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翔云著《望洋兴探》(遗作)| 第三十九章 世界宗教博览城【校友文萃】

厦门 初30组 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闽南人造就了宗教信仰的多元，道教、“儒教”、佛教、印度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多元宗教文化兼容并蓄。泉州有许多庙宇，佛教与道教兼而有之，同时也有很多基督教堂和清真寺，泉州清净寺、圣墓等名胜众多，素有“世界宗教博览城”美誉，还是中国首批颁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晋江草庵，供奉着全国仅存的摩尼教石佛，土生土长的道教，不断与民间信仰融合，信徒络绎不绝。

道  教

　　早在秦汉之际，泉州就有隐者和方士巫术的活动。道教在泉州流传1000多年，宋代以后，儒、道、释为格局的文化思想形成，对泉州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泉州的岁时、婚事、生育、寿庆、丧事、营建和避邪等民俗，无不打上道教的烙印。此外，泉州的地方戏曲、雕刻艺术、医药、体育民间文学等，都深受道教的影响。由于道教传入泉州时间极早，在魏晋时就已初具规模，因此泉州老地名受道教影响颇深，如龙头山、天公观、城隍口、天后路、二郎巷、土地后等。泉州地区至今仍流行一些道教风俗，如“龙宫献宝”、“土地公、土地婆”、“天公生、敬天公”等。

　　据五代徐铉撰《稽神录》载，汉代泉州有一个善禁祝巫术的人叫陈寨，为人治病多愈。时有一个漳州人叫苏猛，其子病狂，人莫能治，乃往请陈寨。于是设坛厅中，劈苏氏子，取出心脏悬于东壁，然为家犬所食。陈寨急忙出门而去，顷刻，手提心脏入厅，塞入苏氏之腹，其腹遂合无恙。苏氏子醒，但连声高呼“递铺!递铺!”苏氏家人见状，莫知缘由。后来才知道是陈寨取驿吏之心而活苏氏之子。以上两个传说，一为尸解成仙，一为方士巫术，其内容荒诞不经，但它反映了古代泉州道教流传以前的方士巫术活动的情况。

　　西晋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在泉州府治南建置了该地最早的道教宫观，称白云庙（玄妙观的前身）。东晋末年，信奉五斗米道的卢循农民军败退入番禺，控制晋安郡，时间长达一年多，道教在泉州的影响扩大。据乾隆《泉州府志·方外》记载，南朝的梁代时，泉州的惠安灵鹫山上，据传有唐公、宝公、志公、化公和郎公等五个道士隐居，并在山石上刻符五道及凿刻“五公山”三个大字。

　　仙公山（见图39-1），又名“双髻山”、“丰山”，位于泉州市洛江区马甲镇，距泉州中心市区约25公里。南北朝时期，因祀“何氏九仙”而得名“仙公山”。其主峰海拔758。5米，总面积25平方公里。是集宗教朝圣、游览观光、休闲娱乐、修学度假于一体的风景名胜区。《泉州府志》记载：“在四十六都，距郡城北五十余里。水旱祈祷，岁则大丰，亦称丰山。”山上有丰山仙洞，称双髻寺，洞中祀奉何氏九位仙公。漫游仙公山，可见山上遍布历代的摩崖石刻、碑记诗文、匾额楹联、寺观庙宇、民间传说，其错落有致，纷呈异彩。

图39-1 仙公山

　　唐朝的最高统治者崇奉道教，奉老子为其祖先，所以泉州的道教得到地方官员的倡导，发展很快。唐朝中后期，北方战乱较多，泉州地处东南海隅，受战乱影响较少，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文化发展较快，人口较多，为道教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条件。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泉州东门外东岳行宫附近，发出一座唐墓，其劵顶墓砖打印有“干封二年（公元667年），刺史上柱国”；另一面打印“武吕中平安大吉”。

　　唐朝泉州兴建的著名道观，有原来的白云庙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改为中兴观，开元年间改名为隆兴观。据《八闽通志》载，泉州开元观在极宫右，唐神龙初建，名龙兴。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改为开元观。此外，还有城西南的金粟崇真观和行春门外的紫极宫。

　　唐朝，泉州出现一批著名道士和著名道教学者，对道教在泉州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如道术精深的道士蔡如金修隐于清源山；道士郑文叔修炼于晋江紫帽山；著名道士蔡明浚修炼于晋江灵源山，他和虹岩道士罗山甫及泉州名士欧阳詹等三人有合炼道术之雅号。

　　惠安县著名道士吴崇岳，入泉州龙兴观为道士，专攻收精炼气道术，被朝廷赐号为“通元先生”。还有南安高田山道士杨樵，精于道家的岐黄之术。唐建初（公元780年），避乱入闽的诗人秦系，他卜居泉州南安九日山右峰，弥年不出，精心致力于《老子》一书笺注。乡人为纪念他，号其山峰为“高士峰”。“高士峰”三个篆体大字，苍劲古朴，今犹存焉。

　　著名的道教学者有唐咸通年间（公元860年-874年）流寓泉州的罗隐（诗人，泉州民间传说经常有“卢顽忏破”的故事（说什么就灵验什么，所谓“乞丐身皇帝嘴”），“卢顽”就是罗隐）。他流寓闽中，尝游晋江罗裳山和惠安螺山修真学道，其行踪被人们附上神奇的浪漫色彩，编成《画石马》等故事广为流传。

　　五代时闽王政权推崇佛教和道教。晋江王留从效、节度使陈洪进，既推崇佛教又倡导道教。他们亲近道士，兴建道教宫观。五代末，留从效改建紫极宫于泉州城迎恩馆之西庑，陈洪进则兴建奉先观。五代闽王王延昶拜著名道士、道教学者谭峭为师，并赐号为“金门羽客正一先生”。南唐主则赐号谭峭为“紫霄真人”。乾隆《泉州府志·方外》载，谭峭，字景升，泉州晋江人，国子司业洙的儿子。博学能文，嗜好黄老之术，云游终南山、华山、岱山、诸名胜。拜嵩山道士为师，学得辟谷服炁之术。后居江西庐山栖隐洞。晚年回归泉州本籍，修炼于北郊清源山紫泽洞。谭峭为五代泉州著名道士，在全国道教史上亦占有重要的一席位置。他的道教著作《化书》流传至今。

　　宋代，泉州受北方战乱影响较少，经济、文化继续发展。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设置市舶司，海外贸易地位与广州、明州同列。宋政权南渡，竭东南之财以支天下之全费，泉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急速上升，集儒、道、释文化之大成的理学也十分盛行。泉州的道教经历唐、五代时期的发展，至宋代进入儒、道、释合一的新时期。

　　宋代，泉州兴建或重修大批道教宫观，仅方志上记载的就有天庆观、广孝观、净真观、柏庭观、碧虚观、东岳行宫、城隍庙、法石真武行宫、清源山纯阳洞、北斗殿和真君殿。还有惠安的崇真观，安溪的通元观和南安的徐道庵等。

　　宋代泉州出现不少著名的道士。他们或善书法，或精于岐黄，或有种种灵异而名闻于世。如精于琴法的天庆观道士苏绍成，朱熹前往拜访，赠“廉静”二字，且为其琴作铭。以清修道学著称的天庆观道士陈以文，庆元年间（公元1195-1200年）赐号守素冲虚大师。“头戴通草花，行歌于市”的清源山纯阳洞的裴道人，清源山天柱峰的道士林道和法石院的碧桃道人，都是当时著名的道士。

　　宋代，泉州道教学都博览广采道家经书，著书立说，对后世影响较大。如名宦吕惠卿（公元1032-1111年），泉州人，进士出身，累官参知政事，原为王安石新政的支持者，元丰元年（公元1078），向神宗皇帝上表章，并递上所撰《道德真经传》4卷，希冀作为治国之道。

　　曾慥，泉州晋江县人。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擢太府正卿，总领湖、广、江西财赋。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任虔州知州。他编纂巨著《道枢》，主张“学道以清净为宗，内观为本”。

　　宋代居住泉州的士大夫都很重视对道教诸神的崇奉，他们都借对道教神仙的祀奉来宣传儒家思想，或为发展海外贸易服务。如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侍郎赵涯创建烈庙（即以后的府城隍庙），以城隍庙与地方官阴阳互为表里，治里泉州。嘉定、绍定间两度知泉州的真德秀，多次写《真武殿祝文》，到法石真武行宫祀道教玄天上帝，以祈消弥水患，保证农时。绍兴二十二年（公元1152年），尚书张汝锡修建东岳行宫，以祀道教四方神之一的东方青帝。知州倪思很敬重天庆观道士陈以文。理学家朱熹敬重道士苏绍成。真武庙又成为宋代泉州“郡守望祭海神之所”，商人外出经商，企求神灵保佑，香火旺盛，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宋代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

　　道教老君造像（见图39-2）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道教石雕——老君造像位于泉州市丰泽区清源山风景名胜区主景区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老君石像高5.1米，厚7.2米，宽7.3米，席地面积为55平方米。石像头戴风帽，额纹清晰，两眼平视，鼻梁高突，右耳垂肩，苍髯飞动，脸含笑容，左手依膝，右手凭几，食指与小指微前倾，似能弹物，背屏青山，巍然端坐，更显空山幽谷，离绝尘世。头、额、眼、髭、须等细雕刻独具匠心。整个石像衣褶分明，刀法线条柔而力，手法精致，夸张而不失其意，浑然一体，毫无多余痕迹。逼真生动的表现了老人慈祥、安乐的神态，因而成了一种健康长寿的象征。中外艺术家把它视为东方石雕艺术珍品，莫怪四方游客慕名而来。

图39-2 老君造像

　　老君造像雕于宋代，据《泉州府志》记载：“石像天成，好事者为略施雕琢。”老君造像原先有一座高大的道观围护，规模宏伟的真君殿、北斗殿等道教建筑颇为壮观，后来道观被焚毁，老君岩便露天屹立，与大自然浑为一体，它的健在，足以证实誉称“世界宗教博物馆”的泉州古城，在宋代的道教文化是十分发达兴盛的。

　　元代，元太祖和元武宗均尊崇道教，经常赐封著名道士，所以元代泉州的道教也很兴盛。《元典章》载，道士可免除差役，为元泉州道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典章·礼部》载，中央设宣政院、功德使司两个衙门，专门管理“和尚先生”（包括僧人和道士）等各门宗教僧人，且在地方各路、府、州、县设置下属机构，称僧录司、僧正、都纲等，具体管理地方各门宗教。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元朝廷又同意各处路、府、州、县的寺观，推举“有德行，知佛法”的长老，由“众和尚（包括道士）保举”，经有司批准而季任为“僧官”，以处理寺庙宫观内外事务。

　　至元十八年（公元1218年），著名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时膺任福建行省左丞，与受道学影响极深的兄长蒲寿晟，两人“协力捐财”，重建清源纯阳洞道、佛寺观。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蒲寿晟之孙蒲一卿与万户孙信斋，再次协力修缮清源山纯阳洞道、佛寺观，至今名留摩崖之上。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改泉州天庆观为玄妙观。

　　明代，据《续通志·职官略》记，中央置“道录司”；府置“道纪司”，设都纪、副都纪各一个；州置“道正司”，设道正一人；县置“道会司”，设道会一人。明朝朝廷这种管理道教事务的官史，一般由道士充任，只设官职，不给俸禄。泉州“道纪司“设在玄妙观。

　　明朝前半期，道教仍然盛行，泉州修建不少的宫观，如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重修建紫帽山金粟真观。惠安人杨必禄、张崇道重建惠安东岳行宫。乾隆《泉州府志·坛庙寺观》记，明初，有纪道士寄寓泉州玄妙观，其徒为著名道士董伯华。明朝中期，封建统治思想支柱是儒家思想，视道教为异端，但又强调“神道设教”以助教化，又吸收道教某些思想来充实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有效工具。故明朝中后期，上层道教虽然逐渐衰微，然民间道教仍然十分盛行。如永乐（公元1403年-1424年）、天顺（公元1457年-1464年）、成化（公元1465年-1487年）年间，屡次修建泉州紫极宫；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道士吴云靖于紫帽山建古玄室；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重修德化崇道观；宣德年间（公元1426年-1435年），李森建安溪清溪宫；景泰年间（公元1450-1457年），道士陈静怀重建惠安科山寺；天顺年间（公元1457-1464年），李森兴建龙津观。

　　明代泉州也出现一些著名的道士，如吴云靖、董伯华。董伯华，晋江人，得道于吴云靖，后尸解清源山紫极宫。伯华在世，“赠所善郭姓风、雷、云、雨诸画像，及雷石一块，磨水可以愈疾”。这四幅画像，被称为“四顾眼”，即欣赏者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画中的风、雷、云、雨诸神的两只眼睛，都与欣赏者的两只眼睛相对，所以称“四顾眼”。堪称明代泉州地方图画之绝技。如今，这四幅画仍然完好保存于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我国民间早有雷公的传说，以为雷公一手拿斧，会从天上打下来。汉代山东武氏祠石室的石刻，便有雷神像。宋朝沈括的《梦溪笔谈》云：“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云雷神所坠，多于震雷之下得之”。这就是说，远古人类的石器埋于地下，雷雨后因流水冲刷，露出地面，被人发现，不知为何物，大惊小怪，于是便产生迷信，甚至要用雷公的威力来避邪治病。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把雷公石列为药物之一，并注明其功能是“主大惊失心，恍惚不识人”，其用法是“并石淋，磨汁服，亦煮服”。

　　泉州的雷公石，其实是新石器时代的石锛，呈长方形而扁平，长14。3厘米，最阔处6。3厘米，最厚处2。2厘米。刃口一面斜削，另一端原应是平的。但已被磨水治病，磨成浑圆了。

　　明代泉州也出现一些著名的道教学者，如进步思想家李贽、官绅陈用宾、解元李光缙等。

　　清代，最高统治者采取重佛抑道的政策。乾隆皇帝时，正一真人的官阶由二品降到五品，并禁止其差遣法员传度。又限制天师的的职权，只准许他统驭本山道众。道光皇帝时，宫廷停止了传统的天师朝觐礼仪，上层道教的地位日益衰微。但是清朝统治者仍然继续利用民间道教，作为维护其统治的补充。所以泉州的民间道教仍然流行。据《皇朝文献通考·职官考》载，清朝道教职官承袭明制。泉州“道纪司”仍设于元妙观（康熙间避讳改名）。明清时，泉州正式道士必须到江西龙虎山天师府受箓，方能取得道职。

　　清廷为了“有助教化”的目的，对泉州一些重要的宫观屡加修缮，因此一部分道教宫观得以保存。如元妙观、东岳行宫、府（县）城隍庙、北帝庙、法石真武庙。清代泉州地方朝廷也对一些重要道教观，提高祭祀规格以利教化。如清初对府、县城隍庙进行春秋二祭、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对泉州城里三教铺龙宫庙的城隍神，敕加“昭威”封号。

　　清代，泉州也出现一些著名的研究道教的学者，如康熙年间的“宰相”（民间的称呼）安溪人李光地。

　　清末以后，泉州的道教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及受外来宗教文化（基督教、天主教）的冲击。特别是20世纪20、30年代，泉州地区曾经出现破除迷信的运动，民间道教受冲击最为严重，许多宫观、礼器遭毁，道士有的被迫改行，多数则散布于民间，为人斋醮、度亡、做法事度日子。因此很难找到有关道教理论修养较高的道士。据民国初年统计，泉州城及近郊的道士尚有二三人。即使是泉州最早、最大的道教宫观——元妙观，也中是在三清殿里住着几个外省来的全真道士，亦因与本地世俗化了的道士不和，住观不久即纷纷离去。其时，地方不靖，军阀混战，土匪猖獗，宫观常为驻军占据，而山林岩洞更为土匪巢穴。民国八年（1919年），泉州清源山南台岩道士杨吾善，即为土匪劫杀。

　　民国初期，泉州道士必须到江西龙虎山受箓，方可取得正式道职。后来此制度逐渐废弛，而简化为抄写受箓捷报、路引、关文、符箓作为入道手续。泉州的道士分为中尊，绅士，通过评议认可，并向“道纪司”和朝廷有关部门备案，称“纳尊”。经“纳尊”仪式，方可承认为“中尊”。

　　泉州、晋江、南安等地，历来是富庶侨区，民间道教很盛行。本地的道士多为正一派，又多为在家道士，不持斋。这些道士《正一经》，崇拜鬼神，画符念咒，驱鬼降妖，祈福禳灾。这些世俗化的正一派道士，与外地来的全真派道士有矛盾。如泉州城区元妙观的前殿为外地全真道士住持，主张修持，祀三清，但经济收入甚微。而后殿为本地世俗化正一派道士住持，为人做法事，经济收入甚丰。因此观内两派道士经常摩擦，后经泉州地方著名绅士探花黄贻揖调解而一度趋于缓和。但前殿全真派道士因收入微薄，生活无道，先后离去。至于各县和乡间宫观的道士，全靠所在地做法事维持生计。

　　民国时期，泉州道教表现了儒、道、释合一的特点。这个特点，早在宋代开始出现，经元、明、清，可以说合儒、道、释而形成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神团系统。在这个神团系统里，有孔夫子、关夫子、玄天上帝、如来佛祖、菩萨、十八罗汉、地府阎君、祈仕妈、保生大帝、天妃、不知名的王爷、夫人妈，以及历史人物蔡襄、张巡、陈元光、郑成功等等。可谓儒、道、释和杂神济济一堂。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十分普遍，而特别著名的有泉州城门内南门天妃宫和石狮永宁镇的虎岫寺。因此，一些道教宫观逐渐被改造成以祀佛为主的寺庙，同样，也有一些佛教寺庙被改造成为道教神仙为主的宫观。这成为当时泉州道教传播的一大特点。

　　明、清时期，随着台湾的开发，许多泉州人渡海到台湾垦殖，道教也东传台湾。同时，西方殖民者东来，占据东南亚各地，为了掠夺当地资源，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其时，苦于官府压迫和战乱的泉州人，迫于生计，大量移民东南亚各国。鸦片战争后，根据不平等条约，有更多的泉州苦力被往东南亚、美洲和澳洲。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从泉州迁徙数万人到台湾垦殖，他的后代继续从泉州移民台湾。施琅统一台湾后，又迁移许多泉州人开发台湾，这些泉州的移民带去了泉州的道教信仰。如石狮市永宁镇城隍庙分炉台湾鹿港等地，多达100多座；安溪县城隍庙分炉台北等地，多达200多座。据《泉州市华侨志》载，1841年至1875年，泉州地区出洋人数达164280人，年平均出洋人数4694人；1906年至1911年，泉州地区出洋人数达198377人，年平均出洋人数达33063人。泉州的道教文化亦随移民向世界各地传播。

　　道光年间，有泉州籍人在新加坡建立道教天公坛、天福坛、天福宫。民国14年（公元1925年），泉州岳庙道士陈高迨旅居新加坡，设立混元道堂，传播道教文化。陈高迨的第三子陈国显、四子陈国铭父职。故今日新加坡的道士，均为陈氏的嗣传。法国汉学家施舟人教授，研究道教法事仪式，赴新加坡拜陈氏为师，成为陈氏道家第24代嫡传弟子。

“儒  教”

　　中国的儒家学说究竟是一个学术流派，还是一种宗教，学术界历来争论不休——认为儒家是“儒教”的人认为，儒家学说本来只是一门学问，但自从汉武帝利用政治权力定儒教于一尊，孔子学说便宗教化了。孔子的言论因为政治的强制而成了不容置疑的类似于戒律的东西。隋唐时期，“儒”开始与“释”、“道”并称为三教。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儒教体系最终完成于宋代。它以中国封建伦理“三纲五常”为中心，吸收佛教、道教的宗教思想和修养方法，信奉“天地君亲师”。有当代学者专门撰文《儒教就是宗教》，从崇拜对象、戒律、因果规律、天命观、修炼方法5个方面找出儒家与基督教的类同之处，以此证明儒学就是“儒教”。

　　我们常说的“三教九流”中的三教分别是儒、道、释（佛）三教。儒教的传统也非常久远，儒教并不是儒家。儒教以儒家思想为最高信仰，为儒家学者所推崇，历代儒客们尊孔子为先师。魏晋南北朝开始正式称为儒教，清代儒家宗教化的“孔教”也属于儒教分支，儒教有着显著的中国文化特点，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思想。

　　儒教偏重于人文建设，对神祇的尊崇感不如道教和佛教那么明显，所以跟我们感受的其他宗教有些不一样。儒教中的山川河流也都有对应的神祇，体系和道教类似，但是名字不同。另外儒教以天子为领袖，以孔子为尊师。天子总要换来换去，有点像现在的教皇。儒教尊崇的最高天神是昊天大帝，东方神是青帝灵威仰；南方神是赤帝赤熛怒；中神是黄帝含枢纽；西方神是白帝白招拒；北方神是黑帝汁光纪。

　　在其他星神和山川河流神中，儒教和道教差别比较大一些。儒教的地神为皇地祇，并没有明确指出是谁，但是道教中皇地祇则有全名“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另外还有记载后土娘娘即是女娲，也称女娲氏、女希氏，是华胥氏之女、伏羲之妹兼妻子。

　　泉州历史悠久，府文庙是最重要的文化古迹之一，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庙及相关广场规模宏大，2016年央视春晚曾在这里设分会场，足见其在泉州和全国影响力。文庙在全国各分布广，而泉州府文庙以建筑规模、历史地位而独树一帜。

　　泉州府文庙（见图39-3）位于百源川池畔，初建于唐代开元末年，和著名佛教庙宇开元寺年代相近。 在最早期，泉州府文庙并列在现址。现在看到的府文庙建筑群是在公元10世纪中末期，也就是北宋太平兴国初年移建。

图39-3 泉州府文庙

　　走进府文庙，院落大，植被茂密，大殿前有一个池塘，中间有一座石桥，桥头通向文庙，而文庙前面，左右各有一颗郁郁葱葱的大榕树护卫，显得生机勃勃，在给古老的庙宇殿堂增添一抹鲜亮的色彩，对比强烈，景色怡人。

　　清康熙皇帝御书“万世师表”、雍正皇帝御书“生民未有”等多块大型牌匾挂在正厅上面，彰显出孔夫子杰出的历史地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夫子育人，尽管有些观点与现代思想并非完全相容，但是教育鼻祖地位，无人撼动，令人钦佩！

　　文庙大殿内布满梁柱和牌匾，中间是孔夫子立像，最近立像两块牌匾上书“万世师表”和“道洽大同”，前者较易理解，后者略为晦涩，一般认为是指儒家思想和古代理想社会相融洽吻合，这种理想社会秦汉儒家学者多有臆想。

　　“泉州历史名人纪念馆”设在文庙西庑，陈列有唐、五代、宋、元、明、清等朝代文化名人。这些人物从各个历史时期反映出泉州人文荟萃、人杰地灵，在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以及海外交通、国家统一等领域为社会以至世界作出重大贡献。展品使用现代彩色腊像工艺制作，配以精制各时代服饰，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泉州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关帝庙（见图39-4），位于涂门街，与清净寺毗邻，每年前去进香的都有数十万人，其中不少是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泉州关帝文化作为闽南文化乃至闽台文化重要的一支，为促进海峡两岸民间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39-4 泉州关帝庙

　　明太祖朱元璋信服关羽，下令泉州七个城门要建七座关帝庙。当时泉州刚经历改朝换代，经济不发达，要建一座庙不是很有能力，就将这间水神庙换作关帝庙。这样，从明初到现在已有600年的历史。

　　600年来，泉州七个城门的七个关帝庙香火兴盛。由于当地人非常信仰关帝，除了这七座庙外，各处街道都建了一些小庙宇。到了清末，泉州城服侍关帝的庙宇达到了100多座。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今仅剩下了几座，而香火最盛的依然是这座通淮庙。在很多人心目中，关公是神通广大、有求必应的神明。因此，不论是婚姻、生意、疾病、求职，他们都要到关帝庙抽签，希望得到指点，以求心理上获得安慰，而签诗就成了人们与神明沟通的方法。

　　与其他寺庙相比，关帝庙的这部签诗文字更文雅，内容更丰富，这无疑也吸引了更多的信徒。

　　宋元以来，泉州当地商业贸易盛行，传统商业文化强调经营者要具有“守信用、重承诺”的美德，而关公形象则成了这种美德的代表，被奉为商业的保护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武财神”。凡作生意的人，都要到庙里来求财祈福，并捐一些香火钱。

　　现存庙宇为民国十六年（1927年）重修，1986年至1990年再次进行全面整修。庙座北朝南，由武成殿、崇先殿、三义庙三座并排的庙宇组成，均为三进，建筑面积1300多平方米。

　　民国三年（1914年）大规模重修时，将三义庙前殿退后同主殿的前殿并列，使三座神庙连成一体，形成结构对称，庙形壮观的建筑群。

　　修复后的殿宇，装饰精美的木雕、石雕和泥塑，屋脊剪瓷龙雕，造型各异，其间配有花鸟走兽，体现闽南古建筑的艺术风格。

　　通淮关帝庙始建年代和初始规制无考，相传建于南唐至宋代。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长史李一德重修，时庙有左、右堂，各有前厅、正殿、后殿三进；左堂祀寿亭侯（关羽），右堂祀平浪侯晏。明·万历（公元1573-1619年）间，右堂改为三义庙，祀刘、关、张，附祀诸葛。

　　古代泉州，发生大瘟疫时，都要抬出关帝像出巡，最近一次是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举行。当时鼠疫流行，泉州通淮关岳庙董事会组织关帝出巡，关帝坐十六抬大轿，前面是二帝岳飞，坐八抬大轿。沿途民众纷纷跪迎念祷，争相出钱替换抬轿者（俗信抬神轿可免灾祸）。人山人海，沿途民户设香案迎接，鞭炮声震耳欲聋。

　　1949年之后，大多数关帝庙或关闭坍塌，或改为他用，但关帝信仰并未消失。民间相信关帝具有司命禄、佑科举、治病除灾、驱邪避恶、巡视冥司、招财进宝等功能，因此各行各业都信奉他。不少人把关帝神像放在家中奉祀，或在关帝庙门口烧香叩头。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是如此，泉州通淮关帝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改为工厂，神像被毁，而信徒们仍成群结队在庙前空地，叩头祈愿；或晚上悄悄前去礼拜。每逢节日，庙前人山人海。人们结拜兄弟时，要去关帝庙换金兰谱，发誓仿效刘、关、张“桃园结义”，永不变心。做买卖的视关帝为财神，希望互相间以义气为重，和气生财。航行于海上的人除奉祀妈祖外，在船中也往往奉祀关帝。生病时，要去关帝庙占卜抽签，甚至祈雨也找关帝帮忙。

　　通淮关岳庙历来是泉州官绅祭祀武圣专庙，是泉南著名古迹和道教庙宇，也是福建省现存规模最大的武庙，驰名海内外，分灵遍及台、港、澳和东南亚。

　　关帝信仰当年通过移民传入台湾。在台湾先民的心目中，关帝作为来自故乡的神明，既能一如既往地保护他们，还是他们心目中故乡文化的一种象征。因此，台湾先民对关帝信仰的认同也是一种对故乡文化的依恋和对故乡文化的认同，这也是关帝信仰在台湾得到广泛传播、盛传不衰的原因。

　　泉州最早的府城隍庙“故址旧在（泉州府）治东萼辉铺（镇抚司巷），（北）宋·嘉佑二年（1057年）侍郎赵涯建，名明烈王庙。”

　　20世纪50年代，府城隍庙逐步破损，但建筑群基本保存完整。后来改作麻袋厂，1972年拆庙创办小山小学（现新村小学），故现仅存后殿。1974年麒麟壁移至泉州开元寺西塔东北侧加以保护。

　　有明一代，城隍信仰进一步得到普及。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在土地庙，所以对土地神的上司——城隍，极为崇敬。他为城隍钦定官职，封京城城隍为帝，开封城隍为王，府城隍为威灵公，州城隍为灵佑侯，县城隍为显佑伯；并规定新官上任，须斋戒沐浴祭祀城隍，宣誓忠于神明、忠于职守，才能入衙理事，且逢每月初一、十五，地方官员都应祭拜城隍，以阴阳互为表里，实现人神共治。因此全国掀起一股建庙、封神的热潮。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6·祠庙志》载：“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封鉴察司民显佑伯。三年（公元1370年），改称城隍之神。四年（公元1371年），知府常性重建。永乐间（公元1403-1424年）晋江知县宋仲祥、正统间（1536-1449年）知府熊尚初、正德间（公元1506-1521年）知府葛恒继修。”

　　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泉州大旱，南门桥十字街又发生特大火灾，燔民居370余间，促使泉州知府俞咨伯广邀名家方士，相地堪舆，仔细审察泉州的山川形势，郑重选定新址重建城隍庙。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6·祠庙志》载：“在（泉州）府治北，即资寿寺……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旧庙）改参将署，知府俞咨伯改建今所。”今址即北门模范巷与县后街交界处资寿寺故址（今新村小学址）。庙前通道旧称城隍口街。

　　清代，泉州府城隍庙岁增春秋二祭。乾隆间（1736-1795年），修中、前二殿、东西两庑及六贤祠（后添祀郑公，改称七贤祠）。三十四年己丑（1769年），再修山门，移水沟。道光十年（1832年），府城隍庙最后一次大修。整个城隍庙形成了山门、前殿、中殿及后殿的庞大建筑群，占地十余亩。其规制同府衙，甚为雄伟壮观。

佛  教

　　泉州被称为“泉南佛国”，佛教在当地有极深的信仰基础。朱熹称“此地古城佛国，满街都是圣人”。

　　在泉州，最早有佛教庙宇的地方是南安丰州，它在晋太康九年（公元288年）就在九日山下建了延福寺。在这个地方，佛教的遗物也特别多：在这里发掘的南朝古墓，墓砖印有佛像；九日山下的金鸡桥畔，至今还有唐刻护桥武士像；泉州石刻佛像不少，但最早的一尊，当推九日山上的五代石佛座像。

　　东汉末年，中国江南地区也有了外来的僧侣译经传教者，据《高僧传·康僧会传》载：“孙权闻其才慧，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当时执掌江南的孙权崇佛，据传还曾为世居“天竺”的僧人康僧会到其都城“建业”（即今南京）传教建了“建初寺”。其时，泉州已有属建安郡的“东安县”的建制（公元260年），并于晋太康九年（公元288年）在当时县治地的“九日山”始建了泉州最早的佛教寺院“延福寺”。南朝时，印度高僧拘那罗陀也到延福寺翻译佛教经典。

　　隋末皇泰年间（公元618-619年）建的安海“龙山寺”，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建的开元寺等佛教寺院出现。

　　唐、五代时，随着泉州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统治阶级的提倡，从唐末五代“闽王”王审知的“誓愿归佛”至先后主政泉州的留从效、陈洪进等的尊佛，使泉州的佛教发展呈上升兴旺态势。在增建开元寺之后，又在城东隅增建了“承天寺”等。

　　在唐代，泉州的佛教就相当发达。著名的开元寺建于唐垂拱二年。南安高僧义存创建的闽侯雪峰崇圣寺规模宏大，常住僧侣达1000五百多人。义存的弟子神晏，是福州鼓山涌泉寺的开山祖师。还有玄沙师备、长庆慧棱、洞岩可休、安国弘滔等弟子，或为名山丛林住持，或有佛学专著传世。唐代著名的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其中也有泉州高僧昙静相追随。

　　延至五代，王延彬统治泉州期间，倡建的寺庙多达二十余所，著名的承天寺、崇福寺、资寿寺（清初改为城隍庙）都是在这一时期建造的。

　　现在，承天寺、崇福寺与开元寺并称泉州三大丛林，在闽南乃至整个东南亚，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至唐末，佛教建筑寺庙在“泉州”辖区内，就有数十座。而且出现不少高僧，翻译大量经典，佛学著作也不少。

　　宋朝，与“泉州港”的兴盛相呼应的缘故，佛教发展仍呈上升态势。据《泉州府志》载：“泉当宋初，山川社稷不能具坛，而寺观之存者凡千百数。”可见在宋之前，泉州是佛、道俱兴，有“寺观”、“千百数”。其间又在城东北隅增建了“崇福寺”等佛教建筑，并将“开元寺”的原有两座木塔改建为石塔，完成泉州唐宋时期“三大佛寺”建筑——开元寺（见图39-5）、承天寺、崇福寺，从这一角度而言，也标志着泉州佛教发展鼎盛阶段的出现。

图39-5 泉州开元寺东西塔

　　泉州开元寺，始建于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邑人黄守恭舍建寺，初名莲花寺，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更名开元寺。现存主要建筑系明、清两代修建，占地面积78000平方米。建筑中轴线自南而北依次为紫云屏、山门（天王殿）、拜亭、大雄宝殿、甘露戒坛、藏经阁。东翼有檀越祠、泉州佛教博物馆（弘一法师纪念馆）、准提禅院；西翼有安养院、功德堂、水陆寺；大雄宝殿前拜亭的东、西两侧分置镇国塔、仁寿塔两石塔。开元寺与承天寺、崇福寺并称为泉州三大丛林，是闽南著名古刹之一，也是福建省内最大的寺庙。

　　开元寺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文物古迹。寺内文物丰富，看点颇多。大雄宝殿雕塑技术高超，尤其是粱槽间的24尊飞天乐伎，在中国国内古建筑中罕见。殿前月台须弥座的72幅狮身人面青石浮雕，殿后廊的两根古婆罗门教青石柱，同为明代修殿时从已毁的元代古印度教寺移来。大殿内用近一百根海棠式巨型石柱支撑殿堂，俗称“百柱殿”，殿内供奉的五方佛像，法相庄严，是汉地少有的密宗轨制。大雄宝殿之后的甘露戒坛，系中国现存三大戒坛之一，坛之四周立柱斗拱和铺作间的24尊木雕飞天。

　　雪峰禅寺（见图39-6）座落在南安杨梅山中东南坡大山凹。乾宁元年（公元894年），名闻天下的义存禅师，以73岁高龄从吴越游历归来，返闽途中忆念父母生育之恩，即归南安杨梅山，就父母坟墓所在，搭建庵舍以奉香火而资冥福。庵舍绵历岁月，几经兴废。200余年后，北宗徽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泉州教谕、南安籍人黄祖舜崇仰义存，上杨梅山寻访祭拜义存父母坟，在坟前竖立一块石碑，上书“雪峰父母坟”，并植柏树在坟旁。雪峰之名开始在杨梅山出现。又过百余年，南宋淳佑三年（公元1243年），天赐和尚由于追慕义存和尚，爱人之心施及父母山川，来到山中坟旁创庵，自号“枟拙三筑“”，静修守坟。后又募化扩建。人称白马坟庵。此后数百年间，寺宇几经修葺扩建，蔚成规模。世称此寺庵为“小雪峰”，闽侯雪峰寺为“大雪峰”。

图39-6 南安雪峰寺

　　宋代以后，因统治者倡导儒道释三教合一，泉州的佛教渐趋世俗化，但仍继续发展，直到清朝泉州的佛教才逐渐衰落。

　　民国时期泉州出了不少著名僧人，他们大都出洋弘扬佛法。尤为著名的是弘一大师，1929年，弘一大师首次来泉州弘传南山律宗。此后，先后住过泉州承天寺、开元寺，百源诚，晋江草庵、福林寺、澄亭院，南安小雪峰寺、慧泉寺、灵应寺，惠安净峰寺、灵瑞寺，永春普济寺等。跟他学律的有瑞今、广洽、圆拙、妙莲等人。1942年10月，弘一大师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弘一大师在佛学、书法、金石、音乐、诗文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被誉为南山律宗一代祖师。

印 度 教

　　秦汉时期，婆罗门教的势力已初植于越南南部，汉初建立一个婆罗门教统治之国家于此。婆罗门教有可能于秦汉时期在华南作蠕动式的传播，其苦行的教徒已把其教传播于华南。对狗的崇拜，是婆罗门教的遗风。爪哇发现婆罗门教石雕狗像，中国的海南岛、广州和泉州教有膜拜狗将军的小庙，可能是婆罗门教的遗绪。泉州临漳门外（新门外）的“石祖”（俗称“石笋”），由五块石头组成，高3米多，底周长4米多，可能是早期婆罗门教的遗物。《晋江县志·古迹》记，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宋守高惠连以私憾击断为二”。可见泉州的“石笋”于11世纪初就已经存在，早于十二三世纪南印度出现的印度教林加派。宋初，泉州人认为“石笋”与风水有关，因为它既象征着生命的再生，与婆罗门教湿婆神的功能是一致的。后来泉州“石笋”的崇拜融入民间信仰，人们认为对它崇拜可以人丁繁衍，仕进发达，所以保存至今。

　　伊理《印度史》载，元初南印度马八儿国王孛哈里，与其父不和，偕其妃来泉州寓居。《元史·马八儿国》云，“世祖至元间……占城、马八儿国新村马头”。马八儿国在南印度，在泰米尔人的居住区，流行泰米尔文石刻。1981年，经日本大阪大学斯波义信教授翻译，译文大意是“向庄严的褐罗致敬。愿此地繁荣、昌盛。时于释迦历1203年哲帝莱月（公元1281年4月），港主挹伯鲁马尔……由于察哈台枣罕的御赐执照……并愿吉祥的察哈台枣罕幸福昌盛”。碑文中的“褐罗”，即印度教的湿婆神。本碑文是承蒙元延颁发御赐执照的机会一并向最高神灵婆神致敬的祝词纪录。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正门顶上的“御赐佛像”印度石雕，是出于同一座湿婆神庙的。

　　泉州城区发现的元代印度教寺的石构件，大多集中于南校场、通淮门附近和城西北隅。这表明元代泉州的印度教寺庙，祭坛有多处。泉州出土的印度教神话故事石刻，反映了泉州的印度教有不同的派别。如开元寺大雄宝殿后回廊的两根十六角形石柱上有毗湿奴的雕像，南校场上出土立姿毗湿奴雕像和摩罗、猴王哈努曼的石雕门框石。这一切表明元代泉州有印度教毗湿奴教派创建立毗湿奴神庙。印度教湿婆教派崇拜男性生殖器，又视牛为神圣，泉州发现的元代湿婆石雕神像、“磨盘”石雕和石牛。这表明元代泉州有印度教湿婆教派创建的湿婆神庙。

　　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郑和下西洋至锡兰，永乐皇帝封赐邪把乃那为锡兰王，在位52年（公元1410年-1462年），与明朝保持长期的朝贡关系。乾隆《泉州府志·文苑》云，“世拱显……本锡兰山巴来那公之后，康熙癸已（公元1713年）恩科举人……纂《十三经注疏》……设教于小山丛竹亭，执经问难者屡满户外”。1925年，泉州城北县后街白狗庙的焚纸炉上，发现两方印度教湿婆教派（12世纪分裂出来的林加教派）的“磨盘”、牛、象、尊者和蜘蛛等石雕。石雕里的神话故事都盛行于古代的锡兰。这一切表明，在明代泉州县后小山丛竹亭附近有一座印度教祭坛之类的建筑。

　　1996年12月，泉州城北清源山东南麓的东岳山（射击场），发现世氏家庭的墓葬地，计发现“世家坑”崖刻、“文黄世嘉坑石桥”，以及“锡兰故教为□□□、孺人变官□□”、“锡兰 宗什、敦岸世公祖坟”、“锡兰 何公祖坟”、“清世母翁氏坟”、“清植轩世公茔”、“世府君、黎孺人祖坟”和“缙甫世公祖坟”等墓碑。这个重大发现为研究锡兰巴来那后裔在泉州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实物资料。

　　20世纪20年代以来，泉州城区出土和发现大批印度教石刻，它们是湿婆神庙、毗湿奴神庙和祭坛的建筑构件。如十六角形石柱、半人半兽柱础、哥林多式柱头。半鸟半兽门楣石、莲花瓣门框石、圆弧形屋盖石、雕刻湿婆神像的壁龛石、雕花梁架石、兽面人石雕、人面羽翼石雕、人面狮身石雕、毗湿奴立雕石像、石卧牛，以及十六角形石柱上雕刻的印度神话故事和刻有“御赐佛像”的门楣石，等等。

　　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后回廊上，立有两根十六角形印度教石柱，柱分成上中下三部分，分刻成四面，每面各刻一个圆盘，圆盘内浮雕印度教神话故事和图案。神话故事的内容大都出自公元前10世纪的印度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和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如毗湿奴骑金翅鸟救象王，杀死鳄鱼的神话故事；毗湿奴以十臂人狮的相貌出出，擘裂凶魔的神话故事；阎摩那河七女出浴神话故事；顽童被系，用力拉倒魔树的神话故事；象与鳄鱼互斗千年的神话故事，等等。大雄宝殿前拜坛的须弥座束腰部，砌有73方印度教的狮子和人面狮身石雕，这些完全是希腊、印度的雕刻艺术风格。

　　泉州南校场附近发现的3方印度教龛石，石刻的内容分别出自《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如湿婆的妻子多尔迦在改变形貌，战胜巨魔将其踩在脚下的神话故事；毗湿奴的妻子德斯威里，伸张其四只手臂，趺坐在一朵恕放的莲花瓣座中的神话故事；湿婆化身立定在“磨盘”座前的神话故事等。在泉州通淮门城垣附近的城基，出土一对印度教门框石，面刻两道深沟，沟的两旁各刻四行斜形莲花瓣，两两相对。一方门框石浮刻一个身穿甲胄的武士，两耳垂肩，双手合十于胸前，右边放置一根棒形矛；另一门框石浮刻一只巨猿，左臂持一三叉矛。故事内容说的是英雄罗雄罗摩衍那在帮助苏格里瓦战胜委里，使哈纳曼仍旧恢复“猴国之王”的故事。

　　1934年，泉州南校场出土一尊毗湿奴立雕像，高115厘米，戴一顶高帽，两眼下垂，鼻梁高耸，两耳垂肩，有四只手，各持法宝，其中一只手作无畏状。上体袒裸，下肢似有罗衣束住，立在一个半月形的莲座上。还城北县后街白狗庙焚纸炉上砌着的两方印度教石雕，一为白象和蜘蛛斗争的神话故事，一为婆罗门甘地沙代替牧人放牛的神话故事。此外，开元寺大雄宝殿大门顶上的“御赐佛像”的石雕门楣石，是1281年马八儿国人挹伯鲁马尔、泉州港主创建湿婆神庙的石构件，成为明代泉州开元寺的名胜。明末泉州著名僧人木庵作开元寺“六殊胜”诗，即把“御赐佛像”作为佛教之物，列入开元寺的“六殊胜”之一。又把大雄宝殿后回廊的两根十六角形印度教石柱称“石柱牡丹”，作为开元寺的“八吉祥”之一。

　　泉州发现的印度教石雕，其故事内容系出于古代侨居泉州的印度人、锡兰人和马八儿人之授意，而雕刻艺术及风格，则受到泉州石匠工艺的深刻影响。石刻上常可以看到素为我国民众所喜爱的传统图案花纹，如双凤朝牡丹，狮子戏球、海棠形图案及菊花案、母鹿教子等。泉州这批印度教石雕，带有浓厚的古希腊艺术风格。如哥林多式柱头石、半人半兽柱础石、半鸟半兽门楣石、人面狮身间柱石，以及印度风格的用蛇作为图案的门框建筑石构件。这些泉州印度教神庙、祭坛的遗物，是中国与印度、希腊文化交流的物证。

　　泉州拥有的大量印度教石刻（见图39-7），在中国古代宗教石刻中非常罕见。不论其创作者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这些石刻的风格来源一直困扰20世纪的艺术史研究。如果没有新的考古成果出现，这一问题将永远是个谜。本文认为泉州印度教石刻的艺术风格可能源自南印度朱罗王朝。笔者将泉州的每一方石刻与南印度的相应石刻进行了比较，它们是泉州石刻源自南印度朱罗时期的艺术风格，但出自当地艺术家之手的有力证据。

图39-7 泉州印度教石刻

　　印度教寺遗址位处南校场泉州食品厂一带，靠近泉州旧汽车站。在宋元年间，这个名称为“番佛寺”的印度教寺是全国最大的印度教寺庙，建筑规模宏大，信众无数，可惜在元末泉州兵乱的时候遭毁，许多建筑构件之后被分散至各处，现在只留有一个遗址了。

伊斯兰教

　　宋元时期（公元960-1368年），中西海上贸易空前繁荣，外国海商之佼佼者首推穆斯林。他们不畏艰险，运来名贵的香料、药材，载去精美的丝绸、瓷器，促进了中西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四大发明及其他先进的知识传入西亚，并转播欧洲。伊斯兰的科学、文化与艺术也广泛传入中国。穆斯林的足迹遍及中国各大港口、城市，尤其在泉州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当时，泉州海上交通、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臻于鼎盛。它以”刺桐城“之名饮誉世界，在阿拉伯文、波斯文中则被称为”宰桐城“。数以万计的外国人慕名而来，其中穆斯林尤多，且集居在”蕃坊“，有的还因发展海上贸易有功而受到朝廷的奖赏。

　　穆斯林建筑了六、七座清真寺，专供其公用的墓地散布于市东南郊。迄今仍然屹立在通淮街的清净寺，隐卧于市东郊灵山的古老圣墓，以及尚存的数百块雕有阿拉伯文、波斯文、中文以及伊斯兰图案的碑铭，向人们默示着当年的盛况。

　　泉州清净寺（见图39-8）为我国现存最早、最古老的具有阿拉伯建筑风格的伊斯兰教寺，创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回历400年），公元1309年由伊朗艾哈默德重修。寺是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形式建筑的，现存主要建筑有大门楼、奉天坛和明善堂。寺内有明成祖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颁发保护清净寺和伊斯兰教的《敕谕》石刻一方，极为珍贵。

图39-8 泉州清净寺

　　伊斯兰教圣墓（见图39-9）位于泉州东郊灵山南麓，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山青水秀，绿草有茵，是穆斯林向往的胜迹。墓地正中有亭，亭中有两座花岗石雕的长方形墓盖石，墓盖底座环刻莲花瓣图案，简朴无华，衬托二位贤者的高洁品德。墓后是一个半月形回廊环抱墓室，据说这样象征伊斯兰象初月一样纯洁。据主建筑学家考证，为唐代柱式叫“梭柱”。回廊正中这方青草石雕琢的阿拉伯文石碑刻，记载了元代至治三年有一批阿拉伯穆斯林远渡重洋来到泉州，为圣贤修墓的过程，他们的这举动表达了对真主的尊从。

图39-9 伊斯兰教圣墓

　　为什么叫伊斯兰教圣墓？简单解释就是埋葬伊斯兰教穆斯林贤人的墓葬。相传唐朝武德年间，泉州湾有一次鳄鱼患难成灾，渔民不能出海打鱼，伊斯兰教穆斯林贤人来驱鳄，臂高擎，即有一群神鹰鼓翼而来，盘旋空际，爪抓巨石，向鳄鱼投掷，霎时石如雨下，击中鳄鱼，不死则伤，只好逃离泉州湾。泉州湾又恢复正常的海运。

　　当时泉州人感念神威法力，托庇安宁，信奉回教者甚多，又因海外交通发达，所以很多阿拉伯商人便定居泉州，并且与当地人通婚。现在泉州一带的回民还有四万多人，他们有的还保留着回教的习惯，有的已经汉化，穆斯林三贤、四贤就结庐在灵山并在此传教。他们死了以后也就葬在这里，因为夜里常有灵异之光发出，所以人们就称之为“灵山圣墓”。

　　墓上的石亭系1962年重建，墓周围还有一些历代的伊斯兰教徒的石棺墓，上刻伊斯兰教常用的“云月”图案或《古兰经》片段。墓前放有一天然巨石，风吹欲动，手推能晃，故称“风动石”，也是福建省三个风动石之一。回教徒们把它看作是真主安拉赐予平安的遗物。明朝嘉靖年间，泉州知府周道光在上面刻上“碧玉球”三字，后人又勒上“天然机妙”四个字，因此便构成了泉州一景“玉球风动”。

摩 尼 教

　　泉州万石山脚下有一座千年寺庙——草庵寺（见图39-10），草庵寺是我国唯一仅存的摩尼光佛、摩尼教寺庙，也是世界上现存唯一摩尼教寺庙遗址。这里香火鼎盛，吸引不少信女善徒来此。

图39-10 草庵寺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而万石山的“仙”，就是草庵寺里的摩尼光佛。石浮雕摩尼跌坐神像（见图39-11），作圆圈浅龛，直径1.68米，坐像身长1.52米，宽0.83米，头部比较特别。呈现辉绿岩颜色，长方形面孔0.32×0.25米，背有毫光射纹饰，呈现花岗岩石质，散发披肩，端坐莲坛，面相圆润，眉弯稍为隆起，嘴唇薄，嘴角线深显，形成下额圆突，显得安详自如；身穿宽袖僧衣，胸襟打结带，无扣，结带用圆饰套束蝴蝶形，而向两侧下垂于脚部，双手相叠平放，手心向上置于膝上，神态庄严慈善，衣褶简朴流畅，用对称的纹饰表现时代风格。

图39-11 摩尼光佛

　　据史料记载，摩尼教在我国旧称“明教”，公元三世纪波斯人摩尼所创始，其教义是杂揉佛教、基督教、祆教而成，崇拜光明，提倡清净，反对黑暗和压迫。唐武后延载元年（公元694年）传入中国。到明初，朱元璋嫌其教名上逼国号，遂驱逐信徒、毁坏寺院，摩尼教逐渐被其他宗教所融合。泉州草庵摩尼教寺成为仅存的珍贵史迹。

基督宗教

　　基督宗教何时传入泉州，文献没有记载。泉州发现较早的基督教碑，有元朝前至元丁丑年（南宋景炎二年，元代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正月，“戴舍王氏十二小娘”为其“故妣二亲”，郭氏十太孺、陈氏十太孺“合葬刻立的汉字墓碑”；有元朝十德十年（公元1306年）“管领泉州路也里可温掌教官兼住持兴明寺书写的墓碑“；和1313年的“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的主教西蒙墓碑；还有许多普通教徒的墓碑。但是随着元朝的灭亡，泉州基督教亦式微了。

　　近代基督教传入泉州，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基督教会把中英《南京条约》称为在华传教的“转机”，基督教乘机而入。近代基督教传入泉州主要有三派：

　　英国的长老公会传入泉州最早，势力最大。1856年，教士杜嘉德从厦门到安海传教。1863年，势力发展到泉州城内。然后逐步向晋江沿海、南安、安溪、永春、德化发展。至1900年，泉州地区的基督教会基本上属长老公会控制。

　　英国伦敦公会，1865年从厦门发展到惠安，势力集中惠安和晋北河市、马甲、罗溪一带。

　　美以美公会，1870年从福州传到永春。美国的安立甘教会，于1874年，从福州传入德化县城。这两个美国基督教会组织，于1896年，先后移交英国长老会管辖。

　　据泉州地区英国长老公会记事册统计材料，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泉州只有安海一个堂会，有教徒30人。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有安海、泉州两个堂会，有教徒143人。民国4年（1915年），有泉南、泉西等14个堂会，有教徒1655人。民国17年（1928年），有泉南等16个堂会，有教徒3375人。

　　同治时期英长老公会呈报英国总会批准，成立漳泉大会。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漳泉大会分为泉属、漳属两大会。民国4年（公元1915年），泉属大会再分为泉永、厦门两大会。这便是闽南英国长老公会史上所称的漳泉大会时期。民国7年（公元1918年），中华基督教会成立，闽南三大教派均参加。民国16年（公元1927年），成立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泉属华人牧师许声炎选为副会长。民国8年（公元1919年），成立闽南基督教大会，分五个教区，泉州地区有泉永区会与惠安区会，闽南基督教史称总会时期。民国18年（公元1929年），教会修改章程，组织机构分为五级，依次为总会、大会、区会、堂会和支会。为加强对教会的领导和便利传教，闽南英国基督教长老公会与闽南英国基督教伦敦公会合并。见图39-12

图39-12 泉州基督教泉南教堂

　　此外，泉州基督教还有一些小派别。如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其聚会日为星期六。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由长泰县人郭子颖传入泉州，在通政巷设会所，后移承天巷。有基督教聚会处（又称小群），是基督教分裂出来的别派，1938年，会址设金刚巷。晋江、南安、惠安等地都有组织。本世纪初，中国一些上层教民为摆脱外国教会的控制，民国24年（公元1935年），留美学生宋尚节创立恩典院，他们设有固定的礼拜堂。晋江、南安、安溪和永春等地都有组织。

　　为便于对广大文盲教徒进行传教，英国长老公会教士宾为霖与美国美以美公会进行传教，以英文字母为基础，略加改变，缀成23个字母，又增加一个擦音字母，共24个字母，联缀切音。凡属闽南方言，均可拼读，称“白话拼音”。只要记住24个字母，不认字的教徒，都可以读《圣经》。又编写白话拼音《厦门音字典》，对外国人读汉字也起方便作用。

　　清末以后，泉州社会上还流行妇女缠脚的陋俗。教会反对妇妇缠脚，教徒的女孩不得缠脚，这就起着移风易俗的革新作用。泉州地区、晋江、南安等地，民间婚、丧、喜、庆多铺张，积习难移，已成陋俗。基督教反对铺张浪费，教徒婚丧，仪式简约。

　　意大利天主教方济各会派于元初从欧洲传入北京，元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在泉州设立一个主教区，终元世，在泉州传播了50多年。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西班牙天主教会教士到泉州。清雍正年间被禁绝。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再度传入泉州。

　　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约翰·孟德高维奴，受东罗马教皇尼古拉斯第四之派遣，往东传播天主教。元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在汗八里（北京）建立中国第一个主教区。元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在泉州建立主教区，日辣多为第一任主教。元延佑五年（公元1318年），哲拉德和贝来格理诺继任。时泉州城“雄壮华丽”的第一座大圣堂，是一位富有的亚美尼亚主太建造的。元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鄂都立克同一位修士到泉州，他们看到泉州有两座教堂。同年，安德肋·贝鲁亚继任泉州主教，在他的任上又建造一座教堂，“堂中有办公室，足敷二十二僧之用。另有四室，皆可为教务上高官之行台。”元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安德肋·贝鲁亚逝世。泉州主教区的继任人是意大利佛伦斯人哲姆斯和威廉·甘勃尼。元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欧洲大游历家马黎诺里到泉州，记述泉州有方济各会教堂三座。元至正十七年到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57-1366年），泉州发生“亦思法杭兵乱（亦思法杭兵乱）”，战火弥漫泉州、惠安、莆田、福清和福州。其时张士诚、陈友谅、朱元璋、方国珍、陈友定等兵起，泉州天主教得不到元廷资助，故哲姆斯主教离去。

　　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西班牙天主教奥士定会士德·拉达大主教到达泉州，向兴泉道官尹要求允许居留和传教，但遭到拒绝。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大学士叶向高邀请天主教艾儒略教士来福州，艾氏曾到泉州府城和永春县传教，吸收了数百名教徒。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天主教教士聂伯多到泉州传教。至崇祯末年，因教会以尊重中国文化为前提的传教方式，得到泉州士大夫和下层群众的支持，教会发展很快。时泉州地区有13座天主教堂。据阳玛诺《唐景教碑颂正诠》载，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泉州城东郊、水陆寺、东湖畔等三处，各发现一方十字架石刻，分别移入“桃花堂”、“圣堂”保存，这表明那时泉州城内有天主教堂。

　　以“西来孔子”著称的艾儒略，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得到福建士大夫的赞许，闽中流聚集福州与艾氏论道。《熙朝崇正集》收集闽中诸公赠艾氏之诗。据统计，赠诗的71人当中，有张瑞图等22位泉州的名流。张瑞图在诗里表明他对天主教学说的看法，认为天主教与孔孟之道是“相羽翼”、“互原委”的相辅互补关系。泉州举人张赓等人随艾氏为随行书记。张赓又为艾氏儒略《五十言余》、孟儒望《天文学略义》和龙华民《对若撒法行实》等西方天主教神父的神学著作校订和作序。此外，张赓还让自己的儿子张识至艾氏处，为艾氏的弟子执事。艾儒略又广泛接触社会下层的农、工、商，甚至异教的僧侣亦不排斥。见图39-13

图39-13 泉州天主教墓碑石

　　明永历三年（公元1649年），艾儒略逝世。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控制福建传教事务，他们否定艾氏的传教方式，“禁止祭孔、祭祖先”。清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罗马教廷通过特别通义，支持福建宗座主教颜珰提出的禁止中国教徒“用中国礼仪”。于是康熙皇帝下令驱逐颜珰出境。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雍正皇帝下谕，禁止传习天主教。自雍正至道光间的一百多年间，天主教被禁绝了。

　　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西方传教把这个条约看作“好像一朝出离幽冥，重睹青天”，天主教再次传入泉州。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西班牙多明我会派教士由厦门到泉州传播天主教，因为受泉州民众的抵制，未能开展传教工作。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天主教福建教区分为福州和闽南（即厦门）两个教区。泉州属厦门教区管辖。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西班牙多明我会遣教士斯拉宾·莫牙，自澳门抵漳州。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厦门教区黎亚尔派莫牙（华名任道远）神父到泉州传教，住持泉州天主教堂，发展教徒黄廷标等人。时教堂在城内奎霞巷。莫牙神父擅长建筑设计，自己设计哥特式教学一座，在教徒陈光纯的捐资支持下，教堂坐落于花巷许厝埕，至今犹存。

　　泉州的旅菲华侨很多，其中有不少是天主教徒，他们热爱教会事业。如著名的陈光纯、洪明炭等人，以财力襄助教会。民国11年（公元1922年），莫牙神父为发展教会事来，倡议在泉州举办天主教会学校。陈光纯奉献自己的大部分居屋作为天主教会启明女子校舍，并承担全部办学的经费。莫牙祖父兼任校长。陈光纯长女陈慈义任教务长和总务长，陈氏第三女陈淑美、四女陈淑玑，亦在学校任教。还有其他教员20多人，师资力量较强，如龚念平、伍乔年、吴藻汀、张仰薇等人教学质量较高。启明女子完全小学，后又扩大办师范班，增设初中部，创国文专修院等。吸引了厦门、漳州、晋江和南安的天主教徒的子女上学。此外，20世纪20至40年代，晋江的青阳、石狮和永春等地，都有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