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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三十章 闽南话 【校友文萃】

上传时间: 2022-05-05  【字体:

厦门 初30组 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三十章 闽南话

  汉语是中国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由于中国的面积大,人口多,因此汉语的方言也较多。一般说来,汉语除了“8大官话”之外,还有7大方言,分别是晋语、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语、赣语、湘语。同时在复杂的方言区内,有的还可以再分列为若干个方言片(又称为次方言),甚至再分为“方言小片”,明确到一个个地点(某市、某县、某镇、某村)的方言,就叫做地方方言。见图30-1


图30-1 汉语方言区

  闽语是是汉族方言中最复杂,内部分歧最大的一个方言,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台湾和海南地区,在广西、江苏、浙江、江西小部分地区也有。闽语下又分为闽东、闽南、闽北、闽中、莆仙五种地区方言。闽语是由上古时代闽越语和南迁中原人的语言形成的。因此,闽语保留了许多古老的汉语特征,如无轻唇音以及古无舌上音等,拥有大量的文白异读、频繁的连音变调。

  闽南方言又分为下面几个次方言:

  泉州话区:泉州、石狮、晋江、惠安、南安、永春、德化、安溪等八个县市。

  厦门话区:厦门、金门、同安。

  漳州话区:漳州、龙海、漳浦、云霄、东山、诏安、华安、长泰、平和、南靖等十个县市大部分。

  龙岩话区:龙岩市新罗区部分、漳平市部分。

  大田话区:大田县部分、尤溪县的小部分。

  海陆丰区:广东海陆丰(汕尾市、陆丰市、海丰县)。

  潮州话区:广东潮汕(揭阳市、潮州市、汕头市、丰顺县的汤南镇、汤坑镇、留隍镇)。约1400万人。潮州地区因为邻近闽南,很早就成为闽南人的迁居地,隋唐时期即有居民从泉州迁入,进入宋朝后闽南人更是大举南下。但是潮州地区气候地理条件优越,很快人口大量增殖,非但难以继续接纳移民,反而自己也和闽南一样走上了输出人口的路子。

  清朝西方传教士在学习中国方言的过程中发现,闽南话分布区域远远不限于闽南漳州、泉州二府。杜嘉德在《厦英大辞典》中提到中国最类似闽南话的方言是广东的潮州话,并认为闽南和潮州之间的区别大约类似西班牙/葡萄牙或者荷兰/德国之间的区别,双方仍能进行勉强的沟通。而除了潮州以外,海南岛的方言和闽南地区也相当接近。

  广东阳江地区还有属闽南方言的阳江海话,阳江海话以阳西县儒洞镇的海话为代表。

  雷州话区:广东雷州半岛(雷州市、遂溪县、徐闻县等)。

  海南话区:海南岛东北沿海、东南沿海、西南沿海一带。约440万人。

  厦门话和福州话分别是闽南、闽东方言的代表点。仙游话属于莆仙方言区的南片。长期以来,语言学家比较一致地认为莆仙方言是在闽南方言的基础上,吸收闽东方言的一些特点而成的一种混合型方言。然而,就闽语内部次方言的划分上,至今学术界对于将莆仙方言作为与闽南、闽东方言相并列的闽语次方言仍有异议。

  仙游话和厦门话、福州话在词汇上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在三地方言间词汇的关系上,仙游亲于厦门而疏于福州;仙游话词汇具有自己显著的特色和混合型方言的色彩。通过对仙游话和厦门话、福州话词语异同的研究,一般认为莆仙方言是一种亲于闽南方言、疏于闽东方言的具有自己特点的闽语次方言。

  唐末,藩镇作乱,中原再燃烽火。王潮、王审知率领河南光州、寿州农民起义军转战入闽,深得民心,消灭了闽境内的军阀,夺得福州,进并全闽五州之地,被后梁封为闽王。王氏兄弟率领的这支河南队伍,与先前的陈政、陈元光父子所统领的府兵的后裔有地缘、语缘关系(二者均为河南光州武装移民,前后相距二百多年),故很快地融入了闽地社会,并成为主导力量。王氏兄弟在闽统治数十年,保境安民,采取劝农桑、奖工商、办海运、定赋税、兴办文教、安抚南下流民等措施,使闽地出现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一时称盛,故中原汉人为避难而入闽者日多。闽王的活动中心在福州,这批中州人的定居,对闽东方言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厦大的陈碧笙教授曾说:“闽东方言是闽南方言的一个分支”。这是有道理的,因为闽东方言形成较后,且语法结构与闽南方言完全一致,诸如“闹热”、“人客”“走路”(逃亡)等等,只是语音不同而已,他们之间互学方言极为容易。王氏兄弟带来的这批队伍,在闽东的讲闽东方言,在闽南定居的则融入闽南方言区。

  处于闽东的霞浦三沙人都是三四百年前从闽南迁移过来的,他们的先辈讨海来到三沙后,发现三沙渔产丰富,而定居三沙。就像“海加定”(红树林)在这里落地生根,他们的“祖”都是“闽南祖”。至今大多数人的祖籍是闽南,而三沙人都把闽南说成“下南”,虽说三沙人说的是地道的闽南话,但在数百年的移民过程中,汇聚了惠安、晋江、安溪、漳浦、龙海等地的渔民,这些地方的闽南话本身就存在着不同的腔调,各地闽南腔在三沙几经磨合,形成了自己的一种腔调。闽南人是这里最早的开发者之一,最早移居三沙的闽南人是漳浦渔民,大概在清朝康熙年间来到三沙。他们发现三沙港渔业资源丰富,盛产大黄花、小黄花、带鱼、目鱼等近海经济鱼类,便经常驾船到此捕鱼、避风;他们看不到什么人烟,就在岸上搭简陋的木房作为落脚点,住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慢慢就习惯了,成了“常住人口”,随后就有闽南沿海各地的渔民陆续在三沙定居下来。三沙是自发的松散型自由移民小镇,到1951年三沙人口才8000多人。现在已有4万多人。三沙有姓氏六七十种。也正因为这些渔民来自五湖四海,所以三沙民间没有任何宗派,也没有像一些地方本地人对外姓有排他性。这种几百年延续下来的包容精神,应是闽南人的优秀品质之一,现在在许多方面都得以体现。一些闽南风俗也在三沙照旧沿袭。

  将霞浦闽南方言与本土闽南方言进行比较研究,霞浦闽南方言在语音上仍带有显著的闽南方言特征,且与泉州方言十分相近,但由于长期受闽东方言的影响,也产生了一些新特点,如出现撮口呼韵母、鼻音韵尾减少等。

  别的方言都是地区连片使用的,只有闽南语是跳跃式的一块、一块的地区在使用。据初步统计,海内外用这种方言的人将近10000万。

  闽南话的流播不只在闽南地区,早已超过省界和国界,在外省传播闽南话最广的是台湾,台湾岛上,除了高山族地区外,差不多都通行着类似于于漳州腔和泉州腔的闽南话。据初步调查,台中、台北稍偏泉州腔,台南、高雄稍偏漳州腔。闽南人移居台湾大规模迁移是在1 7世纪中叶,大量闽南人随郑成功渡海从荷兰英军手里收回台湾。300多年来,闽南人和其他地区东渡的汉人,和高山族同胞一起,开发祖国的这个宝岛,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努力,使得闽南方言始终作为主要交际工具,保留在台湾民众的口中。特别是今天,大陆与台湾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更加密切,台湾的父老兄弟不断到大陆寻根、探亲、访友,闽南话显得更加重要。

  闽南人公认厦门话为“标准闽南话”,因为厦门话是泉州话与漳州话融合而成的,所以泉州人和漳州人都听得懂厦门话,也都听得懂台湾话(台语),因为所谓的“台语”也是泉州话与漳州话融合而成,差别不大。但泉州人和漳州人交谈还是有点小障碍——比如泉州话“一二三四五”念“yitlisasigo”,而漳州话是“jitnosasigio”,“二”的发音跟泉州“五”的发音相似,所以如果有漳州人约泉州人“两点见面”的话,泉州人会等到五点才到;泉州话“犁田”、“开车”漳州人都听得懂,但漳州人却喜欢讲“使田”、“驶车”,泉州人听起来相当刺耳——这类话语虽然不少,但两地人沟通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必要时用厦门话或普通话“补注一下”就可以。

  骂人的话差别比较大,有时候会引起麻烦——泉州人用“驶”,漳州人用“匹”,厦门人用“干”,同安人用“刳”或“箍”,表达同一个意思,都是骂人的脏字。现在有些外地人动不动就在网上或手机上“哇塞”,闽南人看了、听了会发笑。

  善于航海的闽南人在迁徙路线上颇有特色,即沿着海岸线走,见缝插针。其中以粤琼台最成气候。除了潮州外,粤东沿海的海陆丰、粤西茂名、湛江等地沿海地区的居民也多说闽南话分支雷州话。而唐朝时几为荒地、人口不过五千户的海南岛在宋朝以后也陆续迁入了大批闽南居民。闽南人从岛东北的文昌登陆,沿着海岸线向东西两侧扩散。今天海南岛从澄迈到三亚的整个东海岸都讲海南闽语,即闽南话在海南岛上的变体。

  在广西说闽南话最多的应该是北海、贵港两地了。江口、思介两地虽然有的村子语言已改变成白话(广东话),但是在这两个乡镇听到最多的还是闽南话。据思介本地人讲,和江口一样,大部分都识讲戓识听闽南话的。除了这两地,思旺、上渡、大安、金田、木圭、石咀、南木、油麻、社玻等地都有人讲闽南话。

  平南是广西东南的一个县,讲闽南话的约12万人。

  如果说闽南人南迁和东进都主要是进据荒地的话,他们还能寻得机会向北方移民就更是不简单了。

  赣南闽南方言是指主要由于移民原因形成的兼具闽南方言和本地客家话的闽南方言,属于闽南方言大本营外的一个分支,以方言岛的形式分布在赣南地区的赣县、兴国、于都这三个区域,分布较为集中,使用人口约有一万,方言岛内一致性较强,大都使用多种方言(闽南方言,本地客家方言)。

  江苏宜兴市丁蜀镇上坝村的闽南话存在的两种倾向:一方面,许多岛(方言岛)内居民能够并且乐意使用上坝话交流,表现出维护和固守上坝话的强烈意识;另一方面,由于强势方言的包围冲击和普通话的推广普及,不少人放弃了自己的母语方言,上坝话的使用频率和掌握程度在青少年中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上坝话的闽南方言性质仍是比较显著的,集中反映在它的语音系统兼具泉州腔和漳州腔的典型特征,而更接近于前者;泉漳和浙南闽语文白异读的基本格局得以传承;闽南方言的构词因素在整个词汇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许多颇具闽语特色的代词、量词、副词和虚词及其用法被沿用下来。

  福建平潭县闽南方言岛与粤北韶关市仁化县长沙背闽南方言岛的情形也跟宜兴丁蜀上坝村差不多。

  湛江闽语与汕头方言、福建闽南话受地理位置影响,它们自然有不少差异,但是也具有不少相同的重叠方式及语法意义。

  在浙江省东南部,大概在浙江省瑞安市以南到浙江省与福建省交界一带,也有讲闽南语的地区。浙南洞头县的闽南方言,阳声韵尾和入声韵尾内部各自归并以及喉塞韵尾基本消失使得洞头闽语韵母数量大幅减少;声调有8个,阴入白读混入上声,阳入白读自成一调。与福建闽语相比,文白读层部分缺失。

  闽南话是流动性很强的方言,也是国际性语言。在通行闽南方言的地区分布着许多优良港湾,诸如:早期的泉州刺桐港、漳州月港,现代的厦门港、东山港、港尾漳州港、高雄港、基隆港、汕头港、湛江港和海口港等。这些通商海港为当地民众与外界大量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漫长的岁月里,当地居民或为了事业的开拓、或因天灾人祸、或为谋生而大批向世界各地迁徙。他们离乡不离腔,形成了闽南方言的国际化,其地域分布之广,是中国其他方言所无法比拟的。

  东南亚各国的许多侨胞也使用闽南方言,据初步统计,海外操这种方言的人超过4000万,不少被闽南人同化的人也会使用闽南语,在东南亚的闽南人与马来人联姻的后代共计人数达1000多万人,不少马来人也会使用闽南语。

  闽南语在世界上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闽南话作为地球60种主要语言的代表之一,被录制在美国1977年发射的“旅行者”号宇宙飞船的镀金唱片上,到广漠无垠的星河中寻觅知音。世界第一流的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也开设过闽南话课程。

  闽南语是汉人入闽带来的汉语并与本土语言经过长期的交融最终形成的一种语言,而这些讲汉语的人群本来大多聚集在河洛一带所以又称之为“河洛话”。

  很早以前,闽南地区只生活着一小群被称为“闽越少数民族”的人群,直到先秦两汉时期,由于战乱等原因造成一批移民迁入福建,带来了大规模的语言板块运动,使得吴越语、楚语、百越语(当时的汉人主要使用这三种方言)和本土语言相互交融。最初的“百越族”就是由于在汉末三国时期,中原发生战乱,使得福建又有许多难民移居至此,闽越少数民族的语言开始发生变化,也就形成了最初的闽语,包括闽南话。

  “永嘉之乱”可谓是汉人大规模进入闽南地区的原因,由于这一大批北方汉人进入闽地并且集中于泉州等地,带来他们的方言与泉州等地的本土语言融汇,形成了具有北方口音的“十五音系统”,也就是最原始“泉州话”的起源。唐朝时,陈政、陈元光父子以及王潮兄弟等为平乱而屯垦漳州,带来北方的中古音。这两批移民带来的新口语,再经演变就形成了最初的“漳州话”。

  北宋时期,朝廷由于金军逼迫而南迁至福建各地,建立南宋,闽南语再一次融入新的语音、词汇。然而,现今的闽南方言中还保留着许多唐宋的口语以及词汇等。经过这场较大规模的移民,使得闽南语在原来的吴语、百越语融合之后的语种下再次加入中古汉语,也使得闽南语的整个语音上消除了塞音和塞擦音的对立。由此可见,闽南方言的形成与这些移民带来的语种和本土语种的融合是密不可分的。

  由于当时闽南一带的地理环境不利,方言的传播十分缓慢。直到宋元时期,闽南地区更为深入的开发,闽南语才得以继续向内陆发展。最初,闽南语是以漳州话作为主要代表。但是,作为闽南主要进出港口的泉州逐渐成为闽南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而漳州又由于它的地理位置不够优越,开垦难,移民迁入更不方便等原因,一直处于缓慢的发展中,直到明末才有所转变,本土闽南方言逐渐向内陆扩散。所以,泉州话就渐渐取代漳州话的地位成为当时闽南语的代表。泉州人黄廉编写的《回音妙语》一书,使得泉州音被更多人所熟知,更加巩固了泉州音在当时的地位。鸦片战争之后,在厦门形成了漳泉混合的方言——厦门话,这一语言取代了泉州话的代表地位。

  随着时间的流逝,闽南语也逐渐发展并向外传播。

  龙岩附近的闽南语仅仅在明代之后略微发生一点变化,所以大致上还是与漳州话、泉州话相近,并不妨碍三地之间使用方言交流。但是,莆田仙游虽然一直属于泉州府、晋江地区管辖,但由于长期独立设县,又毗邻闽东福州,久而久之就发展了其特殊的称之为“莆仙话”的闽方言的又一种方言,并有别于泉州话、漳州话等。有趣的是莆仙话对外传播时又变成接近于闽南话,说明莆仙话与闽南话的差别并不大,主要只是口腔里“翘舌”与“不翘舌”的不同而已!莆仙话与闽南话的许多共有词语之用法明显不同于闽东话,体现了词义的共同创新。即使是沿海闽语共同之词语,但就词义创新方面莆仙话也更接近于闽南话,而闽东话的许多固有说法却未见于莆仙话。这种词义上的“共同创新”之特点与莆仙话是从闽南话中分化出来的历史相关联。一般认为莆仙话与闽南话的文白异读基本相同,并以此作为莆仙话脱胎于闽南话的重要证据之一。莆仙话白读历史上与闽南话属于同一支派,而后来有了自己不同于闽南话的发展,其中一些发展是闽东话影响的结果,另外一些是莆仙方言自身的演变(特别是音系简化)而致。这是莆仙话过渡性特征的重要体现之一。

  在宋代时期,福建迅速发展,人口密度激增,到南宋以后,出现人口过剩的情况,必须输送大量移民出去,这些移民大多迁移至两广、海南等地,这个时期闽南语开始向外传播。在粤东潮汕一带上古早期也曾经是百越族生活的地方,到了唐中后时期,潮州以及闽南这些区域的人口数发生变化,潮州的人口数急增,这一情况是由于泉州人向潮州迁移的结果——根据《潮阳县志》一书中的记载可以确定唐代中晚时期有一批闽南人迁入,使得潮州的本土语言与闽南语相互融合。在南宋时期,潮州人主要是由迁移至此的闽南人组成,因此,闽南语就逐渐成为其主要语言。

  宋代,雷州才出现福建地区的移民(包括福州以及莆田地区的移民),这个时期他们带入了不同地区的闽南语次方言,使得雷州方言发生转变并趋近于闽南方言。宋元时期,闽南人还有移居至海南的,但是因为海南本身的语言环境较为复杂,所以在现今海南存在的闽南语与福建的闽南语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属于特殊的“海南闽南语”且较难与闽南人交流。

  明清时期由于闽南仍存在着巨大的人口压力,又有一些移民向较为邻近的台湾迁移,使得台湾闽南语成为主要语言。

  古越人有自己的语言特点,属于胶着语。古越语是一种多音节语言。从天皇所制干支名可见三皇时代古越语之一斑。十干曰:于逢、旅蒙、柔兆、疆困、着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十二支曰: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于、执徐、大荒落、敦洋、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这些天皇时代创制的干支为多音节古越语。古越人所使用的古越语与古代北方所使用的语言相差极大,彼此不能通话。据载,汉刘向《说苑·善说》篇保存有一首“越人拥楫歌”,其歌辞同北方语言根本不同。如果不经翻译的话,连邻近的楚人也听不懂。

  根据语言学者的研究,在汉语七大方言中,北方方言(官北话)可以粗略看成是古汉语数千年来在中国北方经历北方阿尔泰语系的游牧民族数度混居交融发展出来的结果,而其余六大方言吴语、湘语、赣语、闽语、客家话和粤语,却是由于历史上北方居民数度南迁、与南方族群的语言相互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因此均与古汉语有较大出入,但在声调方面,南方方言则保留北方方言已经失去了的入声。

  古越语为黏着型,不同于古北方语的单音成义,故古越语译成汉语时一字常译为两字,如爱为“怜职”,热为“煦虾”。表明古代百越语是一种带有自己特点的独立语言。

  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认为越语的特点是:发音轻利急速,有的词与汉语不同,名词类的音缀有复辅音和连音成分;词序倒置,形容词或副词置于名词或动词之后。在《国语》、《越绝书》及《吴越春秋》中都有一些越语词的纪录,而汉刘向《说苑·善说篇》中所录著名的“越人歌”则是保存最为连贯完整的越语资料。据对古越地的现代汉语方言对比研究,发现其中有着众多的词语是相当一致的,因此从中可以看出,闽越、瓯越、南越、骆越语在古代大概可以互通,因为古越语的成分至今还十分明显。

  由于古代越南、福建、广东等地是越族的地方,所以古代北方中原人迁徙南下后使用的古汉语受到很多越语的影响,古代越南从中国的西汉到唐朝是中国的领土,即使从中国分离出去后,还是和中国南方保持着密切关系,越南还是中国的五代到清朝藩属国,古代越南使用古汉语和古越语融合的古越语时间有1000多年。近现代之研究已也显示侗台语系(TAI-KADAI)亦与原始汉藏语系以及上古汉语有极密切之关系。侗台语系和闽南话有某些共同的古越语,侗台语系包括了中国境内的侗族、壮族、傣族,与及东南亚的泰国语、缅甸禅邦语,所以东南亚人有学习闽南语的优势。更由于闽南人的迁徙传统,闽南人与海外,特别是与东南亚的交流极为密切。相应的,闽南语中自然有相当多的东南亚借词。

  从元朝开始,泉州成为为东方第一大港,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泉州,从此闽南一带和中东、西亚、东南亚的来往更加频繁,大量的阿拉伯商人定居在泉州,出洋的华侨把外乡的语言带到闽南,时间久了,有的外来语的语词进入闽南语,成为闽南语的一部分。例如: ma-ti(死掉)、ta-pi (不过、可是)、ko-pi(咖啡)、gan-dang (马铃薯/土豆)、pa-sak(巴刹)、sa-bun(肥皂,英文soap,雪文,闽南语本身叫作“茶箍”)、chok-ku-le(巧克力)、tong-kat(拐杖)、àu-sài(out side)(出界)、pa-sū(bus,巴士)等。

  北宋时期,在泉州等口岸相继设立了掌管外贸的市舶司,使泉州发展成当时国际上的著名商港,对外海线交通十分方便。在这以后,闽南等地区有不少民众,因为政治、经济或其他因素而移民海外(包括台湾),也因此带去了他们的母语——闽南语。

  从16世纪起,西欧各国开始进行各种殖民海外的计划。公元1624年起,荷兰、西班牙先后占领南、北台湾,尤其荷兰人统治台湾将近40年,实施王田制,召募福建沿海人前开垦台湾。来台汉人多出身漳州莆田泉州,在长期与平埔族杂处和荷兰人的统治下,随移民所带来的闽南语也渗入了一些新的语言因素。

  明末时,闽南发生大旱,郑芝龙曾招数千人到台湾垦殖,他们大多数在台湾定居。明末郑成功抗清失败后,率大军攻占台湾,赶走荷兰人。郑家出身福建南安,郑氏王朝之文教制度的定立者——陈永华,也是泉州人,而其所带来的军民也大多数是泉州人。因此,此时台湾的闽南语,是以泉州音占大多数的。

  1683年,施琅征台,郑氏王朝覆亡,清廷正式统治台湾。隔年,清廷为防郑氏遗民,颁布渡台禁令,设下严格条件限制民众渡台,只能从三个口岸渡台,泉州莆田人从泉州港渡台,漳州厦门人从厦门渡台,福州人从马尾渡台,还有大量人从福建沿海直接到台湾,有登记的人数只占福建人渡台总人数的很小比例,这在漳州莆田泉州厦门等地的自渡台湾的情况是相同的,大量的人不是通过官渡而是自己渡台。由于粤籍禁渡,造成客家人比较晚到台湾,台湾的开发几乎都由闽南人领先,而台湾的语言亦以闽南语为优势。

  雍乾之世,禁令渐松,1862年,因牡丹社事变,钦差大臣沈葆祯赴台办理防务,以“开山抚番”为名,招徕垦野,因而解除了长达近200年的渡台禁令。在清廷统治台湾的200余年间,闽人去台人数激增,移民的语言随其足迹而传播到台湾各地。日后由于交通开始便利,人口逐渐增多,先后入台的泉州、漳州、厦门等地口音逐渐融合成一种不同以往的口音,民间将其称之为“漳泉滥”(漳泉混合的意思),莆田话和台湾话不可以互通。台湾的闽南语特色是多种不同闽南地方口音融合,总而言之,台湾北部偏泉州腔,南部偏漳州腔。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战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在日本统治台湾期间,教育方面推行“国语”(日本语)政策,日本语在政治上占尽优势,而日本语基本上是在中国南北朝时到清朝前期从中国带到日本的,在民间使用的台语难免受其影响,一直到今天。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中国国民政府收复台湾地区;战后国共内战,国民政府战败,带着几十万军队和民众从大陆“转战”台湾,这是台湾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活动,再加上日后推行的“国语”(这次是北京语)运动,在其影响下,河洛话再度加入新的语料。

  今天台湾绝大部分汉族居民均为闽南后裔,所谓台语也就是闽南话,已经极接近于厦门话(厦门话也是漳泉混合腔),并且由于离开本土时间短,它和闽南原乡语的差别要远远小于粤琼闽语和泉漳闽南话的差别。

  一般而言,台湾闽南人也包含被闽南化的客家人与台湾古闽越族后裔原住民平埔族。世界各地的闽南华人、华侨或是闽南语闽台片使用者在东南亚、日本最多,新加坡甚至有半数以上的华人使用闽南语来沟通。

  闽南语的发源地是在黄河、洛水流域,俗称“河洛话”,这是因为最早在晋朝时有中原一带人避战乱南下,在无名江边定居,并把这条江定名为“晋江”,以示不忘自己是晋朝人。这样也把河洛话带到福建,并演变为闽北、闽中和闽南三种方言语系。但是汉人大规模迁徙到闽南则是在唐朝、五代(残唐)时期,带来了8世纪到10世纪中原的语言口音。在闽南人从明朝后期至清朝移民台湾后,把闽南话带到台湾。令人预想不到的是,原先说河洛话的地方早已不说河洛话了。

  中国第一座跨海湾大石桥——泉州洛阳桥,之所以用“洛阳”这个名,就是因为永嘉之乱,由于胡人入侵不断,北方几经战乱,造成大量的中原华夏人南迁,他们来到了泉州,看到这里的山川地势很象洛阳(九朝古都),为了纪念他们是从洛阳来的,就把这个地方取名为洛阳,此桥也因此而命名。

  有人认为“河洛话”指的是是“福佬话”,“鹤佬话”。福佬人或鹤佬人,又称“河洛人”、“福佬人”、“闽南人”、或”台湾人”等,是近四百年来由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移居入台之移民的后代,也是现在通称的“台湾四大族群”里面人数最多的一个族群。

  鹤佬人主要分成漳州人和泉州人两大支。在移民初期,漳、泉之间时有械斗,则都自称为“本省人”、“福佬人”、或“台湾人”,不再区分漳泉。在习惯上,Hō-ló自称为“台湾人”,客家精英往往认为这个语汇太具扩张性。汉字偶而根据客语音写“学佬”或“学老人”。在过去,台湾官方喜欢用“闽南人”或“河洛人”来称呼这个族群,带有源自中国的弦外之音。

  以语言来说,各地的鹤佬人都说近似厦门话的鹤佬话,各地虽有些微的口音之别,但都可以沟通(这是因为厦门话同样是漳泉混合语)。鹤佬人是台湾人数最多的族群,占台湾总人口的比例达73.3%。

  关于“Hō-ló”这个名词的说明:

  “鹤佬”这一个词汇,事实上是“Hō-ló”这个音的翻译字。关于这个音相对应的汉字是什么、是否有固有汉字,学界还一直在争议当中。基本上,“Hō-ló”指的是一种语言的名称,也顺便指涉讲这种语言的人群。

  连横将这个音翻译为“河洛”,并认为“Hō-ló”是“河洛”二字的讹音。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河洛”这个语汇也得到台湾官方的喜爱,因为这个字所影射的,是这个语言和这群人是从中原的“河洛地区”南迁而来的,比较符合台湾人自认为是中国正统的心态。此外,台湾官方也喜欢将这个语言称之为“闽南语”、将这群人称之为“闽南人”,因为这样也有源自中国的弦外之意。

  至于闽南语中的古汉语的例子,更是不可胜数:

  泉州方言把“客人”读成“人客”[音:Lang3(第3声)kei4(短促第4声)]:唐杜甫《感怀》:“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热闹”,闽南语叫“闹热”,唐代白居易的《雪中晏起偶咏所怀》诗曰:“红尘闹热白云冷”;“床铺”读成“眠床”(音:Mian3 ceng2)。“不要”简读一个字“泯”(音:Mian1):“相逢一笑泯恩仇。”还有“道行”(dào héng)的“行”目前只有闽南人念的标准,其他地方的人们要嘛念成(xíng),要嘛念成(háng)。

  由于闽南人大多来源于唐代及之前的中原地区,加上武夷山脉和戴云山脉等山系的重重阻隔,其方言完整地保留了“五胡乱华”之前的中原古音,其中不乏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中州雅言。譬如:“鼎”是古汉语和闽南语、闽东语的日常用语,闽南、闽东人讲“用鼎炒菜”,而不会用方言说:“用锅炒菜”。“做生理”(做生意)也是闽南人的日常用语,在《五代史平话.周史》中有“居民不安生理,刘知远忧之”句。又如:吃干饭,闽南语叫“食奔”,“食奔”见《诗经·大雅·泂酌》:“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食奔食喜”。稀饭,闽南语叫“糜”,《说文》:“黄帝初教作糜”。洗米水,闽南词语叫“潘”,《礼·内则》:“面垢,火覃潘清面贵”,等等。

  闽南语词汇,确实有很多属于古汉语的成份,最古老的大概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甚至是上古时代了,也正是这个原因,闽南语名词的构词很大一部分延续的是古汉语的构词方式,古汉语跟现代汉语的构词顺序有很多是相反的,所以也就会出现闽南语词汇有很多都是倒装的,如:

  台风不叫台风,叫风台;
  拖鞋不叫拖鞋,叫鞋拖;
  客人不叫客人,叫人客;
  堂亲不叫堂亲,叫亲堂;
  热闹不叫热闹,叫闹热;
  前头不叫前头,叫头前;
  蔬菜不叫蔬菜,叫菜蔬;
  汤面不叫汤面,叫面汤;
  日出不叫日出,叫出日;
  花菜不叫花菜,叫菜花;
  顶楼不叫顶楼,叫楼顶;
  惊吓不叫惊吓,叫吓惊;
  公羊不叫公羊,叫羊公(或羊广);
  母羊不叫母羊,叫羊母;
  公猪不叫公猪,叫猪公(或猪哥);
  母猪不叫母猪,叫猪母;
  公狗不叫公狗,叫狗公;
  母狗不叫母狗,叫狗母;
  公鸡不叫公鸡,叫鸡公(或鸡角);
  母鸡不叫母鸡,叫鸡母;
  便利不叫便利,叫利便;
  乩童不叫乩童,叫童乩;
  喜欢不叫喜欢,叫欢喜;
  妇女不叫妇女,叫女妇(姹母,姹是少女,母是妇人);
  日历不叫日历,叫历日;
  手脚不叫手脚,叫脚手;
  健康不叫健康,叫康健;
  线面不叫线面,叫面线;
  肠胃不叫肠胃,叫胃肠;
  投缘不叫投缘,叫缘投;
  故意不叫故意,叫意故;
  爪牙不叫爪牙,叫牙爪;
  力气不叫力气,叫气力;
  唆使不叫唆使,叫使唆。

  这些与现代汉语相比词序倒置的闽南语其实却与古汉语相同。现代的中原人学闽南语感到非常难,有的在闽南住了半辈子还没有学会,但闽南语却是中原古代语言中经典的华夏原始版。

  闽南话里还有许多保留古越人“母系社会”留下的痕迹,例如汉语使用量最大的三个人称代词“我你他”闽南话是“卬恁伊”,“我们你们”闽南话也是“卬恁”,“卬恁伊”都指女性。

  中国目前能找到最早的韵书,就是隋朝陆法言编纂的《切韵》了。每当亡国前后,有一种书籍必然兴起,此书就是韵书。因西晋时五胡乱华,五胡十六国充斥中原大地,汉语落草,胡汉语喧嚣一时,语纲混乱,故恢复正统的需求强烈。五胡乱华期间,衣冠南渡之时,中原汉人的一部分来到了今泉州丰州。五胡乱华的结果,胡人在北方肆虐。隋朝恢复中华后,北方的汉人终于恢复了汉人姓名;汉语正统得到重视,于是开始修韵书。这时距离五胡乱华前、正统在中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300多年。这时的语言,和五胡乱华前南渡的汉人,语言差距有多少呢?

  隋文帝开皇初年,陆法言与刘臻、萧该、颜之推等八人讨论音韵,二十多年后的公元601年,陆法言编成《切韵》。《切韵》随后广泛流行,成为韵书典范,其所记载的语音系统成为中古汉语的代表。这个语音系统比起现代汉语任何一种方言都要庞大得多,共有37个声母、160余韵母、4个声调(相较而言普通话共有21个声母、39个韵母、4个声调)。

  《切韵》音的重要性在于现代汉语绝大部分方言中的语音对立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源头。如普通话的平翘舌之分反映切韵音中精组声母和知庄章三组声母的对立,广州话的六个辅音韵尾基本完全继承了《切韵》的辅音韵尾系统。在这个层面上看,切韵音可被认为是现代汉语各方言的共同祖先。

  《切韵》本已散佚,现今关于《切韵》的知识其实间接来自《广韵》,但近代又在敦煌等地发现《切韵》残本。

  福建方言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其中一些现象并不能在切韵音系里面得到解释,而是可追溯到上古时代。中古汉语及现代能分-m -n -ng 韵尾的所有其他方言都收-ng,正是反映了这个字在上古汉语中的读法。

  《切韵》虽然离五胡乱华前的正统音脉有300年之遥,但是统一后的隋朝基本上是以南方陈朝正统汉人语言区的语音为基础,写就《切韵》的。

  畲族的畲(普通话读shē),在古汉语里面,竟然发音跟“邪”、“斜”接近——普通话里邪和斜都是xie2。普通话两种读音不同的字,难道在古汉语中却有关联性?

  注:邪有两种注音,以遮切及似嗟切。这里当然是似嗟切。

  再看闽南语:

  邪这里读xia2,车闽南语读qia1,奢读qia1,赊读xia1,那么畲在闽南应该读xia1。《切韵》这部书好像是为闽南语编写的,倒像不是为普通话写的呢。

  遂这个字,按照王仁昫增补切韵表,徐醉切,还真的读sui4;问题是徐在普通话是x辅音,而在闽南语中是s辅音,所以,“遂”如果用普通话切是断然得不到sui发音的,sui是泉州闽南语赋予的。

  泪(简体字“泪”)这个字,普通话悲催了。普通话读lei,但在切韵里面读lui4。想想泪在泉州闽南语怎么读?也是lui4!

  300多年的时间差距,流落南方的西晋古汉语,还能和地处中原的隋朝古汉语对得上号,世界很神奇。

  因为闽南地区多为丘陵地带,交通不便,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不是很方便,闽南语较少受到胡人语言的冲击,所以才得以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大量上古汉语发音。

  福建各地方言确实保留了一些地地道道的古汉语说法,如普遍将“锅”称作“鼎”,“筷子”称作“箸”等,甚至有些闽南话表示应答还用“诺”,古雅得让人惊诧。但是保留古词和保留古音是两码事,何况所有方言大部分词汇也是继承于古汉语,顶多有量的不同,并无质的区别。

  要想知道福建话是不是中原古音,那首先得弄明白所谓中原古音是什么。

  成书于东汉末年的《释名》中描述了一个“风”字的同类现象:“克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泛也,其气博泛而动物也;青徐言‘风’椒口开唇推气言之,风,放也,气放散也。”则说明这种变化在东汉末年从现在的山东一带开始扩散,中原尚且是-m。而到了《切韵》,新读法已经渐入中原,彻底取代了旧音。只有地处偏远的福建还保留了老读法。

  不过,虽然福建方言相对其他方言有更多上古音的痕迹,但这并不代表福建方言就真是地地道道的古音。而文化学者所谓的 h- f- 不分,n- l- 不分是上古遗迹更是无稽之谈。事实上,闽语在历史上曾多次接受了中原汉语的冲刷。中原的f-本来自于上古到中古早期的 p- ph- b- 声母,即所谓“古无轻唇音”。这点在福建方言中尚有不少遗存,如“芳”闽南话为phong,“饭”潮州话为pung(汕头腔)。唐朝以后,福建诸方言引入已经产生的f-的中原汉语以供读书之用,形成了所谓“文读”。但是闽人发f-有困难。于是就用已有的声母中和f-最接近的h-代替以蒙混过关,实际和现代福建人把福建说成hu建是一回事。

  至于n、l 之分,则更是古已有之,而且早期的福建话也必然是能分的。虽然现今闽南本土n、l 完全混乱,但是早先迁出的潮州话、海南话逃过了这一劫,它们都可以一定程度上区分这两个声母。而福州话n、l混淆更是近几十年的事,至今不少福州老人都可以完整地区分这两个声母。古汉语如果古到只有几十年光景,那现今在世的老人恐怕得是活木乃伊了。

  讲个闽南关于押韵的故事——说是某秀才上京赴考,路上住客栈时半夜听到几次声响,仔细一听都是“屋北鹿独宿”,问店主,店主说几年前也有个文人住这里,因隔壁关着一只鹿,于是文人给自己出了上联,就是“屋北鹿独宿”(据说古代官话“北”念“部”),结果自己竟然搜肠刮肚也对不出下联,郁闷之下竟然自杀了,从那以后这间屋里每天都会不断地发出这个声音,可能是这文人希望后人能够对上吧。秀才听了以后,也是搜肠刮肚找不出好下联来。直到拂晓,秀才听到远处鸡鸣,终于有了下联“溪西鸡齐啼”,给这个故事画上了句号——旧时闽南的私塾先生最喜欢给学生讲这一类故事。

  押韵,又作压韵,是指在韵文的创作中,在某些句子的最后一个字,都使用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使朗诵或咏唱时,产生铿锵和谐感。这些使用了同一韵母字的地方,称为韵脚。闽南人喜闻乐见的“答嘴鼓”、“念四句”、童谣以及平时谈笑也都喜欢“押韵”。听说古时还有“押声”,现在在闽南话里还有保留,例如《今古奇观》用闽南话念就有“押声”,但普通话里“今”和“奇”的声母都已改变,不可能“押声”了。

  押声母对诵读或歌唱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在音律上并不和谐,所以渐渐失传了,只有闽南话里还保留着它的痕迹。

  闽南话里还常有把一个字变成两字词的情形,例如闽南话“来去”其实就是“去”,多了一个“来”字让外地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闽南话“来去”除了表示“去”之外,还多了一点“向”、“往”的意思)。还有“舅”说成“引舅”、“婶”说成“引婶”、“糜”说成“安糜”、“头”说成“头壳”、“治”说成“创治”、“勤”说成“骨力”、“懒”说成“贫懒”或“臭懒”等等也是如此。最令人愤慨的是把所有外地人都在地名后面加一个“仔”或“子”作为人称,表示不敬,例如“上海仔”、“福州仔”、“印度仔”等等。所有不会讲闽南话的都是“北仔”,即便对方是比自己更南边的广东人、海南人。

  汉族人与闽越人朝夕相处,免不了会受闽越语的影响,语言多少吸收了闽越语的一些成分。但是总的说来,泉州地区汉人很早就已是主体,闽越遗民不仅少而且分散,兼之文化较低,因此汉人终以压倒多数的板块迁移方式使汉语占有主导地位,最终取代闽越语。比如莆仙方言,就是外来的中原语系和当地的土著语系(闽越语)混合在一起,经过长期的融合演化形成的——有人认为莆仙话比泉漳话含有更多的福建土著语音残存。

  闽南人之所以被称做“闽南”人,只是因为这些汉人居住在闽南地区,如果要准确表达的话,把“闽南人”与“闽南语”称做“南迁汉人”与“南迁汉语”更科学点。

  有一年央视春晚小品中冯巩有一句“我是该去湖州还是福州哪?”的台词。但在现实中,如果“冯巩”女儿的未婚夫真是一个说“福建话”的人,恐怕他得更加头疼了——福建方言的分布地区相当广泛,不光限于福建省,还远播海内外。

  福建方言中,闽中、闽北较为安稳,固守山沟。福州一带的闽东话虽然在马来西亚诗巫、美国纽约、日本东京等地都小成气候,但多为近现代移民。要说移民历史久、规模大,那还当属闽南地区。

  闽南虽然开发历史相当晚,但是人口繁衍得相当快,导致闽南迅速变得人多地狭。唐朝天宝元年不过17万8千多人,到了北宋崇宁年间就暴增十倍,达到180万左右。巨大的人口压力使得闽南从人口输入地转为人口输出区。

  因为闽南人与福州人同处于福建省,闽东闽南两地亦有人口往来,福州人即闽东人亦有部份闽南民系的成份,但进入福州的闽南人则被人数较多的福州人同化,闽东民系与闽南民系的关系仍然非常亲密,而南移政权的人口多在淅江以及福建,福州为福建政治中心,闽东一带的闽民系受南迁吴越民系影响,影响到语言有些不同,但闽东闽南关系、姓氏、来源仍然非常紧密。

  闽南方言词汇是记录闽南文化的符号,是闽南文化的结晶。我们透过闽南方言的一些词语,就可以看到绚丽多彩的闽南文化,下面略举二例:

  过番:由于这里八山一水一分田,为了生计闽南人只好出国谋生,“过番”意思就是出国,“靠山吃山,靠海过海”这句福建谚语,充分说明了闽南的海洋文化对闽南的影响,而语言上则体现在这“番”字上,“番”与“翻”谐音,所以闽南人很忌讳说“翻”,翻即“翻船”这对靠海维生的闽南人来说是很不吉利的。

  还有,闽南话“不是盖的”经常让外地人听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告诉你——“不是盖的”闽南话里就是“好,很好,不是一般的好!”比如形容一个人很会喝酒,就说他喝酒那“可不是盖的”!

责任编辑:余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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