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六章 中原汉人【校友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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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初30组 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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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原汉人 汉族亦称大汉民族，是现在中国的主体民族，约占全国人口的九成。称谓始于汉代，并沿用至今。汉族经过长期历史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民族。汉族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父系基因较纯的族群，在中国各地皆有分布。 汉族即广义的汉人，又称为华人、秦人、唐人、唐山人等。“汉”原指天河、宇宙银河，《诗经》云：“维天有汉”。华夏族称为“汉人”，史料记载汉族是起源于中国北方的远古的华夏部落。 在历史上，华夏部落经殷商周秦等等原来位处中原边缘的夷人他者，在诸夏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本部，于汉朝形成自称为汉人的“文化共同体”。 汉族的人口如果从其族源夏民族算起开始约有200余万人，历经夏（存疑）、商、周三代，到战国时已有2000万人左右了。在汉族形成的两汉之时，汉族人口已达5000余万人，到唐代前期达到8000万至9000万人之间，到北宋大观年间达10441万余人。 汉族所用的汉语属汉藏语系。经过数千年的互动演化，现代汉语分为九大方言，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赣方言、客家话、平话、晋语等。 语言学界传统认为现代汉语分为七大方言，近几年来不少学者认为广西的平话、山西的晋语应与其他七大方言并列。此外，有的学者还将闽方言分为闽南话和闽北话。这些方言有各自的分布通行地域，每个方言内部又可再分区划片，从而构成了汉语方言复杂，南北互不相通的语言状态。尽管如此，由于汉字的高度统一，对汉族具有强大的内聚作用，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说：没有汉字，就没有汉族。 汉族的文化丰富多彩，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开放虚怀、兼收并蓄，形成了齐鲁、中原、燕赵、关中、巴蜀、荆楚、吴越、岭南、滇黔、闽台、松辽、徽赣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反映了汉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多彩性。 汉族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在其他部分地区也是当地的主要族群，例如果敢（全名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汉族人口比例为93％）、新加坡（77%）、圣诞岛（澳大利亚）（61％）、槟城（马来西亚）（56%）等。同时在许多国家也是重要的组成族群之一。 从公元前5000年起，当今汉族的主体华夏族在黄河流域起源并开始逐渐发展，进入了新石器时期，并先后经历了母系和父系氏族公社阶段。 公元前2700年，活动于陕西中部地区的一个姬姓部落，首领是黄帝，其南面还有一个以炎帝为首的姜姓部落，双方经常发生摩擦。两大部落终于爆发了阪泉之战，黄帝打败了炎帝，之后两个部落结为联盟，并攻占了周边各个部落，华夏族的前身由此产生。 据先秦文献记载的传说与夏（存疑）、商、周立都范围，汉族的远古先民大体以西起陇山、东至泰山的黄河中、下游为活动地区；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两个类型的新石器文化，一般认为这是汉族远古先民的文化遗存。 从公元前21世纪以后，相继出现了夏（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存疑）、商（约前16世纪-前11世纪）、西周（约前11世纪-前771年）几个王朝。首先在黄河及其支流渭、汾、伊、洛下至河济之间以及淮河支流汝、颍上游；继而发展至淮河、泗水、长江、汉水的广大地区。西周时，已出现华、夏单称或华夏连称的族名，以与蛮、夷、戎、狄相区别。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时，华夷贵贱尊卑的观念已很强烈，当时区分华夏与蛮夷的标准，族类与文化都被重视，文化尤为首要因素。华夷因礼俗、服饰等因素而往往可以互相易位。秦、楚不仅与齐、燕、韩、赵、魏同称诸夏，而且是两个最强大的华夏诸侯。七雄合纵、连横、兼并、争战，但族体相同，形成诸夏统一趋势；于是华夏成为稳定的族体，分布区域也已达东北辽河中下游、西北洮河流域、西南巴蜀黔中、东南湖湘吴越等广大地区。 秦始皇统一中国并建立了秦朝，随后汉朝建立，并统治中国400多年，该时期中国版图空前扩大，此时汉族人口分布仍集中于黄河、淮河流域，从西晋末年起，汉族人口逐渐向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及中国东南部大规模迁徙，而从西晋到隋代的建立这一段期间，汉族进入中亚和云南。到明、清时，南方汉族人口已超过北方。自明朝起汉族开始零星向东南亚移民，从19世纪起又有汉族向欧洲、北美等地移民。 汉族是一个历史从未中断过的、历史悠久的民族。汉族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且既有主源又有支源。 炎黄集团是汉族的一个主源。在中国的原始社会末期，在黄河两岸中原地区崛起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成部落联盟后，为了争夺部落联盟首领的权位而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阪泉之战”（见图6-1），黄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称雄于中原。追本溯源，汉族世称“炎黄世胄”、“黄帝子孙”，其源盖出于此。其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民族——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更是明言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其云：“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不仅如此，后来崛起的周民族与留居渭水流域的黄帝部落和炎黄部落也有着族源关系。如周民族的女祖，《诗·大雅·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亦即《史记·周本纪》所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炎帝就是一个姜姓部落，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周民族的外祖世系就是姓姜的炎帝部落。关于周民族的男祖，就是姜嫄所生的弃，《史记·周本纪》说：“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黄帝就是一个姬姓部落，这又明确地告诉我们周民族的祖父世系就是姬姓的黄帝部落。
东夷集团是汉族的另一个主源。在汉族起源的时代，与炎黄部落联盟并居黄河流域的是东夷。东夷集团主要分为蚩尤、帝俊、徐夷、莱夷和淮夷五大部分。他们的地理分布情况是：蚩尤部居今山东西南一带，帝俊部居今山东和河南交界的地区，莱夷居今山东东部地区，徐夷居今苏北淮河以北徐州一带，淮夷居今淮河以南的苏南、皖南地区。其间还有一些小的氏族或部落。从这个分布中可以看出东夷集团主要分布在包括淮河流域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在汉族与东夷集团的族源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和帝俊部经过激烈的分化、互动和融合，在夏民族之后，也一举冲破了原始社会的网络，跨进了文明的大门，形成为商民族。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吴金鼎在山东章丘城子崖发现了几片黑色陶片。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几片黑陶揭开了一个古老文明的神秘面纱，使这个古老文明的精彩得到呈现。并由此动摇了“万世一系皆源于黄帝”千古定论，引发了中国古代文明源于中原还是东夷的历史公案。 当吴金鼎拿着发掘出来的黑陶去找他的老师、中国考古奠基人李济先生时，这位留美博士非常敏锐的认识到，这将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 李济先生后来写道：“城子崖跨越的发掘，我们不但替殷商一部分文化的来源找到了一个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殷商时代的风俗必具极长期之历史背景，这种历史背景在西部及北部分布极广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毫无痕迹可寻，但在城子崖却找了出来。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那些殷商文化最重要的成分，原始在山东境内。” 黑陶文化给中国考古工作者“一个强有力的暗示，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时期的一个最紧要的部分竟然在东方——春秋战国时代的齐鲁国境。”此后，以龙山黑陶出土为发轫，几十年的山东文化考古积累，使东夷文化的本来面目逐步得以揭示和显露，无可置疑的证明了东夷文化原是中国远古上古集群文化和地域文化中最古老、劲健、成熟的一支。 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这是新石器时代从距今八千年到四千年，东夷民族的次序相当完整的考古学谱系。由这个谱系可以清楚的发现，东夷人的史前文化既不是来自于中原地区，也不是受中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 它是山东土著居民——东夷人靠自己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创造出来的土生土长的文化。这些土著文化虽然与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并非绝无交往的影响，但是它的主流是自己创造、与中原地区不同的，具有独立系统、独特风格特点的文化。东夷人的史前文化并不比中原同期的文化落后，恰恰相反，相比之下，在绝大方面东夷文化居于领先地位。我们先看看东夷人的发明和创造成果： 东夷人最早进入了农业文明阶段；东夷人最早发现、发明并大规模地使用陶器。陶器艺术发展的高峰——黑陶“蛋壳陶”出土于4500年前，其烧制技术直到现在，利用现代技术也无法完全复制出来；酿酒技术最早在东夷人的手中形成；中国人使用了几千年的最早的农具——耒耜是有东夷人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弓箭、弩出现在东夷地区；东夷人最早用海水煮盐；东夷人开始纺织的历史最长，六千多年前的织布与近代农村所织粗布无多大差别；水井是有东夷人最早掘成的；用灯光照明是东夷人最早发明的；陶鼓、陶铃等许多陶制乐器还有罄也是古代东夷人的杰作；中国最早的都城出现在东夷地区。而且在全中国范围内共发现二十多座史前城邦，仅东夷地区就占三分之一多。 考古资料的积累与清理，也使许多旧有的神话传说史料重新生动活泼起来。 早期华夏民族文化的孕育是以东部族群与中原族群的斗争融合为中心，对于这一主导倾向有学者概括为“东夷西夏说”，形象的说法是“龙飞凤舞”或“东凤西龙”： 中原西北部族群的最高图腾是蟒蛇； 东部族群的最高图腾是燕鸟。 经过写真-变异-装饰-抽象的发展轨迹，两种图腾的神话便演变出中华民族普遍尊崇的理想动物：龙和风。 此外，还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鹿图腾，后来演化成与龙、凤并列而位居第三的麒麟。 在这一历史性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转型过程中，东夷人以太昊、少昊、蚩尤、颛顼、祝融、帝喾、虞舜为一系列，代表了当时中国农耕文化的主体。整个“五帝”时代，部落大联盟的活动中心区域在今河南东北与山东泰山南北地区。而山东半岛潍淄流域与山西南部、河南西部、陕西东部的汾洛渭流域则是这一轴心区两端的发达地区。 中国古代文明初兴的重大特征，诸如国家政制结构的酝酿与形成；传统宗法建制的转换与重构；上古礼仪制度的进化与茁长等，无疑都是根植于农耕基础之上的，因此，上古文化的主源多可追溯至东夷龙山黑陶文化。尤其是体现中国文化主要特色的礼乐文化，到虞舜主政华夏部落联盟时，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尚书·舜典》所记的行政措施及《益稷》所描绘的盛大乐舞场面可以证明此事。 夏（存疑）、商、周三代礼制和朝廷大乐，即以此为源头。上个世纪所发现的留有大量青铜器器物、带有甲骨文和城市基址的殷墟，可以看做是完整的早期文明社会范本，但这一文明形态的主流因子，大都可以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中找到萌芽。 综上所述，现在学界的基本共识是，华夏民族的早期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流，融合吸收了中原地区、长江流及西北、东北、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域的优秀文化的集合体。“中原与四夷”的人为区分说是历史的产物，应予摈弃。 苗蛮集团是汉族的第一个支源。苗蛮是远古时代中国南方诸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泛称。它最早的活动范围在西北达丹江流域，川东及鄂、湘、赣、皖的沿长江流域，东抵淮河流域，集结在彭蠡（今鄱阳湖）和洞庭之间。苗蛮集团与炎黄、东夷不同，它在向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一方面苗蛮集团的一部分成为后来的苗、瑶、畲等民族的祖先，至今苗、瑶、畲等民族中还盛传着关于盘瓠的传说。另一方面，苗蛮集团的某些氏族、部落，后来发展形成为楚民族，成为华夏民族的族源之一，从而成为汉族的支源之一。 百越集团是汉族的第二个支源。远古之时，中国南方的另一支土著——百越也早活跃于长江下游的东南沿海以及岭南一带。百越集团的种类很多，史称“越有百种”。与苗蛮集团发展的情况一样，百越集团在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其中的一部分在历史长期的发展中经过多次分化和聚合，逐步形成为中国南方壮侗语族中的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另一部分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融合于华夏民族，或同化于汉族，如于春秋战国时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而南越、东越、闽越则于西汉之时逐渐同化于汉族。百越集团中与其他一些部落或部落联盟，虽在三国魏晋以后发展演变为俚人、僚人，但经南北朝的民族大同化，俚人、僚人中的一部分也被同化于汉族之中，这个问题已涉及到汉族的发展问题，但仅此也可看出百越集团是汉族的又一支源。 戎、狄集团是汉族的第三个支源。戎、狄是中国古代典籍对中原之西、北各氏族、部落的泛称。其实，戎、狄之称冠以方位，始见于西周，在此之前戎、狄是互通的。当时，中原西部和北部的氏族、部落主要分为三大集团，即狁、鬼方、羌方。 汉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夏（存疑）、商、周、楚、越等国从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又经历了夏（存疑）、商、周、楚、越等国及部分蛮、夷、戎、狄融合成华夏民族的阶段，最后形成于汉代漫长而复杂的三个历史阶段。 汉族的形成起始于夏（存疑）、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公元前23至22世纪左右，夏民族在黄河中游、洛河流域的黄土地带首先崛起。相传夏部落在进入黄河、洛河流域以前，仍然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时代。血缘关系仍然是维系人们的主要纽带。据《史记·夏本纪》说：夏部落姒姓，共12氏族，即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他们以夏后氏为核心组成为一个有共同血缘的大部落。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到了大禹时期，青铜工具的出现和使用，对于夏民族崛起的意义是促使“以铜为兵”的灌溉农业经济类型的形成，反映了夏民族形成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都已成熟。在这种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禹划九州，标志着夏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也标志着夏民族的形成。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当夏民族在黄河中游崛起之时，地处山东半岛，奉鸟为图腾的商部落还过着原始社会“居无定处”、《史记·殷本纪》。“不常厥邑”《尚书·商书·盘庚上》的流动生活。但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商部落也毫无例外地走上了原始社会解体的道路。“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发》的记载就是一个信息。于是，本来臣属于夏王朝（存疑）的商部落，在商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汤征诸侯”，《史记·殷本纪》。“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最后在鸣条会战（见图6-2）中大胜灭夏，汤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商王朝。与此同时，商部落也完成了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而发展成商民族，崛起于黄河下游。 与商灭夏一样，居住在陕甘渭水上游的溱、沮流域之间，原来是商王朝部属的周部落，重蹈商民族崛起的道路，在臣属于商王朝的历史条件下，重演了商灭夏桀一幕，在“克商”中建立了周王朝，（《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发展成周民族。 夏、商、周三族在黄河流域相继崛起之后，楚、越两族在长江流域也相继崛起。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社会发展的进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由于国家还没有出现，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长江流域的各氏族、部落被人们称“蛮”。而江汉地区的蛮，则被称为“楚荆”，商时即有“维女荆楚”、“居国南方”（《诗经·殷武》）之说。按照“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一般规律，正处在国家出现、民族形成前夜的“楚荆”，由于把战争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而崇尚武功，他们在不断向外发动战争中迅速强大起来。周成王封熊绎于楚，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不仅奠定了楚开国之基，也是楚民族形成的一个标志。 越民族的形成是从于越突起开始的。分布在江浙到两广或云贵高原这一弧形地带的百越集团，终因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长期处“百越杂处，各有种姓”的状态。但是，由于历史的机遇和地域位置的优越，商、周之时，与中原诸民族邻接的百越在江浙的一支——于越突起，开始了形成为民族的历程。吴、越国家的建立，反映了于越原始社会的瓦解和崩溃，也标志着于越各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 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此起彼伏的一幕，是他们谱写了汉民族形成的第一阶段。 华夏民族在大融合中铸成—— 历史上，民族与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不断发展着，变化着。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夏、商、周、楚、越诸族作为原生民族，在周王朝的统治下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关系发生大变动、大发展。这时，夏、商、周、楚、越诸族发展、变化的主要形式就是互相往来，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出现了民族融合的大趋势。 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首先是在夏、商、周三族之间进行的。例如晋惠公“作州兵”，就打破了西周以来军队组成的规定，说明“国”与“州”对立的消除，而州人本是被周征服的“庶人”，又表明晋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鸿沟已逐渐填平。 春秋民族大融合，还扩张到部分蛮、夷、戎、狄之间。例如《国语·周语》说：周襄“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春秋时赫赫有名的重耳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不仅如此，重耳逃难到狄时，“狄人伐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咎如是赤狄的别种，重耳又与狄人通婚。还有东夷族须句国人成风是鲁喜公之妾；赤狄别种路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而周民族的晋国人与戎族的秦国人联姻，更表明春秋时包括部分蛮、夷、狄、戎在内的民族界限也被打破。 所有这些会合在一起，形成了春秋时期民族大融合，于是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次生的新民族——华夏民族诞生了。华夏民族，在先秦典籍中多称为“夏”或“诸夏”，又称为“华”或“诸华”。孔子视“夏”与“华”为同义词，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说：“楚失华夏”，是关于“华夏”一词的最早记载。此后，“华夏”遂成为春秋时以夏、商、周三族及夷为主源，部分蛮、戎、狄为支源融合形成的新民族的族称。 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以更深的程度、更广的范围、更快的速度继续进行着。在南方的楚国，春秋以后，楚国纵横于汉水、长江流域一带，经八百余年的扩张经营，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民族之间的融合也越来越深，最典型的莫过于屈原的《天问》一例，《天问》是就庙宇中描绘着古史的壁画而发的。当时楚国的画工如此熟悉中原地区的历史，足见民族融合的深广了。在东北方的燕国，到战国时已成为雄据北方的强国，燕将秦开曾作人质于东胡族，回国后率军打败东胡，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等东郡，大大扩展了燕国的领土。 燕对辽河流域的开拓，不仅奠定了古代中国在东北的疆域，也使辽河流域各民族融合成华夏民族的又一个支系。在北方的赵国，战国后期是仅次于秦的强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史实，不仅是战国时期民族融合的实例，而且是华夏文化吸收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明证。 处在西北的秦国，是战国时代的后起之秀，本是黄帝之后，因护送平王东迁洛邑有功，被封西方，因长期与西方犬戎作战，常被东方六国视为非“诸华”族，秦襄公始列为诸侯。在春秋战国之交，秦与西方诸戎族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成了西部各民族融合的中心。公元前395年商鞅变法后，秦后来居上，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不仅打败了韩、越、魏三国，而且先后兼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增设了黔中郡、巫郡、南郡、南阳郡、三川郡、太原郡等。昔日西边落后的戎族国家，成为西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一跃而成为华夏民族的骨干和核心。 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继夏（存疑）、商、周、楚、越诸夏侯国相继崛起的此起彼伏的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演出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的一幕。在这一幕历史活剧中，一个崭新的民族——华夏民族，在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分别形成了东以齐、西以秦、南以楚越、北以赵燕为代表的四个大支系，为统一的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是汉族形成的第二阶段。 汉族在“大一统”中形成—— 在春秋战国民族融合的熔炉中铸成的华夏民族是一个分散的，不统一的民族，生产力水平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所有这一切，集中到一点，就是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秦始皇统一了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纷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秦王朝（见图6-3）。在“大一统”中，华夏民族也从分散走向了统一。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结束了封建制度，采取推行郡县制，规定“书同文字”，统一货币、度量衡和“车同轨”、“行同伦”，以及筑长城等一系列的措施，统一和稳定华夏民族。
正是由于秦始皇的这些“大一统”的措施使得华夏民族更加确定地成为一个稳定的共同体，所以虽然秦王朝国运短暂，但汉承秦制，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政治上，汉武帝创设了刺史制度，把全国分为十三州部，实行“编户齐民”；经济上，汉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议，颁行均输法、平准法，以京师为中心，建立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商品流通大大发展；文化思想上，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发展成了经学，取得占统治地位的优势，使儒学成了正在形成的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血肉部分。所有这些，表明西汉时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更集中、更强大，使统一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使华夏民族完成了向汉族的发展和转化。 华夏民族发展、转化为汉族的标志是汉族族称的确定。华夏民族统一于秦王朝，其族称曾经改称为“秦人”，西域各国就有称华夏民族为“秦人”的习惯。但是秦王朝短命的国运，使“秦人”的称呼很快被人们遗忘了。汉王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400多年，为汉朝之名兼华夏民族之名提供了历史条件。另外，汉王朝国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于是，在汉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越南粤、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汉朝之名遂被他族称呼为华夏民族之名。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吕振羽则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总而言之，汉族之名自汉王朝始称。从此以后，汉族就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就是汉族形成的第三阶段。 中原汉人——中原最基本的意义是指黄河中下游一带地区，即现在的河南一带，意为“天下至中的原野”，这一地区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古代被华夏民族视为天下中心。狭义上来讲，中原或者中原人就是河南或者河南人，但是从广义上来讲，中原指的就是中国，中原人指的也就是中国人（汉人）。 大多数中原汉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安于在自己的家园或最近的地方生存、发展，但却有着这样几群中原汉人，走出了中原，在过去2000多年里，从未停下迁移的脚步，逐步翻越群山，跨过长江，大踏步南下去开辟新的天地，甚至在万里之外、在海外都有他们的足迹。见图6-4
这里面有一群人成为今日闽南人的主体。 |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余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