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十章 福建土著文化内涵中的海洋性 【校友文萃】

厦门 初30组 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十章 福建土著文化内涵中的海洋性

　　在传统史学观念的影响下，学界常忽视“中国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界限，将二者等同起来，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即中国文明源于中原，中原文化涵盖了整个中华大地，而内涵丰富的地方区域性文化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其实中国境内有许多区域性的文化，他们自新石器时代到夏（存疑）商周三代文明形成以后，一直都具有区域性特征。三代文明比较集中地形成于黄河流域，但不可否认同时的南方、东方等各区域的文化也都属于中国文明。

　　中国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个区系，其中即包括了“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每一区系内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自成体系，经历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将“这六个区系，归纳为面向海洋和面向内陆的两大部分”，“面向海洋和面向内陆的两个部分，实际上就是中国大陆主体部分的东南部和西北部”。所以中国文明是五彩缤纷的，北方边疆的草原文化，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和东南地区的海洋文化都是中国文明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作为东南百越民族的一支——闽越人的生产与生活中心，以其文化中的海洋性为中国文化增添色彩。之所以只说是海洋性，而不说是海洋文化，是因为福建土著文化距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文化还有一定的距离，成熟的海洋文化应该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要以海洋经济为主要经济形式，如航海业、水产养殖业等；以海洋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如专门的管理机构、社会分工如渔民、水手、海商等；以及精神文化，如有关海洋的神话传说、信仰、宗教等。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文化为“在某一区域人类的生活与生产中，海洋已经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并在开发、征服海洋方面形成系统的文化方式”。很明显，福建地区的土著文化含有很多的海洋文化因子，但还处于早期阶段，所以只能称其具有海洋性。

　　福建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其西部为闽、赣边境的武夷山脉，东部有许多峡谷和山间盆地，海岸线长达3323.6公里，居全国第二位。境内有闽江、九龙江、晋江等大小河流，又位于河流入海口，东部地区面朝大海，西部地区多丘陵，总体上与中原地区相对隔绝。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西部有限的可耕地以农业为主；东部面向大海，以海洋为依托，经济呈现出一定的海洋性。所以总体看来，福建地区的土著是以农业为主、以渔猎经济为辅的经济特色。见图10-1

图10-1 福建土著

　　福建沿海受海洋性气候的影响极为明显，气候温暖，雨量充沛，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福建土著居民对农业的绝对性的依赖，转而多依靠其他得天独厚的资源。《吴越春秋·阖闾传》载：“东南之地，险阻湿润，又有江海之害，君无所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这虽然阻碍了福建土著居民与中原的交流，但是换个角度，它却为福建土著居民因地制宜求得自身的生存提供了环境和条件，在自力更生的过程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土著文化。这样说不仅是有现实依据的，早在汉代就有关于东南地区（自然包括福建）生态环境的描述，《后汉书·南蛮列传》载：“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禹贡》载：“岛夷卉服，厥篚织贝”等等此类描述常见于文献。

　　地理环境不仅制约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更重要的是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经济形态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文化面貌。人与环境长期适应的过程，确实影响着区域文化面貌，“南北关系往往是由于相互作用的双方位于完全不同的环境带和文化生态区位，因此各自具有不同的生态经济基础和日常生活方式”，如中原地区由于拥有大面积的可耕种土地，所以以农耕为其主要经济形态，是人们生活的基础；北方边疆地区拥有大面积的草原，所以以游牧经济为基础，当生活资源得不到充分的补给时，就向南扩张，掠夺南边的资源，历史上北方边疆少数民族的多次南侵足以证明；东南地区尤其是福建，可耕地的缺乏，促使土著们不得不充分利用海洋资源补充人类的需要。这必定强迫福建土著居民去认识海洋、利用海洋，加强与海洋的联系。而认识和利用海洋环境，不可避免的促使福建土著居民无论是在生活、生产方式还是精神世界、思维意识等各个方面都深深打上海洋的烙印。

　　传统观念认为福建史前遗址尤其旧石器时代遗址很少，从而下结论说福建没有旧石器时代，但是就目前的发现来看，情况并非如此。之所以有这种看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福建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因素，第四纪全球性气候波动，尤其是更新世到全新世早期冰后期的到来，海平面迅速上升，沿海地区古人类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要么被海侵地层埋藏在地下深处，要么被海水淹没难以发现。其实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发现万寿岩遗址、莲花池山遗址，还有海峡人化石、东山人化石、甘棠人化石、霍童旧石器时代遗址。

　　如果说由于福建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遗迹材料还比较贫乏，对探讨其文化的性质特点还很困难的话，那么新石器时代福建居民的文化特征和性质却是有据可考的，首先福建新石器时代遗址遗迹主要分布在闽江下游地区、九龙江流域地区、闽江上游及闽西北内陆地区，如平潭壳丘头，闽侯昙石山、溪头、庄边山，福清东张，浦城牛鼻山，明溪南山，长汀河田，金门复国墩，漳州覆船山，东山大帽山贝丘遗址等。这些遗址遗迹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遗址的文化层主要是由贝壳等堆积起来的，还发现大量贝壳文陶器，如平潭壳丘头、漳州覆船山、闽侯昙石山等遗址均有发现。壳丘头遗址，文化堆积物主要是贝壳，“共清理新石器时代贝壳堆积坑二十一个”，昙石山整个遗址的中层“几乎都是蛤蜊壳堆积，一般厚约1米左右，最后达到1.5米”，覆船山遗址文化层“几乎由单纯的淡水贝类河蚬构成”，昙石山、庄边山等遗址都发现与陶器、石器、骨器共出的蛤蜊壳堆积层，并且在多个灰坑、穴址也包含着蛤蜊壳。

　　复国墩遗址位于金门县金湖镇溪湖里复国墩（原名蚵壳墩）聚落西方偏北100米处，是民国1968年9月台湾大学教授林朝棨所发现的遗址，内有若干陶片与贝壳，其中的贝壳经台大物理系进行碳14测定后，该遗址的年代约在距今6300年到5500年前。该遗址属于旧石器末期，其居民以渔捞为生，石器为打制而成，尚未有农耕技术，陶器有红陶与黑陶，以素面红陶为主。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该遗址属于台湾大坌坑文化的范畴。以富国墩为代表的泉州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和台湾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大坌坑文化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两者的遗址面积都不大，多是贝丘堆积，一般分布于海边或河口的底台地上；石器制作较为简单，打磨粗糙；陶器多为夹砂陶，泥质陶少见，都为手制，火候不高，纹饰都有绳纹、刻划线纹、贝印纹等。这些相同或相似的迹象，说明新石器时代早期，闽台原始居民之间往来密切，两类遗存当属同一文化区。

　　闽越族形成以后有闽侯黄土仑、吉祥，福州浮仓山、盘石山、七星井，南靖浮山，同安寨仔村，漳州虎林山等。先秦时期百越（包括福建）遗址遗迹就更加多见于文献记载了。闽越族实际上是“三苗”的一部分，是自商周以来被细划出来的，商周时期有“七闽”之说，《周礼》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国，以掌天下之地，辩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民”，《山海经·海内东经》载：“瓯居海中，闽在海中”，东周秦汉时期“百越民族”形成，越国灭亡后，原住福建的“七闽”和南来“越”族的融合生成“闽越”。福建是“七闽”、“闽越”最主要的活动中心，并且位于闽江入海口的福州成为闽越都城东冶，三国时期东冶属于孙吴地，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为了航海的需要，统治者在麻场设立了船场，于是东冶（福州）成了孙吴时期的一个重要航海中心。

　　这一时期海洋渔捞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渔业生产是当时生产经济的主要成份之一，人们普遍从事捕捞渔业、杆栏式建筑是主要的居住形式、舟楫是重要的交通工具等等成为福建土著文化不同于北方边疆和中原地区的显著特征。可见福建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有人类居住生活，这一地区的土著文化主要是独自延续发展而来的，其海洋性也从人类在这里栖居以来就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决定什么样的生产工具，北方中原地区以锄耕为主，其生产工具大都是大型的石铲、石斧、砍砸器等，并且“石斧和石铲作为原始的垦殖工具”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福建地区“与长江、黄河新石器农耕文化中常见的大型磨光斧、锛、刀等工具不多”，而且“石铲极少见，只曾在昙石山下层出土一件”，可见，早期福建地区农业还不是主要的经济形态，农作物也不是主要的食物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以什么方式来补充食物的不足以满足最基本的需要呢，从目前发现的情况和福建面向海洋和多森林河流的生态环境来看应当是采集和渔猎。

　　“漳州文化最显著的经济特点是用箭、木矛、弹弓狩猎，用投掷器捕鱼和到水中捞贝，可能因水产、野生动物资源丰富，他们无需挖掘植物的根茎为食，所以没有出现如厚重的石核、手斧、砍砸器等用来砍伐树木，挖掘植物根茎等大型工具”。“东张中层和上层以及其他遗址都出土上述各种形式的石镞、骨镞、石矛、陶网坠以及野生动物遗骸，昙石山文化上层，还发现有局部的贝丘遗址堆积”。仅仅从生产工具来看，福建地区缺乏农耕所需要的厚重的大型的斧、铲等重要工具，而出现陶网坠、投掷器等小型的适应渔猎的生产工具，这不仅是福建的经济特色，它反映的是人们已经广泛地与海洋发生了关系，并且这种联系已经影响到人们的生产方式。

　　食物是人们生存的根本，人类总是因地制宜地选择食物的种类，因此食物的构成状况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体现。福建沿海地区发现很多贝丘遗址，通过对这些贝壳种类的研究，证明这些贝类是生存于海洋的咸水野生介壳类，主要包括“蚬、魁蛤、小耳螺、牡蛎，此外还有小螺，广口短身螺等”，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是自然堆积物，而是人们食后遗弃的”，“例如：在出土的介壳中数量最大的是蚬，两面壳分开，可证实人剥开吃的，不是自然开”，“小螺的壳缺尾部，必是被敲去以便吸其肉，广口短身螺一旁破坏也是被当时人敲破以便吸食”，从诸多遗址出土人工吸食过的介壳如此之多，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居民主要以海生介壳类小动物为主要食物，海产品在当时人的食物结构中占很大比例。见图10-2

图10-2 丰州贝丘遗址

　　经研究证明，人们对海生小动物的取食是在一定的经验上进行的，“他们已经开始选择使用某些贝类，而且选择比较成熟的贝类……至少它们已经懂得在某个季节中到潮间带去采集某些贝类，并采集成熟和大的，而让小的继续成长，以待来年再去收获”。这种基于一定的经验和常识的取食行为可以认为此时的人们对海洋规律已经有所掌握，已经开始利用海洋为自身服务了，人们在开发、征服海洋方面形成了初步系统的技术，为以后的水产养殖打下了基础。

　　不仅实际发现证明了早期土著生产生活方式上与海洋的密切关系，文献记载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种推测的正确性。《南方草木状》载：“旧朱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业耕稼”，《博物志》曰：“东南之人食水产……龟、鳖、螺、蚌以为珍味，不觉腥臊也”，《淮南子·精神训》曰：“越人得蚺蛇，以为上肴，中国得之无用”。就这些记载来看当时福建土著的生产、生活深受海洋的影响与北方中原大有不同，而就现实生活来看，这种不同很大程度上延续到了今天。

　　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于人类的流动和交往，人类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某种交通工具来达到获得制造工具的原料和采集食物以及一些建筑材料的目的。北方边疆地区靠牛、马等动物，中原地区靠车辆，与中原相对隔绝，又多河流、面朝大海的东南地区靠什么呢？自然是舟楫。《越绝书》曰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淮南子·齐俗训》曰：“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舟楫是当时人们的主要交通工具，一方面加强了东南地区间的交流，另一方面提高了人们的生存能力，促使人们对海洋的探索，更进一步地加强福建沿海地区与海洋的联系，培养了人们最初的航海技术。“唐宋元明期间以闽粤为中心的东南沿海海外交通‘崛起’，实际上就是百越先民‘善于用舟’的海洋传统的延续发展”。更值得一提的是福建人对郑和下西洋颇有贡献“其中明确原籍为福建者有14人”，这些成绩不得不说是基于福建土著早期对海洋的探索上。不仅如此，东南土著在早期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以及福建土著文化内涵中的海洋性。

　　向其他地方迁移的事实，尤其是与台湾地区的文化相似性也证明了土著民众对海洋的探索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将台湾的大坌坑文化遗址、圆山遗址等与大陆代表古越人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进行对比，认为泰安原住民的习惯，如短发文身、龙蛇崇拜、缺齿与墨齿、腰机纺织、贯头衣与简裙、饭稻羹鱼、干栏式建筑、男吹口琴、女吹鼻箫、父子连明、悬棺和屈肢葬等，均为古越遗风。”这里说的“古越”指的是东南地区的百越民族，尤其是指华南的粤和闽地区。

　　仅从地理位置上看福建和台湾隔海相望，最方便人类的跨海迁移和交流，从台湾的史前文化发现与研究来看，也证明了福建与台湾从史前开始就有密切联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李家梁先生就在他的《台湾大坌坑文化与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关系》中证明从台湾的考古发现来看，比大坌坑早的左镇人和长滨文化与大坌坑文化没有先后继承关系，反而大坌坑文化的内涵即手制印纹陶器，器形主要为罐、钵、有段石锛等与华南地区的以打制石器和印纹陶为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相似，这是华南与台湾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联系的实证依据，而华南新石器时代要早于台湾大坌坑，我们可以推测台湾大坌坑文化是由华南新石器时代人类迁移到台湾形成的。“福建金门复国墩的贝丘遗址与台湾归仁乡八甲村遗址都有刻线划文和贝印文，两者年代都在距今5000-6000多年前，可视为同一文化系统”。如果要到隔海相望的台湾，需要征服大海，这期间人们的海洋知识和航海技术是必不可少的，“往返台湾海峡间的航海的兴起导致上述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得以从大陆快速、全面传播到台湾岛的唯一前提。

　　早期东南土著还活跃在南太平洋上，陈星灿在《南美洲考古所见操蛇神像及其他》（《中国文物报》）中讲到，新的线粒体DNA研究认为，南太平洋新西兰岛上的毛利人是距今5000年前后从中国东部沿海辗转而来的，用科学的手段证明东南沿海地区（福建是重要组成部分）的土著人在太平洋上的生产、生活、文化交流方面，充分利用海洋资源，不断探索、征服大海，从而培养了他们善水性、善用舟的传统。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传统史学和考古研究中，我们过于强调中原文化向四周的辐射作用，中原文化对少数民族的汉化和影响，限制了研究者的眼界，忽视了对区域文化特色的研究而使中华文明在“高度统一”的旗帜下显得过于单调。这也许是受了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影响，使中国学者过于看重文化传播迁移论，而把所有文明都追溯到一个文明起源中心。

　　东南沿海是百越族祖先产生和发展地区，福建是闽越的活动中心，闽越族的先人们在这里长期生存、生活，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从适应环境到征服和利用环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土著文化，这种特色与中原、北方边疆地区的不同集中体现在其海洋性上，这种海洋性也从未中断过，尽管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中原的征服和强烈冲击，却没有隔断它与海洋的密切联系，直到宋元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大大发展，航海业繁盛，泉州在元朝成为海外贸易的中心港口，这些都是基于福建土著的“海洋人文传统”，因为一向惯于农耕的中原人虽然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南迁，带来了先进农耕技术，却不能带来先进的航海技术。

　　总之，东南沿海土著面向海洋、依托海洋、征服海洋，生产生活和文化面貌上的海洋性使福建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