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翔云著《望洋兴探》(遗作)| 第三十八章 陶瓷之路【校友文萃】

厦门 初30组 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在宋元时期，支撑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大宗商品，由原来的丝绸变为瓷器。“海丝”沿线国家开始以陶瓷代称中国。自Seres（丝）到China（陶瓷）的称谓变化，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陶瓷在海上丝路中的主导地位。那时，海上航行的大都是中国的商船，船中大都是瓷器商品。

　　宋代记述海上交通贸易等内容的《萍洲可谈》载：“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也就是说船中主要是瓷器，多得堆满船舱的所有空间，人晚上只能挤在货物上睡觉。尽管宋瓷出口量大得惊人，却还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导致中国瓷器一运到国外，立即身价倍增，价比黄金，成为外国人珍藏和身份的象征。为此，世界各国一些有心的商人、传教士和制瓷工匠来到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学习中国的制瓷技艺。《欧洲陶瓷史》等有关史料也证明，西方及日本、韩国等国家发达的制瓷业与中国存在密切的师承关系。在中国瓷器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制瓷工业从仿制到创新，均有了极大的进步，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兴盛与经济的发展。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瓷器以青瓷为主，尤以龙泉青瓷为重。龙泉本土青瓷研究专家方海、方岳在《日本的“龙泉青瓷热”与其体现的禅意美学特点浅析》一文中也指出：“尤其是在日本出土的13世纪下半叶（元初期）至14世纪中叶（元后期）的中国贸易陶瓷中，龙泉青瓷已经占主流地位，成为中国贸易陶瓷的代表。”

　　宋元及明初时期的龙泉城市面积达6平方公里，人口达十余万。街上商业兴旺，各种瓷器店铺林立，国内外来此做青瓷生意的商贩往来街巷，热闹非凡，是真正的瓷都。龙泉及瓯江两岸，是宋元及明初海上丝路内陆地区最主要的起始地。中国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在为《龙泉县地名志》作的序中说：“从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起，循海道一直到印度洋沿岸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东非沿海……无处没有龙泉青瓷的踪迹，这条漫长的‘陶瓷之路'，实际上就是中国陶瓷特别是青瓷开拓出来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八百里瓯江》一书指出：“八百里瓯江，历来是浙西南的水上交通要道，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是海上瓷器之路的重要节点。”

　　如果说输入番货是以原料、矿产等初级产品为主，那么两宋的输出商品则是以手工业产品为主。宋初出口商品就有“金、银、铜、铁、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等数十种，其后日渐增多，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纺织品，有绢、帛、锦缎、五色茸（丝线）等蚕丝产品，还有蕉布、葛布、生芋布等麻织品；陶瓷器，有碗、坛、瓫、罐、盆、钵等——为了扩大瓷器外销，福建泉州地区的瓷窑还专门生产特种瓷器以应外国需要；金属及其制品，如铜铁、铁块（条）及铜器、金银饰品等；日用品，有漆器、绢扇、针、梳、伞、席等；副食品，主要是茶叶，此外还有糖、酒以及荔枝、龙眼等干鲜水果。其中尤以纺织品、瓷器和铜钱为大宗出口商品。两宋因“钱荒”严重而多次下令禁止铜钱出口，但实际上照出不误。

　　正如北宋中叶张方平所说：“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其原因即在于当时的中国铜钱不仅是东南诸国的通用货币，而且也是南亚诸国的镇国之宝。“蕃夷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朱或所说：“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淘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说明瓷器确是大宗输出商品。精妙绝伦的丝织品更是探受域外各族民众的喜爱。南宋宁宗再次禁止铜钱出口，规定“止以绢帛、锦绮、瓷器、漆器之属博易”之后，丝绸外销量更加扩大。

　　在中国，制陶技艺的产生可追溯到纪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的时代，陶瓷的发展史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制作来体现的，并形成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它与人类历史文明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既是民族艺术与科学漫长的发展史之缩影，也是当时社会生活及文化交流乃至政治、经济的真实反映。

　　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1979年出版的《海上丝绸之路》一书中，曾专辟一章《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瓷器》（第二章），分地区详述了他的考察结论。其中讲到海外曾经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主要有：菲律宾各地，尤以马尼拉、苏禄群岛等地为多，“瓷器种类有青花、青瓷、白瓷、铁斑等……据鉴定时代是11至16世纪。”在北加里曼丹（即婆罗洲）沙捞越首都古晋国立博物馆中，收藏“有11世纪以后的青瓷、白瓷、青白瓷、黑釉瓷”。在千岛之国的印度尼西亚，仅从数千件精选的瓷器图谱看，有“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五彩”等种类。在越南的西贡（今胡志明市）博物馆，“收藏的以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花瓷为多。”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藏有“宋、元、明三代的龙泉窑青瓷，其中有釉彩浓厚的具有南宋官窑风格的瓷片”。

　　在斯里兰卡（锡兰），“马霍城塞出土有唐、宋、元各时代的中国货币和宋元时代的瓷器。”在印度，“迈索尔邦曾发掘出宋代龙泉窑青瓷片、磁州窑白瓷片……同时出土有北宋元丰通宝。”在马德拉斯邦也采集到大批的越州窑青瓷和龙泉窑青瓷片。货币有11、12世纪介拉时代的铜印和中国的宣和通宝同时出土。

　　在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东部的班布尔遗迹，除出土晚唐越州窑青瓷水注外，“还有宋代初期线雕的越州窑青瓷片，莲瓣浮雕的河南白瓷片，还有宋末元初的龙泉窑青瓷片，半黄釉四耳罐等。”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腊遗迹，出土的“青瓷则是9至12世纪越州窑青瓷，其中还混有12、13世纪的青瓷和白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所藏的“中国瓷器中还有外加金银装饰镶嵌宝石的”精品（此即定窑芒口瓷器）。在北非埃及首都开罗郊外的福斯坦特，“自7、8世纪至16、17世纪的中国瓷片共发现12000件。”其中包括宋代的龙泉窑和福建、广东青瓷，景德镇育白瓷，德化窑和定窑系白瓷。

　　在11至14世纪繁盛无比的阿伊札布旧港区也发现了千件以上的中国瓷器。在非洲，主要是东非沿岸的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的数十处遗址中，出土的不仅有中国瓷器，还曾发现宋代钱币，其中“有南宋宁宗庆元通宝，理宗绍定通宝等钱币，同时出土大批青瓷类，包括越州余姚青瓷和龙泉窑青瓷，以及景德镇白瓷，广东仙山（今佛山）窑青瓷”。三杉先生以其研究中国瓷器的深厚功夫，并通过多年沿海上丝绸之路所进行实地调查，用详实的资料为我们勾勒出当年中国瓷器外销的盛况图，这是一份极有意义的工作。

　　闽南地区（包括泉州、厦门、漳州三市）发现的多达数百处的古代瓷窑遗址，其年代上迄南朝，历经唐、宋、元、明、清，反映了这一地区陶瓷器生产的持续发展、长盛不衰，不仅满足了当地市场的需要，大量产品还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又称“海上陶瓷之路”）远销海外，在世界贸易陶瓷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闽南地区古窑址考古概况。

　　20世纪50-60年代开始的考古调查，就已在闽南地区的仙游、德化、永春、南安、晋江、同安、漳浦等地发现古窑址。70年代中期以来，文物部门陆续对一些重点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根据这些调查、发掘的考古资料可以证实，至迟在南朝时期，闽南地区已开始烧造青瓷（如晋江磁灶窑溪口山南朝窑址），随着窑业技术的进步，制瓷水平不断提高，在许多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如同安窑系的青瓷、德化窑的青白瓷、乳白釉瓷等）。同时，大批瓷器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外，促进了与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扩大了中国文明对世界的影响。

　　闽南地区较重要的古窑址考古发掘有以下几项：

　　1、德化盖德窑和屈斗宫窑。

　　1976年，福建省博物馆主持发掘了德化的盖德窑和屈斗宫窑。

　　盖德窑发掘的是婉坪仑窑址，发掘面积87平方米，上层堆积为南宋时期，出土的主要是青瓷，有碗、瓶、洗、执壶、军持等，还有少量白胎酱釉盏。瓷器装饰以划花为主。下层堆积为北宋时期，出土有白瓷和青白瓷，器形有碗、盘、盒、壶、洗等。碗、盘多为芒口、划花，盒均模制、印花，用伞状窑具装烧。

　　屈斗宫窑址发掘面积为1千余平方米，揭露了一座斜长57米多的分室龙窑，年代为元代。出土白瓷和青白瓷，器形有碗、盘、碟、洗、杯、罐、盒、瓶、执壶、军持等。洗类的纹饰有弦纹、卷草、瓜瓣、蔗段及人像等。盒类均圆形，模制，盒盖上模印的阳纹纹样繁多、富于变化，有花草（如莲、梅、菊、牡丹、卷草等）、吉祥语（如“金玉满堂”、“福”、“寿”、“新船长寿”等）以及云纹、钱纹、万字纹等。

　　2、磁灶土尾庵窑址

　　1995年秋，福建省博物馆对晋江磁灶窑的土尾庵窑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为100平方米，揭露龙窑残基一段，出土大量陶瓷器。初步分为青瓷（以及青釉褐彩）、酱黑釉器和黄绿釉器三大类，器形多种多样，除常见的生活用品如碗、盘、碟、盏、杯、钵、盆、罐、壶、盏托、水注、执壶等之外，还有灯、炉、瓶、枕、砚、砚滴、急须、军持、花盆、扑满、香薰、鸟食罐、腰鼓以及神像（如力士）、动物模型等等。其中黑釉腰鼓的发现还是我省首例。装饰技法有刻划、剔刻、模印、堆贴、雕塑、绘画等多种。装饰纹样和图案也是丰富多采的，有祥禽瑞兽如龙、凤、龟、蟾、狮等；有花草类的莲花、牡丹、寿桃、蔓草、荷叶等；还有卷云、云雷、几何形、弦纹等等。其中以各式龙纹最有特色。此外由于一些器物和装饰纹样表现了明显的异域风情（如军持、狮驮宝瓶、蔓草纹等），说明是为外销而生产的。初步推断土尾庵窑址的年代为南宋晚期——元代。

　　2002年夏，为配合泉州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选择磁灶窑的金交椅山窑址进行全面考古发掘，至今已揭露完残程度不一的龙窑遗迹4座、作坊遗迹1处；出土陶瓷器主要是青瓷、酱黑釉瓷、器形有碗、盏、壶、瓶、罐、水注、执壶、盏托、灯盏、灯座等。

　　3、漳州窑南胜、五寨窑址的发掘

　　漳州窑是对明清时期漳州地区窑业的总称，其窑址分布于平和、漳浦、南靖、云霄、诏安、华安等县，以平和的南胜、五寨地区窑址最为集中和具代表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多次考古调查，发现明清时期窑址十余处。1994年开始，在日本东洋陶瓷学会、日本关西近世考古学研究会、日本京都茶道资料馆等学术团体的资助下，福建省博物馆先后对南胜的花仔楼窑址、五寨的大垅、二垅窑址（1994年）、南胜田坑窑址（1997年）、五寨洞口窑址（1998年）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得大批实物资料，取得了重大的发现与收获。以下分别介绍。

　　花仔楼窑址和大垅、二垅窑址的发掘——

　　发掘自1994年冬至1995年初，发掘面积花仔楼窑址约100平方米、大垅窑址46平方米、二垅窑址54平方米。三处窑址共揭露出五座砖砌横室阶级窑窑炉遗迹。出土瓷器多数是青花瓷，还有少量白瓷、青瓷；花仔楼窑址还有蓝釉、酱釉等单色釉瓷和五彩瓷（又称“红绿彩”）。较大器物（如大盘、大碗等）底足多粘砂。器形有大盘、盘、大碗、碗、碟、杯、钵、盒、罐、炉、瓶、器盖等。青花瓷的纹样有珍禽（凤凰、雉鸡、白鹭、芦雁、喜鹊等）、瑞兽（火龙、麒麟、狮子、蟠螭、玉兔、梅花鹿等）、花草（牡丹、荷花、兰草、折枝花、绣球花等）、杂宝、山水、楼阁、人物（婴戏、高士、高官厚禄、携琴观鹤、刘海戏蟾、魁星点斗等）吉祥文字（福、第、寿、佳、善、正、魁、玉人等）以及开光、锦地开光等等。青花和五彩大盘为出土瓷器中最有特色和代表性的器物。

　　田坑窑址的发掘——

　　1997年秋进行发掘，发掘面积300余平方米。揭露窑炉残迹一段和储土坑、台基等作坊遗迹，以及不远处的水力磨坊遗迹一处。出土瓷器有素三彩、青花瓷和极少量的青瓷、白酱釉瓷。素三彩器是二次烧成，釉色有绿、黄、紫、褐等。器形绝大多数是盒，其他还有盘、碟、碗、罐、钵、瓶、杯、盏、砚、笔架等。盒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格不一（外径4—18厘米），型式各异（有圆形、椭圆形、瓜棱形、螺旋形、莲瓣形、十字花形等），制作精巧。尤其是各类盒盖，造型、纹饰变化多样，盖面有刻划梅、菊、兰、莲、牡丹、仙桃、牵牛、灵芝、鱼藻、水波、荷塘芦雁、山石玉兔、如意云头等，有模印浮雕的牡丹、菊瓣、荷花、葵花、梅花、凤鸟、双龙戏珠、奔马、卧象、鱼跃、螃蟹、如意、锦地、万字纹、宝相花等，还有的模印成动植物造型如龟、蛙、鸟、鸭及莲、桃、松果、柿蒂等。有的还在盒内外底、盖内外刻划或墨书文字的，其内容有姓氏、干支、数字、方位、吉祥语等。出土陶质模具大多为盒类器物的外范。

　　洞口窑址的发掘——

　　1998年5-6月，对洞口窑址的窑山、陂沟二地点进行了发掘，面积200余平方米，在陂沟揭露横室阶级窑遗迹二座。出土瓷器以青花瓷为主，也有白瓷、青瓷及少量酱黑釉瓷；器物的形制有盒、盘、碗、罐、瓶、炉、碟、盅、钵、灯盏、水注、砚台等，而以盒的数量最多，有圆形和八方形二类，有的圆形盒模印菊瓣纹，八方盒的盒盖、盒身均饰开光纹样；青花纹样也较丰富，有动物、植物、人物等，如：荷塘芦雁、凤凰牡丹、山石玉兔、莲鹭、奔马、鱼跃、螃蟹、夔龙、小鹿、荷花、菊花、茶花、折枝花、杂宝、八卦、锦地或波浪地开光以及高士、人物故事等。

　　以上发掘的窑址，经初步分析、研究，确定其年代为明末清初：其性质为明清时期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以生产贸易陶瓷为主要目的的民间窑场。

　　二、水下考古发现的闽南古代陶瓷。

　　由于种种原因，福建大批输出的陶瓷器有一部分未能到达预定的港口和地点，而是随着失事、遇难的船只沉没于海底。如今，随着水下考古事业的开展与进步，使这些在水下沉睡了千百年的遗物中的一部分被陆续打捞出水、重见天日，再现了当年福建海上交通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盛况。同时也为我们探讨和研究福建古代陶瓷的生产和外销提供了重要和宝贵的实物资料。

　　1、西沙群岛的水下考古调查。

　　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组织和主持的1999年度西沙群岛水下考古调查，于1999年底至2000年初，分别在华光礁和北礁进行，打捞出水了一批陶瓷器和其他遗物（如锡器、碇石等），现分别将这批陶瓷器的情况简介于下。

　　（1）华光礁的陶瓷器。青瓷器：多数是碗类，釉色多为青黄，一般在内腹壁刻划篦纹、卷草和花卉纹，外腹壁刻宽蓖纹，有的还在碗心刻“大吉”或“吉”字。此外还有少量瓶、罐。其中装饰蓖点纹划花并刻有“吉”、“大吉”字样的大碗，可确定是罗东窑的产品。蓖点划花纹碗，即有称其为“珠光青瓷”，以同安汀溪窑最为著名。

　　瓶，为长颈瓶，施青黄色釉，肩、腹部釉下有褐彩绘卷草纹。

　　罐，有小罐和四系罐。小罐，施青黄色釉（也有施酱黑釉的）。四系罐，有的腹部压印瓜棱形，施青黄色釉。其他还有酱釉小口瓶。

　　上述瓶、罐等都与土尾埯窑址、金交椅山窑址的同类器物相似或相同，可确定为晋江磁灶窑的产品。

　　青白瓷器：有碗、瓶、执壶、粉盒等。

　　碗，釉色白或白里泛青，多数在内腹壁刻划卷草、花卉纹和蓖点纹。青白瓷碗可能为南安的窑址所出。

　　瓶，有花口瓶、葫芦瓶和莲瓣小瓶等。花口瓶，口沿外翻似盛开的花朵，肩、腹饰刻划花。葫芦瓶，器身作葫芦形，肩部模印覆莲瓣纹，莲瓣小瓶，肩至足之间模印四层仰莲瓣、足部模印一组覆莲瓣纹。

　　执壶，有的腹部压印成瓜棱形，有的壶身作成六方或似玉壶春瓶：多数在腹部刻划卷草，花卉纹。

　　粉盒，数量最多，其中大多数是菊瓣纹圆形，还有瓜棱形、八方形等。盒面多模印各式花卉、卷草纹。

　　上述的青白瓷器应是德化窑（主要有盖德碗坪仑窑址、三班家春岭窑址）的产品。

　　（2）北礁的陶瓷器。

　　北礁水下调查采集的陶瓷器有青瓷和青花瓷，青瓷为龙泉窑产品。青花瓷中有一部分器物为大盘、盘、碗等，胎色灰白、青花呈色蓝灰，足底多有粘砂。口沿、内腹壁多绘开光图案，底心多绘主题纹样，有的外腹壁也绘以简单的纹样，主要的有山水、花草、松鹿等或吉祥文字（如“福”、“寿”等）。它们都是漳州窑的产品，可能来自平和县南胜的花仔楼窑址和五寨的大垅、二垅等窑址。

　　还有一批青花瓷器，器形有大盘、大碗、碗等，其胎色灰或浅灰，服质较粗松，青花的呈色灰蓝或灰黑、色调昏暗；青花图案为印花，所印图案为变体的“寿”字，一般印于碗、盘的内外腹部，底心多印有一枚青花方框印章、内印文字，也有的是印一图案（如花蕊、乌龟等）。清代德化窑、安溪窑就有此类产品。

　　2、广东“南海一号”沉船的调查发现。

　　1987年8月，广州救捞局与英国一打捞公司合作，在广东台山县川山群岛附近海域发现一古代沉船并打捞了一批文物，其中陶瓷器有二百余件，有几件青瓷器是龙泉窑产品，其他大多数是青白瓷，还有少量绿釉器和酱釉器。

　　青白瓷有碗、大盘、小罐、葫芦瓶、小瓶、粉盒等，也都是德化窑（主要的窑址有盖德碗坪仑、三班家春岭等）的产品。

　　绿釉器，有菱口碟和瓶。菱口碟。酱釉器有小口瓶。其胎、釉、工艺特征等与磁灶窑土尾埯窑址的同类器物相似或相同。

　　3、圣迭戈号（“SAN DIEGO”）沉船的发现。

　　1992-1994年，在菲律宾海域打捞了一艘沉没于1600年的西班牙战舰———圣迭戈号（“SAN DIEGO”）。舰上所载的5600件陶瓷器中，有一批青花瓷器。这些青花瓷器中的一部分碗、碟、瓶、罐、盘等为“砂足器”。应是漳州窑的产品，可能为平和县南胜的花仔楼窑址和五寨的大垅、二垅等窑址所出。

　　4、“泰兴号”（“TEK SING”）沉船的打捞。

　　“泰兴号”是一艘清代商船，沉没于1822年（清道光二年），2000年在南中国海被国外打捞，出水的德化窑陶瓷器据说有35万件，（《NAGEL AUCTIONS TEK SING TREA－SURES》）。从拍卖图录上可以看出其中还有安溪窑、华安东溪窑的产品。

　　三、海外发现的闽南古代陶瓷。

　　日本是发现中国古陶瓷最多的国家，其中如著名的“珠光青瓷”，一部分是出自闽南地区的窑址（如可能是同安窑、南安窑等的产品）；黄绿釉器和被称为“黄釉铁绘”的青釉褐彩器则大部分是晋江磁灶窑的器物。明末清初的“SWATOW瓷器”（在日本又被称为“产地不明”或“华南窑系”或“广东、福建窑系”）、“吴须赤绘”（五彩或红绿彩）、“交趾三彩”（域“华南三彩”，即素三彩）的大部分是漳州窑产品。

　　在东南亚，已发现的闽南地区陶瓷产品分别来自德化窑（如宋代盖德窑、家春岭窑的青白瓷器，明代的“象牙白”瓷器，清代的青花瓷器等）、晋江磁灶窑（如青瓷器、酱黑釉器、黄绿釉器、陶器等等）、漳州窑（青花瓷器、五彩器、素三彩器等）以及东溪窑（如青花瓷器、五彩器、青瓷器）等。

　　埃及著名的福斯塔特遗址也发现漳州窑的青花瓷和五彩器；海湾地区的巴林还出土有磁灶窑的青瓷和青釉褐彩器瓷片。

　　在欧洲，著名的伦敦大英博物馆不仅收藏有上千件德化窑明代白瓷器，也有漳州窑瓷器；英国阿尔伯特工艺博物馆也收藏有漳州窑、德化密的产品。德国的德累斯顿艺术博物馆也收藏有数百件的德化窑白瓷。

　　四、闽南古代陶瓷的外销与海上“陶瓷之路”。

　　日本著名学者三上次男指出，从中国经过中亚的沙漠和草原，翻山越岭到达波斯，通往地中海的贸易通道被称为“丝绸之路”。而实际上这条陆路被频繁使用的时间是到八、九世纪为止，之后海上交通线成了东西贸易的主要路线。海上贸易的兴起与当时航海术、造船术的进步有着密切关系，海上交通的发达使得沉重易损的陶瓷器的出口变得比过去更加容易了。把大量中国陶瓷普及到西方世界的主要还是依靠海上交通。他认为，“这是连接中世纪东西两个世界的一条很宽阔的陶瓷纽带，同时又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因此将其称为“陶瓷之路”。

　　宋元时期的泉州港，为我国当时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陶瓷器是其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泉州港也因此成为“海上陶瓷之路”的一个主要起点。古代文献如南宋赵汝适所著的《诸蕃志》、赵云卫的《云麓漫钞》，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都记述了当时由泉州港销往东南亚地区的货物中有陶瓷器。近人的研究则有庄为玑先生的《海上集》、庄景辉的《海外交通史迹研究》等，对此也均有论述。此外，从水下考古的发现来看，西沙群岛华光礁沉船、“南海一号”沉船等出水的陶瓷器，大部分是闽南窑址所生产的主要的陶瓷品种；因此推测这些海船当时可能是从泉州港出发的。西沙群岛北礁、“圣迭戈号”、“泰兴号”等沉船也都可能是自闽南的港口出航的。

　　宋、元、明、清，正值闽南古代窑业的鼎盛时期，为数众多的窑址生产了大批的陶瓷器，除了一部分供应国内市场外，其他相当大的部分是为了外销。以这一时期闽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程度而论，它所具备的陶瓷器的市场消费与这一地区窑业的大规模生产能力和产量形成巨大的反差，即可能有大量的产品过剩；但没有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是，这些陶瓷器向海外的大量输出。由此也可以说明，闽南地区的有些窑址还是以生产外销瓷为主或主要是生产外销瓷的。同时，闽南地区古代陶瓷的生产与外销，还促进了造船业和航海术的发展，这方面已有泉州古船的发现与研究加以证实。

　　总之，闽南古代陶瓷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对海上“陶瓷之路”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德化窑是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宋代名窑之一。德化窑是指福建省德化县生产地瓷器。德化窑始于宋代，明代后得到巨大发展。以白瓷塑佛像闻名。

　　德化陶瓷品历来是我国贸易重要输出品，与丝、茶并誉于世界，有“东方艺术珍宝”之称。德化瓷器始于宋代，距今已有1000余年的历史。明代（公元1368-1644年）时逐渐形成自己的技法和风格，进而取得了很大发展，在中国瓷艺中独树一帜。清代（公元1644-1911年）德化瓷器的烧制工艺进一步发展，清人烧制的瓷塑艺术品相继在上海、台湾、日本、英国的博览会上荣获四次金奖。20世纪50年代以后，德化瓷器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烧造的传统瓷器品种发展到390余种，现代题材的产品也日益增多。

　　德化以烧制白釉瓷器闻名于世。此地所产的白瓷瓷质优良，洁白如玉，胎骨细密，透光度好，釉面晶莹光亮，具有透明感，享有“中国白”、“象牙白”、“奶油白”、“中国瓷器之上品”等美称。种类以瓶、罐、杯、盘等日用瓷器为主，兼有雕塑艺术的陈设瓷器，多用贴花、印花、堆花作装饰。德化瓷器中以白瓷塑佛像最为精彩，佛像制作细腻，雕刻精美，造型生动传神。

　　早在宋元时期（公元10-14世纪）德化瓷器就已出口海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形势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德化瓷器在不断改进装饰技艺，增加花色品，提高产品质量的基础上，成为中国陶瓷出口的重要产品，远销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宋元白瓷的基础上，明代德化陶瓷工匠经过长期实践，大胆创新，烧制成功了独特风格的建白瓷器，其制作之精美，格调之高雅，达到了德化窑工艺技术成就的高峰。

　　明代是德化瓷业史上雕塑工艺最为兴旺的时期，民间的能工巧匠如何朝宗、张寿山、陈伟、林朝景等人，吸收泥塑木雕等传统技艺，师古而不泥古，善于应用瓷器胎釉的质感特点，精心烧制各种形象的道释人物，无论造型神态和细部线条处理都刻划细腻、表现逼真，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水平。

　　一代宗师何朝宗，德化后所村人，他创作态度严谨认真，刻意求工，一丝不苟，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他的瓷塑成就主要在明嘉靖万历年间。他雕塑如来观音，达摩等佛像人物，尤以观音作品称著，冠绝一时。何朝宗瓷塑观音特点是；体态丰盈，面庞俊美，神情慈祥静穆，衣纹深秀洗练，线条潇洒流畅，动静相乘，形神兼备，既保存着神秘奥妙的宗教色彩，又蕴含着美好、健康、幸福的意境。

　　建白瓷自问世以来，一直获得了国内外的崇高评价，享有“中国白”的盛誉，尤其是雕塑造型人物，更具备令人神往的艺术魅力，明代建白瓷器，称为“东方艺术的明珠”。建白瓷器的每一件作品，都被国内外爱好者收藏家视同珙璧，争相购买收藏。“建白瓷自宁波流入日本，日本富人，至不惜以万金争购之，足见其精美矣”（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大约十六世纪起，这个白瓷（指德化瓷器），偶然通过葡萄牙的东洋贸易船介绍到西欧以后，立刻得到全欧洲贵族阶层的欣赏和欢迎，并接受无限的定货。”（日上田惹辅：《支那陶器的时代的研究》。

　　德化窑发展到清代，建白瓷工艺失传，代之而起的是青花瓷和彩瓷的生产，而以青花瓷器为主流。

　　青花瓷器具有清新明快的色调，丰富优美的装饰纹样、花纹有润泽和釉子保护不致伤脱等优点，深受人们喜爱，是我国陶瓷中最富民族特色优良传统品种之一。青花瓷器的生产，发明于唐宋，元明清时代形成了以景德镇为中心的青花瓷业。

　　受景德镇窑的影响，德化窑在明代晚期已经开始青花瓷器的生产，入清以后，逐渐取代白瓷而占主要地位，瓷窑几乎遍布县境山乡，而以北部、中部最为集中。青花瓷器的生产，将德化县古代瓷业推向全面兴盛的发展阶段。

　　德化青花瓷器的兴衰，历经康熙、乾隆、嘉庆、道光诸朝。特别是康熙朝海禁开放以后，瓷器在民间贸易中数量倍蓰，同时又进口青花钴料，改变了单纯利用地产钴料的状况，使青花瓷器得到长足发展。

　　以往读到德化瓷器，一概流称之曰“白建”，其实不然。就生产规模和产品数量来说，清代青花瓷器则大大超过建白瓷器。青花瓷器之在清代，不仅供应各地民间的日用需求，而且还供御朝廷宫府，甚至大量地运销南洋群岛以至东非海岸，这都是有出土实物可以为证明的。瓷器的销售，改善美化人们的生活，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友好往来。因此德化青花瓷器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它在陶瓷工艺史上也应占有地位。

　　德化瓷是中国最为著名的外销瓷之一，因此在国外的收藏也格外丰富，比如被誉为当时第一制瓷高手，“天下共宝”的明代宗师何朝宗的作品，在西方各大博物馆中的收藏便有200多件。欧洲商人提供欧洲家庭使用的银餐具和陶器式样大量订货，德化窑工不断地研究和改进产品造型，烧制成带过滤的茶壶、带嘴的水罐、咖啡壶、啤酒杯等日用饮食器皿供应欧洲市场。同时表现欧洲人生活题材的雕塑作品如商人、家庭妇女、旅行者以及狮子、骆驼和神话里的怪兽等，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在这些18世纪左右的作品中，还可以看到圣诞老人的形象。

　　而何朝宗等中国大师的代表作品，也被欧洲的陶瓷艺术家不断仿制，出现了许多“欧洲版本”，成为中欧文化交流的有趣见证。见图38-1

图38-1 何朝宗作品

　　从以上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宋时期我国的出口商品以铜钱、绢帛和瓷器等制成品为主，这些产品的附加价值高，因而在对外贸易中宋朝处于强有力的地位。这个时期的外贸不仅为海外诸国的文明进程提供了新的助力，而且宋廷也因此得到了巨额“舶入”，其数额宋初每年30万贯，到南宋即上升到200万贯，增长6倍。据郭正忠先生的考索，舶入约占宋代财政收入的2-3%至5%之间，其中香药专卖一项获利，仅次于茶盐榷卖位居第二，其地位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