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翔云著《望洋兴探》(遗作)| 第三十六章 海上丝绸之路【校友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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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初30组 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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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也称“海上香料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1913年由法国的东方学家沙畹首次提及。海上丝路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汉，兴于唐宋，转变于明清，是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中国海上丝路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条线路，其中主要以南海为中心。 南海航线，又称南海丝绸之路，起点主要是广州和泉州。先秦时期，岭南先民在南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开辟了以陶瓷为纽带的交易圈。明朝时郑和下西洋更标志着海上丝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南海丝路从中国经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 东海航线，也叫“东方海上丝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胶东半岛开辟了“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直至东南亚的黄金通道。唐代，山东半岛和江浙沿海的中韩日海上贸易逐渐兴起。宋代，宁波成为中韩日海上贸易的主要港口。 中国境内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广州、泉州、宁波三个主港和其他支线港组成。 海上丝绸之路雏形在秦汉时期便已存在，已知有关中外海路交流的最早史载来自《汉书·地理志》，当时中国就与南海诸国接触，而有遗迹实物出土表明中外交流可能更早于汉代。 在唐朝中期以前，中国对外主通道是陆上丝绸之路，之后由于战乱及经济重心转移等原因，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路成为中外贸易交流主通道。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这条航线全长1.4万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宋元时期是范围覆盖大半个地球的人类历史活动和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载体。 海上通道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仍是丝绸，所以后世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时期，瓷器出口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又称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时由于输出商品有很大一部分是香料，其价值最高，因此也称作“海上香料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约定俗成的统称。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貌学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于公元1877年提出，原指中西陆上通道，因为主要贸易是丝绸，故名。此名出现后，学术界又延伸出海上丝绸之路。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是法国汉学家沙畹（公元1865年-1918年）。“海上丝绸之路”事实上早已存在。《汉书·地理志》所载海上交通路线，实为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海船载运的“杂缯”，即各种丝绸。中国丝绸的输出，早期便已有东海与南海两条起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六个历史阶段： 开创期——先秦。 中国原始航海活动始于新石器时期，尤其是岭南地区，濒临南海和太平洋，海岸线长，大小岛屿星罗棋布。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居住在南海之滨的岭南先民就已经使用平底小舟，从事海上渔业生产。距今5000-3000年期间，东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阳平原，已经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并通过水路将其影响扩大到沿海和海外岛屿。通过对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石器、铜鼓和铜钺的分布区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时期的岭南先民已经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其文化间接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 秦始皇统一华夏后，岭南地区发展很快。当时番禺地区已经拥有相当规模、技术水平很高的造船业。先秦和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和徐闻，由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便是见证。根据出土遗物以及结合古文献的研究表明，南越国已能制造载重量为25-30吨的木楼船，并与海外有了相当的交往。南越国的输出品主要是：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输入品正如古文献所列举的“珠玑、犀（牛）、玳瑁、果、布之凑。” 1974年底，在今广州中山四路发现了南越国宫署遗址，在宫署遗址之下又发现了秦代造船遗址，从出土文物判断，这是秦始皇统一岭南时“一军处番禺之都”的造船工厂遗址。1975年，秦代造船遗址开始发掘，清理出一段29米长的船台。1997年，发现3600平方米的造船木料加工厂，因为南越国宫署直接压在工场之上，为保护宫署不再往下发掘。经过多次的勘查研究，结论为工厂是由3个长度超过一百米、走向东西、平行排列的木质造船台以及南侧的木料加工厂组成，可造出宽8米、长30米、载重五六十吨的木船。 汉武帝以后，西汉的商人还经常出海贸易，开辟了海上交通要道——海上丝绸之路。 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形成并开始发展。西汉时期，南方南粤国与印度半岛之间海路已经开通。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凭借海路拓宽了海贸规模，这时“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汉书·地理志》记载，其航线为：从徐闻、合浦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可见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记载。 东汉时期还记载了与罗马帝国第一次的来往：东汉航船已使用风帆，中国商人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运送丝绸、瓷器经海路由马六甲经苏门答腊来到印度，并且采购香料、染料运回中国，印度商人再把丝绸、瓷器经过红海运往埃及的开罗港或经波斯湾进入两河流域到达安条克，再由希腊、罗马商人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加沙等港口经地中海海运运往希腊、罗马两大帝国的大小城邦。 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从中国广东番禺、徐闻、广西合浦等港口启航西行，与从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出发往东航行的海上航线，就在印度洋上相遇并实现了对接，广东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随着汉代种桑养蚕和纺织业的发展，丝织品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输出品。 三国时代，魏、蜀、吴均有丝绸生产，而吴雄踞江东，汉末三国正处在海上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向海洋的承前启后与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三国时期，由于孙吴同曹魏、刘蜀在长江上作战与海上交通的需要，积极发展水军，船舰的设计与制造有了很大的进步，技术先进，规模也很大。在三国后面的其他南方政权（东晋、宋、齐、梁、陈）也一直与北方对峙，也促使海洋、航海技术的发展以及航海经验的积累，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提供良好条件。 据对文献考证，孙吴造船业尤为发达，当时孙吴造船业已经达到国际领先的水准，孙吴所造的船，主要为军舰，其次为商船，数量多，船体大，龙骨结构质量高。这对于贸易与交通的发展、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孙吴的丝织业已远超两汉的水平与规模，始创了官营丝织，而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与发展。这也极大地促进与推动了中国丝绸业的发展。具有出海远航的主客观条件，因而形成东海丝绸之路。 魏晋以后，开辟了一条沿海航线。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经海南岛东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岛海面抵达南海诸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印度洋、红海、波斯湾。对外贸易涉及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丝绸是主要的输出品。 隋唐时期，广州是中国的第一大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在隋唐以前，即公元6-7世纪，它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但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唐代，伴随着中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的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 唐朝中期名将高仙芝曾率领唐军与大食（阿拉伯阿巴斯王朝）军队会于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塔拉斯）。两军相持五天后，唐军中的葛逻禄部临阵背叛，与大食夹击唐军，高仙芝大败，只率数千人仓惶奔回长安。 怛逻斯之战后，丝绸之路的畅通性受到大食等中亚诸国的阻隔，加之这一时期唐王朝势力的衰落和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海路逐渐取代陆路成为中西方交流的主要通道。 唐时“广州通海夷道”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回输入的主要是香料、花草等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航路：由广州或泉州启航，经过海南岛、环王国（今越南境内）、门毒国、古笪国、龙牙门、罗越国、室利佛逝、诃陵国、固罗国、哥谷罗国、胜邓国、婆露国、狮子国、南天竺、婆罗门国、新度河、提罗卢和国、乌拉国、大食国、末罗国、三兰国。同时，唐代即有唐人移民海外。 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宋朝与东南沿海国家绝大多数时间保持着友好关系，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元丰市舶条”标志着中国古代外贸管理制度又一个发展阶段的开始，私人海上贸易在朝廷鼓励下得到极大发展。但是为防止钱币外流，南宋朝廷于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下令以丝绸、瓷器交换外国的舶来品。这样，中国丝绸和瓷器向外传播的数量日益增多，范围更加扩大。 福建蚕业生产有1000多年历史，唐宋元明清直至今日1000多年，农民们都有栽桑养蚕的习惯，丝织水平也较高，漳缎曾是进贡品，泉州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运点，蚕丝业曾兴旺一时，1928-1932年沿闽江两岸的福州、闽侯尚有桑园2万余亩，年产茧1万多担，当时农村家家栽桑、户户养蚕，自缫土丝，加工丝织品，一些民用传统产品，如包头巾、罗底纱、酒布袋，一直流传至今。 作为古百越族一支的闽越聚居地，中原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及织造技术的推广，早就开始随着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对闽越地州控制而传播开来。闽南气候湿润，雨水充沛，适宜蚕桑生长，古泉州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即3000年前，遗址中出土的陶纺轮，证实原始社会后期包括泉州在内的闽越地区，已普遍进行纺织业生产。 “劝农桑”——统治者的重视和积极鼓励，是泉州桑麻种植业及丝织业大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南史·列传第十五·到彦之传》附《到溉记》有“余衣本百结，闽中徒八蚕。假令金如粟，讵使廉夫贪”诗句。到溉是后梁时（公元503-557年）人，曾任建安太守，诗中证明福建产蚕每年有2次，养蚕业与江浙一带同样发达。唐代朝官称江南七州“蚕税鱼盐，衣食半天下”，福建的绢织业在全国排名第八等。据明顾起元的《客座赘语》载：“而考唐贡绫多州亦多品，如建州花练……福州、南安及潮州蕉布，绢则唐所在有之。” 大唐帝国与西突厥战争的同时，阿拉伯与波斯也陷入频仍的战火中，陆路西域的古丝绸之路渐次阻梗衰竭。渐兴于中唐的泉州港，到唐后期，迅速发展成中国的四大贸易港之一，丝绸业承运而兴。 泉州开元寺寺址原是唐代大财主黄守恭经营的一大片桑园。传说黄守恭白日梦见一和尚向他乞地建置道场。他虽乐善好施，却舍不得将桑园无故奉献。于是有意作难地说：“须园中桑树三天内开出白莲花方愿施舍。”谁知第三天满园苍绿的桑树竟然盛开出白皑皑的莲花。他被这神奇现象感化，毅然献地结缘。传说中的这位和尚就是主持建筑道场的匡护大师，故赐寺名“莲花”。此寺之西侧因有昔日遗留下来的一株枝干龙蟠的老桑树，也被赋予“桑莲法界”的雅称。 如今桑莲老树主干一分为三，像三条龙，各自伸向一方，树叶依然茂盛，生命力很强，是泉州开元寺奇观之一。 黄守恭“置西洞州桑园七里，田三百六十庄因常生紫云的地气”，而使家业旺盛，现如今，他在1000多年前捐地为佛舍的开元寺中，尚存这株桑莲古树，这是黄姓族谱留给我们关于泉州人从事桑蚕纺织业的一条有力佐证。见图36-1
南宋时，南外宗正司从镇江迁来泉州，仅皇族宗属近3000人，带来江南先进的经济和文化，随带的一批宗室染织工匠，传入染织新技术，使泉州成为全国丝织业中心之一。泉州各县“广植农桑”，养蚕织丝，纺织业十分发达，“刺桐绸缎”饮誉海外，真可谓“玉腕竹弓弹吉贝”，“绮罗不减蜀吴春”。 到了元代，元世祖诏修《农桑辑要》，大倡桑棉。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记载，泉州刺桐城出产的“刺桐缎”，因织造技术先进，比杭州、北京两地所织造的优质，达全国一流水平，受到海内外客商的好评和欢迎。泉州海外贸易，在元时达到全盛，与98个亚非国家有着紧密而频繁的贸易往来。 明代初，朝廷也极端重视农桑，并以行政命令加以推行，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在福州、泉州设染织局。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和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又先后在泉州设“染局”和“织造局”。《泉州府志》“风俗篇”记载，当时的泉州民间，穿丝绸之风极盛，“家无担石，非色丝盛服不出”。 及至清中期，朝廷又大力提倡蚕桑“命黄龙侯北岸丰州一带之四岸，皆植桑为界”。“县域内家家养蚕”，说明其蚕桑业的发展。经线加拈，经线显花，经线提花，平纹起花，斜纹起花，纱孔经向排列四经相纠素花罗、浮花、平纹组织等等技艺的成熟和丰富，说明泉州“刺桐缎”为代表的丝织业织造技术，已然走在世界前列。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大大增加了朝廷和港市的财政深收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生活，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宋朝在经济上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同中国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扩大到亚、非、欧、美各大洲，并制定了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入鼎盛阶段。 泉州的海外交通，起源于南朝而发展于唐朝。唐宋之交，中国经济重心已开始转到南方，东南地区经济快速的发展。宋朝有三大对外贸易主港，分别为广州、宁波、泉州。港口的地理便利因素对海外客商很重要，北边日本和朝鲜半岛客商希望宋朝主港口尽量靠北，而贸易量更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南海诸国则希望港口尽量靠南，两股方向的合力点便平衡在当时地处在南北海岸中点的泉州，正是这一南北两面辐射的地理优势使得泉州在设立市舶司（公元1087年）正式开港后，迅速超越明州港（宁波），后追平广州并在南宋晚期反超，成为第一大港，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 宋元及明初经济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工商业发达，而这仰赖海上丝绸之路。宋高宗赵构云：“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据《文献通考》记载：宋神宗后期某年北宋税赋总收入为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占30%，工商税占70%。这不仅促进了国家财政增收以及民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升，更推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文化交流。而这一切，均要仰赖被宋元视为黄金生命线的海上丝绸之路。 元世祖在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首先准许重建泉州市舶司，有元一代不变。又命唆都、蒲寿庚“诏谕诸蕃”，委蒲寿庚长子蒲师文为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都元帅兼福建路市舶提举，旋又命为海外诸蕃宣慰使。泉州海外交通贸易进入黄金时期。海上贸易东至日本，西达东南亚、波斯、阿拉伯、非洲。海舶蚁集，备受称赞，“刺桐是世界上最大港口之一。”出口陶瓷、绸缎、茶叶、金银等，进口香料、胡椒、药材、金银珠贝等。 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由于连年对外征战和失败，因而先后进行了四次海禁： 第一次海禁，从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到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止。 第二次海禁，从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到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止。 第三次海禁，从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到皇庆三年（公元1314年）止。 第四次海禁，从延佑七年（公元1320年）到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止。 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复置泉州、庆元（宁波）、广州市舶提举司，之后不再禁海。中国大航海家汪大渊，由泉州港出海航海远至埃及，著有《岛夷志略》一书，记录所到百国。 “海上丝路”的南北航线在元明时期达到最大程度的交融。元明时期的中国，经济中心在南方而政治中心在北方，相对先进的航海技术使得南北方之间的海运成为保证南方粮食、丝绸、瓷器等北上的重要运输方式。在对外贸易上，明朝中期的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开创了中国远洋航海的新时代。 公元15-18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欧洲人相继进行全球性海上扩张活动，特别是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开辟了世界性海洋贸易新时代。西欧商人的海上扩张，改变了传统海上丝绸之路以和平贸易为基调的特性，商业活动常常伴随着战争硝烟和武装抢劫。 这一时期的明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已扩展至全球： （1）向西航行的郑和七下西洋：这是明朝清朝廷组织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曾到达亚洲、非洲39个国家和地区，这对后来达·伽马开辟欧洲到印度的地方航线，以及对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都具有先导作用。明永乐年间，郑和前后共7次下西洋，率军2.8万名、船62艘，由江苏刘家港（现浏河镇）出发，经海路到达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半岛、印尼、菲律宾、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印度、伊朗、阿曼、也门、沙特和东非的索马里、肯尼亚，用携带的金、银、手工业品，交换回珠宝和香料、苏木（药材、贵重红色染料）等奢侈品。 （2）向东航行的“广州-拉丁美洲航线”（公元1575年）：由广州启航，经澳门出海，至菲律宾马尼拉港。穿圣贝纳迪诺海峡基进入太平洋，东行到达墨西哥西海岸。这样，开始于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经唐、宋、元日趋发达，迄于明代，达到高峰。郑和远航的成功，标志着海上丝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 明朝海禁，泉州港衰落。整个明朝，泉州港的作用仅只体现于郑和下西洋朝贡性质的航海过程中提供专业人员和海船补给上，以及维系与琉球的部分朝贡。这时期，海禁使民间海外贸易被逼成走私，因为官府控制不力，加上地方商军官三者为了牟利形成一定的联合势力，使私商贸易有足够的生存空间成长土壤。尽管宋元的市舶官商制度已为民间私营商业所替代，但民间商业的海上开拓力量已大大下降。面对沿海商民依托地理优势进行频繁的走私活动，明朝廷试图通过掌握某些港口来控制化解其他走私港口的非法贸易，其中的漳州月港便在官府有限度的几次开禁张弛中兴起做大，成为东南沿海第一大私商大港。月港时代，大帆船不停往来于中国与菲律宾之间，贸易不断。西班牙从墨西哥运到菲律宾的白银经由中国海商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而中国商品、移民则流向菲律宾，华商网络和华商社会开始形成。 清代，由于清廷实行海禁政策。其间广州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惟一对外开放的贸易大港，广州海上丝绸大路贸易比唐、宋两代获得更大的发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环贸易，并且一直延续和保持到鸦片战争前夕而不衰。而这在清代的外贸史上也是重要的转折点。进口商品中，鸦片逐渐占据了首位，并从原来的走私演化到合法化。鸦片战争后，海上丝路一蹶不振，进入衰落期。 China，是英语国家对中国的称呼，而在英语体系中，China还有一个意思是瓷器。与“China”类似的是，法语体系国家称中国为Chine、意大利称中国为Cina，与China大同小异。传统观点据此认为，“China”的称呼源于中国瓷器。 公元前4世纪时，印度孔雀王朝幕臣考铁利亚《治国安邦术》一书中，出现Cīnapattā一词，梵文大师季羡林译为“脂那的成捆的丝”，说明当时中国丝绸已经在印度出售。而且，季羡林考证还指出：梵语中的Cīna即有“丝”的意思。众所周知，古希腊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拉丁文Seres原意是“有关丝的”，公元2世纪的罗马人包撒尼雅斯的《希腊志》中记载，就是“他们国内生存的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Ser*）”，因此古希腊以Seres来称中国的，其起于蚕与丝的本意。 既然都代表丝绸，那么古希腊称中国的Seres，还有西方对中国其他称呼如“秦尼”（Sinae）等，是独立发展出的新词，还是从“cina”演化而来？ 不少学者认为，“秦尼”（Sinae）、赛里斯（Seres）、China（英语）、Chine（法语）、Cina（意大利语）、Kina（希腊语）……除了公元10世纪后流行的称中国为“契丹”有明确词汇表述之外，绝大多数对中国的称呼，都是源于梵文“cina”，起源意思就是“丝”！ 总之，“Cina”本意无论代表秦国，还是代表丝绸，都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通过丝绸之路，传播了秦国威名，也让丝绸走向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真正闻名世界，主要是在隋唐宋期间，而从古印度“cina”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因此“Cina”演化而来的“China”本意不可能是瓷器。或许，西方人初见中国瓷器，爱不释手之余，就用“China”来称呼中国瓷器了，以至让后人误解。 |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余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