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翔云《望洋兴探》(遗作)| 第四十章 忽必烈的海洋大国梦【校友文萃】

厦门 初30组 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四十章 忽必烈的海洋大国梦

　　欧亚大陆是全世界人口最集中的地方，也是面积最大的地方。根据考古学家推断，大约6万至10万年前，人类多数从非洲东部到欧亚大陆。

　　大概1万年前，有一部分人发现比较容易生活的方式，包括农耕和畜牧，进入农业时代，开始有所谓的“文明”。农业文明让更多人可以吃饱，并开始过着更紧密的群居生活，人口密度大幅度增加。从事畜牧业的农民，经常四处找草原给动物吃，衍生游牧文明。从事农耕的农民，大多在河边发展文明，黄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文明都是如此。

　　到了5000年前，人类开始自我思考，思考人类从哪里来，思考世界是怎样的，于是产生了不同的宗教。宗教、语言和血统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就目前所知，欧亚大陆第一次文化交流始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古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曾经打到印度河附近，把希腊文明和印度河文明连起来。

　　2000年前，在欧亚大陆上有四个大帝国，即欧洲的罗马帝国、西亚的安息帝国、中亚的贵霜帝国，以及东亚的大汉朝。此时，四大帝国之间已有若干陆上和海上的联系。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后，东汉时期班超初使西域，与中亚国家交流。

　　1000年前，全世界的大国仍以陆地为基础。当时东亚的儒道佛信仰并存的中国，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地区。中国唐朝的时候，与外国的来往更多。在西亚出现伊斯兰教。伊斯兰政权占据西亚、中亚和北非地区。

　　回鹘汗国主体于9世纪中叶被黠戞斯人驱逐出蒙古高原后，部分人迁移到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唐代称为西州），先奉摩尼教为国教，后来大部分上层人口转信佛教，与新疆西部喀什、莎车与和田等地其他突厥语族群建立和的伊斯兰汗国对峙了几个世纪，一直到公元12、13世纪才退出并逐渐伊斯兰化。

　　公元12世纪末，蒙古族多个游牧部落在蒙古高原斡难河一带兴起。13世纪初蒙古一个部落族长铁木真凭着个人的魅力建立一个统治群。公元1206年春天，蒙古贵族在斡难河源头召开大会，诸王和群臣为铁木真上尊号“成吉思汗”。

　　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从汉朝的匈奴，到魏晋南北朝的鲜卑和柔然，再到唐朝的突厥，到后来的蒙古都有类似的语系。

　　蒙古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打败了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准备攻打党项人建立的西夏之际，得知前往西亚大国花剌子模的蒙古使者被皇帝摩诃末所杀，成吉思汗没有马上出兵，而是筹备了三年才大规模西征，这是蒙古史上第一次西征。蒙古先灭了契丹人建立的西辽国，消除西征的障碍。然后消灭了花剌子模，将皇帝摩诃末赶到里海一个小岛去。

　　第一次西征后，蒙古又回过头来入侵西夏。在西夏灭亡前，成吉思汗去世，蒙古军秘不发丧。考古学家至今没有发现成吉思汗葬在哪里。在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上，有一座蒙古包式建筑宫殿，为成吉思汗的衣冠塚，但没有真正的遗体。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拖雷的儿子），建立了元朝，消灭大理和南宋，统一中国。

　　蒙古人建立了欧亚历史上领土最大的帝国，占领大部分欧亚大陆，由四个汗国组成：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伊儿汗国。窝阔台汗国位于现今新疆一带，察合台汗国位于中亚阿富汗一带，钦察汗国位于现今哈萨克、俄罗斯一带，伊儿汗国位于伊朗、伊拉克、土耳其一带。欧亚大陆就这样通起来了。

　　蒙古善于学习其他地区的技术——从伊朗学习抛石机技术，攻破守卫森严的南宋襄阳城；在攻打伊朗的碉堡时，从中国武当山学习了攀岩的技术，对攻破碉堡起了很大作用。

　　蒙古时代亚欧大陆完全联通。成吉思汗将中国的长安（今西安）连到埃及亚历山大港去；修建了快速而广泛的道路系统，建立了大量的驿站和商旅客栈，鼓励路陆上和海上的贸易。

　　蒙古还把中国的火药、纸币及史学、绘画、瓷器等传到西亚乃至欧洲，把西亚和中亚的天文学和医学带到中国。新娘带着青花瓷嫁妆前往波斯。中国学者向蒙古在波斯的官员呈献书籍。

　　元代的外游者不少，周达观去真腊（今柬埔寨），撰写《真腊风土记》。汪大渊去过世界200多个地方，记载于《岛夷志略》一书。长春真人丘处机获成吉思汗邀请到蒙古相见，根据一路上的西行见闻，后来写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大军西征波斯，写下随军报告，记录所经之地，写成《西游录》。

　　《元史》列举华化的色目人超过130人。商人蒲寿晟、蒲寿庚兄弟是阿拉伯后裔。蒙古海军司令亦黑迷失是高昌回鹘人（今新疆）。元初大臣赛典赤·赡思丁是波斯人，据传说明朝航海家郑和是他的六世孙。

　　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撰写《世界征服者史》，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内容包括蒙古前三汗，即成吉思汗、窝阔台汗和贵由汗时期的历史；第二部分实际是中亚和波斯史，其中包括花剌子模的兴亡、喀喇契丹（西辽）诸汗，以及那些地方的蒙古统治者；第三部分内容比较庞杂，它从拖雷开始，以较大的篇幅谈到蒙哥的登基及其统治初期的史实。此书写作于公元1266-1283年间，资料近乎第一手。

　　伊儿汗国丞相拉施德丁受合赞与完者都汗委托，撰写一本世界历史全书《史集》。拉施德丁召集一个编辑同仁小组，成员有中国学者、克什米尔的喇嘛、一位蒙古官员、一位法国天主教士、多位波斯人，编辑一部西至英格兰，东至中国的世界历史书，这一尝试完成于公元13-14世纪之交，比欧洲超前500年。

　　天主教教宗依诺森四世于1245年，教士柏郎嘉宾前往钦察汗国首都萨莱见到了拔都，希望以外交谈判方式停止蒙古的持续进攻。拔都表示他坐不了主，要柏郎嘉宾去上都哈拉和林见蒙古大汗贵由。

　　经过长途跋涉和多番努力，但最终柏郎嘉宾无功而返，贵由回绝了天主教教宗的和平诉求。而柏郎嘉宾的重要成是撰写了关于这一路行程的所见所闻。

　　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圣路易）于1253年在赛普勒斯进行十字军活动时，派遣法国教士鲁布鲁克前往蒙古，希望可以与后者联合对抗穆斯林。鲁布鲁克沿途受到基督教徒的协助，顺利到达蒙古上都，他在哈拉和林见到许多基督教徒，有商人、官员、工匠，也有俘虏。此次外交使命没有成功。

　　伊利汗阿鲁浑于1289年致函法国国王菲利浦，由一位希腊商人带往巴黎。信中建议联合双方攻打耶路撒冷，得手后战利品平分，耶路撒冷则由法国统治。此信送到巴黎时，菲利浦国王已去世，法国人此时对此行动已失去兴趣，乃予以婉拒。待回函由这位希腊商人带回伊利汗国时，阿鲁浑汗也已去世。是以蒙古人与欧洲人在50年间三次高层次外交都未成。

　　公元13至14世纪里，海上交通渐趋频繁。有不少外国旅行家前来元朝中国。除了马可波罗外（可能来过中国），还有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白图泰在20岁左右时，他出发去麦加朝圣，从此开始，他踏上了一条长达117000公里的旅途，经过了现在44个国家的国土，他的旅程记录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在30年的旅途过程中，他经过了大部分著名的穆斯林世界，也到了许多非穆斯林的地区，旅途包括北非、非洲之角、东欧、中东、南亚、中亚、东南亚及中国等地。

　　蒙古人虽然出自内陆，但蒙古帝国陆海并重；许多措施为日后欧洲人的扩张以及今日的全球化垫下了基础。

　　公元1260年，忽必烈举办忽里勒台会自立为汗时，参加的人除了部分蒙古王公，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即还是高丽国太子身份的王倎。忽里勒台会一结束，忽必烈就派兵护送王倎回高丽，继承了高丽国的王位。

　　1264年，已改名为王禃的王倎以内属国国王身份，再次参加忽必烈举行的忽里勒台会，正式向忽必烈表示臣服。于是，高丽成为臣服于忽必烈的第一个国家。这对于忽必烈来说，有着很特殊的象征意义。从此，忽必烈就把高丽当成自己的小弟来看待，终其一生都在扶持着这个小弟的成长。

　　但是，此时高丽的朝政长期被武将所把控。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势，他们纠结反蒙力量，不断发动与王室的对抗。1270年4月，在忽必烈军的支持下，以高丽国王为首的亲蒙派终于击垮权臣林惟茂，结束了高丽近百年的武臣政权。

　　但叛乱依旧在持续，直到1273年4月，忽必烈军与高丽组成的“讨伐军”才最终歼灭反叛的“三别抄军”。元朝在耽罗岛（现济州岛）设招讨司，一方面继续协助高丽王室清除国内反叛者的残余势力，另一方面掐住了日本与高丽、中原、南宋往来的海上通道。给攻打日本创造了可能性的条件。

　　在日本与高丽之间的海域，一直生活着一些海盗，他们主要的抢劫区域就是高丽沿海一带。高丽人深受其害，却无力清剿。

　　早在1265年时，高丽人赵彝便鼓动忽必烈遣使至日本，令其来朝。于是，忽必烈先后派了数批使者到日本，但没有一个得到回应。

　　1270年，忽必烈的藩邸重臣赵良弼，再次代表忽必烈出使日本。在日本诸岛前后滞留了三年，赵良弼不但没见到日本国王，连掌权的幕府将军也没见到，只得无功而返。

　　蒙古自成吉思汗开始，便以对外征战劫掠为终生目标。赵良弼觉得，忽必烈试图攻打日本主要原因是看上了日本的财富。因此，他劝诫道：“臣居日本岁余，睹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意思就是，日本那就是一片原始人居住的杂窝。出兵日本，根本捞不着任何的好处。

　　这话可能有些夸张，但当时的日本的确正处于混乱的内战状态。天皇只是一个空架子，北条以武士身份掌控着镰仓幕府，但其势力也无法控制全国。国内小军阀林立，各自划地而治。

　　自唐朝以来，由于仰慕中原文化，日本掌权者都会定期遣使朝拜中原的君主，甚至包括辽国、金国与南宋。但对于这个新兴的忽必烈王朝，日本上下都采取“三不政策”：不理解、不服从、不接触。

　　此时忽必烈所控制的地盘里，往北已经征服了阿里不哥；往西是蒙古其他汗王的地盘，他暂时还惹不起这批人；往南，刚刚啃下南宋的襄樊，还需要一定时期消化；往东，协助高丽平定完国内的叛乱，有一批投降后的叛军需要处理。边上，暂时没什么人可打了，只能再往东找一个。

　　因此，忽必烈第一次发动的攻日战争，目的还是比较明确：第一是通过高丽这些杂兵的消耗，以了解日本的真实国力。第二就是希望可以驯服日本，起码在表面上要让日本对自己的王朝臣服。

　　1274年三月，忽必烈下令东征日本。以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降蒙的高丽人）为帅，包括高丽的屯田军、女真军及水军一万五千人，船九百艘。这是一支代表着大元国的军队，然而这支军队除了统帅忻都之外，跟蒙古人基本没啥关系。屯田军是高丽人，女真军是原金国的降兵，水军当然也都是高丽人。这样的军队组合，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十月，元军从高丽合埔（今韩国马山浦附近）出发，先达对马岛。日本甚至还没动用幕府的军力，凭着九州太宰府守军，便击退了在博多湾登陆的元军。然后，来了一场台风，元军死亡一万三千五百人。

　　第一次的元日战争不到一个月就此结束，“神风”之名因而开始显赫于日本。

　　如果说第一次攻日之战，是因为台风而发生的意外。那第二次就是惊喜了，是忽必烈送给日本人的一份“大惊喜”。

　　1276年三月，南宋国主投降。1279年二月，崖山之战后，宋室彻底灭亡。此时，一大批投降的南宋军队俨然成为统一之后元朝内部的不安定因素。

　　1281年（至元十八年）正月，忽必烈以遣日使臣杜世忠被杀为由，开始发动第二次征日之战。为此，元朝组建了征日本行省，阿剌罕为右丞相、高丽国王王賰为左丞相（元朝一代以右为贵），范文虎、忻都、洪茶丘为右丞。其中，范文虎为南宋降将，以擅长逃跑著称。忻都与洪茶丘为第一次攻日主帅。

　　六月，元军兵分两路。忻都、洪茶丘率兵四万，由高丽金州合浦渡海。阿剌罕、范文虎率江南兵十万由庆元、定海渡海。临出兵前，阿剌罕病死，范文虎成为江南军实际的领兵者。七月，两路军先后抵达日本鹰岛、平户岛一带，晃荡了整整一个月，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八月一日，飓风大作，吹翻无数战舰。江南军统帅范文虎再次胜利逃亡，十多万军士被直接抛弃。蒙古人、高丽人与北地汉人全部被日本军队杀死。大部分江南新附军被留下性命，但是成为了日本人的奴隶。“神风”（见图40-1）之说，自此开始风靡全日本。

图40-1 “神风”帮了日本

　　此战之后，忽必烈还想发起第三次的征日之战。这个决定把江南人吓得不轻。为了避免到日本去找台风，已经被元朝收编的福建叛军黄华再次发起十万人的抗元起义。

　　最终，因为内部反对声音太大，对外也在忙着与交趾作战。忽必烈的第三次攻日之战终于未能成行。

　　掠夺日本的财富、让日本臣服、打通与日本的商道、因为使臣被杀而报复日本，这些都是忽必烈表面上的攻日理由。而深层次的理由只有范文虎懂了，他配合忽必烈，在攻日战场上挖了一个巨坑，埋掉了十万江南军。

　　元帝国原本已经将自己的旗帜插满了几乎整个亚州大陆。但在自大而贪婪的忽必烈看来，不断扩张与插旗是理所应当的分内之事。日本的两次折戟，只能算是意外。于是毗邻南洋的一些国家也就接连遭殃了。但与大陆上的邻居们不同，元朝在南方战线上始终难以斩获。

　　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十一月，经过多日的海上航行，大元“占城行省”右丞“唆都”率部抵达占城港。这座大港东南环山，北临大海，由五座小港组成。港内西侧还有一座木城，周长二十余里，设置了一百多门回回炮防御。唆都没有冒然发动攻势，他先派都镇抚李天祐和总把贾甫招降占城，但前后七次全部失败。到十二月，又找来真腊国（柬埔寨古国）使者鲁蛮前往招降，结果得到的却是占城方面的一口唾沫星：“已修木城，备甲兵，欢迎来战。”

　　说起这场战争的起因，《元史》描述得颇为古怪。占城本是越南南部的一个小国，从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到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间，占城王一直向元朝纳贡称臣。双方相安无事，未见有过外交冲突。但当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时，占城王子“补的”却突然翻脸，不仅拒绝向元廷臣服，还把元朝途径占城的外交使节通通扣押。忽必烈大怒，命唆都统兵征讨，还非常良心地表示：“老王无罪，造反的是他儿子。我大军只需抓捕祸首，不杀一个无辜百姓。”

　　按说占城又不与元朝接壤，反元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就算王子补的想造他爹的反，也犯不上拉大元当对手。占城向中国称臣，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现在突然敌对起来，莫非真是“思恋中华，鄙视蒙鞑”所致？《元史•占城传》对此并未给出明确解答，但我们却能从一句看似不起眼的陈述中找到线索：“朝廷以占城国主‘孛由补剌者吾’曩岁遣使来朝，称臣内属，遂命右丞唆都等即其地立省以抚安之”——忽必烈这是想把占城变为直辖行省的节奏。

　　也难怪占城会翻脸咬人。本来大家就只是名义上的君臣，平时我喊你一句大哥，你跟我做做生意，面子上过得去就可以了。自家的事情，肯定还得自己来管。奈何忽必烈的想法与汉唐宋的君主完全不同，光是朝贡关系根本满足不了的欲望。控制占城，进而征服南海诸国才是最高战略目标。占城王心中不乐意应允，但又不想把脸皮彻底撕破，就归咎于儿子补的“负固弗服”。《元史》中提到，占城王“孛由补剌者吾”亲自率兵屯守在行宫应援木城，说明元朝对真实情况也心中有数。但吞并藩属国，毕竟是对原有朝贡体系的越界行为，所以双方都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

　　既然用舌头解决不了问题，那就用牙齿咬吧。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正月，“占城行省”传令军中，决定于十五日半夜开始攻城。元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同时推进，合计约使用了5000兵力，天明时才抵达城下。木城守军见元军兵少，大开南门，派出万余人迎战。一时间矢石交下，象马奔腾，双方从早晨激战到中午。占城军人数虽多，却不及元军精锐，被杀得四散奔逃。元军一举攻克木城，占城王只得丢弃行宫，烧毁仓廪，与群臣逃入山中打起了游击。

　　占城本来就是小国，又穷又弱。占城港战役已经是其动员规模的极限，就算再聚兵与元军抗衡，也无可能取胜。但元军跨海至此，缺乏后勤补给。只要占城王躲得够深够久，元军在战略上就有被拖垮的危险。双方都很清楚，原本激烈的正面角力，已经变成了一场尔虞我诈的躲猫猫。

　　关于这场躲猫猫的具体过程恕不详述，大体上无非是占城王突然得了一种“被元朝人看见就会死的病”。虽然又是献降又是纳贡，但就是无法与“占城行省”的官员碰头。元朝官员则一再对占城王的病情表示关切，但不管派出多少使者慰问，就是没机会看到占城王。两边从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正月一直耗到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三月，期间占城还派奸细把行省官员耍得团团转。最后因元朝方面实在耗不起，接替唆都的万户忽都虎主动妥协，占城王才于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四月奉表臣服。至于元廷在占城设立行省一事，只能以“呵呵”收场。

　　虽然对占城的征服以失败告终，但忽必烈大帝的野心岂能止步于此？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元廷以爪哇“刺诏使孟右丞之面”为由，集合福建、江西、湖广三省精兵5000人，大小海船500艘，从泉州出发开赴南海而去。显然，元军这次出征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羞辱元使的爪哇国正值“新柯沙里王朝”的统治之下，势力范围远及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几乎控制了东南亚所有的贸易中转港口。在宋元时期，海上丝路的贸易额已显著超过陆路。忽必烈控制东南亚海上贸易的企图，昭然若揭。

　　有趣的是，当元军于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正月抵达爪哇国时，爪哇的政局已经变天。叛臣“哈只葛当”推翻新柯沙里王朝，重建了被灭亡的“谏义里王国”（即葛郎国）。爪哇国内只剩下新柯沙里王朝的女婿“土罕必阇耶”，还在继续和“哈只葛当”对抗。此种情势下，土罕必阇耶见风使舵，向元军“举国纳降”，并建议联合攻打葛郎国。元军远道而来，本就急需当地人协助，怎能不同意土罕必阇耶的计划？但令元朝将官们料想不到的是，土罕必阇耶最终不仅借机灭亡了葛郎国，还趁势把元军赶出了爪哇。

　　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三月七日，元军先击败了一部分攻打土罕必阇耶的葛郎军队。之后又于十九日，兵临爪哇国首都答哈。《元史》称哈只葛当集合了十万士兵迎战元军，结果连败三阵，溺死数万人，被杀五千余人。此说恐怕是元军将领的吹嘘之词，因为以爪哇的国力，不太可能有调集十万人作战的资本。不过胜利确实属于元军，元朝和爪哇的史料在这方面口径统一。哈只葛当见大势已去，当晚出城投降。

　　元军灭了葛郎国，又扶持了土罕必阇耶，本应是喜剧结局，满载而归。但土罕必阇耶却和占城王一样，翻脸比翻书还快，突然攻打起元军来。元军不敌，且战且退，行了三百里路方能登船返国。士卒死伤达三千余人，损失惨重。关于元军战败的具体原因，《元史》所述不详。参考爪哇史料，应是中了土罕必阇耶的计谋。

　　然而，最令我们疑惑的却是土罕必阇耶为什么会背信弃义。爪哇国和元朝通好已久，虽然有过羞辱元使这样不愉快的经历，但毕竟是前朝闹出的是非。土罕必阇耶作为新王朝的主子，又是靠元军上位，照理说跟元朝修好还来不及，何以非要给自己找不自在？而且爪哇国在驱逐元军后迅速派出使者，和元廷又修复了关系，简直自相矛盾。《元史》对土罕必阇耶叛变的原因只字未提。爪哇方面的史料则称元军要抢夺爪哇公主，其内容太过玄幻，可信度不高。很明显，双方都在刻意回避这个问题。一种比较符合逻辑的解释是，大元朝多半是老毛病发作，又惦记着干预爪哇国内政了。而土罕必阇耶既想和元朝维持交往，又不愿受制于元朝，所以才出此下策，驱赶元军。

　　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也就是征讨爪哇失败的第二年，忽必烈病逝于大都。他制霸南海的梦想彻底破灭，而他的后代也再未对南海派出过任何舰队。虽然元军的战斗力不可谓不强，但糟糕的征服理念、集中的管理体制却无法将战斗力转化为相应的回报。二百多年后，反倒是人力不济的欧洲殖民者在南洋站稳脚跟，甚至把影响力传播到了中国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