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二十九章 历代官话【校友文萃】

厦门 初30组 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二十九章 历代官话

　　很多人以为，语言不过就是一种口头表达方式罢了。实际上，语言是人类历史的DNA。中国的历史，是一段文明不断被野蛮摧毁和重建的历史，也是一段汉人不断南迁的痛史，汉语的每一个字都精确的记录了这段汉族历史的血腥与伤痛。

　　影视剧里，我们总是笑话日本兵讲汉语“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但假设日本一直统治中国到现在，那么今天日本人的蹩脚汉语就可能会成为通用语言。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真的是如此说话的，并且这种说法方式被称为“协和语”。如何解释协和语呢？其实有一个最为简单的解释，那就是日本人觉得这是中国话，中国人觉得这是日本话，这种语言是在中日语言混合环境下出现的一种怪胎样子的语言。比较专业的解释为“协和语是日本奴化政策下产生的汉日语杂糅语言变体”。在语法上，存在着中日混用的情况。中文说话是“主+谓+宾”，我们会说：“你是干什么的？”，日语则是“主+宾+谓”，因此这句话就变成了“你的，什么的，干活？”这便是中日语法混用所导致的结果了。

　　这种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的事实际上早就发生了：现在通行的普通话，其实是操阿尔泰语系的蒙古族、鲜卑族、女真族等等游牧民族学习汉文时所说的“蹩脚汉语”，这些人成为统治者后，他们这种鹦鹉学舌的汉语就堂而皇之的成为了国语……

　　今天的普通话教育，其实在古代就有相应的版本。只不过在当时，这种官方语言推广更多是以“雅言”和“官话”的名称进行，覆盖度也非常有限。但却在行政职能外，附带有对人群的区分功能。

　　最早的官方语言出现在今天的河南境内。因为商周两朝的主要势力范围就集中在当地，都城或重要城市也经常位于这个区域。所以，基于当地口音的官话就成为各地官吏的标准。考虑到商周的王室都源自北方，其语言样式自然不可能等同于今天的河南话。其中，西周还一度将京畿设置在关中，使河南仅仅成为东部占领区的首府。这也给官方语言的设定，加上了不少行政变数。

　　很快，随着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的官方语言也就逐渐脱离了关中本土。古洛阳话就正式渗透进贵族世袭，并将在很长时间内都以“洛阳雅言”的优越感横行于市。这种优势在秦汉帝国建立后又遭到削弱，但中原地带的文化优势却难以迅速消磨。所以，无论贵族子弟身居何处，都流行以洛阳口音彰显自己的仲夏君子身份。

　　由赵佗等人带往岭南的拓殖大军，主要由来自三晋地区的降卒和小贵族构成。他们根本不可能操关中口音。刘邦在建立自己的王朝时，就宣布承袭先秦时期的雅言，并有“洛语”别称。考虑到当时的文人骚客，大都活跃在诸侯王领地居多的关东等地，也能对京畿地区形成一种文化优势。直到西晋灭亡，大量北方人口为了躲避战乱而向南迁徙，也将中原的雅言带往当地。然而，这些人的聚集区往往非常集中，形同各个沿着水系分布的移民据点。至于偏远地方则难以触及。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口音为划分标准，将自己同底层人士区分出来。而且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坚持的正统口语也将逐渐失势。

　　随着隋唐帝国的建立，官方口语的发音也重新回归关中特色。只是这样的状况并没有持续太久。五代和之后宋朝，又将统治核心动迁到有漕运支持的河南，顺便也自然而然的重新定义了官方口音。同时，宋朝也注意对于南方口语中一字多音现象进行“纠正”，将一字单音作为绝对正统。这也间接说明，之前南下的人口对语言同行效果比较有限。

　　等到蒙元帝国朝建立，统治者自然把蒙古语定为官方语言。但出于习惯法与交流的需要，这种设定的存在感非常有限。因此在当时的帝国境内，各种方言与外来的色目语都非常流行。带有儿化音的汉语，也以“大都话”的身份开始登上舞台。一直到16世纪，普通人都会将京畿称为大都，并逐步以元朝时形成的混合发音作为官方标准。这种趋势在明朝也没有获得根本性的改变。朱元璋确定的都城是南京，南京作为移民人口众多的区域中心，本身就属于典型的官话语区。几十年后朱棣把都城又迁回了北京，永乐年间从南京迁徙了40万人口，改变了北京的语言结构。

　　类似的情况也在后来的清朝出现。统治者自然要把满语设置成官方语言，但流行官话还是明朝的旧传统。北京官话在1909年被清廷以法律形式确定，并赐名“国语”，以北京话为标准话，并向全国推广。民国时期定为“国音”。今天的台湾依然保留了这个称呼，也是因为民国时期政府对清朝的这个传统加以肯定。期间发生的新文化白话运动，是对这个进程的促进。20世纪50年代中国拟定“普通话”，作为全国普通话标准的是北京官话。北京官话主要分布于北京市、河北省、辽西地区，其中承德滦平县是全国“普通话”标准音的采集地。

　　所谓“官话”是以之为母语的人口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的汉语一级方言，周朝称之为“雅言”、明清始称“官话”，现在称为“国语”或者“普通话”。目前使用官话为方言的人有9亿多，官话的内部又分为东北官话、胶辽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江淮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共八种。

　　在中国上古时期，官方通用语言是中原的“雅言”，到了魏晋南北朝，大量中原人南迁，这种雅言也迁徙到了南京一带。汉族以及汉语大致在秦汉时期形成，中国境内虽然方言众多，但汉族统一后的语言——“雅言”逐渐成为了汉语的正统。

　　“雅言”是中国最早的通用语言，在通用意义上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后人将古代通用的上古音系称为“雅言”。其音系为上古音系，中国古人十分重视各地方言的统一，于是就出现了“雅言”。

　　“雅”、“夏”古代互通的佐证很多：《左传》“公子雅”，《韩非子》作“公子夏”；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孔子诗论》“大雅”、“小雅”作“大夏”、“小夏”；《墨子》引“大雅”也作“大夏”。尤其《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作“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这些与“楚”、“越”相对的“雅”、“夏”泛指以为中国历代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周以前汉语的具体形式已无可考，据传当时的标准语是周朝时期标准语的前身。周期的汉语标准语，一般认为就是《诗经》的语言，即洛阳雅言。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周代文字学的是商朝殷商文字。而殷人又是向夏人学习的。古代的雅言（中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就是夏言。相传夏朝建都在河南洛阳及周边地区，商朝建都地点也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所以中国历代雅言标准音的基础应当就是在洛阳一带，据推测古代的普通话是以古河洛语（今洛阳话）为标准音。

　　上古时代五帝时期和后来的夏、商朝时期，黄河中下游平原的中原地区是华夏先民的主要活动中心地区。汉族的本来名字是华夏民族。华夏这个字具有很深奥的意思：华就是衣冠之美；夏就是礼仪之盛。雅言，就是夏言（夏朝官方语言）。

　　洛阳雅言，古称河洛语，今称洛阳话，是中国最早的通用语言，其音系为华夏传统的上古音系。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定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建立东周，自此，洛邑的语言就渐渐成为了整个东周时期雅言的基础。春秋时期，孔子讲学，他的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据传，孔子正是用洛阳雅言来讲学的。《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西晋末年，匈奴等五胡在晋室内乱之时攻陷洛阳，史称“五胡乱华”。中原汉人纷纷南渡，越过淮河或更越过长江。这些侨民主要落户在现在的江苏、安徽、浙江等省，晋室也迁至现在的南京。

　　这些中原士族同时把洛音也带到了江淮一带，与当地土著的吴语产生交融。而此时的中国北方则是一片种族混乱屠杀的状况直至最终形成汉胡混血政权。中国就这样一分为二，形成了长达近300年的南北朝对峙，中原汉语也“南染吴越，北杂夷虏”。

　　以南京为中心的东晋南朝作为汉人的正统王朝，传承了中原的优秀文化，繁盛一时，史称“六朝文化”，而当时“南染吴越”的金陵音成为中国的官话。

　　终于，隋统一了中国。与秦一样，这个巨大的统一王朝仅仅传了两代就覆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强盛的唐朝。

　　隋唐的首都都在关中西安一带，故而华夏正朔再次北归。金陵音与长安音则形成南北两大正统音系，最终长安音占据了上风。

　　日本人在六朝的时候就输入了南京的“吴音”，到唐朝则重新把长安的“汉音”带回日本，形成了现在的日语。

　　唐末北方战火纷飞，大量中原居民南迁，经历五代，宋一统天下。因宋都在开封，所以开封音就成为宋元明所称“宋音”、“雅言”或“中州音”。随后金灭北宋，宋迁至杭州，即南宋。大量的中原人迁至杭州、南京、扬州一带。

　　南京、扬州作为吴语的北缘，相当程度上保留了中原音，并逐渐脱离吴语，慢慢形成了后来的“下江官话”。

　　随后蒙古灭南宋，建立元朝。蒙古人对中国北方实行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以至于秦岭淮河以北的平原地区几乎成为无人区，黄河中游的“中原音”也完全覆灭。

　　南宋的灭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头彻尾的亡国，南宋的军队和政权被蒙古人一直追杀到广东崖山，最终丢失了全部的陆地，几十万南宋军队在海上与蒙古人决战并全军覆没，大臣背着还是小孩的南宋皇帝跳海自尽。

　　所谓“崖山之后，再无中国”。

　　自此起，中国再也不是过去的中国，汉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完全的、彻底的丢失了政权。大量汉族精英被屠戮，文明的传承被割裂，中华上古、中古以来形成的文明被极度摧残。

　　元朝国祚不到百年，朱元璋就“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大明朝横空出世。因蒙古人的屠杀，到明初中国的人口极度不平衡。于是朱元璋就从因位于山区而得以保存人口的山西迁移大量人口至河南、河北、山东等省，从江南迁移民众至江淮，并从湖广调人填四川。

　　此时环视中国，河洛早不是那个河洛，齐鲁早不是那个齐鲁，燕赵早不是那个燕赵，整个北方都不同程度的被胡化，而尤以元大都（今北京）附近为最，最后一个汉人的首都杭州也相当程度的被越人和吴语所同化。只剩下南京、扬州、镇江一带才保留了一些相对纯正的中原人的血脉和语音。

　　作为“再造华夏”的一个部分，朱元璋诏修《洪武正韵》，以宋朝中原雅音为正，事实上以南京一带的方言为基础，这就是明朝的官话。

　　今天我们所能够清晰的追溯到的最远的文明就是明朝，无论是文化、语言、艺术还是建筑。因为让中国第一次彻底“亡国亡天下”的元朝就像一把刀，很大程度上斩断了中国近古与中古、远古的联系。是明朝再造了华夏，让我们能够隐约触摸到宋朝以及宋之前我们的祖先的文明。

　　朱棣篡位之后，明朝迁都至北京。但整个明朝，南京都保留着与首都同样的建制，朱棣迁都北京的时候，从南京以及附近一带带去了大量的人口，这就是明朝北京人的基础。

　　明末，趁着中国内乱之际，满人趁机入侵中国，最终夺取了政权，并强迫汉人剃发易服，这在江苏一带遭受到了最强烈的抵抗。于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之屠等等，满人在长江下游制造的屠杀惨案不断，而这里正是自南宋以来中国千年的文化、经济中心和主要人才出产地。

　　满人入关后，中国的总人口降为明末的一半。中国的历史上，最令人扼腕的事情莫过于高智商的精英人才被屠戮，精英是文明的主要载体，所以精英的被屠戮等同于文明的被摧残。

　　清朝，北京迅速的被满化。基本属于野蛮人的满人本来根本不会说汉语，为了表达复杂的汉族文化，只能鹦鹉学舌的说中国的官话，但他们口中的汉语，已经完全丧失了入声，并且有了翘舌和儿化音。

　　这些都是满人阿尔泰语系的特征。这种北京的内城话最终蔓延到了整个北京，到清朝中后期，这种方言最终战胜了作为明朝官话的下江官话，成为清朝的官话，乃至现在普通话的基础。

　　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马窦曾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当时的北京话，这些记录至今尚保存着。从利的记录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明代北京话是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的语言。

　　这说明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因为无论北京话还是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征。

　　但是满语的先天性残疾摧毁了汉语，首先，入声字一下子就全丢了，这就是汉语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历史原因，用满语套学汉语的发音更是不伦不类，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发音最糟糕的汉语。

　　但是，历史就是这么残酷，满人的这种蹩脚汉语比起日本皇军的蹩脚汉语要幸运得多了，随着使用人口的增加，这种让当时的汉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脚汉语渐渐成了清朝统治者的官方普通话。

　　后来，孙中山领导的民国灭亡了满清，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再造华夏。20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对今天的语言影响很大。而且与东晋、明朝一样，新的汉族政权同样定都在南京，这个汉民族的复兴圣地。华夏正朔再次转向长江下游。

　　这也印证了，南京一带更能代表汉民族那多遭劫难、几乎遗失的文明，这里较多的继承了华夏的正统因素。中国的官话，就像两个轮回，从长安到洛阳，再到金陵；然后再到长安，到洛阳，又回到金陵。在这个轮回变换的过程之中，历史上中国官话的各个瞬间被中原的移民带到了东南沿海各省并以某种方式保存了下来。

　　再后来，首都又迁到了北京，一切开始以北京为中心而构建。曾经躲在北京阴暗角落里的满遗们终于看到了阳光，随着新“普通话”的推广，中国人逐渐远离并忘记了自己祖先的优秀文明和曾经使用过的语言。一直到1955年，“国语”被更名为“普通话”，但其核心思想却与最初的官话一脉相承。

　　据说客家、闽南话就非常接近唐宋的官话，而粤语则比较接近秦汉时期的关中话。但东南沿海各省因为位于丘陵地带，位置偏远、人口较少，交通也很不便，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迁移并没有政权的跟随，故而终究难以左右中国的主流，他们所保存的语言也难以反哺那个不断动乱变迁的中原。

　　历史上中原文明的碎片，就这样被边缘化为各种方言。只有长江下游一带，因为南迁的首都无一例外的全部落户在此，给这片土地打上了中华正朔的烙印，加之这里土地富饶、人口众多，才得以在某种程度上扭转和影响整个中国的进程。

　　日语和韩语的发音也有许多来自我国唐宋时期的“官话”，下面列举的词汇都与现在的泉州话发音完全一样——

　　日语：开始，自由，维新，素材，散步，启蒙，文艺，人类，神秘，美丽，雨水，待遇，野蛮，安眠，未来，世界，天涯，电话，气流，模拟，道路，修理，射程，王者，车库，确认，残酷，高速，失败，忧郁，区别，鉴真。

　　韩语：运动，希望，心房，纺织，新妇，参加，美容，弃权，汉江，时间，温度，家具，证券，统计，休假，文学，诗集，武术，公务员，李舜臣。

　　说明它们都是某个时期古汉语（官话）的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