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 初30组 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
第十三章 丰州与泉州 一本丰州志,半部闽南史——丰州(九日山所在地)是闽南文化的发祥地。 东汉末至南北朝时,北方战乱,百姓的生产、生活被破坏,而南方相对安定,海上交通发达。中原汉人不断通过陆海两路进入泉州,带来铁农具、牛耕、翻车等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开发晋江流域。泉州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今南安丰州及晋江下游的广阔平原地带,逐渐成为物产富庶、人烟稠密之区。 晋江流域经济发展,政治地位日益重要。三国东吴于公元260年(永安三年)建立东安县,县治设在今南安丰州,辖今泉州市(除德化县外)、莆田市、厦门市及漳州市部分县、区。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改东安县为晋安县,南安丰州延福寺(见图13-1)建于晋武帝太康九年(公元288年),迟于福州绍因寺六年,为福建省第二座最早的寺院。南朝时改名晋平县,梁初曾用梁安县。梁武帝天监年间(公元503年),始析晋安(今福州)置南安郡,辖今兴、泉、漳三属地方。
公元520-527年(南朝梁普通元年至大通元年)间,天竺(今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到南安(丰州)九日山建造寺翻译梵文佛经,是迄今已知泉州最早的海外交通例证。南安丰州一直都是福建南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公元589年,隋王朝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大幅度地裁减郡、县。降建安、南安二郡为县,改丰州为泉州(治所在今福州),福建历史上始见“泉州”地名。公元606年,复改泉州为闽州。公元607年,废除州治,改闽州为建安郡。至此,闽中全境之晋安、建安、南安三郡合并为建安郡;全闽九县裁并为闽县、建安、南安、龙溪四县。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对州、县大加并省,并依山河形势、地理区域分全国为十道。福建属岭南道,下辖丰州(治所在今泉州)、泉州(治所在今福州)、建州(治所在今建瓯)。泉州进入兴盛时期。唐朝朝廷重视发展海外交通贸易。中唐至晚唐,泉州海外交通贸易进一步发展,出现“市井十洲人”盛况。为管理对外贸易,唐在泉州设置“参军事”,“掌出使导赞”。 公元622年,唐于南安故郡地置丰州,州治在今南安市丰州镇;丰州下领南安、莆田、龙溪三县。公元627年,丰州撤销,南安、莆田、龙溪三县并入泉州(治所在今福州)。 公元684年,析泉州(治所在今福州)之南安、莆田、龙溪置武荣州,州治在今南安丰州。不久,武荣州废,三县仍属泉州。公元699年,复以南安、莆田、龙溪三县置武荣州,治所仍设今南安丰州镇。同时析莆田县西界置清源县,隶属武荣州。公元700年州复废,属县仍隶泉州(治所在今福州)。同年,又于今泉州市区置武荣州,辖南安、莆田、龙溪、清源4县。 景云二年(公元711年),设置在南安丰州的武荣州改称泉州,改泉州为闽州都督府(省级建制机构),泉州隶属闽州都督府。并于开元六年(公元718年)移至今泉州市。此后凡称“泉州”,即指今之泉州。开元间(公元713-741年),泉州辖南安、莆田、龙溪、清源、晋江五县。 公元742年,唐朝廷下诏改州为郡,泉州易名清源郡,仍属岭南道,公元760年清源郡改属江南东道。清源郡领南安、莆田、仙游(原清源县)、晋江四县,后来清源郡复为泉州。 公元733年唐从福州、建州各取一字,名为福建经略使(军区长官职),始称“福建”。唐代相继设置福、建、泉、漳、汀五州,至公元771年正式成立福建观察使,成为地方最高长官,形成颇具规模的行省雏型。 公元8世纪后期,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兴起,注重从海上经天竺和我国进行贸易。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两宋末,金、元先后入主中原,北方多次陷于战乱,南方较为安定,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中原民众几次大批进入泉州,传播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推动泉州经济的发展。五代闽国开创者王审知、泉州统治者留从效、陈洪进、南宋寓泉赵宋宗室,都对泉州经济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 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相当发达,国外往来于泉州的船只很多。当时来泉州经营海外贸易的蕃舶,要靠风驾船。来泉的蕃舶要在春夏东南风而来,秋间则顺西北风而去。每年番舶扬帆之际,泉州郡守和市舶司(海关)有关官员及泉州知名人士,都要登丰州西面的九日山(见图13-2)昭惠庙,在通远王祠为番舶祈风,并刻石留记。
盛唐至清初,泉州与山海争地,扩大耕种面积。山区开辟梯田,沿海围垦海埭,有府城东南郊的下围、大围、晋江海滨的陈埭等。水利工程有府城东郊的东湖、东南郊的天水准和北郊的扑叶塘、留公坡(俗称陈三坝)、晋江的六里坡、伏田塘、西棣、安溪的陈塘等。粮食作物有稻,麦,北宋时引种印度的吉贝(棉花),明代时引种美洲的番薯、花生、烟草等。 五代时闽王王审知和泉州统治者王延彬、留从效、陈洪进等人重视“招徕海中蛮夷商贾”,用铜铁,陶瓷交换金贝、珠宝、香料,因而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继续发展,奠定宋元时期繁盛的基础。 宋代,泉州造船业和航海业发达,海泊列为泉州土产,要同外国交易,自泉州港乘船便可出海洋。计算各国与我国的海上距离,也都以泉州港为起点。 宋代泉州与日本、高丽、占城、渤泥、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马六甲(今马来西亚)、蒲甘(今缅甸)、天竺、细兰、波斯、大食(今阿拉伯)、弻巴罗、层拔等57个国家和地区有海上贸易关系。泉州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蕃商大都居住在泉州东南隅的“蕃人巷”。他们舶来犀角、象牙、珠玑、玻璃、玛瑙、香料、胡椒,运去丝绸、瓷器、茶叶。公元1974年泉州湾后渚巷出土的南宋古船,反映了宋代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 宋代,大食、波斯、天竺等蕃商常趁每年农历四月南太平洋上刮西南季风时,从三佛齐顺风扬帆来泉州贸易,泉州“异货禁物如山”港口有当翻译的“舌人“,负责疏通双方的贸易。公元1087年(北宋元佑二年),泉州正式设立市舶司。 晋江,古称南安江,见诸史说。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记载“南安江”,福建晋江古名。成立南安郡,即因此江以名。根据《省河杂志》、《福建史话》、《南安县志》等志书也都作记载:“有南安江一条,晋江古称南安江。”南安地辟秦汉,公元1974年在南安大盈地区发现周代墓葬,应为吴越文化,出土铜器,陶器制品与中原文化相仿,可见早于秦汉时代,中原文化已影响到福建南部地区。 古南安经过汉末设治以来的长期开发,到了六朝时代已有相当的发展。当时的南安江金溪港潮涌所及,江海联络的要津。为福建南部地区、古南安郡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有名的六朝港。福建最早通南洋的船只在东汉后期,见《后汉书》郑弘传说:“时福建与越南海上交通。”东汉至六朝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到了六朝的陈、梁时期,南安江金溪港通江海航运应是相当繁荣的。《续高僧传》卷二志载:“印度高僧拘那罗佗,于陈天嘉六年(公元565年),又泛大舶至梁安(南安),他住释南安延福寺七年,翻释了一部《金刚金》传世。拘那罗佗返回也是从南安金溪港乘船,装大舶欲返西国,业风赋命飘返广州。”这一记载说明当时的南安郡与南洋各地通航,南安金溪港航运相当发达。 古南安自梁武帝立郡起,至今泉州转为州治,也经历二百多年的时间为闽南地区,特别是今晋江流域各地的首府,历史上江同地名的事例常见不鲜,在晋江未建治之前,今晋江称为南安应是无可置疑的。 历史存疑的是古南安江何时改称为晋江?诸说不一。最早一种说法在晋初,见新加坡南安会馆《会刊》引载史料称:“晋武帝改东安县改为晋安县,南安江遂改称晋江”。很明显这个说法不能成立,晋时并无南安治名出现,何有江名可改。另有说法,晋江取名当在晋人南下。《泉州府志》引《唐十道志》称:“晋南渡时,衣冠避地者沿江而居故名。”还有一种说法,南安江改称晋江,应在唐州治丰州迁移泉州以后。从查阅史料分析,晋江的确因晋人迁居而称,但是当时的晋江应是南安江某一地段,也就是在近今泉州的这一地方。见图13-3
据史学工作者说“江”在我国不是普遍的词汇,而是专门的名词,指特定的一个地方。如我国举世闻名的长江,据史学工作者考查,到了六朝以后才出现“长江”这一名称,代表整个干流名称。而长江各段,又都有其特定名称,《新唐书》说,“晋江县北一里有晋江。《旧唐书》说,晋江县“开元八年分南安置,今为州治所。”志载说明南安是晋江的前身,晋江县是从南安市拆出。当时的晋江设置与泉州,南安丰州到泉州十五华里,泉州治北一里有晋江,正说明晋江在南安江下游,为南安江某一地段。泉州州治由在南安迁移到晋江(泉州城),江重地名,古南安江名遂为晋江所取代。南安江改称晋江后,历史上晋江河流各段仍保持其特定名称,如晋江在安溪县境内称兰溪、永春县境内称桃溪。南安市境内,上游称东西两溪,出双溪口为金溪江,黄龙江、笋江、浯江等等。晋江,还是以晋江为地区治名,而所突出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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