未知之地进行了探索：荷兰探险家威廉·扬松和阿贝尔·塔斯曼发现了澳大利亚的海岸，詹姆斯·库克船长对太平洋沿岸进行了测绘，维他斯·白令发现了以他姓氏命名的白令海峡。

　　1577年到1580年，英国的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环球航行。另一位著名的英国航海家是亨利·哈德逊（1565年-1611年），他在北美洲的探险主要有，在1609年对乔瓦尼·达·韦拉扎诺于1524年所发现的哈德逊河流域进行探查，之后在1610年到达哈德逊湾，使得此两处地点冠其姓氏命名。

　　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1728年-1779年）曾三度远征太平洋。在航行中，他对太平洋的海岸线以及大洋中的众多岛屿进行了精确的测绘，令它们首次出现在欧洲的地图中。库克发现了澳大利亚东岸，并声称其为大英帝国的领土；他完成环球航行，发现了新西兰与纽芬兰；此外，他还是最早发现夏威夷群岛的欧洲人。

　　勒内-罗贝尔·卡弗利耶·德拉萨勒（1643年-1687年）是一位著名的法国探险家，他对北美大陆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曾横渡五大湖与密西西比河，并对魁北克与密西西比河河口之间的地区进行了探索。

　　第一位完成环球航行的法国人是路易·安托万·德布干维尔（1729年-1811年），他探索了马维娜斯群岛、大溪地、萨摩亚群岛、所罗门群岛与新赫布里底群岛。

　　另一位著名的法国航海家是让-弗朗索瓦·德拉彼鲁兹（1741年-1788年）。拉彼鲁兹继承了布干维尔与库克探索太平洋的未竟之业。他探索了菲律宾群岛与澳门，并发现了以他姓氏为名的拉彼鲁兹海峡。1788年，他来到了所罗门圣克鲁斯群岛的瓦尼科罗岛，之后便杳无踪迹。1826年，人们才在当地发现了他船只的遗迹。

　　第一位完成环球航行的荷兰人是海盗奥利维尔·范诺尔特（1558年-1627年）。1596年，威廉·巴伦支（1550年-1597年）发现了斯瓦尔巴群岛。此外，后人为纪念巴伦支，还将新地岛与斯瓦尔巴群岛之间的陆缘海命名为巴伦支海。1616年，荷兰航海家威廉·斯豪滕与雅各布·勒梅尔在横渡太平洋的航行中发现了合恩角。

　　荷兰探险家阿贝尔·塔斯曼（1603年-1659年）发现了塔斯马尼亚岛、新西兰、汤加群岛和斐济群岛。另一位著名的荷兰探险家雅各布·罗格温（1659年-1729年）则发现了复活节岛以及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岛屿。

　　在当时，远洋航行意味着冒险：他们无法准确测量经度，木制船壳无法抵抗船蛆的侵蚀，储备的食物不适于长期航行，船上的卫生与生活条件也十分糟糕。然而，受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双重驱使，这些人所进行的探索极大地扩展了已知世界的范围。

　　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开始大量增加，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也开始出现。欧洲这个时期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其超过亚洲繁荣的基础。新航路的发现，对世界各大洲在数百年后的发展也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对除欧洲以外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影响则是复杂而矛盾的。

　　15世纪中叶，面对汹涌而来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漳州月港奋然崛起，一跃成为兴盛的国际贸易中心港口。从月港出发的海上航线，南通菲律宾、马六甲，西至暹罗，然后与欧洲人开辟的新航路连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环球航线。

　　嘉靖倭乱发生后，明朝朝野曾发生过一场禁海问题的争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放弃传统的“海禁”政策，要不要开放本国商民的海外贸易。尽管很多人仍抱着既定的“海禁”政策不放，还是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海禁”与海寇之间的关系，极力主张开放“海禁”，以根除海寇，其中，福建巡抚谭纶积极倡导开海，谭纶请求朝廷允许福建商民在近海与外通商，有不少朝廷官员都表示了认同。

　　世宗死，穆宗继位，明朝进入了隆庆时代。朝廷面对倭寇之乱屡打不绝的现实，认识到福建巡抚许孚远在奏疏中说的“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问题，开始调整严禁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政策。

　　公元1567年，明朝隆庆帝登基，决定推行新政。福建巡抚涂泽民希望“除贩夷之律”，为海上的贸易活动开启绿灯，允许当时船商巨贾“准贩东西二洋”货物。最初选择诏安梅岭作为开放大明海关，后改于海澄。海澄地区曾拥有五个商市，除了其一是在清朝兴起，其他四个皆在月港开关时期达到极盛。

　　明廷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并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后又设立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督饷馆对私人海外贸易管理的内容主要有：出海贸易的船只不得携带违禁物品；船主要向督饷馆领取船引并交纳引税。此外，对日本的贸易仍在禁止之内，所有出海船只均不得前往日本。若私自前往，则处以“通倭”之罪。
　　虽然仍有着诸多管理和限制，开放的月港也只是一处小港口，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至此毕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只要遵守政府的管理限制，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就被视为合法经营。政策和制度上的这种局部的和有限度的调整，史称“隆庆开关”。隆庆开放使民间私人海外贸易摆脱了走私非法境地，开始有条件地公开进行和较为正常地发展，并迅速发挥了积极作用。史载隆庆初，仅月港一地，“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成效明显。

　　隆庆帝从实际出发，以开关为主要治国方略，从经济入手打开了阻碍社会发展的枷锁，使明朝经济焕发活力，成为当时世界上贸易往来最频繁的国家。隆庆开关表现出来明朝对待国民的海外贸易政策上，可谓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已完全更改了皇朝祖制。它突破了朝贡贸易的局限，促进了民间 私人贸易的繁盛，大大推进了中国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促使晚明中国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完成。它在中国古代经济史和对外贸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都起到一定的影响。

　　隆庆开关是明代继郑和下西洋之后对外关系中又一重大事件，标志着明朝的对外交往从官府层面转向民间层面。曾经为官方独占的海外贸易，日渐衰微，逐步让位给更加具有活力和发展前途的民间海外贸易。这使得明末中国沿海又兴起一个“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

　　从此，月港成为明朝唯一合法的海上贸易始发港。一批批闽南海商从月港出发，过台湾、下南洋、闯东洋，不仅带去克拉克瓷、茶叶、漳缎等闽南的商品，也带去闽南的文化。福建三宝之一的“片仔癀”，随着海商去往南洋，至今影响深远。

　　当时的漳州月港，代表了最潮的经济发展趋势，月港时期，贸易是由闽南人引导，特别是对西方。月港作为唯一的通商港口有很强的代表性，它是中国第一个民间贸易形式的港口。只需纳税，民间就可造船下海。推崇的自由贸易——闽南海商货殖文化是真正的世界潮流，能代表早期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

　　三四百年前，西班牙商人的“马尼拉大帆船”，把从月港运出的明朝商品销往美洲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每每大帆船抵达，就在当地举办盛大的集市，销售明朝价廉物美的生丝、丝绸，这些商品备受欢迎，十分畅销。以至于当时墨西哥丝织厂一度依靠中国的生丝维持生产。公元1637年，墨西哥一家以中国生丝为原料的丝织厂拥有员工达1400名。据社科院统计，当时美洲流入中国的白银可达1万2620吨，接近当时美洲白银产量的一半。

　　漳州月港（见图52-3）作为世界知名的港口，维持了两个半世纪对外贸易的繁荣，代表性体现在明代中后期；明清时漳州有许多著名海商；明清时漳州有诸多研究海外交通史的研究成果；漳州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都大力主张对外开放政策，这与明清时闭关锁国的政策有很大差别。

图52-3 隆庆开关时的月港

　　菲律宾是离闽南最近的南洋国家，菲律宾最大的岛屿为吕宋岛，因此，以前中国人常用吕宋岛代称菲律宾群岛。在西班牙于1571年占据吕宋之前，就有中国人寓居吕宋。随着漳州月港—菲律宾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大帆船贸易的发展，特别是巨额利润和墨西哥银元的诱惑，更多漳州人前往吕宋。

　　1521年，麦哲伦首次环球航海时抵达菲律宾群岛，改变了菲律宾的命运。翻开世界贸易史，我们可以清晰了解到西班牙殖民菲律宾的目的。菲律宾正是欧洲殖民者在欧、美、亚洲进行大规模三角贸易的重要一环：从欧洲出发贩卖黑奴到美洲挖银矿，然后在菲律宾用白银与中国商人交易换取丝绸、陶瓷等物品，再运回欧洲。

　　在漳州出土的西班牙银元数量较大，龙海、云霄等地均有发现。这些银币多在拉丁美洲制造，途经吕宋岛流入漳州，是漳州海外贸易繁荣的直接物证，“吕宋客”在闽南方言也一度指称有钱人。

　　随着大量白银从月港流入，不产白银的中国进入“白银时代”，这使得明朝的东南地区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闽南商人与欧洲列强展开频繁的贸易竞争，背后却是一场不对等的较量：欧洲列强得到官方的绝对支持，而闽南海商一度是偷偷出海的散客。

　　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最终发生了西班牙殖民者屠杀吕宋华人的血腥事件，死难华人达25000人，其中，“澄人十之八”。漳州海澄县人（今龙海海澄、厦门海沧一带，）死难者占多数，史称“癸卯吕宋惨案”。

　　尽管此后吕宋又发生数次屠杀华人事件，但闽南人“尚相率往”。他们以自己的勤劳和才智对吕宋经济文化的发展作了重大贡献，闽南文化逐渐融入菲律宾文化之中，对菲律宾社会生活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从1567年到1644年这段时间，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也有学者估算，“由万历元年(公元1572年)至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的七十二年间，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 这为大明帝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为张居正的全面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日后在内忧外患中挣扎的明朝提供了延长寿命的资本。

　　隆庆开关是一次扭扭捏捏的改革，海上贸易只是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只有福建海澄的月港被作为唯一的开放“特区”。沿海所有对外贸易的商船，都必须到这里办理繁琐的手续，并从这里装货出港、入港验货。所有船只都必须申领“船由”(船籍证书)、“商引”(也叫“文引”，营业执照)，才能出海。

　　这一制度发展到后来，甚至对出海船只的建造和运营实行总量控制，“东西二洋各限船四十四只”，严禁彼此间越境贩贸，出海后逾期未归者， 即使证件齐全，“仍坐以通倭罪” 。

　　隆庆开关之后，这一手治根的办法果然见效，从此“倭渐不为患” 。尽管隆庆初年的开放海禁，并不彻底，政府依然通过发放许可证(“由引”)的计划经济方式进行调控，并且严禁海商前往日本。但是，民间被抑制的商业活力依然喷涌而出，“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东西洋)，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 。“禁之太严，奸民势穷， 必至为盗。自纳饷过洋之利开，豪狡之徒咸趋利畏法。故海澄之开禁，凡以除中国之害也。”

　　更值得一提的是，隆庆开关后3年(公元1570年)，在张居正和高拱等朝廷大员的积极推动下，利用鞑靼内部纷争，结束了明帝国与蒙古部落长达200余年的军事对峙，鞑靼首领俺答归顺明朝，封贡互市，史称“俺答封贡”。大明帝国开国200多年，第一次同时在南北两个方向获得了“和平的发展环境”。

　　“隆庆开关”有力地促进了明朝国内商品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也为明朝中国商人积极参与当时已经建立起来的东亚及太平洋贸易圈，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遇和舞台。同时将西方的先进火器引入中土，一定程度的提升了明朝军队的战斗力，使得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家对侵略中国做为殖民地心存忌讳。

　　中国商品则通过太平洋航路输往拉丁美洲，在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上，影响举足轻重。开关给明朝政府带来了十分可观的财政收入，到1576年的关税收入已超过万两白银；1594年从菲律宾流入的白银应当超过264000两，月港的关税收入则达到29000多两白银，以至于人们将月港看成是“天子之南库”。福建地方和和漳州地方政府为这笔税银曾多次争夺归属权，到1599年，明神宗食指大动，派遣宦官充当税使进入福建，月港出海商船的税银征收权也被其夺取了。

　　隆庆开关使得欧洲人在美洲开采到的“廉价”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这一方面使白银成为中国的流通货币，另一方面使中国不必再因担心贵金属外流而限制对外贸易，但也为明朝覆亡埋下了隐患。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意味着明朝将自己的货币控制权拱手让与他人。当白银过量流入中国致使物贵银贱(通货膨胀)后，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动力开始下降，1630年以后出现了白银流入不足的问题，导致中国迅速跌入通货紧缩。这一问题产生了两个灾难性后果：一是百姓折成白银的纳税负担骤然加重，二是政府折成白银的税收大幅减少，前者引发农民暴动，后者削弱了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财力，最终导致明朝在内忧外患中灭亡。

　　隆庆开放后进出口税制逐步完备，由抽实物税改为抽银。随着西方势力的东渐和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明朝海关从无税到有税，从实物税到货币税，不仅反映了明朝海外贸易政策的变化，而且反映了典型的封建性海关向近代海关的过渡。

　　资本主义的真正发生和发展，是随着世界市场的拓展和世界贸易的扩大而发生和发展的，中国也不可能例外。明代的开海贸易，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此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成长最活跃的、最典型的萌芽行业，如棉纺织业、丝织业、茶叶种植与加工业、制糖业、造船与航运业等，往往是与对外贸易或沿海贸易密切相关的经济部门。明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有了较迅速的发展，商品经济日益活跃，沿袭已久的贡舶贸易所造成的国内市场狭小已不能满足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海禁政策更是束缚了商业资本活动，摧残了海外贸易，也伤害了沿海民众的切身利益。因此，从事海外贸易的豪富、商贾，特别是沿海民众必然要冲破统治者设置的禁区，“私通外国，交易番货”。

　　隆庆开关还对明朝的火器的大规模装备军队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朝通过和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来购买西方先进的火器，例如西洋火绳枪、红夷大炮等。火器的大量装备使得明朝在后来的对内对外战争中产生了影响。

　　隆庆开关也影响了中国的收藏业。中国的硬木家具最重要的贸易也是从明隆庆开始的。隆庆是夹在嘉靖和万历之间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只有六年，贵重的木材大致是这个时期大量进入中国的。隆庆之前的中国木器大都是软木，俗称“柴木”。软木玩的是高古气韵和造型的多样性，常用来做家具的软木有核桃木、松木、榆木、楠木、樟木、银杏木等等种类繁多。所以软木收藏行业的业内人士也把古董软木家具成为高古木器家具。

　　隆庆开关还直接推动了海外移民热潮，东南沿海不少渔民和商人开始在东南亚一带定居。华侨在当地从事商业、手工业、农业，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丰富的生活服务，深刻改变了当地的原始面貌。越来越多的闽南人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这些闽南人把家乡先进的生产、生活用具、技艺等带到海外，与当地民众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所在国家娶妻生子，生根发芽，与居住国民众一道，共同为当地的发展作出贡献，并成为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