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翔云《望洋兴探》(遗作)| 第四十七章 真假“倭寇”【校友文萃】

厦门 初30组 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四十七章 真假“倭寇”

　　倭寇是指公元14至16世纪侵扰劫掠中国和朝鲜沿海地区的海盗，以日本为基地，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沿岸的海上入侵者。除沿海劫掠以外主要从事中日走私贸易。曾经被归于海盗之类，但实际上其抢掠对象并不是船只，而是陆上城市，有点像“维京海盗”。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亦用倭寇指称日本军队。

　　“倭”字从人从委，委亦声。“委”意为“身材软缩”、“身材小一号”。“人”与“委”联合起来表示“身材矮小的人”。秦语中，寇与贼同义。“完”指“家园完整”，“攴”指“敲打”。“完”与“攴”联合起来表示“家园破碎”。

　　所谓“倭寇”一辞的由来，是从“高句丽广开土王碑”（公元414年）碑文上所记载“倭寇○○（某地名）”而来，在此“寇”当动词，即“日本侵略（某地名）”之意，而之后“倭寇”二字作为名词独立，用以称呼来自日本的强盗、军队。“倭寇”这一称呼大约使用于公元7世纪后期，在公元16世纪倭酋丰臣秀吉的倭乱、以及中国的抗日战争里。

　　14世纪初叶，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诸侯割据，互相攻战，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了的一些南朝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之为“倭寇”。

　　早在元顺帝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打进京都的足利尊氏废黜了后醍醐天皇，另立天皇，自任征夷大将军，设幕府于京都。后醍醐天皇南逃吉野，建立朝廷，史称南朝，在京都的朝廷被称为北朝。后醍醐天皇为了恢复王权，推翻幕府，派他的儿子在九州设征西府。除了南、北两个朝廷外，还有许多割据势力——守护大名。他们掠夺财富，除互相争战之外，还常常支持和勾结海盗商人骚扰和掳掠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元末明初的倭患。见图47-1

图47-1 倭寇

　　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日本正处于封建割据的南北朝时代。朱元璋即位后，连续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更重要的是为了消弥倭患。但由于日本处于分裂对抗状态，几次派使都毫无结果，倭寇侵扰日渐繁复。北起山东，南到福建，到处受到劫掠。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北朝统一日本。南朝的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失去了依托，于是流落海上，盘踞海岛，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力量，不时侵扰中国沿海，又造成洪武末年日渐炽盛的倭患。

　　统一日本的足利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想肃清南朝的残余势力，打击海上盗贼，同时也想发展与明朝的贸易，获取丰厚的利益。于是，两国恢复了关系。明成祖时，双方建立了“勘合”贸易关系，明朝给予足利幕府贸易凭证，即“勘合”，日本方面凭勘合来中国进贡，进行贸易。明朝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主要是为了消除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足利幕府也积极剿捕倭寇。在足利义满死后，其子足利义持改变政策，双方勘合贸易中断，日本也不再剿捕倭寇，足利义满时期稍有收敛的倭寇劫掠又在中国沿海一带蔓延开来。

　　其后，在足利义教时期，中日勘合贸易又得以恢复。成化三年，即日本应仁元年（公元1467年），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足利幕府衰弱，勘合贸易制度遭到破坏，一些守护大名为了争得与明朝贸易的权力，抢夺勘合，没有贸易勘合的大名便进行海盗活动，明嘉靖中叶以后，中日勘合贸易完全断绝，倭寇侵扰日益严重。

　　明初，由于国力强盛，重视海军、海运建设，因此倭寇未能酿成大患。正统以后，下西洋停止。随着明朝政治腐败，海军松弛，倭寇气焰便日益嚣张。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倭寇侵扰浙江台州的桃渚村，杀人放火，掘坟挖墓，甚至把婴儿束在竿上，用开水浇，看着婴心啼哭，拍手笑乐。倭寇的罪行，给中国民众带来了痛苦和灾难。

　　至嘉靖时期，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也十分活跃。一些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他们成群分党，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有的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于沿海劫掠。这些海盗商人如汪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使得倭患愈演愈烈。同时一些明朝官僚也与这些寇盗建立了联系。

　　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明朝派朱纨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纨到任后，封锁海面，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96人。朱纨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豪富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攻击朱纨擅杀，结果朱纨被迫自杀。从此，巡视大臣不设，朝中朝外，不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古代倭寇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元初至明初）倭寇以日本的本国人为主，故被称为“真倭”（以平户藩松浦家为核心），目的是为了报复征日的蒙朝联军侵略和女真海盗的掳掠，主要是以日本军队的军事报复为主；中后期（正德至万历）的倭寇基本上是中日混编队，原因为明朝的闭关锁国（海禁）政策和日本国内分裂动荡。主要以中国沿海居民（海盗）和日本浪人为主，巨大的经济利益和丰硕的物质回报促使中日两国的冒险家铤而走险。

　　蒙古入主中原后，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至元十八年两次征讨日本，虽然因种种原因最终失败，但日本也因为恐惧元军的再度进攻，加强海军，在元朝时期不敢和中国来往。朝鲜史取对马岛、壹岐岛、平户岛三地之名，称为“三岛倭寇”。清朝的徐继畭所著“瀛环志略”，以及朝鲜的安鼎福所著“东史纲目”，均指出倭寇的起因在于朝鲜人（高丽人）配合蒙古侵日行为所引发的报复。

　　后来日本进入南北朝的动乱状态，倭寇的活动也由于明朝廷管制力减弱而加剧。由于前期倭寇对于日本与明朝、高丽贸易造成破坏，初成立的明朝廷对日本南朝发出讨伐倭寇的要求，随后敕封讨寇有功的南朝将军“日本国王”的称号。之后北朝室町幕府在南北朝合一后，由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再度进行讨伐，随后受封为新的“日本国王”。李氏朝鲜的开国君主李成桂因为讨伐倭寇有功得到很大的声望和势力，后来进行政变取代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之后随着明朝与日本间勘合贸易的盛行，以及对马岛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开放，前期倭寇也逐渐式微。

　　元末，日本南北朝分裂时期，其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流入海中，乘明初用兵之机，屡寇滨海州县。洪武时，海军整饬，尚未酿成大患。经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的望海埚之战，明辽东总兵刘江率师全歼数千来犯之倭后，倭寇稍稍敛迹。

　　正统以后，因明代海军逐渐空虚，倭寇侵扰时能得手，致倭患又起。这一时期的倭寇成员多为日本本土之人，除赤裸裸侵扰外，还利用中日间存在的“勘合贸易”载运方物和武器。路遇官兵，则矫称入贡；乘其无备，则肆行杀掠。总的说来，嘉靖以前，倭寇侵扰只限于个别地区，时间亦短，尚未成为明朝东南地区的严重祸患。

　　张士诚南方的残余势力以及沿海走私商与日本海贼合作，以日本一些岛屿为基地，在中国和朝鲜沿海进行侵扰，由于这些南方人身穿日本人服装，使用日本人的武器和作战方法，所以也用“倭寇”这名词来称呼由日本人与南方中国人所组成的海盗集团。

　　明成祖晚年，由于陆上北方威胁未除，南方郑和下西洋以后，激增的海陆来往也带来了渐盛的倭寇侵扰，遂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官方贸易），但后来到了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爆发了宁波之乱，加上稍早时，葡萄牙人入侵发生了屯门海战与西草湾之战，此后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明朝遂宣布中断一切贸易，期望以围堵的政策来减轻倭寇的威胁，但也断绝许多自唐朝以来整个贸易产业链相关从业人员（鱼业、手工业、造船业、贸易）的生计，致使贸易地下化，商业纠纷无从解决，遂转成武力报复，倭寇之乱不减反增，造成了嘉靖倭乱。

　　后来的发展，安徽人汪直（日本侧和民间史料称之为“王直”，认为他在海上违法贸易时冒用母姓而自称为“汪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汪直曾上书朝廷请求开海禁，被拒绝后，把基地设在日本的平户藩，以反对明朝海禁政策的南方中国人为基础，与日本人、佛朗机人合作进行走私，在后期倭寇中，很为知名。胡宗宪与戚继光曾参与讨伐倭寇的军事行动。

　　嘉靖以后，是倭寇活动加剧的时期。其原因有四：

　　①战争造成日本各阶层人士的大量破产和失业，遂多流为寇盗；

　　②由于日本商业的发展，大小藩侯的奢侈欲望愈益增长，对中国大陆各种物资和货币的需求更加强烈；

　　③日本室町幕府已名存实亡，无力控制全国政局，诸侯各自为政，尤其是南方封建主，将掠夺中国大陆视为利薮；

　　④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中国商人、破产农民和失意知识分子等，由于各种原因留居日本。其中有资本者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成为嘉靖隆庆年间倭寇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这一时期倭寇的一个显著特点。如侨居日本的倭寇首领汪直、徐海、毛烈、陈东、叶明（叶麻）、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等，即为此类人物。他们伙同倭寇，在日本封建主支持下，袭用倭人服饰旗号，乘坐题有八幡大菩萨旗帜之八幡船，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掠夺大量财物。但此时明世宗朱厚熜迷信道教，不问政事。严嵩专权，贪贿公行，致吏治腐败，文恬武嬉，沿海士兵大量逃亡，战船锐减，海军设施久遭破坏，为倭寇活动猖獗提供了可乘之机。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六月，日本封建主大内氏使臣宗设、谦导与细川氏使臣瑞佐、宋素卿，因争夺对明贸易，在中国土地上相互厮杀。宗设格杀瑞佐，又以追逐宋素卿为名，大掠宁波、绍兴一带。杀掳明朝指挥刘锦、袁琎等，夺船出海而去，此即震动朝野的“争贡之役”。此后，明朝廷要求日方惩办宗设及倡首数人，放回被掳中国官民，缴还旧有勘合，遵守两国所订之约，如此方许换给新勘合，继续贸易。日方没有答复这些要求，致使双方贸易实际中断。由是倭寇走私贸易猖獗，并伺机多方掳掠。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倭寇由瑞安入寇台州，攻杭州，侵掠浙江沿海。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许栋、汪直等导引倭寇，聚于宁波境内，潜与豪民为市，肆行劫掠。

　　倭寇在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大肆烧杀掳劫，江浙一带民众被杀者达数十万人，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威胁东南沿海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激起中国朝野上下各阶级、各阶层民众的愤怒反抗。福建巡抚在谭纶、戚继光、总兵俞大猷等领导下，东南沿海军民浴血奋战，抗击倭寇。嘉靖三十二年，俞大猷率精兵夜袭普陀山倭寇老营，重创倭寇，又在王江泾歼灭倭寇两千人。嘉靖四十年，戚继光率戚家军等在台州九战九捷，痛歼入寇台州之敌。此后，戚、俞联合，基本肃清福建、浙江倭寇。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

　　倭寇的根据地包括冲绳和台湾、壹岐、平户岛、五岛列岛，以及中国、朝鲜半岛的沿海岛屿、种子岛、海南岛等。

　　在倭寇最强盛之时，他们的活动范围曾远至东亚各地、甚至是内陆地区。倭寇的组成并非仅限于日本海盗，只是由于这批海盗最初都来自日本（当时称为倭国），所以被统称为“倭寇”。及至后期，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转变，加上官府的管制，日本人出海抢掠船只的事件已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海商与海盗，他们依从着过去倭寇抢掠的方式继续为祸于东海，也被归于“倭寇”之列。

　　倭寇给日本带回了大量的财富，倭寇到中国的行为是“杀人、强盗、劫财”，“杀人”不是目的，“强盗、劫财”才是其真正的目的。不论是因为他们早期的“经济拮据”，还是战国时期经济发展，对于中国的占有欲，无疑都是一个财字当头。抢劫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劫财，一是掳掠人口。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开始的十几年间，从记载中，能认识到倭寇掳掠的惨烈，从中国的损失当中也能推测出其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明廷从洪武开始就一直让各路海商、海盗及内部的官员们糊弄，完全没想着去搞明白这个最近的邻居实际政治生态到底如何，甚至对绵延200年的对手蒙古察部，明朝方面的记载也是各种糊涂账。大明直到灭亡，真正知夷务的高级官员寥寥，实在令人吃惊。明朝倭寇海盗之乱堪称历朝之最，这主要是由朱棣、张辅、朱能、郑和、侯显、沐晟、易信（亦失哈）等人构建的海洋体系，被仁宣二宗破坏殆尽引发地缘地震反噬的结果，从而无法有效维持海洋的秩序。

　　下西洋、上北海激励了民间冒险者的出现，沿海大量优秀有名望的民间水手无法通过如明初张郑易等行动统合转化为官方力量，杂乱无章只能沦为海盗。大航海时代海洋对国力的影响《论南洋事宜书》：“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窍劫为非之患。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在永乐大帝死后，朝中无数大臣以各种理由开始向明仁宗进谏，要求废船队，绝海洋。然而郑和却掷地有声、慷慨激昂地向仁宗陈述了这样一番话：“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伏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

　　公元15世纪半至16世纪，“倭寇”的活动舞台为中国沿岸、东南亚方面，成员以中国人及朝鲜人为主，被称为“假倭”。此时期倭寇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明代中国的生产力增加，但却施行海禁政策。史书所见的最后倭寇，在1624年7月侵犯福建沿海。见图47-2

图47-2 真假倭寇

　　“推其祸始，乃由闽、浙沿海奸民与倭为市；而闽浙大姓没其利，阴为主持，牵连以成俗。当时抚臣朱纨欲绝祸本，严海禁；大家不利，连为蜚语中之，而纨惊死矣。纨死而海禁益弛，于是宋素卿、汪直、陈东、徐海、曾一本、许恩之流争挟倭为难。自淮扬以南至广海万余里，无地不被其残灭，而闽祸始惨矣”。

　　由于丰臣秀吉发布八幡船禁止令（海盗行为禁止）的影响，倭寇的活动开始减少，东亚的海上贸易也因此平静不少；而类似支持反清复明运动的郑芝龙与郑成功之类的武装海商集团也是存在的，但是不称其为倭寇。

　　“假倭”产生的历史背景——

　　明朝初年，因为明初的朝贡贸易厚往薄来，造成许多日本人冒充朝贡使者到明朝这里来骗钱。很多到中国来冒充朝贡使者的日本人没有日本官方的管辖，朝贡完了以后他们滞留在中国沿海抢劫。这是明初的倭寇。为防止倭寇，朱元璋就颁布了海禁政策。洪武三十年所颁的《大明律》对海外经商限制得很严格，它规定凡私自携带铁货、铜钱、缎匹、丝绵等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而且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对于勾结外族的“谋反大逆”更是异常严厉：凡“谋反大逆”，一律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

　　为了不被诛九族，海盗及走私者必须千方百计掩饰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义者往往以绰号来掩饰真实姓名，像广为人知的崇祯时期农民起义，起义领袖都用绰号：紫八大王、不沾泥、扫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闯王”。在东南沿海，中国人就直接假扮日本人来掩饰身份。而对于地方官来说，自己辖区的人起来造反大大拖累政绩，因此也乐于统统以“倭情”上报。嘉靖年间持续到隆庆、万历年间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史学界称“嘉靖大倭寇”。在这一阶段里，从贼中“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中国沿海平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体，而饥寒贫困的之一在于明朝“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中国东南滨海地区人口增加迅速，而土地没增加，人地矛盾突出。从宋朝以来，当地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运加上种种服务，可以说大海养活了起码百万计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话叫做：“海者，闽人之田。”明朝海禁令无情地把当地居民的“田”给剥夺了，饭碗跟着也砸了。在广东潮州、福建泉州、漳州地区一向是通商出海的发舶口，“潮漳以番舶为利”，不许贸易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对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来说，眼前摆着两条路：要么忍饥挨饿，要么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

　　因为在本乡本土，所以“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支持。作战时，屡屡发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时地利人和无所不占，如鱼得水。而代表“正义”之师的官军，反而不受欢迎，举步维艰。不少沿海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参加过抗倭战争的明人万表记录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贼，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铜钱用以铸火铣，用铅制子弹，用硝造火药，用铁制刀枪……大船护送，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近地民众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与）五峰（即汪直）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

　　所以也难怪谢杰发出这样的惊呼：“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书的王世贞则对潮州、漳州、惠州地区的“民寇一家”断言为：“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

　　明朝初年，移居南洋一带的华侨迅速增加，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流落到南洋一带；二是因为海禁严厉，私自出海的商民留居南洋不归。张士诚、方国珍原来都是盐商，以在海上贩盐为业。元末农民大起义中，他们各自雄据一方，部从都达数十万众。他们的根据地在江浙沿海一带，其部下也多是沿海民众，熟悉海上形势。当张、方集团被朱元璋陆续攻灭后，其部下多逃亡海上，继续与朱明王朝为敌。这种反明活动一再失败，其余部就散居南洋各地，成为华侨。他们有的到了日本，大多数是“借交趾、占城、阔婆、暹罗为逋薮”。明成祖即位后，闻知逃居东南海上的中国人很多，便特地发了一道诏令中国人逃匿在彼者，成赦前过，俾复本业但收效甚微。

　　明初厉行海禁，严禁私人出海贸易。这是对宋元以来海外贸易持续发展的反动，遭到沿海民众的强烈反对。沿海民众以海为生，或渔或商，久成习惯。实行海禁，无疑等于断绝了他们的生路。他们“不肯束手困穷，于是所在联结为寇，溃裂以出”。为了逃避明王朝的惩罚，他们便滞留海外不归，从而成为华侨。这正如顾炎武所说：“永乐间……以小民衣食所赖，逐稍宽禁。”

　　明朝时，福建有不少武装走私集团，或者是海盗。当朝廷进行镇压，他们在沿海待不住，就逃到台湾。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与颜思齐这两个海盗就跑到台湾，在北港建立基地。管辖的居民中有渔民，也有大陆迁过去的其他汉人，大概有几万人。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过“片板不许下海”的规定，但实际上，特别是当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到达东南亚时，走私贸易就相当兴盛，特别具有冒险精神的福建人就与他们贸易。福建地方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商人每年交的钱可以补贴福建的财政开支，也可给地方官员发“奖金”。所以非但不管，还支持他们。如果朝廷下令清查，他们会通风报信，或者出动军队驱赶，海盗就会逃到外面去。

　　以前都称倭寇为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其实，“倭寇”主要是福建以及沿海的走私商人或海盗，他们雇佣一些日本人打仗，地方官打不过他们，就报告朝廷，我们不是打不过，因为都是日本人，很厉害，所以就称为“倭寇”。“倭寇”主体是中国人，最早的首领是汪直，是徽商。所以主要是中国商人、武装走私集团自己在骚扰，借了日本人的名义，不是日本侵略中国。他们当时与日本人的来往很密切，比如郑成功的母亲郑芝龙太太就是日本人，郑成功是中日混血儿。现在日本还有她的碑和墓。这些事实以前历史书上讲得实在太简单，长期造成误导。

　　明朝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圆国刚写了《西洋番国志》一书，曾介绍他在印尼见闻：爪哇国的“杜板、番名赌班（Tu ban，在爪哇东部，华侨称为厨闽），此地约千余家，中国广东及漳州人多逃居于此……杜板向东行半日许至新村，番名革儿者（Geresik Grisse，在爪哇东部，华侨称为锦石）。此地原为枯滩，因中国人逃来，遂名新村……约千余家……。新村向南行日许到苏鲁马益港口，水淡沙浅，大舡难进，乘小舡行二十余里到苏鲁马益……华侨称为泅水，有村主，管番人千余家，亦有中国人。”到巨港时，也发现“国多广东、福建漳、泉人。”同郑和、巩珍等一齐下“西洋”的费信在《星槎胜览》中，也记载许多华侨在马来亚、马六甲的情况：“满刺加国（马六甲）……男女椎髻、身肤黑漆、问有白者、唐人种也。”《闽都记））记载明朝时福州华侨在马六甲的情况：“明永乐时，福州商人……住麻喇国（马六甲）多年，聚番好生子”。《明史》上有关福建人到国外去的记载也很多，如“吕宋（属菲律宾）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婆罗，又名文莱……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之，因留腾其地。”可见在明代，华侨在印尼、星马和菲律宾一带已形成村庄聚居，繁衍生息。永乐在南洋设立旧港宣慰司。

　　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王骥上奏：“近边牟利之徒，私载军器诸物，潜入木邦、缅甸、车里、八百诸处，结交土官人等，以易有无。至有教之治兵器、近女色、留家不归者。漏我边情，莫此为甚。以故边患数生，致数年干戈不息，军民困弊。” 因边境贸易而生的制造武器之物以及制造武器技术的贩卖进一步加剧了隐患。这种结果最终导致了明朝中南半岛的土地三宣六慰全被缅甸宣慰司所吞，“云南自此虚耗矣”。万历年间，云南巡抚陈用宾下令“汉夷互市，则关外有市场，防弁及巡司主之。其犯铜铁输出之禁者，必诛无赦。”三宣六慰各土司多蓄有汉人为幕僚，以应付朝廷之计，其中不乏像岳风这样的“叛国”之徒。据《明史》载，风父祖江西抚州人，商于陇川，因投宣抚多士宁为记室，得多士宁信任，后鸠杀士宁，夺印投缅，受缅伪命。另有广西人陈安者，初为郡吏，亡命入缅，应履信任之，署为丞相，教以侵掠疆土之计。这类人未见姓名者尚多，大都留居缅境不返。

　　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84年）朱纨派卢镗攻破双屿港，许栋逃去，其部众被杀很多，有些人则逃到了其他海岛。后来，汪直成了东南海上最大的海商头目。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三月，汪直派徐海“拥众十余万寇松江、嘉兴诸郡”，这是武装海商集团对明王朝海禁政策的公然反抗。明王朝不惜血本，从全国抽调兵力进行镇压，终于将这些海商集团镇压了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有大批的沿海民众因私自出海不敢回乡，或因被明军击溃而流寓到南洋诸岛。

　　另一方面，自正德以后，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南洋一带和中国沿海。葡萄牙人最先来到东方。西方殖民者迫切希望得到中国丝绸、瓷器等物品，这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商冒险私出。其中有些人长期不归，成为华侨。同时，殖民者为了经营夺取的殖民地，需要大量熟练的劳动力，便在中国沿海掠卖人口。明中期以后，沿海群众不断有人无缘无故地失踪，就是因为殖民者“拐掠城市之男妇人口”的结果。这与西方殖民者在非洲掠卖黑奴具有同样的性质，只是规模较小。因此，在这期间流寓南洋一带的华侨迅速增加。例如在淳泥华人多流寓其地。嘉靖末，闽、粤海寇遗孽逋逃至此。

　　据何乔远《名山藏》云：“南海人梁道明者，弃乡里往居之。闽、广民从商者以千数，推道明为酋长，施进卿副之……广东人陈祖义者，故有罪，亡人某国，久之，亦有众”。梁道明为海商，往南洋经商，“以千数”的从商者尊他为首领；海盗陈祖义，跟随他的人不少，因而“亦有众”，也是流寓华人的头领。

　　“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人甚富饶，地土甚肥。……昔洪武年间，广东人陈祖义等，全家逃于此处，充为头目，甚是豪模，凡有经过客人船艘辄便劫夺财物。”

　　粤洋东莞海盗何亚八、郑宗兴伙同徽州商人汪直、徐惟学及叶宗满等兴贩津泥。继后，闽、粤海盗多“逋逃”爪哇、旧港、渤泥（大泥）、阁婆、交趾、占城、暹罗、柬埔寨和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流寓津泥者人数最为众多。

　　《明史·外国传·渤泥篇》云：“渤泥后名大泥，华人多流寓其地。嘉靖末，闽、粤海寇遗孽逋逃至此（即指林道乾等），积2000余人。”

　　《东西洋考》云：“吉兰丹，即渤泥之马头也，风俗同滓泥。嘉靖末，海寇余众，遁归于此，生聚至2000余人”。

　　所谓“嘉靖末，闽、粤海寇遗孽”系指广东海盗张琏与林道乾的部众（多为闽、粤人）。嘉靖末年，张琏海滨起义失败，航海遁走南洋旧港。据《明史·三佛齐传》云：嘉靖末，广东大盗张琏作乱，官军已报克获。万历五年，商人诣旧港者，见琏列肆为蕃舶长，漳、泉人多附之，犹中国市舶官云。

　　简单来说，嘉靖大倭寇曾严重威胁到明朝经济核心区江南苏、松一带的安全，“影响十分恶劣”，所以明廷相当重视此事，十几年来一直坚持出兵，终于将其扑灭。之所以破坏力巨大，又因为此时的倭寇能够同时掌握处于中、日两国的资源，包括中国成员熟悉沿海水文地理、部分中国居民的支持、日本国的默许、五岛列岛作为巢穴、日本武士作为精英战力等等。至明中叶“雨啸风嗥，几无宁岁”，有江寇、虔寇、广寇、漳寇、海寇、峒寇、畲寇、盐寇，此起彼伏。《筹海图编》在“叙寇源”部分，即追踪倭寇来源时说：“今之海寇，动辄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之无赖，孑人而附之耳。大略福建漳郡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有之，夫岂尽倭也。”史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载：“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又如《吾学编》载：“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其十之一二。”

　　参与剿倭的将领王忬，也向皇帝报告：据他调查，“倭寇”头领约有百余人，其中“雄狡著名”者，都是本国之人，如“徽州王五峰（汪直）、徐碧溪、徐明山，宁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华山，泉州洪朝坚”等。

　　另一剿倭名将胡宗宪，根据实际调查，编写了一本《筹海图编》，其中列出十四股势力最大的“倭寇”，其头目同样全部是中国人。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倭寇”内部，中国人不但在人数上占了绝对优势，也同时牢牢把握着领导权。

　　事实上，“倭寇”这种称呼，在嘉靖年间已经产生了不小的争议。身处抗倭第一线的基层将领万表，就对从地方到中央都在“混言倭寇”的做法非常不满，万表说：海贼大头目汪直、徐碧溪的亲属子侄，都住在杭州等地，逍遥法外；汪直等贼寇四处荼毒生灵，地方官却每每上报说是“倭寇”进犯，真是自欺欺人。浙江慈溪知县薛应旗也说：称呼海贼为“倭寇”，是中了海贼之计。海贼中虽有倭人，但“主谋响导”者仍是“中国之贼”，这些人假冒倭寇，藏匿身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亲戚族人不受牵连。万表感慨：杭州的店家，明知对方是海贼，仍然“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地方百姓，对待贼寇，也“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时人记载，漳州一带的假“倭寇”回乡，“皆云做客回，邻居皆来相贺”。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的说法最夸张：“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督抚将帅，所有人都是贼寇。

　　明朝官员多把放开海禁作为解决倭寇的问题的办法，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却不能说倭寇本身就是为了谋求开放海禁；实际上厉行海禁的朱纨在1549年被免职后，就没人在总体上厉行过海禁；且1550年明廷就应浙江巡按董咸之请放松了海禁。抗倭期间明军表现出的狼狈，说明他们本不可能实行真正的严禁。即是1567年隆庆开海后，也禁止华人直接出海去日本。在开海后，倭寇并没有马上消失，在广东等地零星活动，但势头越来越弱。当时南海海盗头目曾一本也和倭寇有合作，但并不紧密。中国海域上的海盗，此后多转以台湾、南洋等地为巢穴。且由于日本的丰臣、德川政权相继控制了九州，也严禁当地武士出海为寇。故倭寇此后就基本消失了。

　　“倭寇”现象当然和海禁有关，但与其说是不开禁导致“倭寇”，倒不如说是在长期的明禁实松的贸易政策下，明朝廷既不愿意也无能力去规范海上秩序，形成了沿海豪族、商人和日本武士相互勾结成海商集团，而不同集团为了垄断利益又发展武装、互相火并的局面。这些人既然已经拥有了武力，而明朝海防又脆弱不堪，那么劫掠沿海地区就是顺手而为的事情了。把倭寇和海禁进行单线的联系，是一种近乎天真的历史解释。说到底，没有巩固的海防作为前提，无论开禁还是严禁，都不可能是有效的治倭政策。先剿“倭寇”，再开海禁，虽然很难说是明廷有完善计划的行动，但不失为稳健的策略。

　　假倭寇北上坑害中国沿海，南下掠夺商船据岛为国王，这种短期内看似威风但长期看却损害了华人利益。沿海海盗对母国沿海农民内卷化的内斗导致海外华人被伤害时没有母国支持。西方殖民者在南洋群岛奴役当地土著居民的同时，也迫害华侨。《明史》载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大肆屠杀华侨，先后死者25000人。《泉州府志》对此惨案也有记载：“（万历）三十一年……是年泉商贩吕宋者数万人，尽为所杀。”

　　台湾海峡在东海及南海的海域交通的位置，也成为明清时期的武装海商集团，如李旦、郑芝龙、林道乾、林阿凤等活动的区域之一，其中台湾海峡更成为郑芝龙及其后继的郑氏舰队的内湖。郑芝龙以华南、台湾及日本等地为活跃舞台，经营日本平户岛、长崎、马尼拉和华南及东南亚华人移民据点形成主要的商业航道为其主要经济命脉，台湾海峡亦为武装海商集团活动及征战的主要海域。

　　《倭寇，一个来自明朝的谎言！》一文，详细分析了“倭寇”：倭寇的本意确实是日本海盗。但我们熟知的“倭寇”，不是本意。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人，和葡萄牙商人做生意，带动了中国的工商业发展。他们不是海盗，为了保护贸易的安全，他们还积极打击海盗。但明朝的嘉靖皇帝禁海，屠杀海商，连渔民也禁，断了广大民众的生路，逼民起义，最后又血腥地镇压了起义军，污蔑他们（包括葡萄牙的商人）是“倭寇”。

　　“倭寇”不是日本海盗，是反抗嘉靖暴政的中国民众起义军。所以有人说俞大猷和戚继光也不是什么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是“屠杀义军的刽子手，是打断中国现代化路程的大罪人，造成后来中国被鞑虏灭亡”。你不难想象，如果中国的工商业持续发展一百年，鞑虏还有什么能力打败明军？国库又怎么会空虚无法救济灾民呢？

　　从史书看，明朝自己还知道羞耻，对义军的污蔑是轻描淡写，除了扣上一个“倭寇”帽子外，大量的具体记录，还都体现了义军的真相。所以，即使是一个业余的历史爱好者，都可以轻易看出真相。但为什么现在中国，还在大力宣扬谎言呢？

　　浙江沿海历史上曾有过连绵漫长的“倭患”，被认为是“明朝时日本海盗对中国沿海的一场侵略”。然而，在数百年正统史观的笼罩之下，诸多史实却也透漏出无法掩盖的微光——所谓“倭寇”，实际上是被误读的一群中国海商，而在他们被掩盖的身份和命运背后，则是中国曾经强劲的民间海洋力量与农耕王朝的对峙、抗争和落败……

　　浙江的舟山群岛由于岛屿和良港众多，扼多条中外航线之要冲，遂成为中国民间海洋力量与农耕王朝之冲突最为剧烈的地区之一，在双屿、普陀、沥港和岑港等地留下了众多所谓的“抗倭”遗址。直到今天，那些曾经为海上贸易自由而奋战过的中国海商，依然被视作“倭寇”，而他们曾与官兵之间所展开的“硝烟弥漫，海水为赤”的战斗，在当地的博物馆中依然被阐述为被“民族英雄”最终击败的一场外族入侵。

　　上世纪末出版的权威著作《中国历史大辞典》中有“倭寇”词条，将其明确定义为“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在中国老百姓的普遍印象里，倭寇是日本强盗，戚继光则是扫荡倭寇的民族英雄。然而，如果以严谨的态度来钩沉史实，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嘉靖倭患的起因似乎与日本人没什么关系——双屿港的主角其实是中葡商人，而谢氏血案的肇事者则主要是葡萄牙人。最早闹出争贡事件的虽是日本商人，乘坐的却是中国船：嘉靖时期，日本根本没有能力造出横渡东海的海舶，抵达中国的那两艘朝贡船也是早年永乐皇帝赠送给日本将军足利义满的礼物。况且，明朝时蒸汽机尚未发明，海船越洋需要依靠季风，一年间往返次数受到极大局限，再加上当时日本正处在战国时期，各地领主混战不止，在这重重阻碍下，连基本的交通工具都没有的日本人想要大举侵扰中国沿海，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有一张古画浓墨重彩地展示了舟山双屿港极盛时期的场景——岛上常住居民3000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葡萄牙人，被历史学家称为“16世纪的上海”，中西建筑鳞次栉比，世界各地的商品和数不清的白银在这里交换、中转和集散。曾有历史学者称：“双屿港邻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借助浙东运河可与明朝的经济神经中枢京杭大运河连接，从经济地理角度来说，双屿的价值远胜澳门。”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场所谓的“倭患”中领导者的身份。嘉靖年间，御倭官员王忬曾上奏朝廷，历数了最著名的倭寇头目：“臣询访在海贼首约有百人，其雄狡著名者，徽州王五峰（汪直）、徐碧溪、徐明山，宁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华山，泉州洪朝坚。”全是安徽、浙江和福建人。随后的《筹海图编》详列了危害最大的14股海盗首领名字及籍贯等，也是清一色的中国人。明朝官员，福建长乐人谢杰则在《虔台倭纂》中明明白白指出了倭寇首领的真实身份：“皆潮（州）人、漳（州）人、宁（波）绍（兴）人主之也”；可以说，翻遍嘉靖年间的抗倭史料，倭寇首领中的日本人极为罕见，即使有，也是无足轻重的低等小头目。

　　再者，中下层的“倭寇”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呢？据《嘉靖实录》称：“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这已经是史籍中对真倭的最高估计了，其他文献的估计更低。如明代兵部侍郎郑晓称：“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而根据一位被倭寇掳去50多天的昆山人的回忆：“大抵艘凡200人，所谓倭而锥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且根据历史记录，梳着倭人发型的，也很可能是中国人冒充的日本浪人。

　　而最有意思的，莫过于这帮被朝廷定性为英军的“倭寇”，却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民间支持和水土融合——地方百姓“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倭寇深入陆地时“若熟路然”，甚至“与农民杂耕于舟山山阜处”，“或披蓑顶笠，沮溺于田亩，或云中履，荡游于都市”；连本地官兵也与倭寇里应外合，通报军情，“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种种异状，让负责“剿倭”的官员惊呼“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高级官员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若真乃外藩入侵，那真是一幅令人绝望的画面。

　　以上这些记录，皆出自“倭寇”同时代人的直接观察，拥有很高的可信度。

　　双屿港覆灭后，汪直收集余部占领了舟山沥港，继续开展海上走私贸易。公元1553年俞大猷率官军攻克沥港，并放火焚烧，汪直败走日本。事后，朝廷在此地竖立了“平倭碑”以示纪念，沥港自此亦称“平倭港”。从此，明清时的浙海再无海商的容身之地。大量曾经的海商及其跟随者为了生存，不得不转商为寇，酿成了巨大的沿海动乱。

　　可见，从首领到从属的身份，从其对地方的熟悉程度以及与百姓的水乳交融都可以看出，所谓的“嘉靖大倭寇”其实就是中国人。

　　解释这一沿海动乱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并不困难——明中叶以后，沿海地区人口过剩，加之土地兼并严重，赋税繁多，很多农民破产，无以谋生，遂入海经商。可以说，利润丰厚，“一倍而博十倍、百倍之息”的海上贸易乃是东南沿海的重要经济支柱，不仅平民以此为生，连许多豪门巨室也踊跃投资。所以，在双屿港繁荣的二十多年间，舟山海域风平浪静，鲜有“倭乱”记载。而双屿港覆灭后，丧失生机的众多“海商”及其从属只好转以劫掠为生，商变成盗。

　　谢杰便曾在《虔台倭纂》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抗倭官员谭纶则用“老鼠洞”的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海禁乃倭患大起的根本原因：比如发现家里有老鼠，一定要留一个洞，若是都堵上，更多的地方便会被老鼠穿破。嘉靖时边防政论家唐枢更是洞若观火地指出：“非倭夷敢自犯中华，乃中国自为寇也。”

　　这也合理解释了朱纨的悲剧——他颠覆双屿港，断了普通民众生路和豪门势族的财路，很快遭遇到闽浙权贵之朝中势力的围攻和弹劾。他不肯接受即将到来的审讯和侮辱，留下了“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的遗言，服毒自杀。

　　明初的禁海，有两个因素。一是张士诚残部在九州离岛不肯臣服，二是日本当时战国时代，九州南部强藩萨摩藩处于宗家和分家的内战，很多萨摩浪人和离岛的荷兰人西班牙人合流。既袭击萨摩，也骚扰江浙地区。

　　本来江浙的海商在日本都有贸易中转，因为倭寇出现，开始组装武装船队。最后因为各种利益因素，自己也变成半商半盗的倭寇，这里面你死我活的“倭寇”有无数，而比较出名的汪直其实意义上有不同，就是因为他太成功了，海上基本没必要做贼了，传统思想的他想通过胡宗宪牵线，“造反-招安-封官”这条路线。只不过因为复杂的官府民间问题，没有成功罢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确实是日本人居多，但到了嘉靖年间，倭寇中中国人逐渐占到了很大一个比重。

　　按照明朝文人的说法，那时的倭寇，包罗了三教九流。有生计窘迫的百姓，有凶徒囚犯、被罢免的官吏，也有不得志的书生，甚至还有和尚。

　　和尚和书生当了海贼，这听起来确实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很有名的几个倭寇首领中，就有和尚和书生。《倭变事略》中记载了一个专门出谋划策的倭寇书生，他还在一个庙里的墙壁上题了一首五言律诗，文采深得采九德赞赏。

　　关于假倭寇的记载还有很多，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喻世明言》中写了一个关于“倭寇”的故事，大概意思就是：“倭寇”遇到中国人的时候，并不会把他们全部杀了，如果遇到的青壮男子，就把他们的头发剃了，再涂上油漆，装扮成倭寇的样子。每次跟官兵打仗的时候，就把那些假倭寇推上去打头阵。官兵完全不分辨是不是真的倭寇，反正每杀一个就能得到一份赏银。那些被剃了头发的假倭寇就想，横竖都是死，还不如靠着“倭寇”多活几天，于是万般出力行凶。等到他们在前面当了头阵，那些真正的倭寇再尾随突围，也因此那些官兵总是不能剿杀真正的倭寇。

　　而明朝后期假倭寇的主力军不外乎就是两个群体，其一就是隐藏身份的起义军，其二便是无以维持生计的百姓。

　　在双屿港崛起的20多年时间里，虽然走私严重，但浙海堪称宁静，宁波人万表说：“宁波自来海上无寇。”中外海商志在利润，并不干打家劫舍的勾当；相反，为了贸易能够正常进行，他们往往还剿灭海盗。思想开通的泉州理学名宦林希元，给朋友写信表扬葡商贸易公道，并说：“佛郎机未尝为盗，且为御盗；未尝害吾民，且有利于吾民也。”

　　海商做的是非法生意，风险很大。能吃下整批货物的中间商，往往是当地势家大族，通常要等货物出手后结账；反过来，中间商要先拿到预付定金，才肯向走私商出货。遇上中间商不讲信用，拿了货不结账，或拿了钱不出货，逃之夭夭，走私商一筹莫展。朱纨的《甓余杂集》记载了上虞县在双屿港附近拿获的“黑番鬼”的证词，其供述自己的被骗经历：“今失记的日，在双屿被不知名客人撑小南船载麦一石，送入番船，说有绵布、锦绸、湖丝，骗去银三百两，坐等不来。又宁波客人林老魁，先与番人将银二百两买缎子、绵布、锦绸，后将伊男留在番船，骗去银一十八两。又有不知名宁波客人，哄称有湖丝十担，欲卖于番人，骗去银七百两；六担欲卖与日本人，骗去银三百两。”有冤无处诉，海商简直是弱势群体。

　　双屿港之战的导火线，就是因为余姚谢氏赖了葡萄牙人的账，一再推拖，还威胁要报官。葡萄牙人咽不下这口气，半夜前去谢家杀人放火抢劫。谢氏是余姚望族，朝中有人，余姚知县不敢遮掩，慌忙报告上司倭寇来袭，内阁首辅夏言遂推荐朱纨前往平倭。且不论谢氏理屈，这件事的最大荒唐在于，明明是葡萄牙人闹出的事，却被归罪于倭寇——日本海盗。一开始，官府就弄错了敌人。

　　双屿港和沥港，就像浙海的马蜂窝，捅掉之后，突然不知从哪里涌出数以万计的海盗，到处攻城略地。现代学者陈懋恒曾根据数十种资料，整理出一份相当详尽的明代倭患记录，证明倭患始于明开国之初，直到万历中期，延续了两百多年，共计787次。但它并不是平均分布的。明初比较严重，从洪武到永乐年间（公元1368-1424年）共94次，年平均不足两次；从洪熙到正德年间（公元1425-1521年），近百年间倭患记录仅为17次，非常轻微；但在嘉靖一朝（公元1522-1566年）的45年间，倭患次数突然猛增到628次，占总数的80%；隆庆与万历年间（公元1567-1620年）又骤减为48次，平均每年不足1次。

　　尽管绝大多数倭难都发生于嘉靖年间，但是，最初的30年也很平静。壬子年（公元1552年）——汪直逃亡日本前一年——以后的15年内，倭患共计609次，约占嘉靖朝总数的97%。倭寇人数，动辄成千上万，深入内地百余公里，攻打县城府城，烧杀掠夺。倭患的重灾区是江浙地区，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其次是福建、广东和山东。

　　海商绝迹，浙海反而更不宁静，因为海商都变成了海盗。唐枢《复胡梅林论处汪直》向胡宗宪指出，倭寇起源于海禁，并且都是中国百姓：“嘉靖六七年后，守臣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伙愈盛。”谢杰《虔台倭纂》亦说：“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自唐宋以来，东南沿海居民就是以海为田，靠海上贸易维持生计。明代海禁，导致走私贸易盛行，但海禁太严厉，连非法生意也做不成，走投无路的民众只好下海劫掠。嘉靖大倭寇，其实是明廷海禁政策引发的沿海地区民变。

　　明朝海盗实力之强，让人叹为观止，纵横东南亚，无论是“土著国家”，还是西方列强，都要俯首拜倒在他们弯刀之下。关于这一点，不妨看一看这三个人。

　　（1）明初陈祖义是一海盗，但也是一个国王。陈祖义劫掠过往船只达万艘，雄霸于日本、台湾、南海、印度洋等海面，逼得朱棣50万两白银悬赏，后来又升至750万两，足见这一海盗团伙的强大。

　　（2）晚期林阿凤，更是一个传奇，曾率战舰62艘，5500余人，进攻西班牙人的吕宋。首次进攻马尼拉获胜，击毙西班牙驻菲律宾总指挥戈尹特，后来还建有一国。

　　（3）明末郑芝龙，这是广为流传的一个海盗，东亚海上霸主，欧洲列强都不敢与之对抗，只能“举手投降”。最典型的是料罗湾一战，郑芝龙击败了海上马车夫荷兰人。

　　此外，还有梁道明、林道乾、宋素卿、汪直、李旦等大海盗，每一个都是东亚或东南亚海上霸主，海上疆域无比庞大。让人遗憾的是，中国古代海盗取得的辉煌成果却一直不为外人道！

　　那么，为什么明朝时会有这么多大海盗？在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了什么社会图景？不妨看一看这四点！

　　第一，海上贸易的发达。海盗的出现，必然是因为明朝海上贸易的发达，如果没什么可抢的，估计海盗也不会这么多。据说明末郑芝龙，每一年“收海盗税”就高达上千万两白银。

　　第二，造船业的发达。沿海贸易发达，和海盗层出不穷，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造船业的发达。当然，当时明朝的造船业，更侧重于运货的福船，而非欧洲的战舰。（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首先造出万人大船的就是中国海盗，郑芝龙是“世界史上第一个船王”）

　　第三，海洋意识的兴起。一直以来，很多人说中国人没有海洋意识，其实中央可能没有，但民间尤其是沿海地区，海洋意识应该非常强烈，比如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区。

　　第四，海禁政策的松弛。大量海盗的出现，反映出海贸的发达，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明朝海禁政策的松弛。尤其有关系有能量之人，往往无视海禁政策，而追逐海贸的巨大利润。

　　一般认为，海禁政策是导致海盗的原因，但其实即便没有海禁政策，巨大的海贸利益，还是会诱使很多人加入海盗团队。归根结底，和明朝海贸水平息息相关。欧洲大航海之后，也没有一点海禁政策，为何海盗还会多如牛毛呢？答案很简单！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海盗，几乎从来不用骷髅旗，他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都是些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所以，汪直被处死时，官方所找的理由不是海盗，而是“叛国”。

　　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农耕文明，这文明最早成熟于渭河、汾河和伊河流域，盛极于西安咸阳一带，此后逐渐东移，经过洛阳、开封，慢慢接近大海，直至南宋一朝走到杭州这座临海的城市。

　　农耕文明是封闭和内敛的文明，有着对海洋文明本能的恐惧和防范。明朝初年，朝廷就实行海禁政策，“寸板不许下海”，只准朝廷“朝贡贸易”，不许民间“私通海外”。严厉的海禁政策堵绝了沿海民众正常的谋生之路，只得被逼为“寇”。诚如顾炎武所说：“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

　　记叙戚继光抗倭事迹的《倭变事略》中讲到在一次围剿中，最后一批“倭寇”被困在一间破庙里，他们在寺院的墙壁上留下了这样的诗文：“海雾晓开合，海风春复寒。衰颜欢薄酒，老眼傲惊湍。丛市人家近，沙平客路宽，明朝晴更好，飞翠泼征鞍。”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明朝的“倭寇”基本上是追求自由贸易的中国人，如果不是当年严厉的海禁政策，也许中国的海洋文明就此大发。

　　而同时期的哥伦布已经发现了新大陆，麦哲伦进行了环球航行，在15世纪至18世纪，海上霸主地位又逐渐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手上转移到英国人手上。世界也完成了由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的转变，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自由贸易，海洋和港口都成为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咽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