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十二章 孙权的海外扩张 【校友文萃】
|
厦门 初30组 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
|
第十二章 孙权的海外扩张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与唐朝并称“汉唐雄风”。和汉朝同时期，在地中海崛起一个超级大帝国——罗马帝国。一直以来，汉朝和罗马之间的对比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大多数只是停留在印象流。例如有人说“汉朝击败了匈奴，匈奴击败了罗马，因此汉朝比罗马强”，这句话忽略历史的基本时空观，因为匈人和日耳曼人在入侵罗马的时候，中国也出现了“五胡乱华”。 我们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方面对同时期的罗马和汉朝进行对比，这里只取共同存在的时间，也就是从公元前200年左右到公元200年左右，罗马包括了共和国晚期、朱里亚·克劳狄王朝、弗拉维王朝和安敦尼王朝四个时代，汉朝则包括西汉和东汉两个时代。 1、政治方面的对比 首先，我们需要对比的是两国的疆域。汉朝从前202年建立，当时的疆域大概有200多万平方公里，不过西汉皇室实际控制的只有一半左右。后来经过“削藩”以及汉武帝的扩张，到前1世纪，汉朝的面积扩张了一倍，到达了560万平方公里左右。前1世纪的汉朝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东汉时期，汉朝对西域的控制下降，面积也缩小了一些，不过在世界上也排名前列。 罗马从前264年开始向地中海扩张，发动了布匿战争、马其顿战争和叙利亚战争等，逐渐将地中海变成了“内湖”。到前1世纪，罗马已经拥有10多个行省，成为了面积仅次于汉朝的庞大国家。在帝国时代，罗马的疆域进一步扩张，陆地面积达到了500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更加可观，超越汉朝成为了世界面积最大的国家。罗马帝国疆域的巅峰是在图拉真时代，因为征服了两河流域，使得面积到达了600万平方公里。 总体而言，汉朝在西汉时期的疆域为世界第一，罗马在东汉时期为世界第一。两国在疆域上不相上下，不过罗马的海域面积是汉朝无法比拟的，谁让罗马是一个海洋文明国家呢？ 再来对比一下政治体制吧。汉朝建立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体制。在地方上实行“郡国制”，后来又设置了州，总体而言对地方的控制是不断加强的。中央设置了“三公九卿”“内外朝”，实行独裁。 罗马在共和国时代实行的是贵族民主体制。全国最高权力掌握在元老院，而公民大会对元老院的决议有表决权。全国最高行政区掌握在执政官手中，执政官由选举产生。但是随着罗马的扩张，共和国也开始转变为帝制。帝国时代，罗马最高权力掌握在皇帝手中，元老院成为了行政机构。但是罗马的帝制并没有汉朝这么强，皇帝的权力并非是无限的。 从政治体制来说，罗马和汉朝各有优缺点，也可以说不相上下吧。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罗马的法律制度的确比汉朝先进好多。首先，罗马的法律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就连皇帝也必须服从，而汉朝的法律就是“王法”，也就是皇帝的工具；其次，罗马的私法十分发达，对于维护个人的财产，解决个人纠纷非常到位，但是汉朝的法律没有私法，主要是公法；汉朝没有严谨的司法制度，审判过程充满暴力、盲目，人治色彩明显，而罗马的司法制度健全，有律师制度，讲究证据。也因为罗马的法律先进，因此目前全世界的法律都是学习了罗马法。 2、经济方面的对比 汉朝是一个农耕文明帝国，因此农业发达那是肯定的。汉朝时期，中国的粮食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从人口方面就可以看出，汉朝在初期有1000万人口左右，到了西汉末期到达了6000万左右，位居世界第一。东汉时期，人口也保持稳定，也达到了6000万左右。 不过，汉朝的工商业发展就相对落后一些。在汉朝初期，工商业十分繁荣。但是汉武帝推行了“盐铁官营”和“算缗”政策之后，导致大量的商人、作坊破产，工商业发展受到严重的打击。从汉武帝之后，虽然工商业发展有所恢复，但是由于战争、重农抑商等影响，使得工商业的发展始终无法到达汉初的水平。当然，汉朝在商业方面也有一定的贡献，例如开通了丝绸之路，加强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在一些手工业技术方面，例如纺织、制瓷、钢铁冶炼方面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罗马的农业和工商业都比较繁荣。罗马的农业在耕作技术上并没有汉朝先进，不过粮食产量也比较可观。罗马时代埃及不需要精耕细作就能够高产，成为了地中海的粮仓。另外，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经济作物广泛种植，为工商业繁荣提供了条件。罗马繁荣时期有人口6000万，可见农业也是十分繁荣的。 工商业方面，罗马应该是全面领先世界了。罗马的陶器、呢绒、橄榄油、葡萄酒、玻璃器皿等在世界上非常具有竞争力。其中毛纺织是最为发达的手工业，其工艺之先进，足以傲视世界。罗马虽然没有发明瓷器技术，却拥有十分发达的玻璃制造业。廉价的玻璃器皿成为了陶瓷和金属器物的重要竞争对手，玻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产业。商业方面，罗马拥有地中海为内湖，交通十分便利，有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说法。 总体而言，汉朝和罗马的经济也是不相上下。其中汉朝的农业更加发达，而罗马的工商业更加繁荣。汉朝采取“重农抑商”，但是罗马并没有压制某个行业的发展。这体现了两种文明的不同发展思路。 3、文化上的对比 汉朝时期的文化，具有大一统时代的恢弘气势。例如文学方面，出现了发达的汉赋；史学方面，出现了司马迁和班固这样伟大的史学家；在医学方面，出现了张仲景、华佗这样的“神医”；在科学方面，出现了张衡等。不过，汉朝由于受到“独尊儒术”的影响，使得思想文化的发展被限制，活跃度下降，由此文化方面则不及罗马的辉煌。 文学方面，汉朝主要的代表是汉赋（一种散文体）和汉乐府（民间收集整理的诗歌），除此之外，其他的就比较少了。罗马的文学就十分丰富，在诗歌方面，出现了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卢肯这样的大师级别人物，至少在文人诗歌创作方面，罗马远远领先汉朝。散文方面，以西塞罗为代表，他确立了拉丁语文学语言“准确、流畅、清新、雄浑”的原则，成为欧洲诸民族散文的楷模；戏剧方面，有普劳图斯、泰伦提乌斯等，他们的作品一直影响到了近代；小说方面，出现了《金驴记》《萨蒂里卡》等著名的长篇小说，而中国要到明清才出现长篇小说。 在史学方面，汉朝主要就是出现了《史记》和《汉书》两部作品，而罗马则出现了凯撒《高卢战记》、撒路斯特的《喀提林阴谋》《朱古特战争史》、李维的《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开创了欧洲通史体例）、塔西坨的《罗马史》、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阿庇安的24卷《罗马史》、苏托尼厄斯的《罗马十二帝传》等。可以说，该时期的罗马史学全面领先了中国史学。 思想哲学方面，罗马出现了斯多亚派、犬儒学派、后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神学，而汉朝主要是儒家和法家的合流。从思想的丰富程度来说，汉朝不及罗马；从思想的理论层面来说，儒学也远不及斯多亚学派。例如斯多亚派主要原子论、逻各斯以及世界主义，这只强调道德的儒学难以达到的。 在科学方面，中国出现了张衡、张仲景等大家，但是他们的理论很少，主要在技术运用，经验积累方面具有优势。罗马的科学显然比汉朝发达，罗马出现了托勒密（地心学说的集大成者）、加仑（希腊罗马西学集大成者，开创了解剖学）、老普林尼（一生精力写下了37卷的百科全书《自然史》）。罗马的科学理论被运用在了冶金、建筑、纺织和农业等领域，出现了《农业论》《测地术》《机械术》《论建筑》等著作。 由于汉朝的体制过于专制，推行重农抑商、独尊儒术等原因，使得汉朝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并没有政治、经济方面的突出。相反，中国在分裂的春秋战国却取得更加辉煌的文化成就。 综合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对比，可以得出一个大概的结论。汉朝和罗马在国力方面是差不多的，两国在经济方面也是各有优势。不过，罗马在文化方面远远领先了汉朝，这一点我们不得不面对事实。中国的文化要在唐朝和宋朝时期才是领先了全球的，其他时间还是差强人意。 罗马帝国，被中国古人称为“大秦”，但中国与罗马交往过程中，有一点却让中国人黯然神伤：只见罗马帝国的人冒险穿越欧亚大陆来华，却不见中国人直接访问罗马。这件事的背面，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探索世界的冒险精神。见图12-1
最接近罗马帝国的是东汉甘英，在公元97年奉66岁的班超之命出使罗马帝国。但可惜的是，甘英仅到达波斯湾，不希望汉朝与罗马直接联系的安息人，在波斯湾海边编了一个谎言称“运气好要三年才漂得过去，运气不好就直接喂鱼了”，最终甘英打道回府，使汉朝和罗马两大帝国的相会失之交臂，令后人扼腕叹息。此后数百年中，中国正史上有罗马商人来华记载，却无记载国人访问欧洲的记载。 然而，宋朝一本巨著《太平御览》（相当于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四库全书）中，却有一段颠覆传统认知的记载，指出距今1700年前，中国人很可能已经去过罗马帝国，不是陆路，而是航海！ 丝绸之路开通，吸引了无数追逐财富的外国人来华，其中就有罗马帝国商人。 《后汉书·和殇帝纪》：“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罗马人托勒密的巨著《地理学》中也有相关记载：有一位名叫梅斯，又叫蒂蒂阿努斯的蒙奇兜讷人记录了从石塔到Sera城的路程。据此可以证明，在公元100年左右，的确有一批罗马人顺着丝绸之路来过中国洛阳，这是史书记载的罗马商人第一次来华。 二十四史之一的《梁书》：“孙权黄武五年（226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罗马商人秦论海路来到越南北部地区，当地官员将他拜见孙权，两人有过畅谈，孙权详细询问了罗马帝国的风土人情等。根据史书记载，秦论在华居住10多年，与孙权关系非常好。 公元237年，秦论准备返回家乡，孙权派一个叫刘咸的人送他回乡。但刘咸半途而死，秦论只好一个人回国。于是，刘咸之死，让孙权想要与罗马联系的愿望暂时落空，但孙权探世界的决心并未就此罢休。 公元244年，孙权派遣大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扶南。所谓扶南国，位于今天的柬埔寨，还包括缅甸、老挝、泰国、越南及马来半岛的部分地区，是东西方海上交通咽喉之地。 《梁书》记载：“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康泰、朱应访问扶南国，获得了东南亚的第一手资料，为此后中国海船纵横东南亚积累了基础。 回国之后，康泰撰写了《吴时外国传》，朱应撰写了《扶南异物志》，详细描述了扶南国和周边国度风土人情。柬埔寨学者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这两本书，根本不可能重建柬埔寨早期历史。令人可惜的是，这两本书唐朝之后都失传了，但幸运的是，部分内容被古籍引用得以保存了下来，其中《吴时外国传》里有一些记载被《太平御览》留了下来。 《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一》中收录了部分《吴时外国传》内容，其中有一句话极为关键：“从加那调州（今缅甸丹那沙林，一说在孟加拉湾西岸）乘大伯舶，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国也。” 三国时期，罗马帝国横跨欧亚非，从中国航海可以直达罗马帝国境内。这段话描述的情况，今天来看基本吻合。而且，从罗马商人来华的路径来看，基本上也是走这一条海上丝绸之路。 《后汉书》记载：永宁元年，掸国（今缅向东北）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阕朝贺，献乐及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魏略》记载：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循海而南，与交趾（今越南北部）七那外夷比（邻）又有水道通通益州、永昌。 可见，《吴时外国传》中对中国与罗马的距离和航路描述基本正确。但这会不会只是听了罗马商人的讲述，而留下的一段记载？有这种可能，但在英国伯克郡的一个村庄里，考古专家挖出一些遗迹，距今1600年，其中至少有四个汉字可以确认（见图12-2），证明的确有中国人曾去过罗马帝国（当时英国属于罗马统治），而且可能就是通过海路，因此《吴时外国传》记载的可能是中国人真实航海经历。
三国时代的东吴，相比魏蜀两国而言存在感比较低，但鲜为人知的是，如果要论开拓精神，东吴当数第一。 自229年孙权称帝开始，东吴就一直海外开拓，根据《梁书》等正史记载可知，东吴船队向北抵达至今天的辽宁半岛东部、朝鲜半岛北部，向南探索了台湾岛、海南岛、扶南国、泰国等地。不仅探索，东吴船队（见图12-3）还留下了详细的史料记载，成为中国宝贵的财富。
东吴船队能够怒海争锋，与中国造船技术发达密不可分。《水经注》引《江水记》云：“樊口之北有湾。昔孙权装大船，名之曰长安，亦曰大舶，载坐直之士三千人。”能乘坐3000人的大船，何其壮哉！《三国志。孙皓传》记载，东吴灭亡时，晋朝缴获了5000只战船，水军之强可见一斑！而这也恰恰是为何蜀国灭亡之后、晋朝要筹备十数年时间才能够灭吴的原因。《中外历史对比年表》中记载，东吴大船的长度接近70米，高三层，可容纳5000人。东吴的水军绝对不仅仅是长江上的水军，东吴三大造船中心侯官、临海、番禺，即今天的福建福州、浙江台州和广东广州三个沿海城市。结合东吴寻找日本、台湾岛和海南岛的行动，可以判断东吴是具备不错的航海能力的。 可见，东吴船队如果真去过罗马帝国的话，并不让人意外，因为东吴海上力量实在太强大了。中国人有能力、有勇气探索罗马帝国，甚至有人亲眼目睹过罗马帝国，只是数量极为稀少（应该以商人为主），且没能记录下来。 关于史书上“只见罗马商人访华，不见中国商人访问罗马”，笔者认为这反而是中国人的骄傲，因为中国有记录历史的习惯，而西方在16世纪之前几乎没有信史，即便强大一时的罗马帝国对记录历史也不在意。因此，罗马商人来华，中国人往往会留下记录；中国人访问罗马，罗马人却未必记载。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东吴船队到达罗马帝国的历史被证实，那么几乎说明世界历史上的航海壮举郑和下西洋，只是重复1000多年前的东吴船队而已，毕竟郑和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肯尼亚，与当时罗马帝国海域相距并不遥远。 两汉时代因为“天高皇帝远”而难以完全管住的海贸，到了三国时代，在孙权被迫向海外寻求扩张的过程中得到有组织的推进，随后的东晋南朝，随着秦制的松动，海贸异常发达，据阿拉伯文史料记载中国海商在这前后已能抵达波斯、阿拉伯，这三百年堪称中国的大航海时代。不过，随着隋唐对海贸的严厉管控，这个黄金时代落幕了。 地处长江以东、以南的孙吴政权（见图12-4）除与曹魏、蜀汉在中原鼎足而立外，还充分利用本国近海、造船等便利优势不断向海外进行扩张。
海外扩张之路伴随孙吴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开始，向北抵达至今辽宁半岛东部、朝鲜半岛北部；向南则涉足台湾岛（今名）、海南岛以及越南、泰国等异邦。 海外扩张之路提升了孙吴政权的海外影响力，促进了与异域人士间的商贸、文化交流，但在扩张过程中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多以损兵折将、得不偿失而宣告结束，可以说是毁誉参半。 对于孙吴海外扩张的缘由，除了近海、造船等东南吴地政权所独具的传统优势外，总的来说还有几方面： 第一，从扩张角度来说，吴人受战力所限，向北方中原地带的扩张较为困难。中国自古便有“北人善马，南人善舟”之说，面对曹魏合肥、襄阳等坚城重镇，无法发挥优势的吴人屡屡受挫。 孙权曾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与孙吴嘉禾三年（公元234年）两次大规模攻打合肥，吴军均是兴兵十万，名将尽出。前一役被曹魏名将张辽、乐进等七千守军所破，吴军大将陈武战死、猛将凌统渡水逃生。战后，张辽审问吴降人，得知战场上看到一位骑马善射的紫髯将军正是孙权本人，为自己没有急追抓获而万分叹恨，可见孙权败得极其狼狈；而后一次则是与蜀汉协同出兵，同时孙吴名将陆逊、诸葛瑾、朱然、全琮、孙韶等分路悉数尽出，最后依然是一无所获，孙权侄孙泰还被魏人射杀。 张辽威震逍遥津，是东吴多年的噩梦——孙吴屡屡北进碰壁，曹魏荆州刺史王基也评价道：昔孙权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后全琮出庐江，朱然寇襄阳，皆无功而还。所以对孙吴来说，北伐实属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二，孙权本人并非偏安一隅的庸主，仍有吞天下之志，其称帝即是向天下表明正统的所在，必然要讨伐叛逆彰显武力。比起屡屡受挫于曹魏坚城之下，不如另辟蹊径向海外扩大孙吴的影响力。 第三，孙吴受地域所限，其所处的荆楚、江南之地并非战马高产区。据《吴主传》记载，嘉禾四年（公元235年）曹魏使臣请求以马匹交换吴地盛产的珠玑、翡翠、玳瑁等物，孙权欣然应允，所以求购战马、进行贸易也是向海外扩张的主要原因之一。 孙权于黄龙元年称帝后，随即打算派遣军队攻取朱崖、夷洲等地。 朱崖即今海南岛，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剿灭南越后于海南岛设立九个郡，朱崖在当时本是九郡之一，后来逐渐演变为整个海南岛的代称，而夷洲就是今天的宝岛台湾。 孙吴末期左将军沈莹早先担任丹阳郡太守时曾著有《临海水土志》一书，此书虽已亡佚，但其中关于对台湾的若干描述被收录于宋代《太平御览·卷七百八十》中。该卷记录了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2000里”，后人正是通过这段文字得以考证出夷洲即是今天的台湾（大司马按：亦有人主张为琉球）。通过遗留下来的部分沈莹记录文字又可得知，孙吴时代的台湾原住民还处于“髡头穿耳，生食鱼肉”以及“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刃斧”的未开化时代。 在出征前，孙权就此事提前征询大将军陆逊的意见。陆逊提出反对，理由是吴军连年作战已经减员严重，夷洲、朱崖又远隔大海，途中风波难测，加之士兵离开本土必定水土不服招致疫病，即使能虏获那里的百姓，依然会得不偿失，宽缓租税才是现今要做的事情。除陆逊外，卫将军全琮同样以“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等理由表示反对。 孙权没有听从陆逊等人的意见，反而更进一步将目的地朱崖改换为亶洲。亶洲在茫茫大海之中，《吴主传》中记载道：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 据此可知，这个名为“亶洲”的地方应该就是今天的日本群岛。 对于当时日本的认知及其联系，孙吴是落后于曹魏的。与三国时代同期的日本历史，在《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记载了些许相关信息：彼时日本群岛有邪马台国、狗奴国等数十个小国，这些国家都被统称为“倭国”，其中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曾多次遣使向曹魏进贡。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十二月，魏明帝曹睿正式册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赐予印绶、财物。而孙吴与日本并无官方层面的往来，只不过吴地会稽郡的人偶尔能遇到从亶洲来的人，会稽郡人出海航行也有落难漂到亶洲的。 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春正月，即孙权称帝后的第二年春，将军卫温、诸葛直奉命率领士兵一万人正式出海寻访夷洲和亶洲。这次出师也是中国大陆的官方船队首次出海寻访台湾。 不过，日本群岛与台湾岛根本不在一个方向上，路途又远，实在难以找寻，五百余年后的唐代鉴真东渡尚且历时十二年九死一生，何况孙吴时期。 最终，卫温等人历时一年仅成功抵达夷洲并带回了几千名夷洲人，但出海的万名士兵却“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即如陆逊、全琮事前所预料，远征军遭遇疫病大幅减员。孙权本人因此也深深悔恨，随即找“替罪羊”为自己开脱：以卫温、诸葛直违背诏命办事无功为名将二人下狱处死。 或许是由于对出兵夷洲一事得不偿失的深以为悔，原来进军朱崖的计划直到十二年后才得以施行，《吴主传》载：（孙吴赤乌五年，公元242年）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朱崖、儋耳。 校尉陆凯是陆逊之侄，因在作战中斩获有功被任命为儋耳（郡治今海南省儋州市三都镇）郡郡守，海南岛也于赤乌五年开始正式纳入孙吴版图。 除了向南进军夷洲、攻取朱崖外，孙吴向北进行海外扩张的脚步一直到达了今辽宁半岛东部及朝鲜半岛北部。不过，在具体的扩张过程中，如果说孙权进军夷洲劫掠当地人口仅仅是得不偿失的话，那么于辽东受降公孙渊一事则纯属因好大喜功而最终血本无归。 东汉时，朝廷在今辽宁半岛上设有辽东郡，其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天辽宁大凌河以东的地区，郡治襄平是今辽宁省辽阳市，曹魏时期沿置无更改。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辽东地区名义归属中央政府，实则一直是辽东太守公孙度、公孙康父子的独立王国。 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官渡惨败一蹶不振的袁绍抑郁而亡，曹操开始向北方进军，袁绍的几个儿子如丧家之犬落荒而逃，其中袁熙、袁尚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逃至辽东投奔公孙康，公孙康将二袁首级砍下送与曹操，因此被册封为襄平侯，又官拜汉左将军。 公孙康去世后其子年幼，由其弟公孙恭执掌辽东，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十二月，公孙康之子公孙渊夺回大权，魏明帝曹睿继续以公孙渊执掌辽东，任命其为辽东太守，太和四年（公元230年）春又加封其为车骑将军。而派遣使者联络孙权，献上貂皮、骏马请求做孙吴藩属的就是这位公孙渊。 《三国志·魏书·公孙度传》裴注引《魏略》中收录有公孙渊向魏明帝所上的疏表。表中提及，早在公孙渊之父公孙康统治辽东时，孙权便遣使联络，但使者被公孙康所杀，双方就此结怨。 公孙渊在执掌辽东后又开始结交孙吴，孙权也不想对经略辽东一事就此罢手，双方一拍即合，相互遣使由海路展开一系列的联络，孙吴商旅沿海路北上辽东互市，《魏略·赦辽东吏民公文》中提到：比年以来，（孙权）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诳诱边民。边民无知，与之交关。长吏以下，莫肯禁止。 孙吴嘉禾元年（公元232年），孙权与公孙渊有了更深层次的交往。这一年的三月，孙吴将领周贺、校尉裴潜率浮舟百艘前往辽东联络公孙渊，并滞留港岸进行贸易长达半年，最后于九月返回，公孙渊向吴人赠送马匹，同时遣使臣宿舒等人随周贺返吴请求孙权予以册封。 不过，吴人远赴辽东的行动被曹魏方面获悉，曹魏殄夷将军田豫组织军队在吴军归途时必须要避风泊靠的成山（今山东胶州半岛之成山角）进行设伏。或许是天助曹魏，吴军于冬季十月抵达成山附近时遭遇风暴，船只撞山沉没，人员遇险漂到岸边，魏军伏兵趁势出击一举斩杀周贺，裴潜与宿舒侥幸逃回孙吴。 不过，成山遇袭并不能打消孙权吞并辽东的意愿，对于公孙渊的归顺，孙权本人大为喜悦，于嘉禾二年（公元233年）春正月下诏册封公孙渊为燕王，并计划于三月遣朝中重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率领一万士兵护送使者宿舒等人回辽，并携带金银珠宝珍奇异物及九锡之物进行封赏。 但这一做法遭致自丞相顾雍以下所有朝臣的极力反对，众臣认为公孙渊不可轻信，且只需派遣低级官员与士兵数百人护送辽东使者即可。在进谏的众臣中，辅吴将军张昭依仗托孤老臣的身份与孙权反复争辩，二人为此事在朝堂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实在无法忍受的孙权还一度按住刀柄对张昭大发雷霆。 最终，公孙渊认为孙吴地处遥远难以依靠，又贪图吴人携带的钱财宝物，于是杀害吴使，吞并财宝，张弥等万名吴军士兵尽没，魏人因此加封公孙渊为大司马、乐浪公。这次辽东之行也是孙吴海外扩张中损失最惨的一次。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值得载入史册的事情，裴松之将其注引在《吴主传》中，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也不忘收录其事：最初吴军船队抵达辽东后，跟随张弥前往册封的吴使、士兵共四百余人，公孙渊将四百多人分别安置在不同的地方，其中使臣秦旦、张群、杜德、黄疆等六十多人被安置在襄平以北二百里的玄菟郡（辖境相当今辽宁沈阳、抚顺、铁岭等地）。玄菟郡只有两百户人家，秦旦等人住在百姓家中，饮食也全依仗百姓提供。 四十多天后，不愿苟活的吴人聚集一处密谋起事，众人打算“焚烧城郭，杀其长吏，为国报耻，然后伏死，足以无恨”，并商定于八月十九日晚间起事。不过，起事的当天中午因百姓告发，守城将领开始捕杀吴人，只有秦旦四人翻墙逃脱。四人中张群膝盖生疮，三人轮流帮扶，一直在崎岖山谷中行走了六七百里。后来张群的伤愈发严重，他要求三人舍弃自己独自逃生，杜德言道：万里流离，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最后杜德留下采摘菜果照顾张群，秦旦、黄疆出山探索。二人出山后又走了几日方才发觉，自己已身处高句丽境内了。 据《乌丸鲜卑东夷传》中的描述，高句丽在辽东以东1000里，首都丸都山即今吉林省集安西北，其国土方圆约两千里，户口三万，南临朝鲜等国，北与游牧民族夫余接壤。严格的说，高句丽不能单纯算作历史上的朝鲜政权，而是一个定都在中国吉林境内，横跨今吉林省与部分今朝鲜北部领土的政权。 此时高句丽王名叫位宫，与辽东公孙氏素有仇怨，后来曹魏征讨辽东时位宫还遣数千人协助。秦旦、黄疆进入高句丽后随机应变，称自己是孙吴皇帝派来宣诏册封高句丽的使臣，但被辽东公孙渊劫掠。位宫听闻后十分高兴，派士兵随两人到山中接回张群、杜德，最终将四人安全的送回孙吴，并奉表称臣献上贡品。四人九死一生重回故国，见到孙权后悲喜不能自胜。孙权极为震怒，决意率军亲征辽东，最后又是在众臣的苦谏之下方才作罢。 一年后，为答谢位宫，孙吴使者谢宏、陈恂出使高句丽。不过，此时的位宫又已和曹魏交好，受魏人指使打算效仿公孙渊袭杀孙吴使者，谢宏等人十分警觉，在发现异常之后立刻抓获了位宫的主簿等三十余人作为人质，位宫表示谢罪并献出马匹数百匹，因孙吴船小，谢宏只运载了八十匹马返回。 高句丽与孙吴这种并不牢固的友好关系又持续了三年，至曹魏青龙四年（公元236年）秋七月，位宫“斩送孙权使胡卫等首，诣幽州”，最终还是转而投靠曹魏。 公孙渊因杀害孙权使者而被曹魏册封为大司马、乐浪公，看似是大获全胜风光无限，但其首鼠两端的态度也引起了曹魏的猜忌。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春正月，曹魏正式向辽东用兵。时任太尉的司马懿率牛金、胡遵等步骑四万人自京师洛阳出发征讨公孙渊。 面对曹魏大军，公孙渊再次遣使向吴称臣求援。孙权本想斩杀辽东来使以解心头之恨，只是碍于从对抗曹魏的大局出发才不计前嫌，最终决定派兵前往，不过前往增援是假，乘机讨些便宜是真。 吴人将领羊衜、郑胄、孙怡率军于三月从海路出发，期间并未与魏军发生交手。当年八月，曹魏大军攻破襄平城，公孙渊父子及相国以下等数千人被杀，辽东平定。而吴军的船队也将目标更换为驻守辽东的曹魏将领张持、高虑等人，并成功的俘获了一批男女百姓后返回。至此，孙吴向北进行的海外扩张行动以首鼠两端的公孙渊被剿灭、高句丽断绝交往转投曹魏而告终。 《水经注》引《江水记》云：樊口之北有湾。昔孙权装大船，名之曰长安，亦曰大舶，载坐直之士三千人。 另《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裴注引《晋阳秋》也提到，孙吴亡国时登记在册的舟船有五千余艘。既然拥有庞大的舟船、众多的规模，那么向更远的海外异域进行扩张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与收复朱崖、劫掠夷洲有所不同，孙吴向更远的异域扩张并非使用武力，而是利用本国的海外影响力让异域番邦朝贡归顺，史书中对此多有记载： （吕岱）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权嘉其功，进拜镇南将军。（《三国志·吴书·吕岱传》） （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吴主传》） 《吕岱传》中记载的堂明国是老挝历史上的一个国家；林邑国在《后汉书·郡国志五》中可查阅到，其所在的象林县在汉时隶属日南郡，即秦时设立的象郡，相当于今越南中部；扶南国的信息则出自《梁书·诸夷列传》，其在林邑国以西南三千余里，国土广袤三千里，以此推之扶南国是一个相当于横跨今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的东南亚大国。扶南国王范旃遣使向孙权进贡，说明孙吴的影响力已经远涉今东南亚地区。 此外，《梁书·诸夷列传》记录了多条孙吴船队远涉海外的珍贵资料，如吴人康泰、朱应出使扶南国一事，其云：吴时，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使于寻国（按范寻，上文提及的范旃之后的扶南国王）。 康、朱二人从扶南国返回吴地后，康泰著《吴时外国传》、朱应著《扶南异物志》，都是记录异域风土人情的书籍。后二书均已亡佚，但在《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一》中曾收录过部分《吴时外国传》的内容，其文曰：从加那调州乘大伯舶，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国也。 这里面提到的大秦国便是当时在欧洲称雄的罗马帝国，加那调州虽是异域，但康泰提到的“乘大伯舶，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绝非未经考证的虚言，这点《梁书·诸夷列传》同样可以佐证，该传中又记载了孙权遣使臣刘咸将大秦国商人秦论及男女各十人一道送回大秦之事，也可佐证出孙吴具备着强大到可远涉海外抵达罗马帝国的海运能力。 总而言之，孙吴的海外扩张之路范围广泛，北抵辽宁半岛、朝鲜半岛，南达台湾与海南岛，甚至于东南亚地区、欧洲罗马帝国等异域都有涉足。 孙权在整个统治时期，不断派出海船去台湾、去海南、去东南亚，首要目的都是为了搜刮人口。几乎每个东吴将领的个人传记，都在拼命打山越，无非就是抓野人也掠夺人口。这场对山越战争持续数十年，最后初步解决问题的诸葛恪，三年时间收服40万山越，得4万甲兵。孙权大喜过望，临终前立他为首席托孤大臣，以赏其功。 孙吴海外扩张大都得不偿失，消耗了己方国力，遭致陆逊、全琮、张昭等重臣的一致反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海外扩张却有着曹魏、蜀汉都不具备的时代创造性与意义，如卫温抵达台湾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大陆官方船队首次抵达台湾的先河，吴人沈莹著《临海水土志》、康泰著《吴时外国传》，都为后人了解彼时的台湾、东南亚及欧洲等地的风土人情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参考资料，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余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