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十三章 丰州与泉州【校友文萃】

厦门 初30组 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十三章 丰州与泉州

　　一本丰州志，半部闽南史——丰州（九日山所在地）是闽南文化的发祥地。

　　东汉末至南北朝时，北方战乱，百姓的生产、生活被破坏，而南方相对安定，海上交通发达。中原汉人不断通过陆海两路进入泉州，带来铁农具、牛耕、翻车等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开发晋江流域。泉州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今南安丰州及晋江下游的广阔平原地带，逐渐成为物产富庶、人烟稠密之区。

　　晋江流域经济发展，政治地位日益重要。三国东吴于公元260年（永安三年）建立东安县，县治设在今南安丰州，辖今泉州市（除德化县外）、莆田市、厦门市及漳州市部分县、区。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改东安县为晋安县，南安丰州延福寺（见图13-1）建于晋武帝太康九年（公元288年），迟于福州绍因寺六年，为福建省第二座最早的寺院。南朝时改名晋平县，梁初曾用梁安县。梁武帝天监年间（公元503年），始析晋安（今福州）置南安郡，辖今兴、泉、漳三属地方。

图13-1 丰州延福寺

　　公元520-527年（南朝梁普通元年至大通元年）间，天竺（今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到南安（丰州）九日山建造寺翻译梵文佛经，是迄今已知泉州最早的海外交通例证。南安丰州一直都是福建南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公元589年，隋王朝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大幅度地裁减郡、县。降建安、南安二郡为县，改丰州为泉州（治所在今福州），福建历史上始见“泉州”地名。公元606年，复改泉州为闽州。公元607年，废除州治，改闽州为建安郡。至此，闽中全境之晋安、建安、南安三郡合并为建安郡；全闽九县裁并为闽县、建安、南安、龙溪四县。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对州、县大加并省，并依山河形势、地理区域分全国为十道。福建属岭南道，下辖丰州（治所在今泉州）、泉州（治所在今福州）、建州（治所在今建瓯）。泉州进入兴盛时期。唐朝朝廷重视发展海外交通贸易。中唐至晚唐，泉州海外交通贸易进一步发展，出现“市井十洲人”盛况。为管理对外贸易，唐在泉州设置“参军事”，“掌出使导赞”。

　　公元622年，唐于南安故郡地置丰州，州治在今南安市丰州镇；丰州下领南安、莆田、龙溪三县。公元627年，丰州撤销，南安、莆田、龙溪三县并入泉州（治所在今福州）。

　　公元684年，析泉州（治所在今福州）之南安、莆田、龙溪置武荣州，州治在今南安丰州。不久，武荣州废，三县仍属泉州。公元699年，复以南安、莆田、龙溪三县置武荣州，治所仍设今南安丰州镇。同时析莆田县西界置清源县，隶属武荣州。公元700年州复废，属县仍隶泉州（治所在今福州）。同年，又于今泉州市区置武荣州，辖南安、莆田、龙溪、清源4县。

　　景云二年（公元711年），设置在南安丰州的武荣州改称泉州，改泉州为闽州都督府（省级建制机构），泉州隶属闽州都督府。并于开元六年（公元718年）移至今泉州市。此后凡称“泉州”，即指今之泉州。开元间（公元713-741年），泉州辖南安、莆田、龙溪、清源、晋江五县。

　　公元742年，唐朝廷下诏改州为郡，泉州易名清源郡，仍属岭南道，公元760年清源郡改属江南东道。清源郡领南安、莆田、仙游（原清源县）、晋江四县，后来清源郡复为泉州。

　　公元733年唐从福州、建州各取一字，名为福建经略使（军区长官职），始称“福建”。唐代相继设置福、建、泉、漳、汀五州，至公元771年正式成立福建观察使，成为地方最高长官，形成颇具规模的行省雏型。

　　公元8世纪后期，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兴起，注重从海上经天竺和我国进行贸易。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两宋末，金、元先后入主中原，北方多次陷于战乱，南方较为安定，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中原民众几次大批进入泉州，传播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推动泉州经济的发展。五代闽国开创者王审知、泉州统治者留从效、陈洪进、南宋寓泉赵宋宗室，都对泉州经济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

　　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相当发达，国外往来于泉州的船只很多。当时来泉州经营海外贸易的蕃舶，要靠风驾船。来泉的蕃舶要在春夏东南风而来，秋间则顺西北风而去。每年番舶扬帆之际，泉州郡守和市舶司（海关）有关官员及泉州知名人士，都要登丰州西面的九日山（见图13-2）昭惠庙，在通远王祠为番舶祈风，并刻石留记。

图13-2 九日山

　　盛唐至清初，泉州与山海争地，扩大耕种面积。山区开辟梯田，沿海围垦海埭，有府城东南郊的下围、大围、晋江海滨的陈埭等。水利工程有府城东郊的东湖、东南郊的天水准和北郊的扑叶塘、留公坡（俗称陈三坝）、晋江的六里坡、伏田塘、西棣、安溪的陈塘等。粮食作物有稻，麦，北宋时引种印度的吉贝（棉花），明代时引种美洲的番薯、花生、烟草等。

　　五代时闽王王审知和泉州统治者王延彬、留从效、陈洪进等人重视“招徕海中蛮夷商贾”，用铜铁，陶瓷交换金贝、珠宝、香料，因而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继续发展，奠定宋元时期繁盛的基础。

　　宋代，泉州造船业和航海业发达，海泊列为泉州土产，要同外国交易，自泉州港乘船便可出海洋。计算各国与我国的海上距离，也都以泉州港为起点。

　　宋代泉州与日本、高丽、占城、渤泥、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马六甲（今马来西亚）、蒲甘（今缅甸）、天竺、细兰、波斯、大食（今阿拉伯）、弻巴罗、层拔等57个国家和地区有海上贸易关系。泉州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蕃商大都居住在泉州东南隅的“蕃人巷”。他们舶来犀角、象牙、珠玑、玻璃、玛瑙、香料、胡椒，运去丝绸、瓷器、茶叶。公元1974年泉州湾后渚巷出土的南宋古船，反映了宋代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

　　宋代，大食、波斯、天竺等蕃商常趁每年农历四月南太平洋上刮西南季风时，从三佛齐顺风扬帆来泉州贸易，泉州“异货禁物如山”港口有当翻译的“舌人“，负责疏通双方的贸易。公元1087年（北宋元佑二年），泉州正式设立市舶司。

　　晋江，古称南安江，见诸史说。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记载“南安江”，福建晋江古名。成立南安郡，即因此江以名。根据《省河杂志》、《福建史话》、《南安县志》等志书也都作记载：“有南安江一条，晋江古称南安江。”南安地辟秦汉，公元1974年在南安大盈地区发现周代墓葬，应为吴越文化，出土铜器，陶器制品与中原文化相仿，可见早于秦汉时代，中原文化已影响到福建南部地区。

　　古南安经过汉末设治以来的长期开发，到了六朝时代已有相当的发展。当时的南安江金溪港潮涌所及，江海联络的要津。为福建南部地区、古南安郡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有名的六朝港。福建最早通南洋的船只在东汉后期，见《后汉书》郑弘传说：“时福建与越南海上交通。”东汉至六朝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到了六朝的陈、梁时期，南安江金溪港通江海航运应是相当繁荣的。《续高僧传》卷二志载：“印度高僧拘那罗佗，于陈天嘉六年（公元565年），又泛大舶至梁安（南安），他住释南安延福寺七年，翻释了一部《金刚金》传世。拘那罗佗返回也是从南安金溪港乘船，装大舶欲返西国，业风赋命飘返广州。”这一记载说明当时的南安郡与南洋各地通航，南安金溪港航运相当发达。

　　古南安自梁武帝立郡起，至今泉州转为州治，也经历二百多年的时间为闽南地区，特别是今晋江流域各地的首府，历史上江同地名的事例常见不鲜，在晋江未建治之前，今晋江称为南安应是无可置疑的。

　　历史存疑的是古南安江何时改称为晋江？诸说不一。最早一种说法在晋初，见新加坡南安会馆《会刊》引载史料称：“晋武帝改东安县改为晋安县，南安江遂改称晋江”。很明显这个说法不能成立，晋时并无南安治名出现，何有江名可改。另有说法，晋江取名当在晋人南下。《泉州府志》引《唐十道志》称：“晋南渡时，衣冠避地者沿江而居故名。”还有一种说法，南安江改称晋江，应在唐州治丰州迁移泉州以后。从查阅史料分析，晋江的确因晋人迁居而称，但是当时的晋江应是南安江某一地段，也就是在近今泉州的这一地方。见图13-3

图13-3 南安江-晋江

　　据史学工作者说“江”在我国不是普遍的词汇，而是专门的名词，指特定的一个地方。如我国举世闻名的长江，据史学工作者考查，到了六朝以后才出现“长江”这一名称，代表整个干流名称。而长江各段，又都有其特定名称，《新唐书》说，“晋江县北一里有晋江。《旧唐书》说，晋江县“开元八年分南安置，今为州治所。”志载说明南安是晋江的前身，晋江县是从南安市拆出。当时的晋江设置与泉州，南安丰州到泉州十五华里，泉州治北一里有晋江，正说明晋江在南安江下游，为南安江某一地段。泉州州治由在南安迁移到晋江（泉州城），江重地名，古南安江名遂为晋江所取代。南安江改称晋江后，历史上晋江河流各段仍保持其特定名称，如晋江在安溪县境内称兰溪、永春县境内称桃溪。南安市境内，上游称东西两溪，出双溪口为金溪江，黄龙江、笋江、浯江等等。晋江，还是以晋江为地区治名，而所突出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