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翔云著《望洋兴探》(遗作)| 第三十五章 东方第一大港【校友文萃】

厦门 初30组 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三十五章 东方第一大港

　　泉州是古代一个重要港口，兴起于唐、盛于宋，宋末元初到达顶峰，是当时公认的“东方第一大港”，在世界海上贸易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一页，在中世纪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交流最重要的港口，与当时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世界两大商港，以“剌桐港”的名称蜚声海内外。

　　早在公元6世纪的南朝，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之一印度僧人拘那罗陀于公元558年和565年两次到泉州（南安延福寺《重修延福寺碑铭》），在泉州西郊九日山上翻译《金刚经》，后由泉州乘船到马来半岛和印度。这是关于泉州对外交通的第一次记载。唐朝、五代时泉州港一步发展，“陶器、铜铁，泛于番国，取金帛而还，民甚称便”（《泉州留氏族谱》“宋太师鄂国公传”）。

　　进入宋朝后，尤其是南宋时期，由于陆上丝绸之路为辽国和金国阻断，中西交通转而以海道为主，海上贸易空前发展，泉州港因此进入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泉州市舶司（掌管番货、海舶、征榷、贸易的机构）的收入，占南宋全部财政收入的五十分之一左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可想而知，泉州港在中国南宋时期所据有的经济地位。

　　到了元代，近百个国家和地区与泉州有交通贸易关系（汪大渊《岛夷志略》）。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里写道“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他在游记里也描述“刺桐港诚世界最大港口之一，或称世界唯一之最大港亦无不可。余曾目睹大艟克百艘，辐辏其地。至于其他小船，则更不可胜数”。由此可见当时泉州港的盛况。

　　公元9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考尔大贝，在他的著作中介绍中国的贸易大港，自南而北的排列顺序是：一交州，二广州，三泉州，四扬州。以后又有变更形成了广州、泉州、明州（宁波）三港竞争的局面。北宋初期，三港以广州最盛，明州次之，泉州居后。北宋中期，泉州港开始赶上并超过明州，跃居全国第二，南宋初年又逐步赶上广州并驾齐驱。到了南宋末年，泉州港一举超过了广州执全国对外贸易之牛耳，进入极盛时期。直至元代，泉州港还一直领先于国内诸港。

　　从众多文献中，看到当时泉州港“舟车辐辏，舳舻相接”的盛况。元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他奉其国王之命来华，也是从泉州港登陆的。他在游记中盛赞当时的泉州港，认为是他平生所见最繁荣的商港，港内经常有大船百条，小船无数，乃天然之良港！元代的文人是这样描写泉州的：“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运物，弄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见图35-1

图35-1 东方第一大港——泉州

　　这里所说的泉州港，包括泉州湾、深沪湾和围头湾诸港，而以后渚港为主。后渚港位于泉州湾内，西北距泉州城十公里，地理形势险要；东面与惠安的白沙、白崎二海岬隔海相望，向外有晋江石湖与惠安琅山、秀涂成钳形对峙，东北有洛阳江出海口处的小洛阳海，西南即晋江的出海口，西北有桃花山支脉作天然屏障，是了望与防卫炮台的所在地，水陆均可到达晋江、泉州、惠安、南安诸县市，而且水深港阔，交通便捷，在当时的条件下，成为“梯航万国”的天然良港和海防要地，绝非偶然。

　　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仕元十七年，经常出使邻国并巡视全国各地。他于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321年）奉忽必烈之命，护送科克清公主下嫁波斯，从泉州的后渚港出海归国。归国后，写了《马可·波罗游记》，向西方世界介绍东方文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这个游记中，泉州是他介绍的重要城市之一。马可·波罗此行是从行在（杭州）出发，经信州（江西上饶）进入福建，然后从格陵（建宁）、武干（尤溪）、温敢（永春）而后到达泉州的。这时，泉州正处在对外通商贸易的全盛时期，外国商人、传教士、旅行家接踵而至，亚非各国商船也频繁出入，一片繁荣景象。马可·波罗说，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运载的胡椒，一般的国家每次只运去一船，而“剌桐港者，则有船舶万余”艘，其繁荣兴盛可与亚历山大港媲美！泉州的“剌桐缎”畅销于南洋、印度和欧洲。迪云（德化）制造的碗及瓷器既多且美。泉州的对外贸易营利很高，朝廷可得巨额税收，是元朝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那时，泉州等地还使用纸币，是重要的流通媒介。

　　马可波罗还注意到泉州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世界三大宗教，均甚为流行。在民间所见的大都是“偶像教徒”，这大概是指佛教和各种民间信仰而言。这与泉州古称“泉南佛国”可谓不谋而合。

　　在经过温敢（永春）、迪云（德化）时，马可·波罗印象颇深。他说永春“制糖甚多”，除供应本地居民外，还运往汉八里（北京）“以充上供”。可见在那时，永春的制糖业是相当发达的。在德化，马可·波罗注意到那里流行的方言，只有当地人才能理解，虽然写成文字就可看懂，但在外人看来则充满了神秘感。

　　马可·波罗离开泉州后，一路上历尽艰辛，辗转了两年多才到达目的地——波斯，而后又海陆兼程，于元元贞一年（公元1295年）才到达久别的故乡——意大利的威尼斯。

　　古代泉州府的管辖范围包括如今的泉州、厦门、金门、钓鱼岛、澎湖及台湾。古泉州港有“四湾十六港”之称。“四湾”：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湄洲湾，每个港湾中各有四个支港。在马可·波罗游记里，泉州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深受马可·波罗游记影响的哥伦布致志寻找东方新航路，在意外发现美洲时还以为终于到了泉州。

　　如果说，剌桐港在唐代崭露头角，已经成为中国四大商港之一；那么，到了宋元，剌桐港的艨艟巨舶则穿越滚滚洪涛，生机勃发地进入一个鼎盛时期。北宋·嘉祐年间（公元1056-1063年）谢履《泉南歌》云：“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描述对外通商贸易的繁荣景象。

　　宋代的泉州海外交通，畅达东、西大洋彼岸。宋时泉州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到了元代则发展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谓“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当时从这一海上通商门户进口的商品主要是珠宝、香料和药物，出口商品则以泉州名产剌桐绸缎、瓷器、茶叶和铜铁器为主。剌桐港极盛时期通商贸易非常活跃，到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市舶税利高达100万缗，在国库财政收入中占有可观的地位。

　　什么样的神奇魅力把古泉州人的目光从黄土地引向蓝色的海洋，开始到茫茫大海上去寻找新的生存发展道路呢？要解开这个历史之迷，不能不探究剌桐港鼎盛的成因：

　　其一是特殊的地理环境提供得天独厚的优势——泉州座落于晋江下游北岸，东临大海，与台湾一水相隔。泉州湾海岸线曲折漫长，水道深邃，拥有“三湾十二港”，足以吐纳自如地任由中外商船出入，具备一个天然良港的基础。

　　其二是通往内地的水陆交通也较为便利，当地物产资源丰富，拥有享誉遐迩的名牌产品，而长江下游内陆腹地也可源源不断地供应充足的货物，这就为中外客商的进出口贸易提供了可观的市场和商品。

　　其三是社会安定，民风纯朴，比起当时中原战乱迭起、百姓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社会现实，古泉州真可称为一块不可多得的黄金宝地。

　　其四是朝廷重视对外通商贸易，颁令保护外国商人，并设立市舶司机构，委派得力官员执掌吏治与海关、税务。

　　其五是泉州造船业的发达和航海技术的高超，罗盘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外商船可以比较安全地进出剌桐港。宋代，泉州造船业相当发达，已成为我国重要的造船基地。泉州南门外海滨的后山社、城南厂口街、晋江江畔的申公亭等处，都是南宋时造船场所。福建、泉州所造海船质量居全国之首。

　　吕颐浩说：“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州次之，温、明船又次之。”当时泉州所造的海船，既大且坚，抗风浪，耐远航，向大型化演变。当时奉使出国的座船，载重量可达2000斛，大商船达5000斛。斛与料、石相同，每斛按容量计约合51.77升，按重量计约合92.5宋斤。2000至5000斛的大船，载重量约在100-250吨，作为木帆船来说，已经是“巨无霸”了。

　　古港勃兴的原因可能还有许多，而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则是：滨海而居的泉州先民，显然揉合了古越人的机智灵活和北方人的剽悍骁勇，因而形成一种富于开拓精神的襟怀和敢干闯荡江海的胆识与气魄。他们冲破狭隘的本土观念的樊篱，无所畏惧地跨越惊涛狂澜跋涉荒岛绝域，成为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先驱者。

　　在宋元时代，因为对外交通贸易的空前繁荣，到泉州来经商、传教、创业、致仕及至长期定居的外国人，数以万计，诺大的泉州城，到处可以看到外国人盖的宅第、开的店铺、建的教堂，就连城外一带，也随处可以见到他们的墓葬群，丛集密布，比比皆是。因此，把当时的泉州，看作蕃汉杂处的“国际城市”，是不会过分的。

　　宋朝从开国起就长期推行独特、宽容和开放的国策，工商业得到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方面，北宋初期，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今宁波）等地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同时还建立“来驿馆”招待外国客商。为了保护外国商人的利益，还制订了保护性法律，维护外国商人的合理利益，对有贡献的外国商人甚至还授予了官衔。

　　文化交流方面，宋太祖曾诏令300人去天竺求取经书与舍利，并亲自接见古印度婆罗门僧人和伊斯兰教徒。自宋太祖开宝元年（公元968年）至南宋孝宗干道四年（公元1168年）200年间，大食人前来朝贡进奉者就达49次之多（《宋史-食货志》）。元朝也是个开放性的国家，其统治区域覆盖了现在的俄罗斯、中东、蒙古、中国等广大地区，因此，其在文化方面具有很大的兼容性，这些为泉州的兴盛提供了广阔的背景。

　　宋元时期，外商来泉居住者日多，为了维护外国人的利益，朝廷出台了一些保护性政策，如宋朝规定外商在我国死后，遗产由其子孙继承；经历5世，如无子孙，财产才由市舶司代管。这既维护了我国的国格尊严，又保卫了外国人的合法权益，招引了更多外商来华贸易。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商人成千上万地接踵来泉，大都聚居于城南濒海沿江一带，出现了“回半城”的盛况。他们对发展泉州的海交外贸，促进中阿经济、文化、科技交流，作出重大的贡献。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南宋朝廷授给发展中阿贸易有功的阿拉伯商人蒲罗辛以“承信郎”的官职，蒲氏家族后成来为泉州的名门望族。“一时子孙贵显天下，泉州被其薰炎者九十年。”（《丽史》，载《清源金氏族谱》）。

　　当时，来泉州的外国人，以阿拉伯人居多，其次是波斯、印度、印尼及东南亚一带的人。他们多数集中居住在商业繁盛的城南一带，所以这一带当时被称为“番坊”。朝廷对居住这里的外国人关怀备至，让他们以民主的方法推举“番长”，以管理外侨内部事务，协调其利益，还为朝廷承担招徕外商，发展贸易的使命。

　　这些居住在泉州的外国人，与泉州民众友好相处，互相扶持，兴办各种事业，对泉州的发展做出贡献。北宋雍熙年间（公元984-987年）天竺僧罗护那航海到泉州，“竟搞金缯珍宝以施”。僧一不有“买隙地建佛刹于城南”。有些比较富有的外国人，视泉州为第二故乡，以其雄厚的资财，从事泉州的建设，帮助泉州当局解决困难。南宋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泉州奉上之命造船，晋江知县苦于经费无措，准备辞职。后来，因为得到“诸番寓居者义之，咸助其役”，结果出现了“舰就而民不知”的奇迹。南宋嘉定四年（公元1212年）侨商还出资大修城垣，使得泉州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成为那个时代的骄傲。

　　那些定居下来的外国人，有的与泉州人通婚，生男育女，成了民族融合的先驱。泉州民间素有“半南番”一语，就是专指这些中外混血儿的。外国人还在泉州东门和南门一带，建立公墓，“以掩胡贾之遗骸”，并得以长期保存，虽改朝换代，亦不毁弃，成了后代研究泉州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宋元之交，主掌泉州港的地方政治势力叛宋降元，泉州港免于战火，保持繁荣。

　　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主港仍是泉州，但元朝民族等级残酷，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第二等，汉人为最低等，这使得泉州港的实际权益落入色目人阿拉伯人手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元朝后期，中央朝廷的权力斗争波及到这利益攸关的第一大港，导致长达十年的亦思法杭兵乱，泉州港受到重创。

　　郑和在下西洋的途中，会给周边带去中国的物产资源，而有些国家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国王或者王子会跟随郑和的船只一起来到明朝，拜访感谢明朝，锡兰王子世利巴来耶就是其中的一员。虽然在明朝的锡兰王子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但是他的不幸也就此开始——在锡兰王子离开斯里兰卡后，锡兰国王去世了。在王子没有回国、国王去世的情况下，斯里兰卡国内动荡不安，而锡兰王子的表兄趁着这个时候私自登上了王位，并且严禁锡兰王子回到斯里兰卡。

　　无奈之下，锡兰王子只能定居于泉州，并且把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也就是“世”字，作为自己的姓氏。蒙受了冤屈的锡兰王子，虽然无法回到自己的国家，但是他没有就此灰心丧志，而在泉州大力发展自己的产业，还在这里娶了一个阿拉伯人。遗憾的是，锡兰王子的后代没有男丁，为了延续自己的血统，锡兰王子的后代入赘了一个姓许的男子。而后，锡兰王子后代的姓氏不再是“世”，而是“许世”。

　　不过由于锡兰王子的后代十分低调，并不想人们知道自己的身世，怕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哪怕是后来斯里兰卡的当地政府有向中国打听锡兰王子后代的消息，却一直一无所获。到底是谁让这个秘密浮出水面的呢？

　　一位名叫刘志成的博物馆工作者，在泉州的清泉山上无意之中发现了锡兰王子的墓地，名叫“世家坑”，有媒体当时作了报道。作为锡兰王子后代的许世吟娥为了自己家的墓地能够不遭到世人的破坏，就向泉州市政府上报，自己就是锡兰王子的后代。后来经过专家们的一系列调查和鉴定，也确认了许世吟娥就是锡兰王子的后代。而许世吟娥也走上了自己的寻根之路，来到斯里兰卡，受到了斯里兰卡本地民众的热烈欢迎。不仅如此斯里兰卡的当地政府还想让许世吟娥留在斯里兰卡继续当公主。可是许世吟娥委婉地拒绝了斯里兰卡政府的盛情邀请。

　　清代《世家族谱》中写道：“吾祖以锡兰君世子充国使，于前明永乐年间来华入贡，蒙赐留京读书习礼。厥后，归途路经温陵，因爱此地山水，遂家焉。”因此，有人认为以往“王子因国内宫廷政变被迫留居泉州”的说法缺少依据，且在斯里兰卡《锡兰简明史》中，当年并未有过宫廷政变的记载，王子来中国八年后，国王才去世，这八年的时间里，王子真想回国并不困难。同时，根据清代世氏族人的《买房契》中可得知，锡兰王子及后裔在泉州的生活是安然的，并没有因被追杀而隐居的现象。他们在泉的居所均在繁华闹市当中，清代《世家族谱》记载，世氏家族在市区的“温陵南街，忠谏坊脚（现中山路）建有大宗祠”，在“城北一峰书街，建有小宗祠”；在城北小山境，建有“世相公宅”。

　　锡兰公主许世吟娥到访斯里兰卡时，曾拜谒位于斯里兰卡科特市内的古锡兰国科提王朝波罗伽罗摩巴忽六世国王及王后的陵墓，该墓葬保存完好，也可说明斯里兰卡当时并没有发生政变。锡兰王子因为“爱此地山水”而选择留在泉州，可见当时的东方第一大港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明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泉州市舶司移设福州，标志着泉州港四百年的外贸港地位的终结。

　　清代，郑成功反清复明，清廷海禁迁界，泉州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大批民众为了生计开始背井离乡，下南洋过台湾，泉州成为中国第一侨乡和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

　　泉州港繁华落尽，衰落到默默无名不为人知，以致西方学者在整个19世纪都在争论那个曾在工业12-14世纪无比繁荣为西方津津乐道的zaitun（刺桐）究竟在哪里。直到1918年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问世，zaitun即泉州才成定论。

　　明清海禁，民间海外贸易被迫转型为走私性质的私商贸易，泉州港作为宋元两朝官方大港，受到严格管控压制。走私只能在沿海小港口进行，官府虽明言海禁但在地方官府利益驱使之下控制不力，往往采取纵容和变通的政策，最后私商贸易逐渐集中到漳州月港。

　　明清以后，由于实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加之战乱破坏、蕃商散失、港口淤塞等原因，泉州港逐渐衰落了。但作为海陆交汇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基督教文明多元共存，泉州俨然是中世纪人类文明的大熔炉。

　　宋代建的开元寺是泉州的地标，寺内中轴线两侧双塔耸立，见证了刺桐城的繁华年代。开元寺不仅是香火鼎盛的佛寺，也体现着宋元泉州多彩的外来文明。现在开元寺内，殿后回廊中央那两根雕刻精美、造型别致的十六边形石柱上，就刻着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上的内容。殿前浮雕上，甚至刻着来自南印度的狮身人面像，这种传统是否来自古埃及的“斯芬克斯”，至今尚无定论，但从地中海到印度洋再到泉州的狮身人面像之路，却也着实是一段奇幻的文明旅程。开元寺大殿走马廊移自宋元时印度教神庙的石柱，图中石刻为十臂人狮撕裂凶魔肚皮的场景。人狮是毗湿奴的化形，后者是印度教“三相神”之一，掌维护宇宙之权。

　　南宋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泉州城南，晋江之滨，是古时蕃舶客航聚集之地，供奉着妈祖的顺济宫（天后宫）便建立于此。远行的人们往往要向海神祈求平安，祭海的主祭对象逐渐被妈祖所替代。从泉州港出发的商舶，把妈祖信仰从闽南拓展到中国东南海域，再传遍东亚，成为华人世界最著名的航海女神。

　　当繁华落幕，这些文明的遗产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获得了另类的延续。海洋贸易、多元宗教和蕃商血统，塑造了闽南人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海洋文化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