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翔云《望洋兴探》(遗作)| 第五十章 中国海商与“海盗” 【校友文萃】

厦门 初30组 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五十章 中国海商与“海盗”

　　16-17世纪明朝中叶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就是一个海盗的世界。这里有中国海盗、日本海盗、葡萄牙海盗、西班牙海盗、荷兰海盗等等。那时商、盗没有明确的划分，有生意做的时候就是商（走私），没生意做的时候就是盗。他们有时候互相抢，有时候就上岸抢。当海禁宽时，海盗就变成海商；当海禁严时，海商就变成海盗。因为明朝的海禁很严，中国海上商业资本没有出路，所以就只能去做海盗，因此，这些海盗也可以称为“海商集团”。这些海盗（商）集团的势力很大，甚至可以左右明朝政治、军事局势。

　　提及海盗，很多人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欧洲近代的那些加勒比海盗。其实碧波荡漾的南中国海，自古以来就是舳舻千里的海上商道，繁荣的海上贸易，又直接催生了生意兴旺的海上不法活动。古来交往，不知多少冒险家驾驶舟船舢板，在这片海域上用剑用火书写自己的人生传奇。

　　东南亚海盗的历史非常悠久，不过他们远较这片海域上的其他同行要鲜为人知。由于东南亚是由两个大的半岛以及无数个岛屿组成的独特世界，没有任何一地区的居民拥有社会发展所需的应有资源。这一现实状况迫使东南亚人非常仰仗海上贸易。在支离破碎的东南亚，星罗棋布的王国和苏丹国都拥有自己的海上武装。苏丹和国王们既利用自己的海上武装维护本国的海路通畅，又用它们进行海上劫掠削弱对手壮大自身。

　　东南亚各地的马来人都有航海传统，这些水上族群多与陆地上的苏丹和国王们保持依附关系。他们利用热带地区特有的季风活动。在冬春季的东北季风期，他们从著名海盗基地——苏禄群岛出发，航行到苏拉威西、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和马六甲等地。到了盛行西南季风的夏秋，他们才满载战利品返回苏禄群岛。

　　他们使用的战船是一种名为佰拉胡的双层甲板帆船，船长100英尺，可以搭载100名划桨的奴隶和80名武士。他们使用刀剑、火绳枪和燧发枪、回旋炮等轻武器，甚至还有一些从中国或欧洲商人那里的购买的大口径铜质火炮。他们什么人都抢，自己人也好，外国人也罢，全是他们的猎物。往返于南中国海上的各国商船中，他们最喜爱劫掠的是越南籍和中国籍的商船。

　　因为越南籍商船往往搭载丝绸、鱼翅、玳瑁、珍珠等贵重货物，又缺乏必要的自卫武器。即便是“火力强大”的西方商船，他们也敢于在无风时对其进行突袭。1798年，一队由500名武士、800个划桨奴隶、25艘船组成的海上劫掠团伙袭击了一艘西方商船，俘虏了450人，其中一位西班牙神父就带给了他们2500比索的收益。

　　海盗得手后，容易出手的货物就地出手。有价值的货物，比如强壮的男青年和美貌的女性，他们会运回苏禄群岛出售。欧洲人把苏禄王国的首都裘洛，称为“东方的阿尔及尔”。

　　1644年，明朝最后一位皇帝于北京煤山自裁。明朝垮台后，农民军政权和南明政权南北对峙，接着又是清军入关。如此纷乱的时局，许多不愿意接受新朝统治的华夏家庭，不得不迁徙到国外。有一些家庭浮梁渡海去了高丽半岛和日本，另一些家庭迁徙到了安南、柬埔寨沿岸等地。绝大部分迁徙到安南的明朝遗民都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剃发不承认日后在中国建立全国统治的清朝。纵然他们娶了当地女子为妻融入当地社会，但仍就固守明朝的礼仪和中国固有的风俗。

　　迁徙到安南的明朝遗民生活贫苦，只能以半渔半盗的方式维持生计。值得留心的是，他们还没有忘记自己故国。国姓爷郑成功建立起东南亚-台湾-日本三边贸易时，他们是国姓爷最忠诚的支持者，他们攻击任何途径安南海域的商船，除非他们承认明朝在这片海域的权力并给予国姓爷经济上的帮助。当明郑政权在17世纪末被清军消灭后，生活在安南的明朝遗民彻底绝望了。他们听命于国姓爷的海上私掠者，彻底沦落为受人诟病的海盗。18世纪中叶，新崛起于安南的西山兄弟政权注意到了他们，还以官职、武器、基地笼络了他们。

　　受雇于西山兄弟政权的明朝遗民又称“西山海盗”，清朝统治者蔑称他们为“夷匪”。他们战斗力十分强大，屡屡在海上击败清朝水师。鼎盛时期的西山海盗，拥有1万多人的规模，比清朝全国的水师加起来还要多。西山海盗的主要袭击目标是中国东南沿海，偶尔也会联络苏禄群岛的马来海盗，合作袭击马六甲的荷兰人据点。在这些劫掠活动中，西山兄弟政权作为西山海盗集团的股东，能够拿到一定比例的分成。1802年，西山兄弟政权在安南阮朝与清朝军队的联合打击下灭亡。依附于该政权的西山海盗集团亦宣告解体。

　　明清以来，民间海盗中枭雄辈出，他们依靠各种形式的海上营生手段，积累了巨额财富，并拥有了强大的武装团队，一度控制了往来的商路，成为海上不可忽略的力量。但关于这些人物的资料和记录，像雪花和碎片一样隐匿在国外史料或各种地方志之中。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不敢贸然去惹中国海盗。他们的实力、装备、规模、战斗力对英国人有很大的威慑力。而历代中国海盗中的一部分首领，在多次实战中表现出的智谋和果断，丝毫不逊色于神机妙算、能征善战的统治者的精英。

　　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汪直派人传话给明朝廷，表示愿意听从命令，协助剿除松江各处流民，并希望以此换得明朝廷开放沿海贸易的许诺。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就是中国海盗（海商）集团的头子，他假意投降明朝，其实是为了消灭其他的海盗团伙，称霸中国沿海。郑芝龙的手下达到10万人，是当时世界海盗中的“巨无霸”。后来郑成功从荷兰人手里夺取台湾岛作为反清基地的主力就是郑芝龙建立的海盗集团。

　　明朝中叶的中国海盗和现代的海盗不一样，他们代表着商业的新兴力量。很可惜，这些商业力量并不成熟，郑氏集团到达台湾之后并没有继续发展商业，而是把金钱换成了土地，错过了建立海上商贸帝国的时机。

　　《明史·佛郎机传》记载，佛郎机人凶险，武器也最精良，海外诸番无敢与之对抗。“佛朗机”是明朝对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称呼。公元16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航海到远东，准备侵略中国，妄图“绝灭广州人，攫取全中国”。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入广东东莞县，占据屯门岛，剽窃行旅，抢掠商船，把海边年轻女子劫走，掳掠中国人运往印度和欧洲充当奴隶。

　　这些罪恶行径激起了琼州民众的愤怒。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五月，葡萄牙舰船三艘泊铺前港。海盗施和得悉，即率领部众攻袭葡萄牙舰船，击伤舰船，使其桅杆折断，不得已退入内港，寻求明王朝官府保护。此时的明朝琼州指挥高卓却站在葡萄牙人一边。他统领所部官兵与土司王绍麟所率黎兵一起出动，攻击施和船队。然而施和设伏击败了官兵，高卓只身逃走。

　　和西方一些国家统治者依靠海盗的力量来扩展海外殖民地不同，中国历代封疆统治者对中国海盗的态度，不是招安、圈禁，就是虽远必诛的无情绞杀。像“七海霸主”陈祖义、“净海王”汪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叱咤风云的海盗到了统治者手中，大多未得善终。而当他们流亡海外，期望在东南亚等地落地生根时，还会遭到西方殖民者和各种势力的迫害。如果明清两代能够真正地利用中国海盗的力量，今天的南海问题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当年远航归来的郑和，向明成祖朱棣献上在旧港擒获的海盗首领陈祖义。在隆重的献俘仪式上，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者的称颂中，明成祖下令斩下了陈祖义的头颅。这种在正史中视剿灭海盗、维护航道安宁与和平的政治功绩，实际上是干了一件大蠢事。钢刀横空，碧血四溅，刽子手的鬼头刀，斩下的不仅是陈祖义的脑袋，也斩下了中华在海洋上崛起的命根。对照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当时的其他航海强国，其崛起的过程无一不是充分利用海上的民间力量，中国的统治者不但不重视，还千方百计要把它消灭掉。

　　如果从西方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些湮灭于中国正史中的叛民、流寇，完全有可能成为与哥伦布、麦哲伦、德雷克齐名的海上英雄。

　　和陈祖义命运相仿的，是明朝海盗的头一号人物汪直。明朝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受到“招安”、还蒙在鼓里的他，被监斩官遣人用轿子抬上了法场。他建立的海上帝国在朝廷的阴谋中陨灭。

　　汪直是典型的中国海盗代表，他把海上的经营做到了极致。他所处的正是中国海盗活动最频繁的时代，时势造英雄，但他身上也带有着典型中国海盗的弱点，所以导致了他最后的命运。根据史书记载，在汪直最鼎盛的时期，他手下船队的贸易总量超过了当时明朝最重要的贸易省份浙江和福建。

　　“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海禁愈严，贼伙愈盛。”和清代的闭关锁国相比，明代虽然并没有完全中断海外贸易，但统治者把生意拢到了自己的手中，强令百姓“片帆不得下海”。于是，祖祖辈辈靠海吃海的沿海百姓，突然被政策性下岗。原来从宋朝起已经相当繁荣的渔业、商业都被“关停并转”，明朝廷又难以解决“再就业”，百姓面临的是“进亦死、退亦死”的两难。而另一方面，由于日本以及东南亚等地急需各类货物，“走私”成了一项利润丰厚的生意，一柄刀从中国贩卖到日本，差价可以达到十倍。沿海的民众很多人都投入到了“非法”的海上营生之中。

　　“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科第只收酸腐儿无壮夫，吾侪孰与海外徜徉乎，何沾沾一撮土也!”出生于徽州的汪直不愿意通过科举求取功名，而是南下去海洋中寻找机会。天资聪颖的他，学会了日语，与日本人做各种生意。之后，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他还包揽了日本的军火生意，并组织起了自己的武装。在中日之间的海域中，确立了自己的名号，甚至一度以琉球为据点，自封为“徽王”、“净海王”。处江湖之远的汪直，与居庙堂之高的统治者一样，都看到了导致明朝“倭乱”的根源——海禁。他在用军事手段应对围剿的同时，不断地向统治者表示：“他无所望，唯愿进贡开市而已。”

　　“中国的所谓海盗，从来不用骷髅旗，他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都是些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汪直和所有中国海盗一样，都有这个弱点。朝廷正是利用汪直的弱点，对他诱骗招安。但奇怪的是，汪直问斩的罪名不是“海盗”，而是“叛国”。这是明朝使用的“障眼法”，让统治者真正不安的是他自封为王的举动。国内曾经为汪直立碑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说他是汉奸，是叛徒。其实汪直并没有叛国，汪直的经商反而促进了中日经济文化的交流。他是一个中国人，并没有为日本人服务。日本人、葡萄牙人都听命于他，为他的生意服务。

　　中国古代海盗取得辉煌成果一直不为外人道。在中国历史上，首先造出万人大船的就是中国海盗。用现代的流行语来说，郑芝龙是世界史上第一个船王。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在海上的力量十分强盛，最后还打败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西方国家会讴歌海盗的事迹，其实中国海盗比他们更加英雄。泰国北大年的皇宫里有三门大炮，就是明朝海盗林道乾，受到当地人的重用，做地方官留下的。当地人还建庙来祭拜林道乾的妹妹。

　　很多中国的海盗到南洋，当地人都很欢迎，因为他们并不像西方的海盗那样去掠夺，而是非常尊重当地的习俗。中国古代的海盗和国外的海盗很不一样，和索马里海盗也不同。中国海盗干了不少好事，比如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云南发生大灾荒的时候，自己出钱来救当地老百姓，还带领几万灾民去台湾开荒，过新的生活。

　　就在清朝鸦片战争前夕，珠江口还有像女海盗郑一嫂所领导的红旗帮这样强悍的海盗团队在活动，其装备精良远胜大清水师。红旗帮屡败官军，还重创有美国雇佣兵的葡澳舰队，把澳门围困得几近断粮。1809年，英国舰船在中国的水域内横冲直撞，官军无能为力。此时，郑一嫂却果断出手，痛击了广州内河的英国船只，俘获一艘英舰，斩杀数十英国士兵，战斗力之强令英军震惊。然而，清朝统治者不但没有寻思如何利用一支铁血队伍，反而一直在设法围剿、分化红旗帮。

　　在最后一次围剿之中，清朝水师联合澳门的葡萄牙人，组成中葡联军，合围红旗帮，一度将红旗帮的主力船队封锁在大屿山岛。郑一嫂的养子张保仔算准风向与潮汐，与郑一嫂一起集结大船三百只、火炮一千五百多门、部卒两万，海面炮矢横飞，无人敢攫其锋，于是扬长而去，官洋联军唯有望洋兴叹。最后，统治者再次利用了中国海盗惯有的弱点，利用“怀柔政策”招安了红旗帮的盟邦，令红旗帮势力大减，郑一嫂不得不接受清朝的招安。

　　在中国明朝时，欧洲开始进入大航海时代。海盗成群结队从欧洲出发，奔赴遥远的“新大陆”，开启了世界殖民史的一个新高潮，同时建构出的是西方海洋文明相对其他文明的强势地位。一个在西方史观中的“现代”世界也由此发端。西方的海盗也受到了统治者的礼遇。在西班牙，第一个完成环球航行的麦哲伦受到举国敬仰。英国王室授予海盗枭雄德雷克“上将”军衔。美国把海权理论（国家海盗理论）的创始者马汉奉为先师。

　　费正清在《中国景观》中说：“中国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常常可以从空中一眼看出：受到侵蚀的棕黄色丘陵、混浊江河泛滥的平原、小块小块的绿色田地，以及攒聚在一起形成村落的简陋茅屋、错综如网状的银白色水稻梯田和水路，是无数世代折断腰背苦力劳动的见证——这一切都是由于太多的人，过分密集在太少的土地上，从而使人们为了维护生命，耗竭了土地资源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这是有远见的历史学家并不愿意看到的景象，“一个国家的强盛是通过海洋的，完全依靠小农经济是不行的。”

　　有学者认为“如果我们对中国古代海盗有正确的评价，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必然会牵涉到戚继光等人。我们从小就知道他们是民族英雄，和倭寇打了很多仗，但所谓的倭寇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民间海盗，他们只是打着倭寇的旗号而已。”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官兵看到日本浪人就害怕，简直“畏倭如虎”。中国的民间海盗就是看准了朝廷的这个弱点，打出倭寇的旗号来进行民间的海上商业和武装活动，这里就包括了汪直、徐海等一大批人。这些所谓的倭寇，他们的领导者都是中国人。船员中九成是中国人，他们的团队中只夹杂了个别的日本浪人。不过，为中国古代海盗翻案，不是一件史学界人人都能够接受的事情。

孙  恩

　　孙恩是中国海盗的“祖师爷”，但他改变中国中古时代的政治格局，却鲜为人知——中国古代各行各业都会从历史人物或者神话传说中附会一个祖师爷，三教九流甚至江洋大盗都不免如此。您知道中国沿海的海盗会选择谁做自己的祖师爷呢？这个人在历史上鲜为人知，他就是活跃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差一点改变南中国历史走向的农民起义军首领——孙恩。

　　由于中国自古是一个陆疆占据主要统治基础的农业大国，所以海洋文明在中国古代是居于次要位置的，与之相关的海军、海盗、海商历来不为人重视和关注，但许多中国的海盗、海商却在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民族历史上占据重要位置。

　　像魏晋许多历史名流都出身士族一样，孙恩也非草根出身，而是出自东汉魏晋时期的北方名门望族琅琊孙氏。他的叔父孙泰更是了得，竟效法东汉末年创建黄巾军而起事的张角一样，利用魏晋时期盛行的五斗米道培植自己的势力。公元398年孙泰图谋起事被诛灭，跟随叔父的孙恩失去靠山，就带着一帮徒众驾船逃到浙江舟山群岛，做起了海盗。见图50-1

图50-1 孙恩卢循起义

　　公元399年，为了获取兵源，行将就木的东晋政权颁布了一项自绝前途的恶政，命令征发江东八郡“免奴为客者”从军。什么是免奴为客呢？原来江东非常落后，许多山越民都世代被视作奴婢兵源而肆意捕捉买卖，成为制约江南地区的主要矛盾，也有一些世代为奴的山越民，被放免为地主佃客，身份略有改善，可是现在又重新面临被夺去仅有的自由。这项恶政对那些领有这些佃客的权贵阶层人士来说也是非常有害的，所以遭到多方面的激烈反抗：“一时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孙恩在海岛上看到反击时机已到，就纠集百多名海盗，趁时局动乱登陆起事，很快获得许多“奴客”的依附。江东八郡的人们也纷纷响应孙恩。“旬日之中，众数十万”。孙恩一下子自信心膨胀，自封“征东将军”，又将自己的军队用充满宗教蛊惑色彩的名字命名为“长生军”。

　　惊恐万状的东晋政权急忙派卫将军谢琰（名相谢安之子）和名将刘牢之率领著名的“北府兵”前往镇压。这北府军是魏晋时期一支由战斗力很强大的北方流民为主体兵源建立的府兵军团，曾经以寡击众大败前秦八十万大军，拯救东晋政权。其实力之凶悍可见一斑。孙恩虽也号称几十万“长生军”，其实真正具有战斗力的极少，几十万“兵”大部分竟然是跟在起义军身后讨吃喝的妇孺家眷。“乌合之众”当然不是对手，所以就带着几万部下连同家眷共二十多万人退回舟山群岛，等待时机以图再举。期间孙恩曾经两次反攻，一度还兵临健康，但都最后失利。公元402年三月，孙恩最后一次反攻，依然惨败，不得不投海而死，余部推孙恩妹夫卢循为首领，继续反晋。

　　这场战争在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它沉重打击了江南几百年业已形成的“牢不可破”的士族统治格局。所谓士族，就是一些有着数百年政治声望的世家名门贵族阶层，其子弟世代把持朝廷重要官职，寒门阶层纵然才华出众也没有出头之日。这种独特的政权结构，是后世那种科举定乾坤的政治格局所迥然不同的，倒是与日本韩国古代的公卿士族制度非常相似。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制度”是中国古代最独特的制度，统治者为一群世代把持政坛的世家名门，数百年的尊崇地位使得他们孕育出一种分外“自恋、自负、自大”的贵族文化，这些人即便居家独处也会剃面涂脂搽粉，极研奢华靡丽，这也就是所谓“魏晋风度”典故的由来。

　　孙恩的反军，到处铲除这些贵族阶层，许多当时的士族名流如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惠、黄门侍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乌程令夏侯愔等，都在这场战乱中被反军满门屠灭。这些名门的灭亡，为一些寒门之士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机会。门阀政治的陨落，寒门阶层的崛起，则才是后世中国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

　　这种极度自恋自大的贵族文化传入日本，更是发扬光大，成为日本国粹，也是日本人自恃神国天下无双的根本原因。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孙恩之乱，某种意义上，揭开了这场变革的序幕。

方 国 珍

　　方国珍（公元1319年-1374年，见图50-2），又名方谷珍，台州黄岩（今浙江黄岩）人，身材高大，面色黝黑，体白如瓠，力赛奔马。世代以行船海上贩盐为业，兄弟五人，以此为生。

　　元朝末年，统治者对百姓的压迫和管制十分恶劣。加上当时灾害多，民不聊生。陶宗仪辑有浙东民谣曰：“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台州也有“洋屿青，出海精”的谣谚，“洋屿”，就是洋屿山；“海精”指方国珍。

　　元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有一个名叫蔡乱头的人，在海上打劫财物，官府派兵追捕他。方国珍的仇家便告发他通寇，方国珍杀死仇家，与其兄方国璋、其弟方国瑛、方国珉逃亡海上，聚集数千人，抢劫过往船只，阻塞海路。行省参政朵儿只班率军征讨，兵败，被方国珍所捉。方国珍迫使其请命于元朝，授他为定海尉，不久起义，进攻温州。

图50-2 方国珍

　　方国珍首义反元，比刘福通、徐寿辉等起义早两三年，比郭子兴（后来朱元璋加入）起义早四年。

　　元朝以孛罗帖木儿为行省左丞，督军前往征讨，也兵败被捉。元朝只得派大司农达识帖睦迩再次招降他。不久，汝、颍之地兵起，元朝招募水师防守长江。方国珍心中疑惧，重新反叛，诱杀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逃亡入海。后来派人潜至京城，贿赂朝中权贵，允许他投降，授为徽州路治中。方国珍拒不听命，率军攻陷台州，焚烧苏之太仓。元朝又以海道漕运万户之职招降他，方国珍这才投降，并接受这一官职。不久进升行省参政，派兵进攻张士诚，张士诚派遣将领在昆山抵御。方国珍七战七捷，直到张士诚也投降，才停战退兵。

　　在此之前，天下太平，方国珍兄弟带头骚乱海上，元朝惮于用兵，一意进行招抚。只有都事刘基认为方国珍是首逆，而且屡降屡叛，不可饶恕，但朝议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方国珍授官之后，据有庆元、温、台之地，更加强大，不可控制。

　　方国珍开始起义时，元朝发出空名宣诏数十道，招募人们去进攻，许多海滨壮士响应招募，并为此立功，可是负责此事的官员接受重贿，总是不给这些人应有的赏赐，有一家为此死去几个人，却得不到官职。但对方国珍之徒，却一再招抚，都升为大官。因为这样，百姓都羡慕当强盗，跟随方国珍的人日益增多。元朝失去江、淮后，只得凭借方国珍的船只使海运畅通，便又以官爵笼络他，这样海运无事。有一个名叫张子善的人，喜爱纵横之术，劝说方国珍率军溯江而上，窥视江东，北夺青、徐、辽海。方国珍回答说：“我还没有这么大的志向。”然后谢之离去。

　　朱元璋攻取婺州后，派主簿蔡元刚出使庆元。方国珍与其下属商量道：“江左号令严明，恐怕不能与他对抗。况且与我为敌的，西有吴，南有闽。不如暂且表示顺从，借此作为声援以观其变。”下属觉得他说的在理。于是，方国珍派使者给朱元璋送信，并奉献黄金五十斤，白金五十斤，有花纹的丝织品一百匹。

　　朱元璋又派镇抚孙养浩回访他。方国珍请求进献温、台、庆元三郡，并派次子方关作为人质。朱元璋没接受人质，而且给予厚赐，将他送回；又派博士夏煜前去，拜方国珍为福建省平章事，其弟方国瑛为参知政事，方国珉为枢密分院佥事。方国珍名义上奉献三郡，实则心存二心，待夏煜到后，他诈称有病，自言年老不能称职，只接受平章印章及诰命。

　　朱元璋觉察到这种情况，便写信告诫方国珍说：“我开始认为你是识时务的豪杰，这才命你专制一方。你却居心叵测，想探听我的虚实便派你儿子来，想推却所封官爵则自称年老有病。历来聪明者可转败为功，贤能者可因祸得福，你好好想想吧。”当时方国珍年年修造海船，为元朝漕运张士诚的十多万石粟到京城，元朝因此多次提升方国珍，直到命他为江浙行省左丞相衢国公，分管庆元，方国珍也受之如故；而对朱元璋却以甜言蜜语加以谢绝，表示绝无依附之意，收到朱元璋的信，竟然不打开看。朱元璋又写信劝说道：“福基于至诚之心，祸生于反复无常，隗嚣、公孙述两人就可作为前车之鉴。大军一出，就不再是用空话可以解救的了。”方国珍技穷了，又装出一副惊慌害怕的样子来谢罪，并进献一匹鞍上饰有黄金宝物的马，朱元璋又没有接受。

　　不久，苗将蒋英等反叛，杀死胡大海，带着胡大海的首级投奔方国珍，方国珍拒不接纳，蒋英等便从台州逃往福建，驻守台州的方国璋率军中途拦截，方国璋兵败被杀，朱元璋派使者前去悼祭。一年后，温州人周宗道以平阳来降，方国珍的堂侄方明善当时驻守温州，便派兵争夺平阳，参军胡深将其击败，然后攻下瑞安，进兵温州。方国珍这时害怕了，请求每年供给朱军白金3万两，待攻下杭州时，马上纳土前来归附，朱元璋这才下诏令胡深班师返回。

　　吴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攻克杭州后，方国珍据境自如，派间谍借向朱元璋进献之名，侦察对方力量，又屡次通好于扩廓帖木儿及陈友谅，企图互为掎角。朱元璋获悉之后大怒，派人送去书信，历数他的十二条罪状，又索取军粮二十万石。方国珍为此召集部属商议，郎中张本仁、左丞刘庸等都认为不能顺从。唯有一个名叫丘楠的独自争辩道：“你们所言都不是方公之福啊。只有明智可以解决事情，只有讲信用可以守住疆土，只有有理有利才可以用兵。公经营浙东十多年了，可总是迁延不决，犹豫再四，计不早定，这不可以说是明智。既然答应朱元璋投降，却又违背他，这不可以说是有信用。朱元璋派军征战，有他的理由，因为我们确实有负于他，这不可以说是有理。你扶服请命，幸运的话他还会将你看作是钱俶啊。”方国珍不听劝告，只是日夜运送珍宝，修造船只，为避走海上做准备。

　　九月，朱元璋已攻克平江，命参政朱亮祖进攻台州，方国瑛迎战，战败逃走。朱亮祖又攻克温州。征南将军汤和率大军长驱直入抵达庆元，方国珍率部逃亡入海，又被追兵在盘屿打败，其部将相继投降。汤和多次派人向方国珍说明顺从与抗拒的不同后果，方国珍这才派儿子奉表乞降，说道：“臣听说天无所不盖，地无所不载，王者体天法地，对人无所不容。臣长期以来蒙受主上的宽待之恩，不敢做出自绝于天地的事，因此一陈愚衷。臣本是庸才一个，遇上这多事之秋，起兵于海岛，没有父兄之力相助，又没有帝制自为的野心。当主上率军浩浩荡荡到达婺州时，愚臣马上派儿子前去侍奉，就已经知道主上会有今天，我将如依日月之余光，望雨露之余润。而主上推诚布公，派我驻守乡郡，就像以前吴越一样。臣遵奉条约，不敢妄生枝节。只因堂侄性情暴躁，偷偷挑起衅端，烦劳问罪之师，我心里战战兢兢，因此派守军出迎。然而最后还是飘浮入海，为什么呢?孝子对于父亲的责罚，如果是轻微的杖责便接受，如果是重杖的话便会逃避，臣的事情就与这种情况相类似。我想马上自缚去朝廷请罪，又惟恐遭斧钺之诛，假使天下后世不知道臣得罪你有多深，将会说主上之心不能容臣，这岂不会连累天地之大德吗?”以上这些话大概都是出自方国珍的部下詹鼎之口。

　　朱元璋看后，觉得方国珍可怜，便赐信说：“你违背我的告诫，不马上收手归命，反而流入海上，负恩实在太多。今天你已走投无路，又情词恳切，我理当以你此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你不要自起疑心。”于是催促方国珍入朝拜见，当面责备他说：“你来得不是太晚了吗?”方国珍顿首拜谢，授为广西行省左丞，只享食禄而不上任。

　　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5月8日，方国珍去世，葬于南京城东20里玉山之源。朱元璋亲自设祭，并命翰林学士宋濂为《神道碑铭》为祭。

陈 祖 义

　　唐宋以来，我国远洋贸易比较发达，商船东到朝鲜，日本，西南至东南亚，印度洋沿岸一带。有商船就有“海盗”，而且“海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几乎伴随人类社会发展史，北欧维京“海盗”曾称雄大西洋沿岸。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对外海禁。有学者研究认为，中国的落后始于海禁，海禁的原因是由于“海盗”，看来“海盗”猖獗于海上，阻断了中外贸易，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

　　明朝时，许多日本人或者沿海地区的人混不下去，就开始动起了“歪心思”，他们组织在一起，结为同伙，前往海上，意图发横财，抢那些过路的渔民。渔民们虽然知道有“海盗”，那也无能为力，毕竟他们日常生活都要靠海，要想过日子就必须下海捕鱼，一些大户人家还好，可以在渔船上安插很多人手，而小渔民却只能祈祷自己不要遇见“海盗”。

　　在这个时期，涌现出的“海盗”真的是多如牛毛，有些“海盗”尚且有些良心，只抢钱绝对不杀人。而有些“海盗”不仅抢钱，还抢女人，惹他们不开心了，他们还可能会杀你一船的人。陈祖义便是这样一个心狠手辣的人，并且他凭借着自己的心狠手辣，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后来更是被人称为明朝“海盗”之王。

　　明初最大“海盗”武装集团头子就是陈祖义（见图50-3），陈祖义原是广东潮州人，自幼水性就很好，因生活所迫举家逃到海上为寇。陈祖义手下原本就有一些人，再加上当“海盗”本来就赚钱，有钱就能招到人，许多当时吃不到饭的难民纷纷前来投靠陈祖义。陈祖义也因此掌握了大量兵马，其实刚开始他国王的地位并没有多少人看重，而在当上“海盗”后，反而身价涨了许多，毕竟在古代有兵的人话语权才更重。

图50-3 陈祖义

　　马六甲海峡是远洋贸易的交通枢纽，也是“海盗”势力最猖獗的地方。陈祖义是一个海上枭雄，他以三佛齐旧港（印度尼西亚）为中心，成为最大的“海盗”头子，势力巅峰时有10000多人，上百艘武装船只。陈祖义团火野心极大，不管是官船、民船一个都不放过，还攻占沿海小国家的城镇50多个。

　　一些小国家不得不向陈祖义交保护费，陈祖义建立了自已的朝贡体糸。明成祖朱棣虽恨得牙痒痒，但也鞭长莫及。明朝的舰队走不了那么远，也不一定打得过“海盗”集团。朱棣悬赏50万两银子要陈祖义的人头，后来又涨到750万两银子，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一年才1100万两银子，这是有史以来最大通辑金。可见，陈祖义的“海盗”集团危害之大。

　　后来，陈祖义逃到印尼的渤林邦国，在国王庥者巫手下为大将。国王死后，陈祖义纠集“海盗”势力，自力为渤林邦国国王。然而这个国王却根本没有半点正经样，他不仅没有好好的带着自己国民发家致富，反而去带着他们去海上抢劫，说白了就是去当“海盗”。

　　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实行远洋贸易，建立以东亚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这个时候，陈祖义居然也派使节到大明朝进行朝贡。不过陈祖义“海盗”本性不变，他朝贡的船只空无一物，沿途一路抢劫，把抢劫的财物做贡品，回来时又沿途抢劫满载而归。

　　当时陈祖义手下有一百多艘战舰，一万多人马，这听上去并不多，但却几乎全都是海军。在明朝时，想调派陆军，便是十几万，明朝朝廷也能调派出来，但若是要说海军，恐怕整个广东省全凑起来，也不会比陈祖义的“海盗”队伍强太多。

　　有这么多的人马，陈祖义胆子自然大，他不仅在中国沿海抢劫，还跑到了东南亚、日本等地区抢劫，可以说当时亚洲大部分沿海国家都被陈祖义抢了个遍。而且陈祖义比较护短，若是敢得罪他手下的人，他一定会大发雷霆，调派多艘战舰报复对方。因此一般小势力听说是陈祖义的人来抢劫，都老老实实的交上宝贝，还能逃脱升天，能跟陈祖义对抗的，也就只有明朝廷，而偏偏明廷却一直抓不到陈祖义，每次只能抓住一些虾兵蟹将。

　　明太祖朱元璋和建文帝朱允炆在位时，陈祖义的实力迅速膨胀。到明成祖时朱棣在位时，陈祖义“海盗”势力已经发展成了拥有数百战船的规模。陈祖义成了名副其实的“海盗”之王，他仗着自己的势力肆无忌惮地劫掠沿海城镇。明朝廷虽然苦恼于“海盗”的骚扰，但是也拿陈祖义无可奈何。

　　到后来，陈祖义开始打劫各国官船，一开始打劫一些小型官船，里面战利品丰厚。东南亚国家的使节纷纷到大明朝控诉陈祖义的恶行。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明成祖派郑和率二万八千多人的船队下西洋，进行远洋贸易。因为没有遭到官府的回击，陈祖义的胆子越来越大，后来竟然盯上了郑和的船舰——他假意想投降给郑和，以此来洗劫郑和船舰里的钱财。但郑和是何许人也，朱棣能让他担当起下西洋的重任，可见郑和绝非凡人，所以郑和识破了陈祖义的计谋，率战舰包围“海盗”船只，采用火攻之策，歼灭五千多“海盗”，陈祖义被生擒活捉。经此一战后，他的手下再也难成大器。

　　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九月郑和押着陈祖义归国，朱棣当着各国使者的面把陈祖义砍头示众，困挠明朝几十年的“海盗”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当然，明朝750万两银子赏钱是舍不得掏的，郑和也不敢要。

　　陈祖义的死，有人说还是因为贪念，他的贪念急速膨胀，已经难以压制住自己的理智，导致最终才敢做出抢劫郑和船舰的事情。但这个说法未必符合历史真相——陈祖义可以说是中国的大航海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给大明开疆扩土了，建立了海外殖民地——我们想一想，如果当时的朝廷像后来的西班牙王室对待哥伦布一样的话，陈祖义就是“民族英雄”了。陈祖义是因战乱逃亡南洋，当时他手下骁勇善战的人过万人之多，统治的疆域是现在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基本上南洋群岛都属于他的领地，后来他打算被招安，跟宋江的想法一样，连带自己打下来的疆土一起奉献给大明，但朱元璋觉得“我乃天朝上国，不屑你那海外几块穷地方”。还有一条，朱元璋自己是“陆盗”，却容不下“海盗”——中国有个事情比较特别，你在陆地上打家劫舍，人家说你是农民起义军，是正义的化身。如果你在海上起义或者殖民掠地，你永远就是个十恶不赦的“海盗”（东晋时的孙恩就是个先例）。

　　等到永乐朱棣当皇帝時，陈祖义还向朝廷进贡呢。但朱棣觉得陈祖义在外面这么搞，殖民，欺负小国，影响大明的威望。于是派郑和下西洋剿匪。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有三：第一，找朱允炆，杀之，以正统自己的皇位；第二，找来万国王子来中原朝拜，巩固自己的帝位；第三，就是把陈祖义给灭了。永乐7年，郑和使计抓住了陈祖义，带着一船的国王和珍奇异兽和陈祖义来到北京。永乐当着一堆南洋小国的国王面前杀了陈祖义，意思我给你们做主了，你们可以安心回去过日子了，有事“大哥罩着你”，国王们临走时，永乐还赏赐了大量的瓷器丝绸给他们，是他们进贡物品的百倍之多，以显示大明朝泱泱大国对各国“宽阔的”。——这种“胸襟”的确让西方国家看破了眼镜。

梁 道 明

　　梁道明（见图50-4）是明朝永乐年间的一个历史人物，原是移居来三佛齐国的华人，后来成了旧港华人首领。

　　明朝初年，广东、福建沿海地区民众出外谋生，就在三佛齐定居，进行航海、经商活动。祖籍南海的梁道明带领一家人来到三佛齐，后来，移居来三佛齐的华人越来越多，有数千人之多。由于梁道明威信高，被众人推举为当地华人首领。

　　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爪哇满者伯夷国王灭三佛齐旧王朝，国中大乱；当时旅居三佛齐的华人一千多人拥戴广东南海人梁道明为三佛齐王。梁道明王领兵守卫三佛齐北方疆土，对抗满者伯夷。十年间有几万军民从广东渡海投奔梁道明王。

图50-4 梁道明

　　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明成祖朱棣派梁道明国王的同乡监察御史谭胜受和千户杨信带敕书前往招安；梁道明国王和臣子郑伯可一同入朝贡方物，留下副手施进卿带领众军民。这样，梁道明受招安后回到了老家。此时，梁道明的副手施进卿接替梁道明，成了旧港华人首领。

　　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三保太监郑和从非洲好望角回航，经旧港，遭遇海盗陈祖义袭击，施进卿协同郑和陈兵大破陈祖义，把陈祖义押回明朝京师南京受戮。同年施进卿派女婿往京朝贡，明成祖昭命施进卿为旧港宣慰使。

严 启 盛

　　漳州一带贫苦民众出现生计问题时，就借机进行违禁贸易，在浙江、福建、广东沿海流窜，并下海至于日本、琉球、爪哇一带，慢慢地演变为了私人海上贸易的主流，陈万宁、严启盛、康哒哪等人是其中一部分。德国学者普塔克认为，琉球-中国-爪哇的贸易网是从东亚到东南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它比后来葡萄牙人进入亚洲海洋所形成的贸易网络要早，15 世纪中期或后期起，琉球贸易网的一部分“福建化”了。

　　严启盛的史料存世不多，明清两代方志基本照抄郭棐的《粤大记》和黄佐的《广东通志》相关记载，由于这些史料描述严启盛在粤活动情形，因此严启盛在闽活动的情形比较不清楚，史料仅有“坐死囚漳州府。越狱聚徒，下海为患，敌杀官军，拘留都指挥王雄”等，使人无法深究实在。其实，描述“严启盛”在闽的资料还有以下几条：

　　（1）正德十四年，海贼陈万宁、严启盛、康哒哪猖獗，都司田公正、桂公福、钱公赂吊取 官船二只、快船二只去浯屿，内分一半军驾船去玄钟。事宁，留彼不回。

　　（2）钱辂，字廷用，滁之全椒人。初为永宁卫指挥同知，有才略，以荐协辅都指挥王胜总督军务。时海寇严启盛恃险为乱。 辂躬率舟师追七日夜，至黑水洋及之。大小十一战，贼败走。

　　（3）蔡佛保系福建漳州府龙溪县八都人，招称有本都贼严二总，即严凯晟（严启盛），积年下番，劫掠海道。事发，送本府司狱司监候脱逃，纠集原下番贼首郑礼谟与佛保等一百八十余徒，抢得福州地面大海船二只，小船四只，节次劫杀官军人等，及到广东海丰乡村打劫。

　　（4）照贼人郑贺等供，有同徒贼首严启盛假称王喇嗒，先在福建结构强徒，反狱聚众， 打造千料大船，在海行劫。及将福建官军杀死，拘留王都指挥。蒙三司招抚，不伏昔叛，结连外番，往来劫掠。

　　以往学者对严启盛的籍贯述之不清，概称为漳州，现在可确定为漳州龙溪八都人。 “八都”即漳州月港的一部分，“月港也，为龙溪八都、九都之境”，“月港墩台在八都”。 “八都”包括“谢仓社、太江社、陈巷社、溪头社、桥头社、儒山社、蔡浦社、珠浦社、鹿石社、河福社、温林社”。查阅现代地名志，漳州九龙江下游一带的严姓分布在严溪头，位于今龙海石码镇北，原名为塔溪社，因严姓迁此而改。可能严氏原来居住于八都，后迁移至此。

　　严启盛等人兴起于正统十四年，是时局变迁的结果。如果把正统十四年前后以切片式地剖开，会发现这是一个相当动荡的历史时期。在闽粤地带，与严启盛等人逃狱并存的是此起彼伏的福建邓茂七起义，广东黄萧养起义，广西大藤峡瑶乱。与此同时，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唆使下，亲征瓦剌而酿土木之变，引发了王朝统治的危机，迫使明朝廷将政治关注力集中在北方，而后更发生了“夺门之变”，朝政动荡。诸如之类，显示出正统十四年是一个历史的夹缝，这是严启盛等人得以在海上纵横的机会。而后，严启盛等人在景泰三年下海与天顺二年覆灭，期间与广东军方发生的对抗与冲突，均与当地社会变迁相关，比如其之所以覆灭，就与广东地方政府安定黄萧养余部，得以腾出手处理海上事务有关。 从这层意义上讲，“义不孤起，必有其邻”，明代从事海上私人贸易的具体人群的崛起，均与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

　　陈万宁与严启盛同时劫狱出逃，严启盛等人是从漳州一路逃离，浯屿水寨“为同安、漳州接壤要区，而隔峙于大小嶝、大小担、烈屿之间，最称险要。贼之自外洋东南首来者，此可以捍其入，自海仓、月港而中起者，此可以阻其出”。于是镇海卫和永宁卫将领联合追捕，崇武所海船分兵于浯屿，以加强正统年间逐渐衰败的浯屿水寨。陈万宁与严启盛逃脱后，曾与邓茂七余党相呼应骚扰漳潮。陈、严等人逃至梅岭，正值贸易季节，此时已有不少漳潮私商，也包括不少来往于东西洋航线的番商在此纠集，船只装备也甚精良。面对此等阵势，朝廷在采取军事打击的同时，就采取招抚手段。因此，福建卫所军队对严启盛等人采取了象征性追击，比如崇武所派出官船二只，快船二只，真正投入兵力只有一半，这无法对陈、严等人的海上武装商队产生威胁。陈万宁等人抢掠潮阳和海阳时，广东军方此时面对着黄萧养起义的压力，也难以腾出手来，只是对其采取防守策略。总体上看，为了安定局面，如果能招抚贼寇，则是首选，《明实录》显示，正统十四年七月，陈万宁等人被福建军方招抚，并在“龙溪杀贼”。大致而言，被招抚的海寇一部分充当了卫所水军，一部分则承担了地方防卫任务。

　　严启盛经过几年在漳州的招抚生活，景泰三年三月左右，正值东南季风起时，他又重新入海。其情况在叶盛的奏章有所见：“贼首严启盛，……蒙三司招抚，不伏昔叛，结连外番，往来劫掠”。“不伏昔叛”就是入海重操旧业的意思。根据蔡佛保的口供，严启盛还被此时称为“严二总”。“二总”的称呼揭示了典型的明代漳州海外商船组织体系——从具体内容看，“舶主”统管船只上所有商业事务，指挥航行、船货买卖，他们一般拥有雄厚资金，制造海船、招揽海商、出海贸易，或者将船租给海商，自己坐取佣金。“财副”从事书记、司管货物钱财，也被称之为“二总”。“总管”是统管舟中舵工之人，传达舶主号令，分理事务。直库管理战具，应对海上军事对抗，因此需要具备军事才能者。从这条资料说明，在严启盛时期，漳州月港的走私贸易组织结构已经成型，最上层是拥有资本的富家、豪门，其下为借用富家的“下海通番”的海上商人或牙行商人，最下层为受雇下海的沿海贫民。

　　福建为了防止严启盛事件的再次发生，在明代宗景泰年间颁布禁令，“命刑部出榜禁约福建沿海居民，毋得收贩中国货物，置造军器，驾海船，交接琉球，招引为寇”。从此漳州、潮州一带的海寇记录中就不在出现严启盛名字，海氛颇显平静。鉴于漳潮一带的防备，严启盛进入了广东电白、阳江一带活动，借助广东黄萧养起义的余部，形成了从珠江口向海南岛延伸的另一个贸易据点。

　　严启盛等人从漳州一路行来，进行的是海上私人贸易。整个事件发生期为四月到六月，而前文已论及他们于正统十四年三月作乱到七月招抚，活动时间周期基本相同决非偶然，而是北半球亚洲海洋季风性气候影响下的贸易季节。

　　景泰三年五月初九日在荔枝湾缴获的白船所装载货物是“槟榔、苏木等”物，恰恰说明严启盛所进行的就是海上贸易。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槟榔与苏木均为高利润的商品，以槟榔为例，在暹罗收购价格每担六钱，运到中国就值四铢。

　　严启盛船队主要有双桅和单桅两种船只，称为“白船”，也就是“白艚”。根据史料记载，这些船只最早为福建漳州、泉州一带民间使用的船只，比江浙的沙船高大得多，船体肥胖，高大如城楼，装载量大至百吨，多用其作货船。船形如槽，船底皆白，绘有两只黑眼，名之为“白艚”。从性能上讲，白艚没有桨橹，靠风帆行使，无风则止，但“望深洋而行，往来无恙，而又迅速”，可以在大海里航行，不容易发生海难事故，“贩异国出洋者皆用此船”。后来兵船也仿照此式样制造，“穷追远讨，疾风巨浪，最为平稳”。白艚是用松、杉等木料所造，在船的两旁，护以茅竹，用来抵御矢石的攻击。双桅船在明朝初年海禁制度中属于非法，政府明令：“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 为了保证进行违禁贸易的安全，严启盛等在白船上配置了大量的刀枪武器，甚至一些火器，如“飞枪、神炮”等等。它们进行武力对抗时，或借助船只高大冲击敌船，或者以矢石俯瞰而发，成为攻击力和防御力甚强的武装商船。如王在晋在《越镌》描述，“通番大船势若飞城驾海，楼橹完固，兵械整严，贼不敢轻犯。商船惟闽有之。闽不可得而禁也。”

　　严启盛船队在海上活动达三个月之久，主要以广东南部沿海岛屿为根据地。德国学者普塔克曾指出广东沿岸澳湾能够保护船舶，很适合停泊船只，使其不受风暴侵害；岛上森林可以被充分利用来修补船只；岛上拥有可供应淡水的泉源；位于岩石和山丘之间的隐藏地可用于存放货物；位处偏僻的山谷则适用于建造小房子。

　　香山外洋水域则严启盛船队活动的另一地带，十字门、鸡公头、翁鞋、大溪山等均为珠江口的岛屿，一直有通番下洋传统。从福建到广东的海商也往往直接突入这些地段。东南亚贸易的商人对这一带海域上岛屿不陌生，比如“（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琉球国陪臣蔡璇等数人以方物贸迁于邻国，漂至广东香山港被获。守备军官当以海寇，欲尽戮之。巡视海道副使章格不可，为之辩奏，还其赀而遣之。”可见，澳门成为了琉球商人进行贸易的场所，景泰三年，严启盛船队从新宁洋面进入到了香山县的十字门一带，也可能出于这种贸易行为。

　　严启盛船队的活动范围“东抵福建，西抵广西”，显示他们成为闽粤洋面最大的海商集团，而“方数十里之内海面山澳地方，不常出没”，说明他们是以广东南部的岛屿为基地，而且还联络岸上居民参与到海上活动中来，互为声援。正如天顺二年史料记载，“贼船在海行使，及据唐家、麻子等处村乡民人节告，屡被海贼杀掳男妇牛羊孳畜家财等物。……于地名东岸村、插笏、归德、朗溪湾、黄金门等处海洋遇贼对敌”。唐家村，麻子村、东岸村、插笏山（獭窟山）均属于香山县境内地名，可以看出，他们已进入香山澳湾内部。另外，叶盛在奏章叙及“切思即日风汛，正是前贼回洋时月，合用大船哨捕”，表明严启盛等人在九月按时“回洋”，这与顾炎武指出的各国商舶在香山一带互市的时间合拍，“九、十月，海外诸国互市者皆乘东南风之广中香山”。 经过多年经营，可见严启盛在香山一带形成了气候。如果再根据严启盛在下洋活动还带有妻眷梁三女，还可推断在附近建有据点 叶盛奏章还叙及“本年八月初五日申时，哨至香山地名沙尾外洋海面，据缉事瞭望军夫走报，见有三桅大白船一只、双桅白船一只，在于大井洋边抛泊；双桅白船一只在洋行使”，香山“沙尾外洋”相当于现在珠海南屏乡的海湾仔，与澳门相隔一条水道；“大井洋”应为现在澳门的大井头地段相对洋面，当时澳门可能会是严启盛等人的据点或交易场所。

　　景泰三年六月十九日夜间，广东军方对严启盛船只发动攻击，六月二十日，两艘白船成为俘虏。不过，如前文所述，广东卫所的船只性能总体不如严启盛商船，海战中“贼船艕身高，槽船扁小，攻敌架低，风浪勇急，火器烧尽。追至未时，到于(革翁)鞋北尖大海洋，风急，贼船望东行使去讫。”也就是说，一出外洋，海商船只就占据了上风，得以扬长而去。

　　天顺二年，严启盛被剿灭于香山沙尾。徐晓望教授论著已揭槩了具体事态，其关键史料（《粤大记》）如下：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海贼严启盛寇香山、东莞等处，巡抚右佥都御史叶盛讨平之。先是，启盛坐死囚漳州府。越狱聚徒，下海为患，敌杀官军，拘留都指挥王雄。至广东，复杀总督备倭都指挥杜信。至是，招引番船，驾至香山沙尾外洋。盛廉其实，会同镇守广东左少监阮能、巡御史吕益，命官军驾大船冲之，遂生擒启盛，余党悉平。

　　嘉靖《广东通志》：天顺二年三月，广东副总兵都督同知翁信奏，海贼四百余徒犯香山千户所，烧毁备边大船，其都指挥张通总督不严，是致失机。……七月，海寇严启盛寇香山、东莞等处，巡抚右佥都御史叶盛讨平之。

　　严启盛把贸易根据地逐渐从闽海转移到粤海，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去地域化性”的一种表现，而且由于东南亚贡使主要是到广东进行朝贡贸易，依附于贡舶进行海上贸易，广东所具有的条件远比福建便利，严启盛以此为策略，并逐渐与广东沿海经济发生了密切关系，可能建立了以澳门一带海域为中心的贸易据点。正如普塔克曾推测的，“从15世纪中期或后期起，琉球贸易网的一部分已经‘福建化’。如果该观点正确，那么早期在香山出现的福建航海者也应与琉球航海有着某种联系。”从后续诸多事例可以证明，与严启盛一起在西洋航线活动的还有大量闽商，他们以“离散人群”的特有属性不断建立贸易据点，实际上是完成普塔克所称的东南亚贸易网络“福建化”的重大推力，也直接为亚洲海域接纳西方的葡萄牙人打开了通道。

　　澳门作为一个海港城市，其发展在明代。不过，虽说明代的澳门在葡萄牙人占据之后进入了最繁荣时期，但是，其始创时期在葡萄牙人之前。明中叶的澳门尙是一个荒凉的海港，只有一些东南亚诸国商人与华人进行违禁的私人贸易，渐渐发展为一个聚落，葡萄牙人闻风而来，逐渐反客为主，成为澳门实际控制者。那么是谁最早在澳门一带海域进行私人海上贸易？这是决定澳门开发的历史事件。《香山县乡土志》云：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七月，海贼严启盛来犯。先是，启盛坐死，囚漳州府。越狱聚徒，下海为盗，敌杀官军。至广东招引蕃舶，驾至邑沙尾外洋。

　　由此可见，是漳州严启盛最早在香山水域进行海外贸易。严启盛被明代官方诬为海盗，但他是一个不简单的人，他虽然“敌杀官军”，但其主要事务还是“招引蕃舶”；实际上，严格地说，他应是一个海商，而不是海盗。只是由于明朝廷荒唐的海禁政策，他才成为不遵守海禁的“海盗”。就现有材料而言，最早开发澳门的应是福建漳州人严启盛。

　　严启盛于明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来到香山海域，当时距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不过28年，距明朝廷于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宣布正式罢造下西洋船也不超过22年，所以，严启盛是明代较早进行海上私人贸易的海商之一。在严启盛到达香山海域时，葡萄牙人尙在非洲西岸航行，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是38年以后的事。由此可见，严启盛是澳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正是他奠定了香山海域走私贸易的基础，才有了东南亚各国船只在香山水域进行违禁贸易的事实，有了这一前提，才会有葡萄牙人混入东南亚船队进入香山水域进行贸易的机会，最终才有了后来澳门中葡贸易的发展。

　　那么，为何是漳洲人严启盛最先到香山一带的海域进行海外贸易？这就要说到漳洲人在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史上的地位。众所周知，在明洪武年间朱元璋定下了海禁的政策，但在明成祖时，郑和七下西洋，实际上使海禁成为虚设。明成祖死后，其子明仁宗即位不一年即死，明宣宗继位执政，他渐渐改变了明成祖的政策，任内仅派过一次下西洋的船队，这与民间海外贸易的需求相差很大，于是，民间开始出现私人海上贸易。而最早进行私人海上贸易的即为福建漳州人，漳州人的走私贸易约在宣德年间发端。很快，漳洲的月港成为东南沿海最有名的私人海上贸易港口。漳州这个地方位于福建南部，境内多山多海港，不仅具有丰富的木材可作为建造船只使用，而且具有“天高皇帝远”的地理隐蔽条件，自宋元以来，明朝廷对漳州的统治一直是十分薄弱的。元代漳州曾是反元义军最为活跃的地区。到了明代初年，漳州成为走私贸易最盛的区域，其实是很自然的。而且，这种私人海上贸易一直未停过，迄至明中叶，闽浙总督朱纨还以漳州为通倭的主要区域，这都是硏究明代海上贸易史的人所熟知的。明初漳州人还航行东南亚各国，往往有成为对方国使者而代表其国进贡者，在《明史·外国传》内颇有记录。所以说，漳州人严启盛来到香山进行走私贸易，从当时漳州人在海上贸易中的地位看也是不足为怪的。

　　谭世宝撰写的《澳门妈祖阁五百年纪念碑记》：“澳门初为渔港，泉漳人莅止懋迁，聚居成落，明成化间创建妈祖阁，与九龙北佛堂门天妃庙、东莞赤湾大庙鼎足，辉映日月。居诸香火滋盛，舶橹密凑，货殖繁增，澳门遂成中西文化交通枢要。”

　　其文对澳门妈祖阁创建时间有臆测之处，但他认为福建泉漳人最先开发澳门是有道理的，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和福建移民长期开发香山、澳门的历史相应的。现代历史学的发展早已不限于文献资料，而是注重文献、考古、口碑三方的结合与验证。福建人始到澳门是一个传说，但传说在现代人类学家看来即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参照体系，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传说，那些在某地人群中传说极盛的故事，往往有可靠的历史可以验证，这已为许多人类学家证实。福建人最早开发澳门的传说流传已久，如果它祇是福建旅居澳门客商在淸代“发明”出来的，肯定会遭到广东人的批评，然而事实上，直到谭先生之前，还没有人怀疑这一点。

　　漳州人是福建最早进行走私贸易的商人，其后，这股风渐渐席卷泉州、福州，以故明代福建沿海进行走私贸易的商人极多，形成了明淸社会强大的福建海商集团。

林 阿 凤

　　明朝万历年间也出现过一个最霸气的“海盗”，他竟然远征菲律宾单挑西班牙，凭一己之力与欧洲雄国为敌——“海盗”的头目叫林阿凤（又称李马奔、李马本、林凤，见图50-5），福建泉州人，因为吃了官司逃走当了“海盗”，后来队伍越来越大，三年后，已经是几十条船，几百人的队伍了。他们打劫过往的商船，倒也过的快活。

图50-5 林阿凤

　　这天，林阿凤截获了一艘商船，这条船来自菲律宾的马尼拉，从船员的嘴里，林阿凤知道菲律宾的富庶和殖民的西班牙人情况，让他惊讶的是，只有几千人的西班牙人就把菲律宾给统治了，心里着实不服气。于是，他有了攻占菲律宾的想法。

　　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他的“海盗”规模越来越大，已经有大小船只近百艘，有“海盗”四千余人，更让他苦恼的是，还有家属1000五百多人，以及大批生产工具、农具、种籽等。当“海盗”带着家属真的不容易，想把家属找个地安置下来，听说菲律宾富庶，就想把家属安排在那里，于是和手下一合计，准备进军菲律宾，就让船员带路，朝菲律宾进发。

　　万历二年冬天，船队抵达马尼拉。林阿凤让一个叫庄公的日本手下率领六百先锋登陆。不料先锋船队遇到了风暴，到达马尼拉城下的不过四百残兵，损失了二百余人。可就这四百多的“海盗”，竟然打死了西班牙的守将，攻进了马尼拉城，先锋庄公非常勇敢，又会打仗，可进城不久，西班牙的援兵到了，庄公以为是西班牙的大部队到了，便带领手下撤出了城里，然后和林凤去会合，会合后才知道是一小部分援兵，很是懊恼。

　　于是，庄公又带领1000五百名“海盗”攻城，又把马尼拉城攻下来，可不幸的是，庄公战死，场面一下失控，再加上西班牙的后援又来一波，林阿凤死了不少手下，交战中，林阿凤仍然不能占领马尼拉，无奈撤退。

　　不过他并没有离开菲律宾多远，而是航行至不远地方的一个小岛，林阿凤就地下船，征服了当地土著，并在此筑城安置了“海盗”的家属，开始在这里定居，当起了这个国的国王。

　　被林阿凤重创的西班牙觉得林阿凤存在绝对是一种危险，所以，他们决定不许林阿凤的存在，修整一段后便派大军来剿灭林阿凤，这个一围就是四个多月，并不时地攻打，林阿凤坚持不下去了，就带领一部分人突围出来，去了那里，就不知道了。后人感慨林阿凤是“中国国民有以一私人之势力，与欧洲雄国为敌者”的代表。

　　史书载：林阿凤生于饶平县，19岁参加海上绿林泰老翁队伍，后继其业，以澎湖为基地，开拓海上贸易，最盛时辖舰300余艘，人员4万以上。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率部攻占惠来县的神泉港。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屯南澳岛的钱澳，十二月进攻澄海，大败官兵。二年二月攻打潮州、惠来，四月攻入清澜（今海南省文昌县），六月在广东兵败，退至福建沿海，十月遭福建总兵胡守仁官军袭击，转移到魍洪（台湾）的鸡笼（基隆）驻扎。十一月先后进攻潮阳踏头埠（今汕头市的达濠区）、饶平县柘林、惠来县靖海、陆丰县碣石等广东沿海港埠。明朝廷被迫集中水陆主力围剿林阿凤。林阿凤以南澳岛为根据地，相持不下，后曾修书议和求抚，广东总兵殷正茂不予接纳。为避官兵进剿，林阿凤率战舰62艘，5500余人，扬帆向吕宋进发。当月二十九日抵达马尼拉湾的马里斯。首次进攻马尼拉获胜，击毙西班牙驻菲律宾总指挥戈尹特。后在邦阿西楠省的林加延湾建立都城，自称国王，与当地居民关系融洽。三年三月，西班牙派兵进攻林阿凤，明朝政府乘机联合围攻。林阿凤苦战4个月，因粮械不继，于八月四日，一夜之间，率40余艘战舰巧妙突围，直抵台湾，后返潮州，出没于柘林、靖海和碣石之间，船舰又增至150余艘，势力复振。后林阿凤离开潮州，不知所终。

汪 直

　　汪直（公元1501-1559年，见图50-6），南直隶（今安徽歙县）人，本名锃，绰号“直”。日本侧和民间史料称之为“王直”，认为他在海上违法贸易时冒用母姓而才自称为“汪直”。明朝人士，又名五峰，号五峰船主。在火枪传入日本的事件中为关键人物而有较大历史知名度。明政府的海禁政策使得海上贸易中断，汪直召集帮众及日本浪人组成走私团队，自称徽王，后时任浙直总督胡宗宪和其幕僚徐渭主张对其招安，但却被时任浙江巡按使的王本固所擒，随后被处死。

　　汪直“生有异象”，据明代万历年间《歙县县志》记载，相传王直在出生时，其母汪氏曾梦见有大星从天上陨入怀中，星旁有一峨冠者，汪氏遂惊诧地说道：“此弧星也，当耀于胡而亦没于胡。”“已而，大雪纷飞，草木皆为结冰。稍长后，汪直闻听母亲讲述关于他降生时的异兆，独窃喜曰：‘天星入怀，非凡胎也'，少落魄，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

图50-6 汪直雕像

　　汪直原本为盐商，经商失败后，和同乡的徐惟学在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乘明朝海禁政策松缓之时，与福建漳州人叶宗满、谢和、方武一同赴广东进行海外贸易，“置硝黄丝棉等违禁货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贸易”。同年抵达日本的五岛群岛中的福江岛，受到当地的大名宇久盛定的热烈欢迎。当时五岛群岛的名称为“值贺岛”，他在海上看到五个山峰，故自号“五峰”，日本人也受到他的影响，将值贺岛的名称改成五岛。

　　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汪直受到宇久盛定的引荐，并接受日本战国大名松浦隆信的邀约，以九州外海属于肥前国的平户岛（属今长崎县）并以日本萨摩国的松浦津为基地，从事海上贸易。松浦氏为其盖造住宅，此后便长期居住于此。

　　公元1543年（一说1542年），汪直的船只载着三名葡萄牙海商前往双屿岛贸易，但是遭遇风浪而偏离航向，抵达日本的种子岛（今属鹿儿岛县），汪直自称“儒生五峰”，作为翻译与当地的武士进行笔谈，葡萄牙人将火枪卖给了当地人，第二年葡萄牙人再度来航时，当地人学会了火枪的制造技术，称之为“铁炮”，从此铁炮在日本逐渐推广开来，改变了日本自古以来的战争方式，客观上加快了日本战国的统一。

　　公元1545年汪直加入徽州府歙县同乡的许栋集团，担任掌柜，召“诱佛郎机夷，往来浙海，泊双屿港，私通贸易。”1548年，双屿港的走私商和“海盗”被明朝总督朱纨率领军队剿灭，1549年李光头等人在福建被擒杀，许栋逃到广东。汪直遂另起炉灶，自立为船主，以金塘岛马迹山为据点，收拢海商、“海盗”残部，造巨舰，联舫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人，上可驰马。汪直成为当时东亚一个大型武装海商集团的首领。明朝朝廷多次派兵围剿，都是败多胜少，收效甚微。

　　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汪直吞并了在浙江活动的福建“海盗”首领陈思盼。开始时，汪直仍对朝廷抱有极大的期望，在地方官员默许“私市“”的暗示下，他主动配合官府，十分卖力，平定了陈思盼等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逐渐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地位，并试图在舟山沥港重建双屿港的繁华。汪直部下分为几大船团，代表性的船团长有浙江人毛海峰、徐元亮，安徽人徐惟学、福建人叶宗满。汪直的部下甚至可以堂堂正正的出现在苏州、杭州等地的大街上与百姓进行买卖，百姓则争相把子女送到汪直的船队中。

　　但是与此同时，和他互不相统的海商、“海盗”，如福建的萧显、邓文俊、林碧川、沈门，广东的何亚八等，以及一部分汪直的部下，如徐海，引导倭寇袭击中国内地。此外，海禁严厉的明朝兼有“海盗”（倭寇）的活动，有大量是中国沿海居民，由民转为寇盗，甚至包括一部分沿海的官兵。此时，徐海的“海盗”行为，遭到汪直严厉呵斥。徐海企图暗杀汪直而被发现，在徐海的叔叔徐惟学的劝说下，两方暂时握手言和，但是徐惟学因此事件最终还是和汪直分道扬镳，率领徐海和一部分部下离开。

　　因为汪直无法剿灭“海盗”，又无法约束自己的部下。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闰三月一个深夜，总督王忬派遣总兵俞大猷率官军偷袭沥港围歼汪直。汪直与明军短暂对抗后，败走日本，双屿港与沥港的相继覆灭，让浙江的国际海上贸易网络遭受重创。自此，明清时代的浙江沿海再无和平经营之海商的容身之地。

　　此后汪直长期以松浦为据点，自称徽王。在此期间，汪直通过松浦家和丰后的大名大友宗麟取得联系，受到后者的厚待。田汝成《汪直传》载：汪直“据萨摩洲之松津浦，僭号曰宋，自称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明朝官方认为其与倭寇息息相关，但是并没有他亲自率领部下，甚至是他的直属部下袭击江南的记录。

　　汪直在沿海活动的最后目的，是“要挟官府，开港通市”。这八个字的含义十分清楚，要求政府放弃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使海上贸易合法化。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要求是合理的。随着葡萄牙商人、西班牙商人的东来，已经把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漩涡之中，海禁政策与此格格不入，朝贡贸易又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增长速度。汪直对于国际贸易形势的判断比那些保守的官僚更胜一筹。

　　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四月，胡宗宪受命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官至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总督南直隶、浙、福等处军务，负责东南沿海的抗倭重任。为招降汪直，胡宗宪先将汪直的老母妻儿放出监狱，优裕供养，后遗使蒋州和陈可愿至日本与汪直养子王滶（毛海峰）交涉，遂见汪直，晓以理，动以情。当得知亲人无恙，他不禁喜极而泣，并向来使诉苦：“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图我，拘我家属，遂绝归路。”而对于通商互市的承诺，他更加无法抗拒。汪直表示愿意听从命令。汪直将蒋洲留在日本，为表示诚意，他命毛海峰护送陈可愿回国面见胡宗宪，具体商量招抚和通商互市事谊。胡宗宪厚抚毛海峰，使汪直消除了疑虑。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率领部下3000人，和大友家的朝贡船队，以及蒋洲一同从五岛出发，返回中国。但是途中遭遇台风，蒋洲的船只先行到达，遭到官方的怀疑，蒋洲遭到逮捕。

　　稍候到达的汪直等船队得知这一消息后在舟山停滞不前，被明军水师团团包围，在胡宗宪慰劝下，汪直亲自来到定海关，向其投降。但是由于行动过于招摇，他在杭州西湖游玩期间，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二月五日被杭州巡按王本固诱捕，据《倭变事略》载：三司集议时曰：“汪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夷，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明世宗实录》卷478载：胡宗宪谓：“（汪）直等勾引倭夷，肆行攻劫，东南绎骚，海宇震动。臣等用间遣谍，始能诱获。乞将直明正典刑，以惩于后。宗满、汝贤虽罪在不赦，然往复归顺，曾立战功，姑贷一死，以开来者自新之路。”明世宗下诏：“直背华勾夷，罪逆深重，命就彼枭示，宗满、汝贤既称归顺报功，姑待以不死，发边卫永远充军。”

　　汪直至死也不肯承认勾结倭寇入侵之罪，早先面对胡宗宪的指责，他便反驳道：“总督公之听误矣!直为国家驱盗非为盗者也!”下狱时亦连声追问：“吾何罪?吾何罪?”还写下了《自明疏》，他首先说明：“窃臣（王）直觅利商海，卖货浙（江）、福（建），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夫何屡立微功，蒙蔽不能上达，反罹籍没家产，臣心实有不甘。”接着他向朝廷报告日本的情况：“日本虽统于一君，近来君弱臣强，不过徒存名号而已。其国尚有六十六国，互相雄长。”而且他们也在搞海禁，“夷船”（外国商船）已经很少来了。最后他向皇帝恳请：“如皇上仁慈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马微劳驰驱，浙江定海外长涂等港，仍如广中事例，通关纳税，又使不失贡期。”也就是说，把广东允许开放通商口岸，设立海关收取关税的做法，推广到浙江沿海，并且恢复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那么，东南沿海的所谓“倭患”就可以得到解决。历数自己剿贼的功劳后，他仍祈求皇上开放海禁，并承诺“效犬马微劳驰驱”，愿为朝廷平定海疆。

　　但是官方无视他的请求，下达命令攻击舟山的毛海峰、大友家朝贡船队。但是遭到俞大猷、戚继光等军队的攻击，毛海峰据山而守，明军屡攻不克。毛海峰和大友船队趁机打破包围，扬帆而去。此后毛海峰和谢和（谢老）等率领汪直的旧部多次进犯福建沿海。此外，汪直的一部分旧部也投靠吴平、张琏等福建一带的海贼，倭患反而更加严重了。

　　“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斩首于浙江省杭州府宫港口，临刑前见儿子最后一面，子抱持而泣，汪直拿一根髻金簪授其子叹曰：“不意典刑兹土!”伸颈受刃，至死不挠。

　　汪直被处死后，由于群龙无首，倭寇之患又严重起来。据《国榷》卷62载：谈迁云：“胡宗宪许汪直以不死，其后议论汹汹，遂不敢坚请。假宥王直，便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岁，而闽、广、江北亦不至顿甲苦战也。”汪直死前所说的“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一语成谶，很快“新倭复大至”。闽广遂成倭患的重灾区。

　　汪直本身是提倡通商的，他的眼光看得很远，认为贸易这项巨大利益应该得到开发。汪直对朝廷抱有期望，在地方官员默许“私市”的暗示下，他主动配合官府，十分卖力，平定了陈思盼等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逐渐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地位。

　　汪直在日本主要担当中日贸易的中间商，此外还有同西方人的贸易，中国的丝茶瓷在东亚是畅销产品，在武力的保证下，即便是西班牙人也只能用枪炮置换丝茶瓷，汪直将火枪，即日本的铁炮从大名手中换取白银和粮食等物资，此外，汪直还泰国的硝石、日本的硫磺互相贩卖，进一步扩大了东亚贸易规模。

　　有人说汪直是日本的走狗，帮助日本人劫掠中国人的财富，然而这些财富实际上还是归属汪直“海盗”集团而非日本大名，汪直的常备武装有5000人甚至强于部分中小大名，并且汪直集团侧重于贸易而并非以抢劫为目的。有人认为：幕府、大名管不了的倭寇，汪直能管?对汪直产生质疑，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认为同样以土地生产为根基，更加分裂贫困，内斗频繁，朝不保夕的日本封建主们能够掌控“海盗”并不是很多（本身就是海贼起家的松浦党和南九州的岛津等少数大名为例外），当时汪直甚至还在日本称王，当时形容汪直的势力是“海上之寇，非受（王）直节制者，不得存”。

　　从汪直的起家开始，既有参与大航海以来，因西葡出现而打造出新格局的东亚贸易，也有对“海盗”的兼并，对中国沿海地区的洗劫和货物的走私。在其中因为其根据地在日本，从日本乱局中收编不少浪人和野武士作为部队，但其根仍然在中国。作为一个没有功名的人，他选择了做“海盗”，也选择了受降招安，却没想到如同水浒英雄一般的厄运即将到来。

　　一、汪直拥有一直强大的船队和大批“海盗”供其驱使，而且在海外还有根据地，即便汪直投靠了大明朝，他仍然游离于体制之外，只要跑到海边上了船，皇帝法令无奈何；

　　二、汪直一旦接受招安，这股巨大的海上力量如果投向皇帝，那么沿海士绅豪商的利益将会大损，海上贸易将受到严格的监督，于是这些人想尽一切办法，力求置汪直于死地。

　　所以皇帝要杀他，江南士绅豪商要杀他，跟他无关系的人不会保他，他非死不可。

　　明代著作《筹海图编》则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汪直倭乱中所起到的作用。汪直拥有庞大的“海盗”集团，是其首领，但他仍然想尽办法，先是确立了最高地位，其次归降朝廷，希望能够将这股力量作为明朝的官方力量，为中国所用。

　　其实明朝政府判处汪直死刑时的批语，倒是很适合那个时代。“汪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夷，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这是一个士大夫掌权的时代，只纳科举，不纳壮士。为利，兼并土地不为利乎，豪商买卖不为利乎，唯独挡了这些人发财的汪直，无可避免的迎来死期，哪怕他死前一再告诫开海通商，让沿海百姓有活路，让政府有商路。

　　明朝廷处死汪直也导致了倭寇更加无法控制，在日本战国的最终章，更多的无地武士和浪人，更多因为无法下海失去生机的百姓，以及外来的西方人，最终酿成“嘉靖大倭乱”。明朝兵部尚书杨博如梭评价的“倭奴非内逆无以逞其贪狼之志，内逆非倭奴无以遂鼠窃之某。”汪直的死，却恰好导致嘉靖朝最后的一次通商希望消亡了，内逆大增。直到隆庆开关，中国贸易才迎来又一个巅峰。

　　小时候的汪直很聪明，而他的聪明体现在了他的行为上。作为那个时代的人，要想有出路唯一的选择就是读书。汪直的脑袋灵，读书应该还是有前途的。可惜汪直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因为他觉得做生意更有意思。不过他做的这个生意却很特殊。他对一般的货物流通不感兴趣，因为他发现了更赚钱的行道，那就是走私。我们知道明朝虽然没有海关收税，但是却有“片板不准下海”的禁海令。

　　汪直的走私经历最早应该是在东南亚开始的，因为那些地方太穷了，汪直的商品都是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因此，汪直领略到了走私带来的利润。从这以后，汪直也开始了自己的不归路。在东南亚尝到甜头的汪直并不满意现有的成就，他发现远在离大陆千里之外的日本才是他真正的舞台。于是，汪直放弃了苦心经营的东南亚市场，转而进军日本市场。事实证明汪直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在日本他赚到了更多的钱。

　　史料描写汪直的赫赫威仪：“绯袍玉带，金顶五檐黄伞……侍卫五十人，皆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其建造的巨舰可容纳两千人，甲板上可以驰马往来，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海上帝王般的汪直，在明廷却名列通缉令榜首。

　　汪直“作乱”期间，在日本平户定居，从西班牙人手中倒卖枪支，以及火药的原料——泰国的硝石和日本的硫磺，促使正处在战国时期的日本，由冷兵器时代向着热武器过渡，当时日本各个家族兵力大概也就3000左右，而汪直则有多达5000多人的装备精良的武装，对于一个外来者，堪属奇迹。

　　日本长崎县平户市松浦史料博物馆外竖立着一座不足一米高的汪直铜像，“汪直”阴霾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面向万倾碧波举起了右手。在汪直定居日本平户期间，经过他的经营和影响下，平户当时从一个海滨小城发展成为日本的海上贸易重镇，他深受当地领主欢迎。其“东方商人”的精神风貌被日本商界视为典范，被尊为“大明国的儒商”。因此平户人每年都隆重纪念汪直。

　　如果明清朝廷能像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室一样，对这些所谓的“海盗”采取支持态度，也许我们的“国运”会有所改变。陈祖义就像哥伦布和麦哲伦一样为国家开阔疆土，而且还是为自己的国家，却被当众斩首，朝廷只为讨好南洋那些小国；汪直的贸易使大量葡萄牙的银子流入中国，却被当成伪倭，以叛国罪斩首。

林 道 乾

　　林道乾（见图50-7），明朝“海盗”，又名林悟梁，明确生卒年代不详，公元16世纪初出生在福建泉州或广东潮州澄海，所以有人说他是泉州人，有人说他是潮州人，祖籍则肯定是泉州。北大年王国拉图·比鲁女王在位时代的华人高官，青年时曾为潮州小吏，善机变，有智谋。因走私贸易，为朝廷所不容，遂聚众抗衡官军，并于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三月，率战船50余艘自南澳岛攻诏安，陷山南和厩下等村，为都督俞大猷所败，退往台湾北港（今台湾北港溪下游一带），监造战船，旋复回潮州。

图50-7 林道乾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林道乾率领船队到台湾北港，为俞大猷官兵追剿，即率船队扬帆往南洋，航行途中抵达大昆仑岛。这个海岛属康道耳群岛，是中国与南洋往来必经之地，但处于危险海域，航海者有“上怕七洲，下怕昆仑”的警语。据史书记载，林道乾当年航海到达昆仑岛时，曾经打算以它作为“海外扶余”。此事，清人郁永河在《海上纪略》中有详细记叙：

　　林道乾，明季海寇，哨聚在郑芝龙、刘香老前。图据闽、粤不遂，又遍历琉球、吕宋、暹罗、东京、交趾诸国，无隙可乘。因过大昆仑，见其风景特异，欲留居之。其山最高且广，四面平壤沃土，五谷俱备，不种自生，中国草木无不有，百卉烂烂，四时皆春，但若空山无人。道干率舟登山结茅，自谓海外扶余，足以据土立国。奈龙出无时，风雨倏至，屋宇民众多为摄去；海舟又倾荡不可泊，意其下必蛟龙窟宅，不可居，始弃去……台湾有老人，经随道干至大昆仑者，尚得详言之。

　　这则史料是跟随林道乾至大昆仑的老人提供的，所说之事当确实可靠。“海盗”视海岛为家，林道乾欲在大昆仑“据土立国”，是自然而然之举，由于此岛常遭飓风袭击，造成人、船损失，故弃岛而去。此位老人所讲林道乾上大昆仑山的故事，引起郑成功的重视与兴趣，因而萌生“有卜居大昆仑之志”。他“咨访水程、风景甚悉。会病亡，不果行”。

　　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初，林道乾率众航海到柬埔寨。他到达柬埔寨时喜逢同乡杨四，两人即结“刎颈交”。杨四小时随父到柬埔寨，父身故，当地一长老收养为子，长立为把水使。林道乾在杨四的帮助下晋谒寨主，受礼遇，命属把水使翁十、苏老和林十六等所部。过后，林道乾在柬埔寨民众及杨四等人的协助与掩护下，挫败了明王朝官兵与安南国都统莫茂洽的搜捕行动。在暹罗，林道乾颇受礼待，国王与之“歃血为盟誓”，不准“汉使”入境追捕。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十二月初至翌年三月，围攻澄海溪东寨，寨陷。后受招抚，安置于潮阳县招收都，但附者日众。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总兵张元勋等合兵围剿，他率众突围，到达柬埔寨，被柬埔寨王任命为把水使。明朝制置使刘尧海后闻林道乾所在，乃传令搜捕，但其时林道乾已潜回潮州，发掘往时埋藏的金银财宝，又招募百余名潮人，带往暹罗，改名为林悟梁，与暹王歃血为盟后，定居北大年（今泰国南部），任掌管该港客长。北大年港因而被称为道乾港。一说他后来在试用自制的大炮时被炸死。

　　明嘉靖末年，道乾常公行南海上活动，专以剽略为务。初，偕同朱良宝（澄海人）率众3000人归降朝廷地方官，得食膏腴田千余亩。至隆庆时朝廷横海将军郭成常调道乾及莫应敷（原许朝光部下，后杀朝光）征战曾一本（大莱芜一战，一本投海死），乾剑斩辛继新老末献。于是军中大事悉咨询乾（明《武功录·林道乾诸（朱）良宝林凤列传》以下称《乾传》）。“乾为人有风望，智力无二，好割据一方自雄。所至辄不忍贪淫之性，掘人坟墓，淫人妻小，蚕食人田土。常擅山海之禁以为利”《乾传》。明中叶，朝廷在沿海实施海禁，严令边民不得引寇入境，不得与外夷作买卖。

　　至明嘉靖年间海禁更严，而道乾则组织200余人与朝廷抗衡，以武装掩护海上商贩活动，骚扰官军。他冲破禁令而获利。其时，里中皆畏乾，莫敢有后言，偶有人侦伺他，道乾闻知必大怒。他自谓不能居人下，恒欲收招海上精兵，发动举事《乾传》。

　　嘉靖四十二（公元1563年）在一次抗争中，道乾被朝廷都督俞大猷所追逐，遁人鸡笼（今台湾基隆，见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五）。后退赤嵌城（今台湾台南）。道乾遂以此为踞点，名北海（《清·一统志》古迹）。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三月，乾监督造船50余只，以南澳为基地，攻福建诏安五都等地，又被闽都督俞大猷所败。是时倭寇扰闽，为大将戚继光所破，倭遁去，居于此，道乾怕为寇所并，又惧官军追击，率众抵占城（越南中部），攘其边地以居（《明史》·鸡笼传），旋又回潮州。

　　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十二月至翌年三月，道乾率众两次攻打澄海藩卫溪东寨，第一次攻寨被陈求默（寨勇）击退；第二次攻寨道乾改变策略，寨遂破。经过几次与官军抗衡之后，道乾回到旧部，他乃深沟高垒，日夜以丝绵为甲，治战舰，派差使飞刍挽粟至海上，此时道乾志在海岛。朝廷官军窥其踪迹，派制置使殷正茂佯宽假乾罪说：“令而得以功赎。”

　　于是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道乾受朝廷安抚，安置于潮阳招收部下尾村。后道乾见朝廷不信任，谋“不意图之”。是时“乾有侄名茂，先在彭亨国（今马来西亚东部）为都夷使，修书约乾。乾与参政使陈奎商议，认为业已远沦异域，不复还矣”《乾传》。于是再图举事，将公文17扎，原封交还，率众离去。此后道乾积极造船，悬赏招募，附者日众。

　　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三月，朝廷派总兵张元勋围攻道乾，此次官军谎称“道乾投水死”。其实，道乾突围后率众抵柬埔寨，拿出囊中装500金，帛50纯奉献寨主，委任乾为“把水使”。后明制置使闻道乾所在，遂下令暹罗、安南索乾，但此时道乾早已回潮州了。回潮州后发掘以前埋的金银财宝，又招募100多名潮人，携财带人直奔暹罗，帆经吕宋时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至暹罗渤泥（今称大年）住下来。迫于明王朝压力，“暹罗番王授计合擒乾，乾发觉，调动舳舻往佛丑海屿而去，竟莫知所终。道乾之遁已鼠窜也”《乾传》。因乾与同党有矛盾，内部产生残杀之机七“当是时以诸将视缚乾，如缚婴儿，直易易耳”《乾传》。道乾终于被戮杀而死。（后外面谎称他自制土炮炸死）。

　　又据泰侨史资料记载，先是道乾于万历年间率潮属2000余人，白艚船100只，在北大年居下来，这是历史上早期大规模旅泰发展贸易的纪录。道乾受到北大年国王的赏识，将女儿嫁给他，并“划出所属之地若干，使道乾率众居之”（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乾与当地人和睦相处，被尊为掌握大年“客长”。乾死后，当地人把大年港命名为“道乾港”，他的故事至今仍在泰国华侨中流传。

宋 素 卿

　　宋素卿（?-1525年，见图50-8），原名朱缟。是明朝末期（日本战国时代中期）以日本为根据地的华人贸易家。浙江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他在明日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且是引起宁波之乱的主要人物。

　　宋素卿自幼学习歌唱，后来受到了倭商（日本商人）的喜爱。由于其叔父朱澄于公元1496年（明弘治9年、日本明应5年）同日本商人汤四五郎作漆器生意，但由于无法按期交货，遂将他卖给了汤四五郎抵债。汤四五郎将朱缟带到了日本，改名宋素卿，成为室町幕府管领细川氏的家臣，从事对明朝的贸易活动。

　　本来明日贸易是由室町幕府将军以“日本国王”的名义向明朝派遣遣明船来贸易的，但应仁之乱后将军权力衰退，畿内的权力由细川氏和大内氏分别控制，明日贸易遂落入细川氏和大内氏的手里。细川氏挟持幕府将军，与堺商人结盟；大内氏则同博多商人结盟。宋素卿支持细川氏。

图50-8 宋素卿

　　公元1510年（明正德5年、日本永正7年），细川氏与大内氏假借“日本国王源义澄”（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澄）的名义，联合向明朝派出遣明船，以支持大内氏的了庵桂悟为正使。当时大内氏派出两支船，细川氏派出一支。但细川高国不甘心在明日贸易中处于劣势地位，秘密派遣宋素卿抢先来到明朝贸易，向权倾一时的宦官刘瑾赠送黄金千两，获赐飞鱼服，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公元1523年（明嘉靖2年、日本大永3年），大内义兴以谦道宗设为纲司再次向明朝派遣遣明船。得知此事后，细川高国也以鸾冈瑞佐为纲司（正使）、宋素卿为副使，向明朝派遣遣明船。大内氏所持的是正德年间的勘合符，而细川氏所持的则是弘治年间的。细川氏所持的勘合符是过期失效的。

　　宋素卿的细川氏船队比谦道宗设的大内氏船队（共两艘船）迟到达宁波的市舶司。但宋素卿早已暗中向市舶司太监赖恩行贿，因此反而先被验货。这引起了谦道宗设的强烈不满。而市舶司在嘉宾堂款待来客时又让细川氏使者坐在了大内氏使者的上位，因此宗设在盛怒之下举兵叛乱，率大内氏船队烧毁了细川氏的遣明船，袭击了嘉宾馆、东库等地，杀死了鸾冈瑞佐，宋素卿逃往绍兴。宗设又在沿途烧杀抢劫，明朝官军前往镇压，但被击败，宗设杀死了前往镇压的浙江都指挥刘锦，绑架了指挥袁琎，劫其船逃亡海上。这就是著名的宁波之乱。

　　事后宋素卿被投入监狱，而谦道宗设的船只中有一艘在海上遭遇风暴，漂到朝鲜境内，遭朝鲜官军的围剿，俘虏中林、望古多罗等33人献于明朝。明朝将他们送到浙江与宋素卿对狱，发现细川氏所持的勘合符是假的，因此判处宋素卿死罪。其他被俘的大内氏船队成员也皆判死罪。但不久他们就都死在了监狱里。

　　这件事情发生后，明朝废除了市舶司大监一职，缩小了与日本的贸易规模，导致倭寇数量的激增（嘉靖大倭寇）。

李 旦

　　李旦（1560年-1625年，见图50-9），又称李习、李旭，福建泉州惠安人。天主教名Andrea Dittis，绰号为“Captain China”，一作“China Captain”（中国船长）。17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知名的海盗商人。拥有武装船队的他，在中国大陆、台湾，日本，东南亚等辐辏航线同时进行商业贸易与船只抢劫，传闻李旦为郑芝龙义父。李旦儿子李国助，继承父业，也是当时著名大海商。

　　李旦于公元16世纪末本于菲律宾经商，因与西班牙统治者不合，转至日本九州岛定居，成为当地华侨领袖，借由日本海盗集团帮助，筹组武装船队，于日本、中国大陆、台湾、东南亚间与荷兰、英国所经营船只从事国际贸易往来，德川家康统一日本据说曾受李旦资助，除此，也从事海盗掠夺行为，因海上作风强悍，被西洋人取昵称为“Captain China”（中国船长），或称甲必丹李旦。“甲必丹”（Captain）一词，为西班牙人统治马尼拉时期对汉人领袖的称呼。

图50-9 李旦

　　因为李旦与颜思齐背景极为相似，部分史书与历史学者一度以为他就是颜思齐，不过已证实两者不为同人。

　　另外相传，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曾投效他麾下，并为李旦之义子。在1624年爆发澎湖之战，明朝派兵驱逐荷兰东印度公司离开澎湖，荷兰人因此转至台湾，即是与中荷双方都熟悉的李旦亲至澎湖协调，通晓闽南语、南京官话、日文、荷兰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的语言专家郑芝龙担任居中语言翻译。

　　李旦一生着力经营海外贸易，成效显著，富甲一方。公元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在菲律宾马尼拉经商时，就已是该地华人社区的首领。1603年10月之后的数年里，占据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对菲律宾华侨进行五次大屠杀，有二万四千多华侨被屠杀，其中有不少是泉州籍华侨。李旦因财富而遭殃，西班牙人寻找借口将他逮捕下狱，没收了他的财产并被罚在一艘叫galeyen的船上服苦役。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他从这条船上逃出马尼拉，之后移居日本长崎平户的木引田町。当时的日本幕府为防止商人豪富与幕府对立，巩固幕藩体制，从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时起，对外政策开始向锁国政策转变。1616年，严厉实行海禁，拒绝与西班牙通商，规定欧洲船和中国船只只能在平户、长崎两港停泊交易，于是，此时的长崎和平户就成为中国商民（尤其是闽南商人）的活跃之地，约有二、三万人，中国商人聚集在今日平户岛户木引町一带形成一个中国城（唐人街）的规模，在那时候叫“唐人町”，中国货物充斥这里的市场，京都、堺港等各地商人，咸集于此，人们称之为“西都”。

　　聪明的李旦吸取在菲律宾的惨痛教训，积极结交平户官场的头面人物，包括长崎奉行长 （相当于市长）谷川权六、平户岛主法印镇信、英国派往日本建立商馆的赛利斯、荷兰人宋克等等。这使得李旦在平户左右逢源，为他开展海上商务贸易提供了很好的环境条件。善于经营的他在岛上建置房屋，设立商号货栈，通贸海外，获利甚丰，几年后，他又积累了巨额财产，在当地的社会声望也与日俱增，很快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华人海商集团的领袖。就连在平户的荷兰人也说：“李旦在长崎平户有巨大财产、漂亮的住宅，美丽的妻子和女儿”。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以后，李旦的船只开始出入台湾，向前往台湾的福建商船收购丝绸等货物，李旦的儿子李国助及亲戚二官一起则在台南嘉义一带海岸经营，最早开拓出了台湾的海上商贸业。其商船则往来日本、台湾、闽、粤、越南、暹罗、巴达维亚（即印尼雅加达）一带，载运生丝等中国货物至日本贩卖，成为纵横东南亚一带最大的商业贸易巨擘。从印尼泗水到日本长崎的任何地方，如果要买针头线脑等生活小必需品，都可在李旦集团所经营的百货店之一找到这些生活必须的零星杂物。而且，在当时，李旦还是菲律宾马尼拉二万六千华人社会的“Captain China”（中国甲必丹）。

　　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7月3日，李旦为了处理与英国商馆的债务纠纷，乘船装载着绸缎自台湾启程返回日本，7月14日即病逝平户，一代海上枭雄李旦其波澜壮阔的一生至此划上了句号。

　　郑芝龙随李旦押货到日本，曾“寄身门下”，“以父事之”。李旦“把几艘船和大量财富交给他监管，委托他在交趾支那和柬埔寨经商”，“郑芝龙出色完成任务，给主人赚了厚利，并获得巨大的信任”。不久，李旦将收郑芝龙为义子。这意味着在李旦死后，他所有的财富都将遗留给这个年轻人。可以说，李旦巨额财产为郑芝龙日后的迅速崛起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颜 思 齐

　　我国最早的文献上，把台湾称为“夷洲”。但隋朝以后，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台湾都被称为“流求”、“留求”或“琉球”。明朝时称台湾为“东番”，直到明朝末期，正史才第一次有了“台湾”的称呼。

　　史书上，从“东番”到“台湾”的名称变化，有将近20年的间隔。在这段时间，“东番”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才使之改为“台湾”呢？

　　据载，在这段时间，“东番”岛上还真的发生一件大事，那就是中国人第一次开始了对岛的大规模开发，闽南人颜思齐正是这次开发活动的领导者。

　　“开台王”颜思齐（公元1589年-1625年，见图50-10），字振泉，漳州海澄县人。生性豪爽，仗义疏财，身材魁梧，并精熟武艺。台湾开发史上，颜思齐最早率众纵横台湾海峡，招徕泉漳移民，对台湾进行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拓垦，因而被尊为“开台王”、“第一位开拓台湾的先锋”。《台湾通史》为台湾历史人物列传，“以思齐为首”。

　　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颜思齐因遭宦家欺辱，怒杀其仆，逃亡日本，以裁缝为业，兼营中日间海上贸易，（其实就是海盗）。数年后积蓄渐富。其间，颜思齐与经常到长崎贸易的泉州晋江船主杨天生结下深交，并结识了一批流寓日本，从事海外冒险的闽南志士。由于他广结豪杰，遐迩闻名，日本平户当局任命他为甲螺（头目）。

图50-10 颜思齐

　　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颜思齐等谋划推翻德川幕府统治，在日本建立政权，接受明朝册封。农历六月十五日，颜思齐与杨天生、陈衷纪（漳州海澄人）、郑芝龙（泉州南安人）等二十八人拜盟为兄弟，立下誓言：“生不同日，死必同时”，众推颜思齐为盟主，但事情却在举事前两天泄露，幕府遣兵搜捕，颜思齐率众分乘十三艘船出逃，驶至九州西海岸的外岛洲仔尾，陈衷纪建言：“吾闻疏球为海上荒岛，势控东南，地肥饶可霸，今当先取其地，然后侵略四方，则扶余之业可成也。”

　　颜思齐觉得有道理，于是，他就率船队在“东番”笨港靠岸。他们靠岸的地方，应该就是现在的台湾北港。颜思齐登陆之后，看到“东番”物产丰饶，土地肥沃，而且人烟非常稀少，确实很不错，就留了下来。那时，岛上只有一些原住民和少量的荷兰人。由于颜思齐的武装实力相对较强，刚刚上岛的荷兰人对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颜思齐见岛上地肥水美、大片荒野未辟，决意在此开疆拓土，干一番事业。乃率聚伐木辟土，构筑寮寨。是时，土番以为外敌侵犯，聚族攻击。颜思齐遣人加以安抚，商定疆界，互不侵扰。在笨港东南岸的平野（今新港），颜思齐率领大家开始自力更生，修筑了不少栅寨和房屋。他当时规划的营寨是井字型，中间有个大高台，是整个营寨的中枢。同时，他把营寨分成10个部份，按照职能的不同，分别称为：主寨、前寨、后寨、左寨、右寨、海防寨、粮草寨、哨船寨、抚番寨和北寨。他把跟他一起来的人安置其中，还给他们都划定了土地。

　　颜思齐将垦民按十寨发给银两和耕牛、农具等，开始了台湾最早的大规模拓垦活动。颜思齐的13艘船上，只有二三百人。由于受到当地土著和荷兰人的威胁，他感觉人还是有点少。于是颜思齐回到了大陆，在漳、泉两地招募没有土地的贫民，怕没有人来，他决定对愿意到“东番”的乡亲给予扶助。当时的标准是，1户1人的给银子二两，1户两人以上的给银子4两，超过3人的另给一头牛。有了利益驱动，当地人非常踊跃。颜思齐挑选了一批有航海经验的漳、泉人士，以原有的十三艘大船，利用海上交通之便，开展和大陆的海上贸易；同时组织海上捕鱼和岛上捕猎，发展山海经济，以解决移民生产和生活的物质需要。与此同时，派杨天生率船队赴漳、泉故里招募移民，前后计三千余众。

　　颜思齐让他们在“东番”种地、捕鱼和捕猎，没过几年年，这些人大多都站稳了脚跟，已经有几千户人家在那里安了家。这些人又吸引了不少漳、泉两地的乡亲赴“东番”垦殖，并将许多闽南习俗带到那里，拉开了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开发的序幕。

　　随着他们人口增加，不少土著居民认为，自己受到外敌侵犯，常常聚族攻击。面对这种情况，颜思齐对土著居民采取了安抚政策，和他们商定了疆界，互不侵扰。一旦属下与土著人发生了冲突，也总是给土著人适当安抚或保护。不过，后来可能由于冲突日趋激烈，土著居民打不过他们，都迁徙去了其他地方。

　　在发展农业生产、开展海上贸易的同时，颜思齐还让下属建成了“井”字形街道，并在海湾岸边修筑楼台，设立公署，从那时起，“东番”岛上有了汉人最早的行政管理机构。由于这个公署有楼台，又恰好在海湾内，于是开始有人把这里叫为“台湾”。

　　颜思齐是个传奇人物，他的死也充满传奇。天启五年（1625年）九月，思齐和部众到诸罗山捕猎，豪饮暴食，不幸染伤寒病。数日后竞一病不起，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七岁。葬于今嘉义县水上乡与中埔乡交界处的尖山山巅。临终时，他召众人告之：“不佞与公等共事二载，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继起。”

　　颜思齐故后， 十二月，众推郑一官为盟主，继统其业，树旗招兵，下设参谋、总监军、督运监守、左右谋士等，代统一寨众目，建立了初具规模的郑氏地方统治政权。同年8月2日，李旦正办好厦门、长崎、及台湾贸易，从台湾回平户途中去世，其台湾的产业和士卒转归郑芝龙控制，而于厦门的则落入许心素的手里。

　　颜思齐揭开了大规模垦殖台湾的序幕，虽然他在台湾只待5年，但其副手郑芝龙受到明朝招抚。崇祯初年，郑芝龙还是觉得缺人，又上大陆招人，有好几万漳、泉两地的饥民再次大规模移居台湾。而台湾土地肥沃，一年能收获三次，福建人去那里谋生的越来越多。现在台湾很多人讲闽南话、崇拜妈祖，也都是从那时开始的。

　　颜思齐登陆的地方如今已经是北港和新港两个繁华市镇。当地民众为纪念颜思齐，在北港建起了颜思齐登陆纪念碑，并在新港修建了“思齐阁”。

　　颜思齐到了以后，“东番”有了“台湾”的称呼。康熙年间，有个台湾的县令说到这件事时，也说：“海寇颜思齐踞有其地，始称台湾。”但《台湾县志》认为，是荷兰人在北港修筑了台湾城，所以才有了“台湾”的称呼。清代张廷玉编写的《明史》受其影响，也说“台湾”之名是荷兰人首先叫起来的。其实，在荷兰人的书中，一直都把台湾叫“小琉球”，如果“台湾”之名真是缘于荷兰人，他们是不可能这样称呼的。

郑 芝 龙

　　郑芝龙（1604年-1661年，见图50-11），字飞黄（一说字飞龙），原名一官（Iquan），天主教名尼古拉，福建泉州南安石井镇人，明末清初东南沿海台湾及日本等地第一大海盗，最大的海商兼军事集团首领，先后归附明清两朝为官。

　　郑芝龙以东南沿海为基地活跃舞台的海商兼海盗（随朝廷政策的变化身份随变），以其经营的武装海商集团著称，发迹于日本平户，为明郑势力的开始。郑芝龙在离开日本到台湾建立新的根据地，不仅建立了一支实力强大的私人海军，而且效仿明朝在台湾设官建置，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割据政权。明廷无力剿灭郑芝龙便转而招安，公元1628年，郑芝龙受到明廷招抚，官至都督同知。不久清军入关，郑芝龙于1646年降清后被软禁北京；清廷利用郑芝龙多次招降其子郑成功不成，遂于1655年入狱；于1661年11月24日被杀。

图50-11 郑芝龙

　　郑芝龙在17世纪中国明朝海禁与世界海权勃兴的时代的背景下，以民间之力建立水师，周旋于东洋及西洋势力之间，并于1633年在泉州金门岛的料罗湾海战中成功击败西方海上势力，在郑和船队退出南中国海200年后，重夺了海上主导权，是大航海时代东亚海域举足轻重的人物。

　　郑芝龙对历史的其他影响还有和李旦、颜思齐等人及部众在台湾建立基础，为汉人移台的主要据点，这都是先于荷兰人的。郑芝龙并为其子郑成功留下强大海上基业，郑成功以此资本抗清并在南京兵败后以海上武力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

　　《漳浦营里郑氏族谱》明确记载，郑成功祖先于西晋五胡乱华后的东晋永嘉年间，避地到闽莆田，郑芝龙先祖从莆田迁往漳州，再迁南安，郑芝龙祖籍莆田和漳州。

　　郑芝龙先祖约在公元1144年至1210年间，迁往龙溪县，后代再迁南安。约在1144年至1210年，郑成功先祖郑伯可自莆田迁龙溪县居北村（今龙海榜山镇），其次子均贤于元朝初年，自北来到漳州，居古县一带开基立业，是漳龙衍派鄱山郑氏之始祖也。《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收录的郑氏族谱中有一段文字，表明郑氏入闽，“或于三山，于莆漳，于潮，是不一处”。

　　其中到达漳州的这一支，在宋末时安居在龙溪，也就是现在的龙海榜山镇洋西村，在元朝又从洋西播迁到鄱山，也就是现在的福建龙海颜厝镇古县。随后，又从古县搬迁到南安。晋江安平郑氏第十三代先祖珏峰的墓志铭由明朝三边总督洪承畴撰写，洪承畴在郑成功墓志铭阐述：“郑之入闽也初居仙游之枫亭，迁徙攀鳞故里，原有枫亭桥圾，今其名犹存焉始祖祖道公，数传而至珏号果斋生谥号后崖生思诲”。墓志铭还提到，因倭寇频频侵犯，被迫南迁晋江安平地区，也就是现如今的安海地区。

　　郑芝龙小名一官，父郑士表。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出生在福建南安石井一个小官吏家庭，石井为闽南渔村，郑一官“少落魄”，从小习海事，“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跅弛放纵，渐流荡逸，失父爱。

　　郑一官十七岁时，因家庭生计艰难，偕其弟芝虎、芝豹赴当时中外贸易中心地点之一的广东香山澳（澳门）依舅父黄程。黄程是个海商，在澳门从事海外贸易。他留下郑一官在身边做帮手，协助商务。郑一官在商业竞争和利益角逐中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学会经商贸易，到过马尼拉，并学会了卢西塔语和葡萄牙文。公元1621年（天启元年），郑芝龙18岁时，与兄弟齐至澳门的舅父黄程处学习经商，在与葡萄牙人打交道中，受其影响，接受天主教洗礼，取教名贾斯帕（Nicolas），另名尼古拉，外国人称他尼古拉·一官（Nicholas Iquan）。

　　黄程营商置舶，兴贩东洋，见郑一官能干，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谴其附日本平户华侨李旦（泉州人）之舶，押送一批白糖、奇楠、麝香、鹿皮等货物，从香山澳放洋，远赴日本，侨居长崎。人地生疏，始以“卖履”为业，或兼“为人缝纫以糊其口”。后转经商，为其舅黄程贩卖白糖、奇楠、麝香等物。郑一官从事商业活动和对外贸易，后寄身李旦门下，帮助李旦做生意，成为当时最有势力的海商李旦的部下，并“以父事之”。李旦资本雄厚，拥有一支船队，专门从事海外贸易，是当地华侨的首领。李旦觉得一官能干可靠，“抚为义子”，交给一部分资产和船只让他到越南做生意，获大利。不数年，郑一官成为巨贾，常往来中国、日本间，居日华侨，咸推重之。

　　郑一官还热心学习剑术，认识了“为邑主锻刀剑”起家的“泉州冶工翁姓者。” 郑一官以领袖华侨之资格，晋谒已退隐的前幕府将军德川秀忠于骏府（今静冈县）献药品，秀忠亲问以中国事，大喜，命招待于长崎宾馆，赐赉优渥。郑一官受幕府召见，日本人视为光荣显赫人物，自是地方豪贵常从交游，称为“老一官”。

　　平户藩为当时日本对外贸易中心，各国商船云集。由于郑一官熟悉海外事情，又善外交，为日本朝廷所重视，初召后“屡访藩士家”。后迁肥前国平户，受到当地诸侯松浦氏优遇，松浦氏为其在平户附近的河内浦千里滨（即今长崎县松浦郡千里滨）赐宅地建新居，并介绍平户藩之家臣田川昱皇之女田川松缔婚。

　　田川昱皇即翁昱皇，是中国迁平户的侨民（一说是泉州驻日本的海商），在日本为田川氏。田川松日本人，系翁昱皇养女，故又称翁氏。田川氏，年方十七，性端淑。成婚翌年，以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岁在甲子古历七月十四日辰时，田川氏出游千里滨，拾文贝，俄将分娩，未及回家，乃依滨内巨石以诞，是为长子郑森（幼名福松，后名成功）。此石呼为儿诞石，至今仍立“郑成功儿诞石”纪念碑。1629年生次子七左卫门。

　　郑一官追随于日本平户岛的华侨大海盗商人李旦门下，初时担任翻译等工作，逐渐成为李旦的得力助手，深得李旦信任。1624年初，郑芝龙因李旦推荐，前往澎湖担任荷兰人的翻译及通事，同年初秋荷兰人撤退至台湾南部；由于明朝和荷兰的争执，影响到李旦当时的中日台间的商业利益，因此李旦派郑芝龙亦是李旦介入明朝和荷兰的手段之一。

　　17世纪上半叶，荷兰人已是西方海洋经济世界的“超级大国”，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1月底，郑一官离开田川氏和还没有出生的儿子，被李旦派到澎湖，担任荷兰人的通事（翻译）。荷兰人给于这个“来自日本”的通事优厚的待遇，但荷兰人这时正与明军进行军事对峙，双方没有交往，中国商人也不可能与荷兰人交易，开始并没有用郑一官，荷兰占领澎湖舰队司令雷约兹在1624年2月20日发给东印度公司总督德卡本特的信说：“等候好多时的帆船‘好望号'于1月21日由日本出航，月底到达此地。……我们接纳了来自日本的一名通事，虽然给予优厚待遇，但目前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不过，荷兰人为了垄断对日贸易，指使一些中国船只在中国沿海掠夺，郑一官也是和荷兰人合作的海贼之一，为荷兰人执行在台湾海峡上截击前去马尼拉的中国帆船的海盗任务。后来担任荷兰第二任台湾长官的德韦特，这时正在澎湖服务，他在一封信中写到：“经过雷约兹司令的批准，我们每天都期望能够在这里集中二、三十艘中国帆船，通事一官被派往北方去截击于俘获一些船只。”

　　后来荷兰人利用郑一官来执行在台湾海峡截击往马尼拉与西班牙人（当时荷兰人的主要竞争对手）通商的中式帆船的海盗任务。他们的军事和商业复合体“东印度公司”到处拦截葡萄牙、西班牙商船，攻占伊比利亚人的海外要塞、商馆，在日本平户建立商馆，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建立大本营。根据荷兰长官韦特信件中，记录了派“通事一官”率领约二十至三十艘中式帆船去进行“截击与俘获”的业务。

　　1624年中秋后，郑一官将事业重心自日本九州岛迁到台湾，归附“日本甲螺”（倭寇首领）颜思齐。此后不久，荷兰东印度公司登岛，驱逐了以台湾为基地的其他势力，郑芝龙遂携妻子定居于中国大陆。同年夏秋之交，荷兰人在明军的压力下撤出澎湖，转移到台湾大员（今台南安平），在台湾建筑“热兰遮”和“赤嵌城”两个要塞，侵占了台湾南部地区。同年荷兰、西班牙两国为了争夺台湾的统治权，发生战争，荷兰得胜，独占了整个台湾，这是历史上台湾第一次为外国人占领。

　　在随荷兰人在大员（今台南安平）立定足跟以后不久，郑一官就奉荷兰人之命率领几艘中国帆船袭击前去马尼拉与西班牙人通商的中国船只，直到第二年（公元1625年）的3月20日才回到大员。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四、五月间，也许是在荷兰人手下没有太多的发展，或因奉义父李旦之命，郑一官离开荷兰人，开始亦商亦盗的海上生涯。1625年4月底，他已经带着手下活跃在台湾海峡了。一名荷兰船长曾经给第一任台湾长官宋克写信说：“（4月）27日，星期天，……突然首领一官，作为代表，后面跟着手执刀剑的铳手七、八名，向我们寒暄。”

　　两个月后，身为日本长崎、平户侨领的李旦向宋克长官请领了出航许可证，在7月从大员启程回到平户，但一个多月后，就在平户去世了。李旦死后，他在台湾的产业和事业都归郑一官所有，为郑一官合并当时台湾既有的其他汉人武装势力（主要在今云林北港地区），及从大陆招收新的势力到台，创造了条件。

　　郑一官自立门户后，从福建招徕了郑兴、郑明、杨耿、陈晖、郑彩等部将。他将部下分为十八先锋，结为“十八芝”， 并从此改名为“芝龙”，而不再称“一官”。 郑芝龙继续拓垦大业，势力不断壮大，成为当时海上最大的武装集团。“凡我内地之虚实，了然于胸。加以岁月招徕，金钱所诱饵，聚艇数百，聚徒数万……礼贤而上（尚）士，劫富而施贫，来者不拒，而去者不追。”

　　天启六至七年（公元1626-1627年），闽南发生严重旱灾，遍野赤土，许多村落连草根树皮都被吃尽。农历二月，郑芝龙利用此机会，自率船队袭击福建漳浦，劫掠金门、中左所（今厦门）和广东靖海、甲子等地，不久又回师福建，再犯泉州、厦门，袭铜山（东山），陷旧镇，击败金门游击卢毓英、福建总兵官俞咨皋的进剿，纵横东南海上，声势所向披靡，官兵疲于奔命，莫可奈何。奔袭中，郑芝龙等还招抚了泉州饥民数万人赴台拓垦，沿海饥民及无业者竞往投靠。这一仗郑芝龙打败官兵和许心素，使厦门从此成为郑氏的地盘，势力日益强盛，官兵不能敌，也代表着泉州帮势力的兴起。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明廷起用曾经担任泉州知府的蔡善继任泉州巡海道，对郑芝龙进行招抚。郑芝龙率众到了泉州，见到了蔡善继。郑芝龙之弟郑芝虎、郑芝豹在会见后，认为朝廷没有诚意，于是鼓动郑芝龙等马上离开泉州，重新过起海上称雄的生活。

　　由于郑芝龙集团力量的大幅度发展，对荷兰殖民者也造成很大威胁，荷兰船只一在中国海露面，就为郑芝龙集团截获，为此，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还发生一场驻台荷军与郑军的战争，结果荷军败北。

　　1626至1628年，郑芝龙以台湾魍港为基地，劫掠福建及广东数地，使明朝官兵疲于奔命，虽其间有朝廷招安动作，郑拒绝并在台海纵横两年六个月，直到1628年年底，福建巡抚熊文灿再度招安郑芝龙，成为“海防游击”。

　　郑芝龙势力至1627年已有船700艘；许心素建议荷兰东印度公司联手打击郑芝龙，但东印度公司未允，郑芝龙打败副总兵俞咨皋，杀对手许心素。当时福建泉州府同安知县写给福建巡抚的文书中说郑芝龙虽事劫掠，但对泉州百姓却是异常仁慈，不但不杀人，甚至救济贫苦，威望比官家还高。“所到地方但令报水（即通报官府踪迹），而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

　　荷兰人还不能统治环中国海。其原因是：东方海洋经济世界不是权力的空白。明朝官方从海洋退缩，海商和海盗成为海上的统治者。郑芝龙海上势力的日益扩张强盛，引起明朝统治者的恐惧，多次派兵追剿，但均失败。明朝廷既无力剿灭郑芝龙，又为了利用这支海上势力与荷兰人抗衡，镇压其他“海盗”，只好对郑芝龙施行绥抚。

　　崇祯皇帝即位后，同年自台湾率领十八芝进攻泉州，大破明朝福建舰队，燕京震动，朝廷招安海盗。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闽南又遭大旱，饥民甚众。郑芝龙在熊文灿支持下，再度招纳漳、泉灾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船运到台湾垦荒定居。在台湾历史上，郑芝龙是组织大规模移民的第一人。

　　台湾土地肥沃，因此而引发了汉人向台湾岛移民的浪潮，这是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有组织的由大陆向台湾移民。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台湾南部，在大员（今台南市）修筑热兰遮城、普罗民遮城两城，驻防近两千人，但大陆移民却多达数万。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七月朝廷，招抚郑芝龙。工科给事中颜继祖奏折写道：“海盗郑芝龙，生长于泉，聚徒数万，劫富施贫，民不畏官而畏盗。”郑芝龙欲投降明朝中央朝廷，郑芝龙表示以“剪除夷寇、剿平诸盗”为己任，九月就抚于福建巡抚熊文灿，率部降明，诏授海防游击，任“五虎游击将军”，离开他多年经营的海上贸易根据地台湾，坐镇闽海。此时，郑芝龙有部众3万余人，船只千余艘，仍率领原部，为明廷守备沿海以防海盗倭寇和荷兰人进攻，率军讨伐其他昔日结拜契兄弟海盗力量，包括李魁奇、钟斌，官至总兵。不久便返回福建泉州南安老家，成为当地首富，也是少数迎娶了日本人却仍能正式返回中国内地的海盗。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季春，郑芝龙在晋江安海镇建置豪华府地，历时3年又2个月告峻。安平成为郑芝龙拥兵自守的军事据点和海上贸易基地。据清·《嘉庆·赤店乡土志》载：郑府位于安平桥以北，西从西埭抵西港，北达西埯头，南临安平桥头，直通五港口岸，占地138亩。主构为歇山式五开间十三架，三通门双火巷五进院落。两旁翼堂、楼阁，亭榭互对，环列为屏障。东有“敦仁阁”，西有“泰运楼”，前厅为“天主堂”，中厅为“孝思堂”，规模宏耸。大厝背后辟有“致远园”，周以墙为护，疏以丘壑、亭台、精舍、池沼、小桥、曲径、佳木、奇花异草。迄永历九年（公元1655年），郑成功毁家复明，自焚宅第。

　　郑芝龙受明朝招抚后，原先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刘香一股势力心有不甘，拉到广东，继续其海上劫掠营生。刘香势力与荷兰人勾结，在一段时间内对郑芝龙造成很大威胁。刘香势力在广东崛起后，台湾海峡又转趋不平静。新上任的福建巡抚邹维琏宣布恢复海禁，并力阻郑芝龙与在台湾的荷兰人私下通商。郑芝龙势欲扫除刘香。而在此之前，原为郑芝龙旧部的李魁启和钟斌也先后叛离，但都遭到郑芝龙扫除，刘香成了他原先一起结伙的海寇中最后的对头，也是最难应付的一股势力。

　　1632年12月4日，郑芝龙与刘香的船队在福州附近遭遇，发生血战，从早上打到傍晚，双方各死伤800-1000人。郑芝龙弟弟郑芝虎在身上两处负伤的情况下，冲入敌阵，被刘香的人用四爪锚和铁链缠住，几乎不能脱身，后来是部下拼死救出。刘香本人则向南逃逸而去。崇祯六年（1633年）7月，新任荷兰台湾长官普特曼斯﹙Hans Putmans﹚为迫使明朝开放贸易，企图用武力强占大陆沿海，在刘香的帮助下，不宣而战，派出8艘战舰，对刚刚追剿刘香回到厦门没有戒备的郑芝龙部和明朝官兵发动突袭。击沉、烧毁和弄沉港内郑芝龙和明朝官兵的二十几艘战船。这些船只是郑芝龙的精锐部队，也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海上武装船队，船上配备完善，架有十六、二十到三十六门大炮。

　　明朝的厦门官员在驻军遭到荷兰人痛击后，采取息事宁人态度，找人与荷兰人疏通，表示愿意通知厦门、金门、烈屿、鼓浪屿及附近各岛的百姓送上二十五头牛、二十五只猪和一百只鸡，希望荷兰人不要再伤害百姓，使他们可以继续安心耕种。9月，普特曼斯与刘香在台湾的大员汇合，准备再度进攻郑芝龙。

　　福建巡抚邹维琏檄调诸将，大集舟师，准备痛击荷兰英军。身任“五虎游击将军”的郑芝龙担任战斗前锋，实际负责运筹指挥这场战斗。郑芝龙舟渡漳州海澄，誓师出发。不久在澎湖的遭遇战中，焚毁荷船一艘，生擒荷将一名，溺死荷兵数百。10月，由郑芝龙带领，明军150艘左右的帆船（其中50艘为特大战船）在金门料罗湾追上荷兰大船九艘、刘香船五十多艘。郑芝龙报仇心切，奋勇当先，使用铁钩钩住敌船纵火焚烧战术，共焚毁荷兰快艇一艘，并捕获另一艘快艇。刘香临阵败逃，普特曼斯狼狈退回台湾。

　　福建巡抚邹维琏在奏捷书中称：“此一举也，生擒夷酋一伪王、夷党数头目，烧沉夷众数千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戫斩夷级二十颗，烧夷甲板巨舰五只，夺夷甲板巨舰一只，击破夷贼小舟五十余只，……闽粤自有红夷以来，数十年间，此举创闻。”

　　经此一役，郑芝龙声势大振，普特曼斯只好放弃与刘香勾结，改与郑芝龙修好，转而表达今后想在台湾、而不是强势前往福建寻求对华贸易的意愿，由郑芝龙派船到台湾进行贸易。郑芝龙也不愿长期树敌，因此在一位住在热兰遮城的同安商人林亨万居间协调下，双方同意进行贸易往来。于是福建商船开始驶抵台湾。东印度公司史料说：如果公司想存在下去，必须把一官这一根刺从公司脚下拔除。郑芝龙势力之大由此可以想见。

　　1633年芝龙于福建沿海金门海战击溃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从此控制海路、收取各国商船舶靠费用，郑芝龙也因此迅速富可倾国。俨然称为闽南的领主与海上霸主，并对缴保护费给芝龙的商船（一艘大船需缴三千两银钱），给予郑家的令旗；如不缴费而想经过芝龙海域的，恐怕难逃被劫的命运。芝龙如此强横，使荷兰东印度公司营运不宁，荷兰人数度联合其他势力合取芝龙，但芝龙仍持续扩张其势力，并将荷兰人次次打败。史载：“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自筑城安平镇”；“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八闽以郑氏为长城”。

　　至此，郑芝龙的通商范围广及东洋、南洋各地：大泥、浡尼、占城、吕宋、魍港、北港、大员、平户、长崎、孟买、万丹、旧港、巴达维亚、马六甲、柬埔寨、暹罗，据估计，有汉人、日本人、朝鲜人、南岛语族、非洲黑人等各色人种高达20万人的军力，拥有超过三千艘大、小船的船队，成为华东与华南海洋世界的唯一强权。

　　九死一生的刘香不满荷兰人又与郑芝龙修好，在1634年4月9日清晨天亮前，利用月亮被遮住，以部众六百多人袭击大员（今台南安平）的荷兰人城堡热兰遮城，并且已经用云梯爬上了城墙。被荷兰哨兵发觉，经开枪和炮轰后，刘香率部众逃散而去。数天后，这支海盗从高雄离开台湾，5月20日与郑芝龙在金门外洋遭遇，李旦之子李国助倒戈投降明军。

　　崇祯八年（1635年）5月23日，郑芝龙在广东田尾洋击溃刘香海上武装集团，刘香引火自尽；但在此役，郑芝龙最心爱的胞弟郑芝虎不幸战死。刘香死后，台湾海峡恢复安宁，原来害怕海贼伏击的中国商船开始源源驶向台湾。如1636年11、12两月，自大陆到台湾的船只有33艘，次年8月达29艘，1638年6月更达31艘之多。

　　郑芝龙剪除群雄，并把海上力量纳入地方官府体制，取得制海权，合法掌控东西洋贸易制度的运作。崇祯十二年（1639年），日本袄地锁国，退出东亚海洋竞争；荷兰殖民者也不得已与郑氏达成海上航行与贸易协议，规定荷兰的对日本贸易，需经郑芝龙将中国特产运至台湾，转手之后，方由荷兰方面运往日本出售。郑芝龙遂成为东方海洋世界的唯一强权。

　　至此，东南海疆各股武装集团李魁奇、杨六、杨七、钟斌等均唯郑芝龙之命是从。几年间，郑芝龙平粤寇，征生黎，击退侵厦荷夷，消灭海上巨盗刘香，福建巡抚表奏朝廷：“芝龙果建奇功，俘其丑类，为海上十数年所未有。”崇祯十三年（1640年）， 明廷擢升郑芝龙为福建总兵官，署都督同知。

　　郑芝龙集团在扫清海上障碍之后，“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

　　他利用泉州安平镇的航海和经商基地，打破官方的海禁，繁荣海市，武装船队旗帜鲜明，戈甲坚利，航行于中国沿海、台湾、澳门和日本、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地之间，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势和财力，扩大海上贸易，几乎垄断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贸易。郑芝龙“自就抚后，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可敌国。自筑城于安平（今晋江安海），海舶可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八闽以郑氏为长城。”

　　他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雄厚的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同荷兰、日本、南洋各国商贸公司竞争逐角，是官商结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人物。至南明隆武帝政权，也以郑氏海上力量为支柱，正如郑芝龙所说：“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无海即无家。”

　　郑芝龙从事海外贸易，主要是同日本通商。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与《平户荷兰馆日志》记录：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郑芝龙两艘商船从日本长崎载货物返航泉州安海。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驶往长崎的郑芝龙商船多达数十艘。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两艘郑芝龙商船满载黄白生丝及纱绫、绸缎等货物，运往日本。另据《长崎荷兰商船日志》记录，从1641-1643年（崇祯十四至十六年）间，郑芝龙运载大量生丝、各类纺织品、黑白砂糖及麝香、土茯等药物，运往日本，颇受欢迎。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夏，郑芝龙商船22艘由晋江县安平港直抵日本长崎，占当年开往日本的中国商船总数的22.68%，主要货物有生丝、纺织品、瓷器等。郑芝龙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建立贸易关系。他运往日本的丝织物，有一部分是从澳门购进的，日本的货物也由他运到吕宋，转售西班牙。郑芝龙极力发展海上贸易，经常满载丝绸、瓷器、铁器等货物，驶往柬埔寨、暹罗、占城、交趾、三佛齐、菲律宾、咬留巴（今雅加达）、马六甲等国贸易，换回苏木、胡椒、象牙、犀角等。在短短几年内，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商业贸易的最强竞争对手。

　　明末，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相继在南安石井建立造船坊，营造军、商两用船，年造三五艘，修数十艘。

　　崇祯在北京自缢后，马士英、史可法等遗臣，拥福王即位南京，1645年改元弘光，是为南明，以史可法晋师江北。南明弘光皇帝册封郑芝龙为南安伯，福建总镇，负责福建全省的抗清军务。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郑鸿逵、郑彩自京口退至杭州，迎唐王朱聿键入闽。

　　同年闰六月，郑芝龙、郑鸿逵与福建巡抚张肯堂、巡按御史吴春枝、礼部尚书黄道周等，拥立唐王称帝于福州，改元隆武。八月，隆武帝诏赐，晋平国公郑芝龙加太师。郑芝龙与郑鸿逵原任总兵，加封安南伯及靖虏伯。郑芝龙受封平虏侯，掌握军政大权，旋晋平国公，三弟郑鸿逵（原名郑芝彪）为定西侯（二弟郑芝虎之前战死），四弟郑芝豹（小字莽二）封澄济伯，侄儿郑彩亦封永胜伯，郑家官居极品。一时间权顷朝野，短短的几个月时光是郑芝龙政治生涯的顶峰。虽然有理想的明唐王想打回自己的老家北京，但他这位不太有理想的部下并不打算北伐，郑芝龙认为：“明朝清朝一回事，不就是换个主子吗？”这为后来他投降清朝埋下伏笔。

　　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五月，降清的明臣洪承畴向清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提出招降郑芝龙的建议，与招抚福建御史黄熙胤（晋江人）写信劝郑芝龙降清。六月，清军兵分两路由仙霞关、分水关进逼福建，郑芝龙既得贝勒书，决意降，郑芝龙兄弟拥兵不进。八月，郑芝龙尽撤水军回晋江安平（安海镇），有船五六百艘；镇守仙霞关的郑鸿逵闻讯逃窜，清兵陷仙霞岭，隆武帝奔汀州，被执，后绝食死于福京。九月十九日，清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统兵占福州。不久，清兵乃疾取兴化、泉州、漳州诸郡县。同月，博洛遣泉州绅士郭必昌持书往安平招抚郑芝龙，许以闽粤总督。其子郑成功劝止郑芝龙未果，遂至孔庙哭庙、焚儒服，对自己的父亲说：“若父亲一去不回，孩儿将来自当为父报仇。”后率部出海，继续反清。同年，清军攻克福建，擒隆武帝朱聿键，杨凤苞称“福京之亡，亡于郑芝龙之通款”。十一月三十日，清兵进劫安平，翁夫人（田川氏）未及逃出，恐受辱，乃自缢而死，享年四十五。

　　而投降清军的郑芝龙，却遭到南征主帅贝勒博洛的背约，移送到京师。郑芝龙被编入汉军正红旗，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八月，以归顺封一等精奇尼哈番。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五月，晋封同安侯。为安抚郑成功，清朝对投降的郑芝龙优待有加，芝龙数次奉令命郑成功归顺，郑成功已在闽南奠定抗清战斗基础。二月，清廷命郑芝龙派其家人李德与郑、贾二位使臣送海澄公敕印入闽，招成功降，福建总督刘清泰并附书保其安全；且派遣其弟郑世忠持郑芝龙书劝之。郑芝豹、郑彩皆降，唯郑成功均坚辞不受。

　　永历八年（公元1654年）十一月，郑成功派遣五镇营兵及战舰百余艘南下，会西宁王李定国并力勤王破敌。十二月，郑成功攻漳州，属十邑俱下；转攻泉属，各县望风迎降；转大扰福州、兴化等郡。清廷无法，特遣内院学士叶成格等，偕同郑芝龙四子渡，送漳、泉、潮、惠划分郑成功安屯兵将，敕命入闽。郑成功于安平见使臣，请其谙诏。清使曰：“尔等既无剃发者，不为清臣，不能出诏。”遂回泉州。郑成功冷笑曰：“忽来忽去，吾料之已熟。”乃上书郑芝龙，言表拒未投降之因：“吾父往见贝勒之时，已入谷中，其得全至今者，亦大幸也。万一吾父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两全之局耳。”清廷怒囚郑芝龙于高墙、郑芝豹于宁古塔。

　　永历十年（公元1656年），郑成功督师北上，克闽安及罗星塔，攻连江，进攻罗源、宁德等邑，于护国岭击杀清将阿格商。清廷大震，迫郑芝龙差家人谢表持巡抚佟岱书到宁德见郑成功，再度相劝就抚。郑成功怒叱不理，令谢表持书还，自是抚议永绝。

　　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原明郑将领，提督黄梧上疏，力主叛臣之家族应当逐出帝都，乃被命充军盛京宁古塔（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唯未果行。

　　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福建巡抚佟国器截获郑芝龙与郑成功私信，议政王大臣会议遂以“通海”罪名拟定将郑氏斩监候，改为流徙宁古塔。

　　永历十五年（公元1661年）农历三月初一日，郑成功在金门祭海誓师，进军台湾；四月初一（4月30日），郑军登陆台湾；四月初八日登陆安平，占领台湾南部；五月，郑成功攻台湾东都，改赤崁城为承天府；荷兰人战败，降于安平。十月初三日，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矫诏令斩郑芝龙与其亲族于燕京柴市（今北京市府学胡同西口），一说宁古塔，郑芝龙在北京的一家老小没有留下一个。

郑 一 嫂

　　郑一嫂（公元1775-1844年，见图50-12），原姓石，乳名香姑，系广东新会籍疍家女。其前夫姓郑，因排行而俗名郑一，新安（今深圳宝安）疍家人。郑氏夫妻生有两子。

　　康熙收复台湾，郑成功部分残兵流向珠江口为盗，珠江口疍家贼由明末四姓演变为清初红、黄、蓝、白、黑、紫六帮。郑一乃红旗帮首领，其人胸怀大志，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把珠江口各股疍家贼统一成一个以他为盟主的海盗大联盟，而郑一嫂堪称贤内助，自始至终参与其事，各帮海盗尊称她作“龙嫂”。无奈天意弄人，在这个海盗大联盟好不容易签约结成的1807年，郑一却于一场强台风中坠海身亡，年仅四十二岁。

　　在明末时期，当时就有著名的郑、石、马、徐四姓疍家贼横行珠江口。当代回族作家杨万翔的《海阔疍家强》曾提及一位在18世纪后叶越南内战中起过重大作用的疍家枭雄莫官扶。襄助莫官扶成就大事业的拍档名郑七，乃郑一的堂兄弟。由此可知，郑一嫂的娘家与夫家均为海盗世家，在她身子里，天生地流淌着与珠江水相交融的英雄血。

　　“失龙寡嫂”而言，大联盟顿成大陷阱——红旗帮面临或内讧或被他帮兼并的严重危机。

　　郑一死后，郑一嫂成为红旗帮的领袖。取得合法领导地位的郑一嫂，马上通过加强舰队的组织纪律性来树立她的权威。为此，她颁布了一道非常严厉的法令，规定凡胆敢擅自专权或是违背上级命令者，立斩不赦；任何窃取公共财物或是在乡民中偷盗者，也以死罪论处；任何人不得私自藏匿未经交验的战利品。其他犯规者也会受到严惩。如开小差或是未经许可擅自缺到者，将受到割耳之刑，尔后便在本股弟兄面前示众；如强奸妇女者，将被处死；如男女私通者，男的斩首，女的腿绑重物沉入大海。

图50-12

　　有一位名叫格拉斯普尔的英国富商，曾被红旗帮绑架为肉票，从而耳闻目睹疍家贼的日常生活种种。待他被以7654西班牙银元赎出并回到伦敦之后，他写出了一本独一无二的回忆录，将郑一嫂的轶事公诸天下。

　　据格拉斯普尔描述，郑一嫂制定的海盗条令被严格执行，违反者严惩不贷，这一点“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他断定，如此严格的约束，会造就一股攻则勇猛，防则顽强，即便位处劣势也会死拼到底的力量。

　　事实的确如此。在郑一嫂的经营下，红旗帮有大小船只五六百艘，部众三四万人。他们以香港大屿山为主要基地，在香港岛有营盘，有造船工厂。活动范围由珠江口直迄琼州海峡。郑一嫂很早就向西方借鉴先进的科学技术。红旗帮使用的武器是千方百计弄到手的洋货。一次，跟英国战船交火后，她认真观察对手所遗弹头，发现英国人发射的是最新研制的24磅炮弹，几个月后，她的船队便装备了此种新式大炮。

　　郑一嫂所领导的红旗帮装备之精良跟大清水师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不仅屡败官军，甚至取得重创葡澳舰队（其中有美国雇佣兵）且把澳门围困得几近断粮的辉煌战绩。面对英国舰船在中国的水域内横冲直闯，郑一嫂还在1809年痛击了广州内河的英国船只，俘获一艘英舰，斩杀数十英国士兵，令英军震惊。

　　事实上，在郑一嫂领导红旗帮期间，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张保仔。张保仔原为江门疍家子，生于1786年。十五岁那年，他被窜入内河的郑一掳走，沦为疍家贼，深得郑一喜爱。名义上，张保仔是郑氏夫妇养子，但他的刚强干练使之很快跻身于红旗帮核心领导层。郑一死后，张保仔贡献出全部聪明才智，出面襄助“龙嫂”有效地廓清了群龙无首的混沌局面，并把珠江口疍家贼的事业推向鼎盛期。

　　红旗帮越来越强大，为了荡平海寇，清廷与英国侵略者联合，试图借列强的力量消灭红旗帮。格拉斯普尔记载，1809年秋，清廷与葡萄牙和英国一起组成了联合舰队，要突袭大屿山消灭红旗帮。得到情报的郑一嫂，亲自坐镇大屿山纠缠住敌军主力。用“围魏救赵”的办法派主力奇袭广州城，击杀虎门总兵。联合舰队不得已撤退，在撤退途中又遭到早已埋伏好的红旗帮主力的包围，激战九个昼夜，红旗帮仅有四十人阵亡。而联合舰队丢盔弃甲，只有几艘舰狼狈逃回广州。

　　红旗帮的这些大行动让满清朝廷极为恼火，连续派出大军征讨。红旗帮及其他各帮在郑一嫂、张保仔的指挥下，连续打败了前来围剿的官军。在浙江海面，打死了浙江水师提督徐廷雄；在香港大屿湾，灭掉了清海军战船二十多艘、火炮三百门，生擒广东水师提督孙全谋；还进逼广州，打死虎门总兵林国良，迫使两广总督频频换人。

　　其中最大的一次“剿张”战役，是屡遭劫掠的澳门葡萄牙人会同清朝水师，组成中葡联军，合围红旗帮，一度将红旗帮的主力船队封锁于其总寨大屿山岛，历时八日。但红旗帮如有神助，张保仔算准风向与潮汐，与郑一嫂一起集结大船三百只、火炮一千五百多门、部卒两万，突然发作，海面炮矢横飞，无人敢攫其锋，于是扬长而去，官洋联军唯有望洋兴叹。

　　后来，红旗帮因郑一嫂不肯改嫁给黑旗帮老大郭婆带而导致各派冲突。清廷采取了“怀柔政策”，黑旗帮作为六旗联盟的第二大帮投降，大大削减了郑一嫂和张保仔的力量。迫不得已之下，红旗帮也开始寻思着接受招安。

　　清朝的招安条件虽说很宽，但有一条是不能免的，就是招安时海盗们须下跪。红旗帮海盗一向看不起清军，让他们向昔日的手下败将下跪，很难接受。双方陷入僵局。

　　关键时刻显出了郑一嫂的巾帼豪气——她决定亲自前往广州，直接与两广总督百龄谈判，而且不带任何武器。1809年4月17日，郑一嫂不顾众人的反对，带了一个由17名妇女儿童组成的代表团亲赴广州面见总督。在谈判中，郑一嫂坚持应该保留一队帆船，不过目的不是用于打仗，而是用于“食盐贩卖”。对于百龄的所有其他提议，她一概漠然处之，直到最后百龄屈服于她的要求为止。

　　当然，作为一个精明的谈判者，她也适当做出了让步，同意由精于计谋的两广总督百龄提出的方案：由皇帝赐婚，准予张保仔、郑一嫂结为合法夫妻，郑一嫂、张保仔跪拜谢恩，同时，也算跪拜接受招安了。

　　招安后，张保仔封三品官，后升从二品，调福建闽安、彭湖等地任副将，郑一嫂授诰命夫人。海盗可以演化为义军，但不等于就是义军。招安的成功，也避免了更多平民百姓的伤亡。

　　三十年后，鸦片战争爆发时，郑一嫂仍然积极抗战，为林则徐抗击英军出谋划策，她的事迹还于上个世纪80年代被香港电影人搬上了银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