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二十八章 闽南人的“地理大发现”【校友文萃】

厦门 初30组 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二十八章 闽南人的
“地理大发现”

　　闽南海岸线漫长而曲折，海水深入陆地，形成诸多天然海湾。1000多年前，闽南人就在这里有了“地理大发现”——翻开中国地图，厦门、漳州、泉州所在的闽南地区，实在说不上是多大的一片土地。这里山区密集、除了出海几乎无路可走，在当时的中原地区看来，闽南就这三个特点：边缘、偏僻、生存艰难。但闽南的精英一族——泉漳海商们却从中看出巨大的商机——在今天的国际政治语境下，有一个著名的“太平洋第一岛弧”（见图28-1）的概念，北起日本列岛，经琉球群岛、台湾岛延伸至岛弧链南端的菲律宾群岛。这些岛屿与亚洲大陆共同包夹起了一片广阔的海域，海域近岸地带背靠东亚地区的文明中心，居住了整个亚洲近半的人口。

图28-1 太平洋第一岛弧

　　从闽南出发，日本、东南亚、印度、地中海等区域都是舟船可抵达的世界。在“第一岛弧”中，台湾岛是距离大陆最近的陆地，它西隔一道海峡与大陆相对，东面即是无遮无拦的茫茫太平洋。台湾以南，菲律宾群岛南与加里曼丹岛和马鲁古群岛相连，与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一道围合成南中国海；台湾以北，琉球群岛和九州岛一道，将东海和黄海包围在内。这两片海域，即为中国传统地理观中的“南洋”和“东洋”，闽南地区正好把守在台湾海峡这个枢纽部位上，连通“东洋”和“南洋”的航路必须从这里经过。闽南人看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恰如南欧人看“地中海”。《山海经》说“闽在海中”，这便是闽人向海讨生的真实写照。滨海而居的闽南人很早就以海为田，远洋贸易，在广阔的海洋中延伸自己的足迹。

　　“闽南三城”之一的泉州，在唐时已是出海的港口，但因泉州通往内陆的交通不便，它受到的重视始终不能与交通便利的广州港比肩。经几百年的发展，宋元时代的泉州，在旅行者的眼中已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存在，马可·波罗描绘其为“世界第一大港”；这里海商万户、竞渡千帆，也曾有过一段无比恢弘的“大航海时代”。

　　在沿海的诸多港口城市之间，人类进行中短途航海活动的历史十分悠久。这一系列不完全连贯的陆地松散地围合起来的海域，与欧亚大陆另一头的地中海非常相似。腹地狭小的闽南泉州、厦门、漳州，恰好位于其中的咽喉要道处，正如马六甲海峡中的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一样。

　　古代的中国人，不太喜欢面对“海洋”这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帝王的眼中，海是疆土的自然边界，是贬谪获罪官员的去处，或是逃难时的茫茫绝路；更多生活在内陆的古代人，对海洋始终缺乏想象，只能用“天涯海角”来形容自己终生不能抵达之处。

　　但在闽南人面前，海洋却是敞开的，对他们而言，尽管海洋意味着无常，仍然是值得用生命去开拓的一条道路——在中国，闽南人可谓最有海洋冒险精神的一群人，他们视野开阔，不畏艰险。如今海外最古老的唐人街，大都是闽南风格的。

　　南宋文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曾提到：“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口至岱屿门，便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也。”

　　帆船对于沿海港口的船民来说，是生计所在。闽南沿海的出海渔船，帆的作用主要在于作业时止摇，而较少用于助力。为适应鲸波接天、浩浩无涯的海洋环境，中国航海先民发明了橹、船尾舵、水密隔舱等工具和造船技艺，为远洋航行提供了安全可靠的船舶支持。

　　闽南人因长期海洋活动积攒的经验，成就了优秀造船匠师与造船技艺，“福船”即为我国传统海船样式中最优良的船型之一，是福建沿海所造远洋木船的统称，它船型坚固、适航性和耐波性都十分优良。宋人吕颐浩曾评价：“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

　　福船的船身高大如楼，底尖面阔，首尾高昂，首尖尾方，船底有粗大的龙骨，船舱是水密隔舱，单层或多层船板结构，并以桐油灰捻缝，造船材料釆用本地盛产的杉、松、樟木等耐海水木料。

　　1974年夏天，泉州后渚港海滩上出土了一艘宋代三桅木船（见图28-2），根据出土海船的残体，同时参考宋代有关船舶的文献记载和泉州造船的传统经验进行复原，海船的总长度应为34.55米，船宽11米，船深3.27米，载重量200多吨。船舱中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尤以香料药物为大宗，有降真香、龙涎香、胡椒、槟榔、朱砂、水银、玳瑁等，多是东南亚及非洲等地所产，所以这是一艘从海外返航抵港的远洋商船。

图28-2 泉州宋代古船出土

　　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体量最大、年代最早的海船，也是国内目前已出土的唯一一艘由海外返程的古代海船。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誉为“中国自然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为我们重现了700多年前宋船航行的商贸历史与生活图景。

　　泉州海船出土时，船体上部已无存，残长24.20米，残宽9.15米，船身扁阔，平面近椭圆形，尾方尖底，以及多隔舱、多桅杆、多重板的结构，是我国福建宋代所造远洋木帆船的主要特征。

　　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在这艘古船上发现的造船技术。用水密隔板把船舱分成互不透水的舱室，隔板与船壳用铁勾钉钩联在一起，并在两旁装置“肋骨”，起到支撑船壳板的作用。此外，又以苎麻、石灰和桐油等调和成“艌料”，嵌塞进船舱木板之间的缝隙中，使其密不透水，既增加了船体的强度，又提高船只的水密性，还便于货物分舱管理。

　　除了靠近船舱底部龙骨的地方留有一个小小的“水眼”外，所有的舱壁都做得非常严密，水密程度非常高。这种船体结构将船身分隔成若干舱位，使船只在航行过程中即使破损一两处也不至于全船进水沉没。这就是“水密隔舱”，是我国古代造船技术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古时，在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上，各国商船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上东往西来，一旦发生意外、如船只触碰礁石或被鲸鱼撞击出现漏洞时，别国的船很快就进水沉没了，唯独中国船还能照样继续航行，直至驶抵岸边再加以修复。这奥秘便来自“水密隔舱”，我国的船舶最迟在唐代就已经有了这种水密隔舱的设置，到了宋代，它的设计与运用更加普遍和成熟。西方对这种技术的运用，要比中国晚了近500年。

　　此外，在这艘泉州湾宋船的两侧船壳板上，还发现了“多重船板”技术。这是古代流传于泉州地区的一种船舶建造工艺，民间俗称“鱼鳞册”，宽大的船板一片片被叠合、榫接在一起，船缝则用艌料填满后用铁钉钉合，整艘船的结构得以紧密妥帖，密不透水。

　　而搭接结构则使船壳外表面成纵向的锯齿形面，提升了船舶横摇阻力，从而减小船舶摇摆幅度，为海船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在那个年代，在东南亚和印度洋的许多地方，船还只是用一种植物纤维串起来的“缝合船”。

　　泉州城自唐代建成后几经扩建。南唐扩城时，辟罗城共七门，图中交通环岛的中心，即罗城北门——朝天门。如今泉州城规模远超过去，朝天门成为标记过去的地标性建筑。

　　闽南人正是驾乘着这样的传统木帆船远洋航行，开辟了多条通往异邦的海上贸易航线，也开启了风帆时代梦想与冒险的旅程。

　　1000年前，中国在西方世界里声名远扬时，被称呼的不是“China”，而是“Zayton（刺桐）”。1292年，马可·波罗一行从福州出发，他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写道：“到第五日晚上，抵达宏伟美丽的刺桐（Zayton）城。在它的沿岸有一个港口，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

　　宋元刺桐港的海上贸易盛极一时，蕃商云集。上千年过去，这些异域商人融入泉州社会的历史，如今跨越时空，活跃在泉州人的木偶戏中。

　　刺桐（Zayton）指的就是泉州，1000多年前主政泉州的“晋江王”留从效扩建城市时，下令在城垣外环植刺桐，这是泉州极为常见的一种落叶乔木，会开出红色的花朵。往后数百年，阿拉伯商人往来泉州贸易，见城中遍植刺桐树而取名“Zayton”。

　　随着《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Zayton成了古代东方的代名词，象征着异域风情与无尽财富。1492年，著名探险家哥伦布到达美洲时，自以为到了中国，在日记里兴奋地写道自己离“Zayton也就一百里上下了”。

　　泉州港位于晋江下游泉州湾，包括后渚、石湖等港口。港内水域宽阔，水陆交通便利，又有较为宽阔的腹地，自古是天然良港，很早就开辟了海外航线，南北朝时期就有印度高僧从这里搭船出海。到唐代，泉州港已是中国四大港口之一，与交州、广州和扬州齐名。北宋时期，因为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堵塞，宋朝廷就致力于开拓东南海上丝绸之路，泉州港趁势而起。

　　这个时候，中国的航海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北宋开始使用指南针，这意味着海船可以远离海岸，横渡大洋。而我国帆船时代的三大船型之一，即上文所提到的“福船”，制造技艺也达到成熟，特别适合越洋贸易。苏轼描写：“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业。”

　　闽南一带的人们靠海吃海，在潮起潮落间经营海洋。渔民们起鱼上岸，聚集已久的商贩们拣选着船上的新鲜渔获，开启喧闹的一天。

　　宋代时期，泉州商人扬帆出海，无远弗届。他们北上高丽（今朝鲜半岛）、日本，南下占城（今越南南方）、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岛）；更利用优越的航海技术，横渡印度洋，同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波斯湾沿岸和东非海岸贸易。

　　元代时期，汪大渊《岛夷志略》记录，泉州港的贸易伙伴已达98个国家和地区！

　　这便是中国人的“地理大发现”，一个全新的海洋世界，敞开在泉州人的面前。此后明朝以倾国之力打造的伟大航行——郑和七下西洋，不过是重复宋元泉州民间海商开创的旧航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