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翔云《望洋兴探》(遗作)| 第四十三章 亦思法杭兵乱【校友文萃】

厦门 初30组 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四十三章 亦思法杭兵乱

　　亦思法杭兵乱也称“亦思巴奚兵乱”（此处亦思法杭应该为波斯即现代的伊朗城市伊斯法罕，但多数古籍按亦思法杭记载），是元廷帝位之争在省和路（地方）、县的反映。

　　元末乱世，在中国诸多的乱世中虽然持续时间不算最长，战乱规模不算最大，但要说混乱程度则首屈一指，无论大漠南北、黄河两岸、江淮各地乃至白山黑水、青藏雪域，几乎无处无战事。而在乱世中的各方势力，今日为友，明日为敌，错综复杂，纷繁不清，更让人眼花缭乱。

　　元顺帝（公元1333-1368年）年迈倦勤，以高丽后奇氏和太子爱猷识里答腊为首的太子派，逐帝左右，广树私人，与以扩廊帖木儿为首的诸帅派，展开剧烈的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几经反复倾轧，矛盾达到白热化。这场斗争直接牵动到当时全国最大的海港——泉州。泉州港巨额的课税和舶来商品，成为两派剧烈争夺的对象。

　　在泉州经商的阿拉伯、波斯巨商，只要他们向朝廷交纳额定的舶来货品和额定课税，就可授官，掌握实权。如赛甫丁、阿迷里丁两人，都因贸易捐官和保卫泉州港有功，在泉州被授予“义兵万户”之武职，掌握保卫泉州港的地方武装。他们所带的客兵（波斯戍兵）也被称为亦思法杭兵。

　　泉州，这个当时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第一商贸港，便发生了一场“亦思法杭之乱”，波及惠安、仙游、莆田、福清和福州等地，持续十年之久。这场兵乱的主体，并非是揭竿而起的农民，亦非拥兵自重的官军，更非有着对元朝有取而代之之心的乱世豪杰，而是侨居泉州的穆斯林商人。商人是最忌讳乱世的，因为他们的立身之本便是安定的环境，契约的遵守，而远离故土在异国他乡做生意的商人，更应该趋利避害，面对乱世走而避之才是上策，他们为什么会迎乱而上，积极参与到乱世之中?

　　元朝可算是中国历朝历代中最为鼓励商业，对于商人最为优厚的朝代。这种重商主义使得上至王公贵戚、士绅官宦，下至平民百姓，均不以经商为耻，营商之风遍及全国，社会风气由原来的重视男耕女织和读书做官转变为重视贾利，乃至于一些读书人感叹“近年工商淫侈，游手众多，驱垄亩之业，就市井之末”。

　　元朝建立之初，因为统治地域是在北方，因此对外商贸主要是依靠蒙古帝国时代三次西征凿通的丝绸之路。而到灭亡南宋后，海路商贸便成为元朝最为重视的对外贸易方式。元世祖忽必烈刚刚攻灭南宋，便向当地行省和市舶司官员下诏：“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南宋的海外贸易本就极为繁盛，再加上元朝廷的扶持，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各地的商贸更出现了空前规模。南宋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51个，而元代达到140多个；南宋海外贸易最发达时，进口商品品种有200多种，元代达250种以上。

　　元朝廷先后在泉州、庆元、上海、橄浦、广州、温州、杭州七地设市船司，管理海外贸易。这些城市中，泉州独领风骚，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贸港口。

　　泉州濒临东海和南海，又扼晋江下游，是个优良的港湾，南北朝时就已经是有规模的商港。南宋时，泉州迅速崛起，成为与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的大型港口城市。入元后，泉州港的海外贸易盛况空前。《马可·波罗游记》中将泉州和地中海商业城市亚历山大港进行比较，认为“假如有一艘胡椒船开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或其他基督教国家，那就会有一百多艘船开到刺桐港（泉州港）”。而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到泉州时，看到“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们看到港内停有大艟克约百艘，小船多的无数”。

　　伊本·白图泰居住在泉州的穆斯林聚居区，他发现，“对商旅来说，中国地区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区。一个单身的旅客，虽携带大量财物，行程九个月也尽可放心”。有这样好的环境，大量的海外客商便在此定居下来。

　　在新航路开辟之前，掌握世界贸易的，是穆斯林商人。伊斯兰教将经商视为高尚的职业，认为“商人犹如世界上的信使，是真主在大地上的可信赖的奴仆”。跨海来到泉州的蕃商也大多是穆斯林，他们来自阿拉伯、伊拉克、波斯、小亚细亚、中亚各地。在泉州，虽然也有基督教徒、犹太人和摩尼教徒聚居区，但和穆斯林相比规模要小得多。

　　蕃商成了规模，需要有管理部门。宋代为了管理蕃人巷，“置蕃长一人”，由蕃商自己选出。蕃长的职责：其一是要负责将政府的各项法令下达给商人；其二是负责代替政府对蕃商征税；其三是承办政府若采买海外商品的事宜；其四是行使司法权，如果蕃商之间发生争执，由蕃长处理，中国人和蕃商发生争执，小事由蕃长处理，大事则交付中国官府。元朝也沿用这一制度。

　　中国称之为“蕃长”，而穆斯林商人则将之称为“沙班达尔”或“亦思法杭”。这个名称是波斯语，意为“港务长”。源于古代波斯商人行贾各地，形成许多波斯人聚居的社团，“每一个社团各有头人，在当地上以及与当局的全部交涉中，都由头人代表团体成员”。后来成为各国商人团体的通例，早期的亦思法杭是从不同宗教信仰的外国商人中遴选，但到公元13世纪，因为穆斯林商人几乎垄断了各地贸易，因此各地的亦思法杭都是由穆斯林商人担任，泉州也不例外。

　　而元末的“亦思法杭之乱”，便是蕃商的蕃长率领的商团武装所造成的动乱。不过，蕃商们侨居异国，虽然财雄势大，但与本土人相比，毕竟是少数，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事，还需要本土人士的参与。而在泉州，有元一代最为显赫的本土势力，便是从宋代开始发迹、到元代达到鼎盛的蒲氏家族。

　　蒲氏家族是阿拉伯人后裔，其先世从阿拉伯地区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定居经商。北宋时，蒲氏家族迁居广州，但时运不济，始终未能在广州打开局面，乃至于“家资益落”。

　　南宋嘉定（公元1208-1224年）初，蒲氏家族迁居泉州，终于时来运转。其掌门人蒲开宗通过外销泉州土特产和运入各种香料获得大利，得到南宋朝廷赐予“承节郎”官衔。同时，他又通过捐资修桥建祠获得当地百姓的好感，家族遂融入当地成为土著。

　　蒲开宗去世后，其子蒲寿晟、蒲寿庚继承父业，“擅蕃舶利三十年”，努力经营，由小到大，乃至巨富，并且由商场入仕途。蒲寿晟一度出任梅州郡守，蒲寿庚也因平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

　　蒲寿晟虽是长子，但并不热衷于经商，而成为一代诗人，其诗文被后世誉为“在宋元之际犹属雅音”，卸任梅州郡守后，逐渐退出了家族管理，隐居乡野，家族重担便落在其二弟蒲寿庚身上。蒲寿庚精通官商两道，以商敛财，以财谋官，使家族总掌多半个东南沿海舶务。南宋景炎元年（公元1276年），蒲寿庚被授予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之职。

　　而就在蒲氏家族蒸蒸日上之际，南宋朝廷却已经风雨飘摇。1276年，北方的元朝大举南下，临安的南宋恭帝投降。以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为首的抵抗派大臣拥立宋恭帝的弟弟赵昰为帝，是为南宋端宗。众大臣保护着端宗四处流亡，年底来到泉州。蒲寿庚的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的官职本就是宋端宗封授的，因此初时还表现出忠贞。端宗一行到达泉州后，蒲寿庚前往谒见，并请端宗驻跸泉州，但遭到张世杰拒绝。不久，因为流亡政府的人员太多，舟船严重不足，张世杰下令掠取蒲寿庚船只，并没收船上的金银财物。

　　不让皇帝驻跸，已经显出不信任，现在又无端抢船抢钱，蒲寿庚大怒，宣布叛宋降元，在泉州城内大杀赵宋宗室，遇害者数千。

　　蒲寿庚降元后，受到极重恩赏。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元廷在泉州设立行宣慰司兼领行征南元帅府事，并袭宋制在泉州设置市舶提举司。蒲寿庚被授予“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并参知政事行江西省事”。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廷改宣慰司为行中书省，升泉州路总管府，使泉州除领原七县之外，又增领南北二录事司，泉州地位又大大上升。是年三月，蒲寿庚被诏行中书省事于福州并镇抚濒海诸郡。

　　有元一代，蒲氏家族“显贵冠天下”，“熏炎”泉州“数十年”。蒲寿庚死后，其子蒲师文继承其位，官至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奉诏“通道外道，抚宣诸夷”。并且代表元廷祭祀妈祖，赐封妈祖为“护国明著天妃”，开创了中国册封航海女神为天妃的先例。蒲师文后，其子蒲崇谟于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中进士，仍任平章政事。

　　蒲氏家族三代皆出“平章”，地位显赫无比，加之长年垄断海舶，操控海上贸易，财势亦达顶峰。不过，到蒲家第三代，如蒲崇谟已经应举入仕，家族管理市舶事务主要是蒲师文的女婿那兀纳，而这位那兀纳便是“亦思法杭之乱”中的重要人物。

　　元朝末年，朝廷内部斗争激烈，吏治腐败，且天灾连年。元廷出台补救措施，却又激发更大社会矛盾，乃至“开河变钞祸根源，引红巾万千”。乱世英雄起四方，到处都是兵戈战火。

　　元自立国以来，承平日久，武备寝弛。尤其是驻于南方的元军，更是腐朽不堪，“世袭官军，善战者少”，甚至到了“军卒之单寡而无所于调，发钱粮虚匮而无所于征”的地步。如此局面之下，元廷只能下诏，“令郡县团结义民以自守”。各地士大夫高举“忠义”大旗，纷纷组织了“义兵”、“义旅”等不同名目的地方武装，一面保卫乡里，一面协助官军抵抗农民起义。这些“义兵”，少者千数，多者上万，一度颇有声势。

　　泉州作为东南最富庶城市，元朝海外贸易的核心区，自然也要自保。而泉州人数众多的蕃商便成为“义兵”的主力，他们以自己的“蕃长”也就是“亦思法杭”赛甫丁、阿迷里丁为头领，组织了“亦思法杭军”。起兵之后，因为蕃商集团的强大财力，亦思法杭军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武装，成为元朝维持福建、尤其是泉州安定的倚重力量，赛甫丁、阿迷里丁也被元廷任命为义兵万户。

　　然而，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底，元军与淮东张士诚进行高邮之战，因为带兵的中书右丞相脱脱受谗遭贬，使“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元官军遭到毁灭性打击，从此“不复振矣”。而在这样的惨败之下，元廷对于各地起义军，逐渐采取招抚策略，授以高官显位，听凭其割地自雄。而对于各地的“义兵”，则不再有实际的支持，更无力给予恩赏，各地义兵或被起义军消灭，或归附起义军，或自行遣散，少数存留下来的也举步维艰。《草木子》的作者叶子奇就曾痛心疾首地评论道，地方士人“倾家募士，为官收捕。至兄弟子侄皆歼于盗手，卒不沾一命之及。屯膏吝赏于此。其大盗一招再招，官已至极品矣。于是上下解体，人不向功，甘心为盗矣。”

　　在各地义兵“其后或去为盗，或事元不终”的大环境下，亦思法杭军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之路：割据泉州，仍打大元旗号，但听调不听宣。

　　于是，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义兵万户赛甫丁、阿迷里丁叛据泉州”。其实这个“叛”字是比较冤枉的，亦思法杭军并没有背叛元廷，不过是据城自保罢了。兴化地方官争夺权利互相攻杀，给亦思法杭兵以可乘之机，赛甫丁和阿迷里丁趁机割据泉州插手福建政治，引发了福建沿海的多个派别参加的大规模混战。见图43-1

图43-1 亦思法杭兵乱

　　若亦思法杭军占据泉州后，保境安民，那后世也就不会将其行为称之为“兵乱”了。可就在割据泉州后一年，他们没有经受住诱惑，参与到了元朝权贵在福建的争权战争。

　　原来，公元1356年（至正十六年）元廷委任原中书省参知政事普化帖木儿到福州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普化帖木儿初来乍到，毫无根基，实权都在福建廉访佥事般若帖木儿手中。普化帖木儿不满大权旁落，四处联络般若帖木儿的反对者为自己所用。般若帖木儿在福建福威自操，本就不乏政敌，普化帖木儿很快便与在兴化路（治所在今福建莆田）训练团练的行宣政院使三旦八、兴化路总管安童等人结成同盟。而为了能够更快打倒般若帖木儿，普化帖木儿还于公元1358年（至正十八年）邀请亦思法杭军共同攻打福州。

　　亦思法杭军是“义兵”，名义上受福建行省管辖，加之普化帖木儿贿以重利，亦思法杭军欣然出动，赛甫丁率一部配合兴化团练攻打福州，阿迷里丁则留守泉州。亦思法杭军果然战力不凡，两军联手势如破竹，于公元1359年（至正十九年）二月占领福州，扶持普化帖木儿控制了省城福州的大权。

　　然而，正当赛甫丁帮助普化帖木儿拿下福州之时，留守兴化的亦思法杭军却与安童的兴化部队发生了矛盾，乃至仇杀。留守泉州的阿迷里丁问询，于是年三月率亦思法杭军主力北上猛攻兴化，兴化团练主力都已前往福州，如何能抵挡亦思法杭军的进袭，不过数日，兴化城便被亦思法杭军占领，阿迷里丁驱逐兴化路分省参政安童，擒分省平章三旦八，“纵兵杀掠，蹂瞒郡境几一月”，四处骚扰，兴化百姓惨遭荼毒。直到将财货人口抢掠殆尽后，莆田民众群起反抗，阿迷里丁才逃回泉州。

　　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亦思法杭军退出兴化后，兴化路推官林德隆在黄石集合地方武装攻入路城，驱逐兴化路判官柳伯祥（仙游人），自称兴化路总管。不久，兴化路同知陈从仁（惠安人）和分省右丞藏思丁合兵杀林德隆，阿迷里丁让林德隆之子林瑛回兴化集合武装，自己出兵惠安，牵制陈从仁的弟弟陈同。不久，林德隆被陈从仁所杀，其子出逃，向亦思法杭军求助。

　　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四月，藏思丁屈服于亦思法杭兵，为求控制兴化，亦思法杭军帮助林家夺回兴化，逼死陈从仁。然而，此时兴化已经天下大乱，各路豪强纷纷起兵争夺政权，林家二子屡被驱逐，阿迷里丁不得不派遣亦思法杭军主力在兴化南征北战，维持林家的统治。这么一来，泉州的守备便空虚了。

　　六月，陈同从漳州回惠安，会合柳伯祥的弟弟柳伯顺率兵北攻枫亭，击败林瑛，柳伯顺乘机穷追到吴山（今属忠门）、下林（今属笏石），任意杀人放火。又于七月攻入路城，自称兴化府判。阿迷里丁部下扶信增援林瑛，攻入路城，柳伯顺逃往永福（今永泰县），扶信据路城自称元帅，以林德隆长子林琪为总管。

　　赛甫丁、阿迷里丁是蕃长，本应受市舶司管辖，但因有军权，反而喧宾夺主，将市舶司主管蒲氏家族晾在一边。如今泉州空虚，一直在冷眼旁观的蒲氏家族出手了。公元1362年（至正二十二年）二月，泉州市舶司提举、蒲师文的女婿亦思法杭舶商阿巫那（一译“那兀纳”）、发动兵变，袭杀阿迷里丁，掌控了泉州军政大权。这么一来，亦思法杭军便分为福州的赛甫丁与泉州的那兀纳两股互相敌对的势力。扶信惧祸，逃往福州，柳伯顺乘机从永泰攻陷兴化县，并两次进攻路城，不克，退往仙游。

　　卷入福建地方豪族之争，已经是亦思法杭军的失策，而紧接着，元廷最高权力的纷争也蔓延到福建，亦思法杭军更是卷入其中无法自拔。

　　1362年4月，元朝委任燕只不花接替普化帖木儿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属于元廷“太子派”，而普化帖木儿则是“帝派”，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常年与父亲元惠宗妥欢帖木儿政争，而各自的派系也分布全国。太子派燕只不花出任福建平章，帝派自然不满，而驻守福州的亦思法杭军首领赛甫丁也算帝派人物，于是紧闭城门，拒绝让燕只不花进入。燕只不花调江西等地重兵围福州，围城三个月后，赛甫丁无奈开城。

　　赛甫丁败亡后，泉州的那兀纳主动与燕只不花合作，一面协助燕只不花三次驱逐元廷派来的官员，一面继续参与兴化内部的豪族之争，派遣部下在兴化四处攻伐。兴化各地，涵江、江口、新岭、蒜岭、渔溪、宏路均被波及，亦思法杭军所到之处焚掠甚惨，遭到各地百姓切齿痛恨。

　　那兀纳四处用兵，积累无数仇恨，而他在泉州的统治也残暴骄奢，不仅“炮烙州人，杀戮惨酷”，且“大意淫虐，选民间女儿充分其室”，原本以保境安民为宗旨的亦思法杭军已经沦落为土匪一般的武装，其末日已经不远。

　　正当那兀纳在泉州作威作福之际，福建政局又起了极大变化。燕只不花失势，而陈友定强势崛起。

　　陈友定，字安国，福州福清县人，驿卒出身，为人沉勇，喜游侠。元末红巾军起义，福建多有响应者。陈友定招募乡勇，以五百人大败红巾军万余众，被元廷授予明溪寨巡检之职。之后，率军每战克捷，官职屡屡升迁，从延平路总管、汀州路总管一路被提拔为福建行省参政，势力逐渐做大。

　　公元1362年（至正二十二年）五月，陈友定占领汀州。此时，其所控制的地域已包括福建诸路及广东潮州，于是他威逼燕只不花，“所收郡县仓库，悉入为家资，收官僚以为臣妾，有不从者，必行诛窜，威镇闽中”。

　　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正月，亦思法杭兵攻陷兴化路城，次年十一月又再次攻陷路城，并北掠至涵江、江口直至福清的渔溪、宏路。

　　公元1365年（至正二十五年）五月，已经自立为“吴王”的朱元璋命大将朱亮祖、王溥、胡深率军进攻福建，被陈友定击退，朱元璋倚为“浙东一障”的儒将胡深也被陈友定俘杀。至此，福建除了兴化、泉州之外，已经全部为陈友定所控制。

　　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正月，博拜、大阔攻陷兴化、仙游两县城，所到之地，杀掠殆尽。在亦思法杭兵的进逼下林琪和柳柏顺化敌为友。二月，柳伯顺攻入兴化路城，擒杀阿巫那的部下哈散。博拜倾巢而出，直逼莆田吴山，林琪坚守砺前寨，林瑛以水军接应，在海上遭亦思法杭水军袭击，全军复没，林瑛只身逃脱，沿海一带被亦思法杭兵杀掠一空。亦思法杭兵进而围攻路城。

　　而那兀纳对于福建局势的变化毫不留心，还在乐此不疲地在兴化用兵。1366年（至正二十六年）四月，那兀纳遣其将博拜、马合谋、金阿里等攻兴化。福建行省参知政事陈友定奉兵部命令，派遣其子陈宗海率军救援，自路城东北“宁真门”入城，第二天突然从西、南二门杀出，博拜、大阔等数千亦思法杭兵于城下被歼灭，溃逃的残兵也被附近农民用锄头、扁担击毙。亦思法杭军主将全部被俘杀，兵士战死数千人，逃回泉州的仅四人。亦思法杭军主力损失殆尽，莫说再染指兴化，连泉州都无力据守了。

　　五月，陈宗海调发水陆大军数万将泉州包围。几乎无兵可用的那兀纳强征乡民为士卒守城。陈宗海并不强攻，而是联络城中内应。那兀纳在泉州早已不得人心，千户金吉在城内打开城门放入陈军，那兀纳兵败被擒。至此，长达十年之久的亦思法抗兵叛乱遂告平息。莆田民众在这次兵乱中被杀2万多人，房屋被焚毁的有324万家。

　　那兀纳被俘杀，标志着亦思法杭兵乱的结束，陈友定最终统一了福建。虽然亦思法杭军的覆灭是咎由自取，但陈友定进入泉州后，闭门三日，将“西域人尽歼之”，蕃商遭到大清洗，甚至有的汉人因“胡发高鼻”而被误杀。大量的蕃商携带银钱外逃，从宋朝时便形成的“蕃人巷”商人社区从而解体。

　　陈友定据有泉州不过两年，登基为帝建号“大明”的朱元璋便派兵袭取了福建，陈友定忠于元廷，被俘后不屈而死。而就在陈友定被杀的同月（公元1368年七月），明军攻陷大都，元惠宗北逃，元朝灭亡。

　　大明王朝建立，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明太祖朱元璋实行严格的海禁，从公元1374年（洪武七年）开始，直到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才重新开放对外贸易，中国海外贸易断绝193年之久，期间虽有郑和七下西洋等官方外交，但是民间海外贸易一直被严格禁止。

　　而在隆庆年间重开贸易后，泉州也未能恢复往日的繁荣。15世纪以后，欧洲新航路开辟，穆斯林商人主导海上交通规则的地位渐被代替，福建市舶司也从泉州迁出，泉州港的主要活动区域渐被局限于印度洋及其以东的南海各国。泉州港曾经“番货、远物、异宝、奇货之所渊蔽，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的繁盛终于成为历史陈迹。

　　亦思法杭兵乱重创了泉州、兴化一带的社会经济，更导致当时世界最大港口泉州盛极一时的海外贸易大幅衰落，并埋下明初汉人复国时的民族宗教报复仇杀的诱因。

　　这次兵乱严重地破坏了福建沿海的社会秩序、经济生产和民众生活。泉州港尤为厉害，当时泉州开元寺高僧大奎《梦观集》的“吾郡”诗中有最生动真实的写照。诗云：“吾郡从来称佛国，未闻有此食人风。凶年竟遣心术变，未俗何由古昔同？市近只今真有虎，物灵犹自避生虫。诸公肉食无充半，急为饥民散腐红！”许多伊斯兰教寺院也因教派对立，毁于战火，仅存通淮街艾苏哈卜大寺一座。明朝晋江籍方志史学家何乔远感叹地说：“泉郡概遭兵火，无复遣者！”（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