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翔云《望洋兴探》(遗作)| 第四十五章 郑和下西洋【校友文萃】

厦门 初30组 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四十五章 郑和下西洋

　　郑和（公元1371-1433年），色目人，明朝太监，原姓马，名和，小名三宝，又作三保，云南昆阳（今晋宁昆阳街道）宝山乡知代村人。元朝初年，郑和的祖先移居云南，是元朝云南王麾下的贵族。

　　马和生在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家庭里，祖父和父亲都曾经跋涉千里，朝觐麦加，因而被当地百姓尊称为“哈只”，即“巡礼人”或朝圣者之意。郑和母亲姓温，非常贤良。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哥哥叫马文铭。马家在当地很受人们的尊敬。

　　郑和于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出生，是马哈只第二子，有姐妹四人。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为了消灭盘踞云南的元朝势力，派手下傅友德、蓝玉等率30万大军，发起明平云南之战。在战乱中，年仅11岁的马和被明军俘虏，被阉割，在军中做秀童。后来，进入南京宫中，在14岁那年来到北平的燕王府。燕王朱棣见马和聪明、伶俐，便把马和留在身边，成为燕王的亲信，为了提高身边服务亲随的文化水平，朱棣不仅挑选学识丰富的官员到府中授课，而且还让他们随意阅读府中的大量藏书。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的马和很快便成了学识渊博的人。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姚道衍和尚收马和为菩萨戒弟子，法名福吉祥。

　　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郑和立下赫赫战功。明成祖朱棣在南京御书“郑”字赐马和郑姓，以纪念战功，史称“郑和”。并升任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郑和有智略，知兵习战，明成祖对郑和十分信赖。由于马和身材魁梧，知识丰富，思维敏捷，出色地完成燕王委派他的使命，得到朱棣的器重，“内侍中无出其右”，尤其是在帮助朱棣登基称帝的过程中，马和立下大功，更为朱棣所赏识。

　　朱棣皇帝对郑和的人品、才能、知识有充分的了解。郑和少年时就在朱棣身边长大，跟着朱棣南征北战，是“靖难之役”的有功之臣，并被朱棣皇帝视为心腹。但是，更为重要的是郑和本人所具备的素质和条件适合于担任下西洋总兵正使一职，率领船队下西洋。

　　首先，郑和懂兵法，有谋略，英勇善战，具有军事指挥才能。郑和少年时就在明军中服役，在明军中长大，后转入燕王府侍候朱棣。郑和成年后，经受了战火考验，跟着朱棣参加“靖难之役”，出生入死，转战南北，经历数次重大战役，具有实战经验。为此，朱棣皇帝才授予郑和“钦差总兵太监”军衔，将二万余名官兵交给郑和指挥。郑和下西洋中的几次军事行动也证明了郑和的军事指挥才能，确保了这几次军事行动的成功。

　　郑和船队是郑和下西洋所组织的远航船队，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一支大规模的远航船队，也是一支史无前例的海上特混舰队。郑和船队由200余艘不同用途、不同船型的远洋海船组成，将士二万余名，规模宏大，人员众多，组织严密。

　　郑和船队七次下西洋，经过南海、西南太平洋、印度洋，到达东南亚、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访问了亚洲、非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是同时代其他远航活动无可比拟的。郑和船队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航行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郑和船队中最大的海船是宝船，是郑和率领的海上特混舰队的旗舰。郑和宝船是郑和船队中的主体，它在郑和船队中的地位相当于现代海军中的旗舰、主力舰。郑和宝船是供郑和船队的指挥人员、使团人员及外国使节乘座。同时，用它来装运宝物，有明朝皇帝赏赐给西洋各国的礼品、物品，也有西洋各国进贡明朝皇帝的贡品、珍品，还有郑和船队在海外通过贸易交换得来的物品。为此，称为“宝船”，意为“运宝之船”。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启航，一艘船可容纳有千人。见图45-1

图45-1 郑和宝船

　　郑和船队是由多种不同类型、不同大小、不同用途的船只组成，有的用于载货，有的用于运粮，有的用于作战，有的用于居住。分工细致，种类较多。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有五种类型的船舶，除了宝船外还有四种：第二种马船，是一种远洋运输船，用来装运战马，马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第三种叫“粮船”，也是一种远洋运输船，用来装运粮食，粮船长二十八丈，宽十二丈；第四种叫“坐船”，是一种交通远输船，用来装载人员、货物，坐船长二十四丈，宽九丈四尺；第五种叫“战船”，长十八丈，宽六丈八尺。

　　由此可见，郑和的船队是一支以宝船为主体，配合以协助船只组成的规模宏大的远航船队。郑和船队规模之大、船舶种类和数量之多是史无前例的。

　　郑和下西洋（共七次，从郑和三十四岁起，到六十二岁在第七次下西洋回航中途病逝止，成为郑和的终身事业），在近世，越来越成为世界瞩目的历史大事件。因为在那时候，世界上的航海技术还未发展，哥伦布还没有出生，明王朝的这一支船队，远航到亚非、阿拉伯等国家，是人类海上交通的极重要的创举，显示出当时中国人掌握的航海技术，造船技术，国力，都达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今天人们研究这段历史，包括外国人，都不禁发出惊叹。

　　郑和这位三保太监，统领这支船队，从事先的组织，到出发后在海洋上的统驭领导，对航海技术的掌握，到处与各国（有的是从不知道的国家）打交道，既宣扬国威又做了睦邻友好的外交，都是很出色的。这位太监的确是个非凡人物。甚至，他能很好地指挥作战，随船队出去人员有27000多人，其中有许多是战斗人员。208艘船只中，战座船有100艘左右。这支远航的队伍带去许多财富珍品，要与各国交流，没有这些保卫的武力是不行的。但这支武力队伍又是出奇地强大。

　　事实上，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真的打过几次漂亮的仗。有一次是海盗陈祖义假装投降打算向郑和船队突袭，想发大财。但郑和早得到消息，故作没有准备的样子，让海盗船直扑向主要的宝船。突然，青灯转悬红灯，各船灯火齐明，船队包抄，把海盗全数或屠或擒。著名的首领陈祖义被俘，后来押回首都正法。这是一支人数在5000人以上的海盗，这一仗打得并不简单。

　　这里有一个问题提出来：郑和的队伍这样有规模，有强大的武力，但是，事实上七下西洋，不去占人家一寸土地，不去发展殖民地，甚至也不积极发展贸易（虽然客观上是促进了贸易与商业），那为的是什么呢？这不禁令人想到，传说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是找寻建文帝的下落。因为朱元璋死后，由皇孙（建文帝）即位，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不甘心，起兵夺位，是为明成祖。当时攻入京城时，宫中起火，建文帝从此不知下落，成为一个谜。这始终是明成祖心头的大疙瘩。他为此郑重派出这么一支船队，到海外去查访，看看建文帝会不会跑到海外去，积聚力量，反过来再夺位。这么一想，郑和船队具备那么强大的武装作战力量，就很能理解，说得通的了。

　　第一次下西洋——

　　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七月十一日（当时的农历六月十五日），朱棣命钦差正使郑和，副使王景弘率士兵28000余人出使西洋，造长44丈广18丈大船62艘，中小船138艘，从苏州刘家河扬帆出海。郑和的船队目的是直出大洋。先到福建长乐太平港，在这里休整，等候信风。因为那时的船只，还是以风帆为动力。在这里，也祭祀了天后娘娘，天后娘娘是海上渔民船民的精神力量。

　　船队出动，出闽江，五虎门，穿过台湾海峡，进入南海。第一个目的地是占城国（在现在越南中南部），开始了历史上称为三保太监下西洋的重大事件。

　　1406年6月30日在爪哇三宝垄登陆，进行贸易。时西爪哇与东爪哇内战，西爪哇灭东爪哇，西爪哇兵杀郑和士兵170人，西王畏惧，献黄金6万两，补偿郑和死难士兵。

　　随后到三佛齐旧港，时旧港广东侨领施进卿来报，“海盗”陈祖义“凶横”，郑和兴兵剿灭贼党5000多人，烧贼船10艘，获贼船5艘，生擒海盗陈祖义等3“贼首”。

　　郑和船队后到过苏门答腊、满刺加、锡兰、古里等国家。在古里赐其王国王诰命银印，并起建碑亭，立石碑“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

　　永乐五年九月初二（公元1407年十月二日）回国，押陈祖义等献上，陈祖义等被问斩。旧港擒贼有功将士获赏：指挥官钞一百锭，彩币四表里，千户钞八十锭，彩币三表里，百户钞六十锭，彩币二表里；医士，番火长钞五十锭，彩币一表里，锦布三匹。

　　第二次下西洋——

　　永乐五年至永乐七年（公元1407-1409年）。

　　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在郑和回国十几天后，就第二次下西洋了。主要访问了占城、爪哇、暹罗（今泰国）、满剌加、南巫里、加异勒（今印度南端）、锡兰、柯枝（今印度西南岸柯钦一带）、古里等国。于永乐七年夏七八月间回国。

　　郑和专程到锡兰，对锡兰山佛寺进行布施，并立碑为文，以垂永久。碑文中记有“谨以金银织金、纺丝宝幡、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此碑于1911年在锡兰岛的迦里镇被发现，现保存于锡兰博物馆中，是用汉文、泰米尔文及波斯文所刻，今汉文尚存，是中斯两国友好关系史上的珍贵文物，也是斯里兰卡的国宝。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

　　第三次下西洋——

　　1409年十月（永乐七年九月）仍然从太仓刘家港启航，姚广孝、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到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地，回国途中访锡兰山，1411年7月6日（永乐九年六月十六）回国。

　　姚广孝下西洋的史料给另一个关于郑和航海目的的假设也提供了佐证——在《大唐西域记》中，明人的注中有这样的记载：“皇帝遣中使太监郑和，奉香花往诣彼国（指锡兰，今斯里兰卡）供养……当就礼，请佛牙（传为释迦牟尼的牙齿，据说释迦牟尼遗体火化后，牙齿完整无损，称为佛牙舍利）至舟，灵异非常，光彩照耀……永乐九年七月初九至京师。皇帝命于皇城内庄严栴檀金刚宝座贮之……”永乐九年正是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期间。

　　“姚广孝参与了第三次下西洋，迎回了佛牙，这说明第三次下西洋显然是朱棣事先计划好的，否则就不会派出姚广孝这样级别极高的官员。目的也很明确，那就是‘迎佛牙'!”有学者如是分析。至于朱棣为什么要派遣船队，不远万里从斯里兰卡迎回佛牙，更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朱棣是篡建文帝的位上台的，他劳师动众迎回佛牙，一个主要用意可能是为了证明他的正统地位，平息民间的不满和反抗情绪。这种做法，前代的帝王就曾经用过。

　　第四次下西洋——

　　1413年十一月（永乐十一年十一月）出发，随行有通译马欢，绕过阿拉伯半岛，首次航行东非麻林迪，1415年八月十二日（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回国。

　　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第四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670人。

　　第五次下西洋——

　　1417年六月（明永乐十五年五月）出发，随行有蒲寿庚的后代蒲日和，途经泉州，到占城、爪哇，最远到达东非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等国家，1419年8月8日（明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回国。

　　第六次下西洋——

　　1421年三月三日（明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出发，往榜葛刺（孟加拉），史载“于镇东洋中，官舟遭大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毕，……风恬浪静”，中道返回，1422年九月二日（明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回国。

　　明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

　　第七次下西洋——

　　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宣德帝以外番多不来朝贡，命郑和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随行有太监王景弘、李兴、朱良、杨真，右少保洪保等人。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根据明代祝允明《前闻记下西洋》记载，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弄手、医士、铁锚搭材等匠、水手、民梢等共27550人。1431年一月（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返航后，郑和因劳累过度于1433年（宣德八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1433年7月22日（宣德八年七月初六）返回南京。

　　计下西洋官校、旗军、勇士、力士、通士、民稍、买办、书手、通共计27670员名：官868员、军26802名。正使太监7员、少监10员、监丞5员。内官内使53员、户部郎中1员、都指挥2员。指挥93员、千户140员、百户403员。教谕1员、阴阳官1员、舍人2名、余丁1名。医官、医士180名。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出使过的城市和国家共有36个：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勃泥、苏门答刺、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苏禄、加异勒、阿丹、南巫里、甘巴里、兰山、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溜山、孙刺、木骨都束、麻林地、刺撒、祖法儿、竹步、慢八撒、天方、黎代、那孤儿、沙里湾尼（今印度半岛南端）、不刺哇（今索马里境内），部分专家、学者认为还到过澳大利亚，美洲和新西兰，南极洲等地。

　　郑和船队的航程究竟有多远？曾任英国皇家潜水艇司令的凯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2002年3月提出的新假设，即中国郑和比哥伦布早72年“发现”新大陆，却轰动世界，引发激烈的争论。孟席斯根据郑和航海路线上发现的明代瓷器、石碑、中国地图和星图等资料提出如下新说：郑和船队早在1421年至1423年已经将世界地图的雏形绘制出来了；美洲大陆和澳大利亚大陆都是中国人发现的，而不是欧洲人；郑和下西洋的副将洪保和周满比麦哲伦早近一个世纪抵达南美最南端的麦哲伦海峡。

　　对于孟席斯的新说，国内外学者有各种看法，有赞同的，有反对的，也有持中间看法的。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明尼苏达州大学詹姆斯·福特·贝尔图书馆馆长厄奈斯支持孟席斯的考证。路透社访问的历史学家说，孟席斯的理论属于推测，他断然所下的结论却有可能是对的，但有待证明。伦敦国家海事博物馆制图学历史馆长哈钦森则表示不信服。

　　我国学者宋正海先生则认为，“郑和船队有可能已绕过好望角到达非洲西海岸并北上到达佛得角群岛，郑和船队不可能进行环球航行，但也不能排除郑和船队中一些离队船只到达过美洲”。但他认为：“孟席斯关于中世纪人类航海研究的新论，将有力地推动航海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公元1405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壮举。郑和下西洋是一种国家行为，郑和船队是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明朝廷派遣郑和船队下西洋显然是从当时国家利益（包括皇帝的意志）和国家需要出发。郑和下西洋的使命和功绩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动荡，主要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威胁满剌加、苏门答腊、占城、真腊，甚至在三佛齐，还有杀害明朝使臣的，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的等等；再一个海盗猖獗，横行东南亚、南亚海上，十分嚣张，海上交通线得不到安全保障。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一方面极大影响了明朝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和平的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和缓和各国之间矛盾，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从而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提高明王朝的国际威望。所以从明朝派遣郑和的使命可以看出是实现和平的使命。

　　郑和下西洋调解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周边的稳定，维护了东南亚、南亚地区稳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声望。所以，可以看出郑和的船队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实现和平目的。在当时国际环境条件下，剿灭陈祖义几千人，阿烈苦奈儿上万人，没有强大军事实力做后盾，是难以实现和平的。

　　李约瑟评价：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然有恩人自居；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朱元璋曾经在徽州征求学士朱升对他今后战略方针的意见，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正是在这一方针下，一步步完成统一中国的帝业的。“称王”以后，朱元璋仍旧高举着“高筑墙，广积粮”的大旗，因为明朝刚刚建立，国内还不稳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内，国防上采取被动的防御战略，在北方修长城和派兵屯边；在沿海省份设立卫所，禁海。

　　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东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和西北的帖木儿帝国。倭寇最早出现在元朝末年，日本国内发生内战，部分武士和浪人为了生存便到中国沿海抢劫，到明初朱元璋时期，非常猖獗。朱棣时期，陆海两方面对明朝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改变了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击，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和打击倭寇和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也就是在海防线上“高筑墙”。

　　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国家实施这么大的战略行动，它是多方面考虑的。在郑和船队下西洋过程中展开许多贸易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朝贡贸易，这种贸易是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基本形式，带有宗主国的性质。它通过这种形式获得这些小国对明朝宗主地位的认可，这是朝贡贸易的政治目的。当时各国都积极到中国来朝贡，一方面得到明朝的庇护，一方面得到的丰厚赏赐。据统计，永乐在位22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况空前。更有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4个国家先后7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还有3位国王在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他们遗嘱要托葬中华。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

　　第二种是官方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中国的货物，如铜钱、丝绸、瓷器、铁器等。这种贸易可以用明代铜钱买卖，多数以货易货。最有影响的是击掌定价法。在印度古里，中国船队到达后，由当地的代理人负责交易事宜，将货物带到交易场所，双方在官员主持下当面议价定价，一旦定下，决不反悔。双方互相击掌表示成交。这种友好的贸易方式，在当地传为美谈。郑和下西洋期间，尤其是后几次下西洋贸易规模扩大，遵循的平等自愿，等价交换，具备了国际贸易的一些基本原则。

　　第三种是民间贸易，这种贸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带动下出现的。它不是通过官方，而是由商人或民间自发性展开的。郑和下西洋消灭海盗，维护了海上安全，开辟了航线，促进和刺激了民间贸易。有学者研究注意到，郑和使团不禁止下西洋官兵带一些中国货物在沿途进行交换。东南亚百姓对中国丝绸、瓷器、工具非常喜欢，郑和船队一到都争先恐后的划船或到码头交易，有的还请官兵到当地的集市设摊交易。郑和下西洋进行的贸易活动有政治行为的贸易，也存在经济行为的贸易。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不仅进行海外贸易，还传播先进的中国文化。当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落后，非常向往中华文明。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还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郑和出色地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

　　在海外还流传着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留下郑和遗迹，表达了当地民众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

　　浩瀚的海洋自古以来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盛衰休戚相关。我们的祖先早期创造了龙山和百越海洋文化，15世纪初，郑和大规模远航活动，把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发展高峰，对人类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是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人的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加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人就告述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

　　二是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郑和航海图》就是通过大量海洋调查绘制的。这种海洋考察活动比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

　　三是对航海区域进行了战略布局。郑和下西洋根据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识，在辽阔的海外选择了占城、满剌加、旧港、古里、忽鲁莫斯等地作为海洋发展的重点区域，有利于扩大海外交通和贸易范围。

　　郑和下西洋在海洋事业上还有许多贡献。郑和的功绩是辉煌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从30多岁开始，前后28年献身海洋，最后一次下西洋时，已经60岁了，为了中外文化交往和航海事业，他毅然率领船队出使，这次他再没有回来，病逝在印度的古里，享年62岁，永远地长眠在他开辟的和平道路上。

　　在群星璀璨的中华英杰中，郑和不但以先于西方人航海，胜于西方人的航海技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人们关注和研究他的最主要层面，恐怕是郑和所代表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中国人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价值趋向，一种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决心。

　　郑和这种敬业献身报效国家的精神是永存的，凝聚着中华民族开放进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经略海洋和敢为天下先的优秀品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推进人类的文明。

　　郑和宝船号称巨舶，其主要造船地为南京。由于海船体积大，构造也较复杂，必须有相当规模的船坞和作坊。据《武备志》中的《自宝船厂开始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记载，郑和宝船自其建造地宝船厂出发去西洋。据《同治上江两悬志》记载：“都船厂在仪风门，即宝船厂，永乐三年三月命郑和等行赏占城”。龙江船厂是在原龙江船厂厂址再向南扩建而成，越过秦淮河，直达下保、中保、上报村及三汊河地区，龙江船厂内设提举司、作房、分司、篷厂、指挥举，在造船时实行明确的分工和严格的制度。

　　《龙江船厂志》记载：“洪武、永乐时，起取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南直隶（今江苏）滨江府县居民四百余户，来京（即南京）造船，隶属提举司，编为四厢。一厢出船木梭橹索匠；二厢出船木铁缆匠；三厢出艌匠；四厢出棕篷匠。”

　　《明会典》记载大规模的造船厂，拥有工匠数百人，有船木工、艌工、箬篷工、橹工等。

　　郑和宝船的另一建造地点是船队出发港福建长乐。据《长乐县志》记载：“太平港在县西半里许，旧名马江。……明永乐间，太监郑和通西洋，造巨船于此，奏改太平港。”

　　郑和下西洋后还有一些下西洋巨舶停泊于福建，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明英宗命福建三司于见存海舟内择一，以赐琉球国使回国。

　　据统计，在郑和大航海期间，全国共造大小海船近4000艘，船场遍及全国各地；永乐年间，明朝海军拥有3800艘舰只，其中包括1350艘巡逻船，南京新江口有400艘大型主力舰。因此李约瑟断言：“在1420年前后，中国海军也许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其他亚洲国家，甚至可能超过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超过所有欧洲国家海军的总和。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造船与航海事业相当发达的国家，到了明朝郑和大航海时代更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峰。《明史·郑和传》记载：“宝船63号，大船长44丈，阔18丈。”相当于现代船身长约138米，宽约56米，这种巨型海船充分显示当时中国造船业已经遥遥领先于全世界。至今残留在江苏省南京市下关的龙江宝船厂“上四坞”、“下四坞”等作塘和水道，就是明证，作塘呈东西向，与长江的夹江相通，便于宝船下水。作塘很大，经现代实测，长约500余米，宽约40米。龙江宝船厂是明朝大规模造船基地和停泊中心之一。

　　中国航海史研究会曾根据44.4×18丈的尺寸复原制作成9桅12帆的福船（尖底）模型，作为当时郑和宝船的标准船型和尺寸。而有专家认为依据南京静海寺残碑拓片所记，结合明永乐十八年《天妃经》卷首郑和船队插图等材料考证，郑和宝船可复原为长19丈、宽4.4丈、排水量约1100吨的船舶。还有专家认为这仅是中小型宝船，大型宝船应仍维持原有尺寸。根据遗迹情况，宝船厂所造船应为平底。平底船吃水浅，可以压浪航行，它的首尾可以翘起，安全无虞，并且靠岸方便。

　　郑和大航海综合应用了天文导航、罗盘导航、陆标导航、测量水深和底质等多种导航手段，如《西洋番国志》所记载：“砍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这种航海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是很先进的。

　　郑和大航海的重要成果是绘制了《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邸外国诸番图》，全图使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法，配上所记的针路和过洋牵星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到东非肯尼亚的慢八撒，到南纬四度左右为止，包括亚非两洲，所收地名达500多个，其中亚非诸国约占300个，相当准确地记录了航向、航程、停泊港口、暗礁、浅滩的分布，详细纪录了郑和大航海全部航程中开辟的众多新航道，重要的出航地点有20余处，主要航线有42条之多。它充分证明郑和大航海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发达的航海事业、丰富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

　　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郑和的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用观看星斗和水罗盘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于对船上储存淡水、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问题都作了合理解决，故郑和的船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很少发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下雨，配有铜锣、喇叭和螺号也用于通讯联系。体现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天文航海技术：中国很早就可以通过观测日月星辰测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郑和船队已经把航海天文定位与导航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人们称“牵星术”。用“牵星板”观测定位的方法，通过测定天的高度，来判断船舶位置、方向、确定航线。这项技术代表了那个时代天文导航的世界先进水平。

　　2、地文航海技术：郑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是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叫作针路，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5度。

　　3、《郑和航海图》：《郑和航海图》得以传世，多亏明代晚期作者茅元仪收录在《武备志》中。原图呈一字形长卷，收入《武备志》时改为书本式，自右而左，有图20页，共40幅，最后附“过洋牵星图”二幅。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其中明确标明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石塘）、中沙群岛（石星石塘），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以郑和等命名南海诸岛礁，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

　　《郑和航海图》（见图45-2）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该图与同时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兰海图相比，《郑和航海图》制图的范围广，内容丰富，虽然数学精度较其低，但实用性胜过波特兰海图。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指出：关于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问题，米尔斯（Mills）和布莱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细的研究，他们二人都很熟悉整个马来半岛的海岸线，而他们对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作出了很高的评价。郑和下西洋折射出的中国先进航海科技光辉，表现了古代中国人的智慧，从而创造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航程。

图45-2 郑和航海图的内页之一

　　约在万历二年成书的浙江嘉兴人严从简所撰《殊域周咨录》中记载：在明宪宗成化年间， 在某太监怂恿之下，皇帝也想下西洋取宝，派人到兵部索要郑和下西洋历史资料，但没有找到。兵部尚书项忠要处分档案官，在旁的刘大夏便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千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旧案虽存，亦当煅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殊域周咨录》据内库档案写成的。由嘉靖二十年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的陆树声所撰写的笔记《长水日抄》中也记载了类似内容。这位官员竟敢直指下西洋为“敝政”，可见内部反对之激烈。

　　郑和下西洋，支费浩繁，库藏为虚（《明史》卷三百三十二）。据粗略统计，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了约2000艘海船。另据计算，每只宝船造价约五六千银两，由此可见，下西洋船舶耗资之巨。这还只是一部分，此外，对大量的外邦来朝贡者，论级行赏，数字极为可观，《永乐实录卷一百一十九》：明成祖曾说：“朝廷取四夷，当怀之以恩。今后朝贡者，悉以品级赐赍，虽加厚不为过也。”

　　但与此同时，应该看到，郑和下西洋所体现出来的“纯粹王道”也有不足和局限：

　　首先，行动缺乏明确而切实的战略目标选择与实际利益考量。郑和下西洋厚往薄来，对有效维护国家现实利益功效有限。明朝纯粹王道外交的特点是凭借雄厚国力，大力从事不计成本与不惜代价的睦邻外交活动，积极致力于建立与维护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天朝礼治体系”。郑和下西洋（公元1405-1433年）明显缺乏现实利益考虑，因为当时对明朝的主要现实威胁并非来自海上，而是来自北面的北元与西面的帖木儿帝国。

　　郑和下西洋纯粹王道的理想色彩浓厚，重义轻利、不计得失。而与之相对照，汉朝张骞通西域则完全从国家的现实安全利益与战略需要出发，义利兼顾、德力兼备，目标明确、量力而行。

　　其次，明朝派郑和七下西洋，耗资巨大，劳民伤财。郑和下西洋花费多，收益少；送出去多，拿回来少，并未给明朝带来足够实际利益，反而造成巨大物资浪费，导致后来国库空虚。郑和下西洋厚往薄来与四处馈赠，也反映了明成祖的帝王虚荣心态与好大喜功个性。

　　再次，受明朝皇权制度限制，郑和下西洋没有也不可能带来海外贸易与商业的持久发展，更不用说导致明朝的近代化与资本主义发育，因为在“天朝礼治体系”之下，商品交易和国际贸易是不受重视和鼓励的。

　　中国古代战略文化与外交思想可一分为三，即以孟子为代表的纯粹王道、以荀子为代表的务实王道、以韩非子为代表的霸道。纯粹王道外交的特点是：外交不以追求本国利益为主要目的，而以仁义道德的实现为最大目标，道德并非外交手段，而是外交的目的；务实王道外交的特点是：外交以维护与追求本国利益为主要目的，在追求本国利益同时兼顾道义原则，反对滥用武力，尽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霸道外交的特点则是：迷信武力与唯利是图，只顾本国利益，以争夺霸权与取得霸主地位为最大目的。

　　中国战略文化传统一直存在两个主流：就王道与霸道而言，王道是主流；就王道本身而言，务实王道又是主流。三者相比较，霸道有弊无利，纯粹王道利弊参半甚至弊大于利（如两宋），而务实王道则利大于弊，其造就了中国古代的三大“盛世”：西汉的文景之治与武宣之政、唐朝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清朝的康雍乾“盛世”。

　　著名明史专家刘重月先生认为：“15世纪西方各国也正在开展航海的探索活动，郑和下西洋实际上应该是那个大历史时代所具有的特征”。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成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人数众多，组织严密郑和下西洋船队，是根据海上航行和担负的任务，采用军事组织形式组建的。

　　为了纪念航海家郑和，南沙群岛中有一群礁名为郑和群礁，包括太平岛，鸿麻岛，舶兰礁安达礁南熏礁，郭谦沙洲。

　　郑和下西洋的影响无疑是久远而巨大的。至今南洋一带无处没有关于郑和下西洋的遗迹与纪念物。作为明代最具有开拓象征意义的郑和下西洋也一直受到后世史家的积极评价。已故著名史学家吴晗认为郑和下西洋一是经济上有收获，二是政治上弘扬国威，三是文化传播，“使南洋诸国均染华风”，四是华侨移民增加，“使中国人在南洋的地位陡然提高”。因此，吴晗认为，假如朝廷能继续经营，“或许世界史要从此变一个样子”。他又援引沙劳越王查尔斯布罗克之言：“使南洋无华侨，吾人将一无所能。”（吴晗《16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

　　郑和七次奉旨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在世界航海史上，他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郑和率领中国大明皇朝的200多艘船航行在世界海域上，造访各国。今天的西方学者专家们也承认，对于当时的世界各国来说，郑和所率领的舰队，从规模到实力，都是无可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