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第五章 古越人【校友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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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初30组林翔云著《望洋兴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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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古越人 先秦古籍对长江中下游以南沿海地区的部落常统称为“越”，文献上也称之为百越、诸越等，包括“吴越”、“闽越”、“扬越”、“南越”、“西瓯”、“骆越”。“越”或“百越”都只是一种泛称，并没有形成民族，泛指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的古代部落。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古越人的分布“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也就是从当今的江苏南部（苏南）沿着东南沿海的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越南北部这一长达七八千里的半月圈内，是古越人最集中的分布地区。局部零散分布还包括湖南、江西及安徽等地。见图5-1
早在100万年前，浙江已出现人类活动。浙江共发现83处旧石器时代遗存点，其中七里亭遗址经证实，属于中国南方典型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共发现700多件刮削器、砍砸器、手镐等打制石器；七里亭遗址上、中文化层的年代从12.6万年延续到99万年，下文化层距今至少100万年；七里亭遗址是东南沿海地区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也是全国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为数不多的超百万年遗址。 1993年发现的南京汤山直立猿人化石表明，早在35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此活动。距今六七千年前后，大江南北进入新石器时代兴盛阶段，据初步调查，江苏及相邻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约有上千处。其中有苏州草鞋山文化、南京北阴阳营文化、常州圩墩文化等。 草鞋山遗址发现的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水稻田，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有灌溉系统的古稻田。其出土的炭化稻，据研究属于人工栽培稻，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栽培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在草鞋山遗址下文化层发现的3块炭化纺织品残片，经鉴定距今五六千年，是中国现已发现最古老的纺织品实物。太湖周边地区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数量众多，雕刻精美。生活在江南地区的新石器遗址的主人，后来成为百越的先民。 上海现代考古发掘表明，上海地区至少有20多处原始社会遗址，属马家浜、崧泽文化类型的青浦崧泽遗址，距今已有6000年历史。上海先民采集植物籽实，猎取野生禽畜，捕捉鱼虾，进而以石器、动物骨角为工具，种植谷物、饲养家畜。公元前2500年左右，上海地区进入良渚文化时期，出现男女劳动分工，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陶器制作从使用慢轮进展到快轮，已出现原始手工纺织技术。马桥遗址距今约4000年，具有典型的百越文化的特点，出土文物1000余件，除了陶瓷生活用具、石器、骨器，还有少量的青铜生产工具。 福建地区最早出现的人种为“闽人”，是福建人种中的土著，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先人，几十万年的进化学习过程中，从茹毛饮血慢慢学会了打猎、用火，后来甚至学会烧制器具，种植水稻。1989年，考古挖掘的漳州莲花池山遗址，距今40万年到20万年之间，是目前福建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一处先人生活遗址。1999年在这进行的考古挖掘的万寿岩遗址，距今185000年。以及距今17000年-7000年的奇和洞遗址，距今6000年的平潭壳丘头遗址，距今5000年的福州昙石山遗址，等等。 据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考古发现，岭南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有人类活动。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12.9万年以前，岭南出现早期古人（马坝人）。在广东英德考古出土1.4万年前稻作遗存，学界关于稻作文明起源于百越岭南地区的说法逐渐得到越来越多实证的支持。专家认为，英德狮石山牛栏洞出土的非籼非粳水稻硅质体，是稻作文明的实证，可以认定为岭南稻作文明的一个发祥地。广东惠州博罗公庄镇“缚娄古国”遗址的发掘，1985年出土七件完好的属于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和编钟；1996年，龙溪镇银岗村发现先秦时期的陶片，发掘出广东最大的先秦时期的龙窑窑址；2000年在博罗县罗阳镇挖掘的春秋墓葬群里出土大批精美陶器、瓷器、铜器、玉器、水晶文物等，这些不仅证实了岭南在先秦以前并非“瘴疠之地”，改写了整个岭南的文明史，岭南文明史得以上溯至3000年前。表明了岭南在秦朝之前就已经存在灿烂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高度文明，岭南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据考古发现，今广西地域早在80万年前就有原始人类繁衍生息。距今10万-2万年前，在今桂西、桂南、桂北地区活动的古人类进入以血缘为纽带的母系社会初期。约在5万年前，今广西境内古人类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约2万-1万年前，广西境内古人学会制造和使用钻孔砾石和磨尖石器。距今10000-6000年前，境内古人逐步走出岩洞与河谷，向平原和滨海地区发展，今广西地区出现原始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桂林父子岩遗址、大岩遗址、甑皮岩遗址距今7000-10000年。 最迟在1万年前，海南岛就有人类的活动。先秦至西汉时期，海南岛上分布着古百越人的一支——骆越。骆越人即是黎族的先民。在三亚落笔洞遗址出土遗物和堆积物年代距今约1万年，为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过渡阶段。从出土的石器来看，包括了敲砸器、砍砸器等多种工具，可以基本满足狩猎、劈柴所需；而从遗址中发现的堆积物来看，大量的螺、蛤、蚌壳和大型哺乳动物化石等。生活习性特色住房居住形式同自然与经济条件有密切联系。中国古代塞北游牧多住便于迁徙的帐篷；中原华夏部落多住窑洞、半地穴或地面起建的平房；而南方古越部落则住类似巢居式的“干栏式”房子（见图5-2），即竹木结构的二层楼房，下层饲养牛、猪等家畜，上层住人，这样可以防止南方气候的潮湿和避开各种凶恶的野兽虫蛇。
原始的“干栏式房屋”的建筑遗迹或模型，在南方古代“百越”部落分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或在汉代墓葬中均有所发现。如距今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有大面积长条形的木结构“干栏式”建筑遗址，这大概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干栏式”房。在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许多遗址都有发现，如浙江的钱山漾、桐乡罗家角、江苏丹阳香草河、吴兴梅堰等遗址都有此类房子出土。云南的剑川海门口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见有这种干栏式住居习俗。江西清江营盘里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陶制干栏式房子模型，带有长脊短檐式的屋顶，是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曾流行干栏式住居习俗的一个重要佐证。四川成都十二桥商代遗址和湖北蕲春毛家嘴西周早期遗址发现的大型木构建筑群，说明夏商周时期干栏式建筑和住居习俗尚在中国的南方地区流行和发展。在广东高要茅岗距今4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也发现有“干栏式”房遗迹在广州西村皇帝岗西汉墓中，发现有“干栏式”陶屋模型。 直至当今，中国南方壮族、毛南族、水族仍然居住传统的“干栏式”住房，可见其生命力所在。“干栏式”房屋是后世楼房建筑的先驱，在建筑史上有重大影响，无疑这是南方古越部落民众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又一贡献。 远古时代古越人使用双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几何印纹陶器，从事稻作农业和渔猎，住“干栏式”房屋，尚铜鼓，精于剑，熟水性，善舟船，有凿齿和断发纹身习俗等等。这是在古书中有记载并为考古学资料所证明了的。 在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浙江已有原始人类“建德人”活动；境内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100多处，有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和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河姆渡遗址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经测定，最下层的年代为7000年前。以母系氏社、新石器时代、海洋文化为重要特征的河姆渡遗址呈现多个“考古之最”：长江流域首个远古遗址、国内唯一星体集群遗址、最具海洋文化特征遗址。 据《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称，早在7000年前，远古先民已用独木刳成木舟，并加上木桨划舟。《淮南子·齐俗训》中有“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的记载。我国古代南方水网地区人们常以舟代步、以舟为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人们在捕捉鱼虾的劳作中，攀比渔获的多寡，休闲时又相约划船竞速，寓娱乐于劳动、生产及闲暇中，这是远古时竞渡的雏形。据专家考证，进行龙舟竞渡的先决条件必须是在产稻米和多河港的地区，这正是我国南方地区的特色。在古代典籍有关龙舟起源的记载中，最早是出现在东汉。事实上，我国南方吴越一带直到东汉时才开发。据此可以推测，端午的习俗最初可能只在长江下游吴越民族中流行，后来吴越文化逐渐和中原文化交流融合，这种习俗才传到长江上游和北方地区。 8000年前的东南沿海先民如何生活？河姆渡文化之前的宁绍平原是怎样的存在？如今，人们在宁波余姚井头山南麓8米深的地下找到了线索。井头山遗址第一阶段考古发掘取得了突破性收获，不仅将宁波地区人文历史在河姆渡文化基础上往前推进了1000多年，还为早期人类适应海洋、开发海洋的生业模式研究和自然环境的演变进程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中国沿海地区史前文化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井头山遗址位于余姚三七市镇，经过碳14测年，确定距今8000多年，是迄今为止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一处海岸贝丘遗址，也是浙江首个贝丘遗址。考古现场整理出10多处生活遗迹、数百件可登记遗物、海量的贝壳遗存以及鹿角、稻谷等其他动植物遗存。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在这里开始了勘探。最终，这个文化堆积埋藏深度5至10米、南北长80至100米、东西宽60至80米，总面积8000平方米的遗址被揭开了面纱。 “经过确认，井头山遗址是已知我国沿海地区埋深最大的遗址，突破了学界以往对东南沿海地区史前遗址的分布时空及其规律的认识。以海洋贝壳为主的堆积和陶片的特征显示，这也是浙江省境内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史前贝丘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介绍。 至今，井头山遗址已发现灰坑、食物储藏坑、烧土堆、烧土坑、器物加工和食物处理点等生活遗迹10多处，可较清晰地复原出8000多年前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先民的生产、生活状态和自然环境的特征。 在遗址附近搭建的临时库房中，考古人员将出土遗存进行了分类放置。在动物遗存中，有梅花鹿的鹿角、狗的头骨、猪的下颌角等。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上百筐各类贝壳遗存，包括蚶、螺、牡蛎、蛏、蛤、蚝等，这说明8000年前的宁波先民已经开始享用丰富的海鲜大餐。 遗址中还发现了早期稻作遗存。从出土的少量炭化米、稻谷壳、水稻小穗轴中，可以推测出当时的先民已经开始种植、进食大米。 这群先民不仅会吃，更懂得变废为宝。他们将一些吃剩的贝壳打磨成贝器，用作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出土遗存中除了大量贝器以外，还有少量陶器、石器、木器和骨角器等。考古人员发现，一些工具在制作工艺上有一定的先进性，比如用于安装石斧的菜刀形木柄、用于安装石锛的“7”字形木柄。 种种遗迹遗存表明，井头山先民的生业方式是以海产捕捞为主，兼有采集、狩猎和早期稻作农业。 经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等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测定，井头山遗址的年代最终被确认在距今7800至8300年之间，早于河姆渡文化1000年。 井头山遗址出土文物主要有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当时先民食用后丢弃的数量巨大的各种海生贝类，如蚶、螺、牡蛎、蛏、蛤、蚝，胶结牡蛎壳的粗砾石块，以及用大型贝壳加工磨制的一些贝器，如铲、刀、圆形饰片等，显著具有贝丘遗址特征。见图5-3
第二大类是人工制品，有陶器、石器、骨器、木器、贝器、编织物等，表现为与河姆渡文化的诸多相似。第三大类是动物碎骨头、植物种子，结合研究推进，每一件出土文物可能会释放更多历史信号。 在第二大类中，陶器方面可辨釜、圈足盘、钵、敞口盆、小杯、折扁腹罐、釜支脚、陶拍、器盖、小陶玩等器形，陶质以夹砂陶为主，也有夹炭陶，以及少量夹细砂陶、加贝壳碎屑陶等。陶色以红褐色为主，还有红衣陶、黑衣陶；纹饰有绳纹、浅方格纹、刻划纹等，还有少量简单的红彩。石器方面有斧、锤、锛、砺石、圆盘状石块等，数量30多件。骨器方面有镞、锥、鳔、凿、针、匙、珠、笄等，计上百件。木器方面有用于安装石斧的菜刀形木柄、木矛形器、用于安装石锛的“7”字形木柄、点种棒、双尖头木棍、无尖头木棍、刻槽带销钉木板、木桨、棒槌形木器等，加工不一。编织物方面有席子、篮子、筐子、背篓等，材料为芦苇（芒草）。 第三大类是动物碎骨头数量较大，碎木块、木棍、木条、木炭块和木炭颗粒也不少。作为编织物、绳子制作原料的芦苇杆、芒草杆和一些植物纤维等清晰可见。以及植物种子、果核等遗存很多，橡子、麻栎果、桃核、炭化米、稻谷壳、水稻小穗轴，还有漆树、黄连木、猕猴桃、紫苏、灰菜等木本、草本植物种子。见图5-4
河姆渡文化在长江流域乃至整个南中国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国江南湿地稻作农业文明的发端，也是湿地稻作农业与传统采集、狩猎互为补充的复合式生业模式的源头。1973年，河姆渡遗址首次发现于余姚的河姆渡镇，确立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文明摇篮的崭新史观。 河姆渡之前的浙东南文化谱系，因线索有限一直不被了解。井头山遗址的发掘则填补了这段文化空白。刘斌说：“对河姆渡文化的来源、早于河姆渡文化的遗址分布情况等有了一个全新认识，并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向。” 井头山遗址是中国沿海地区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一处史前贝丘遗址。这里生活的先民应是中国沿海最早的渔民，创造了中国东南沿海最早的海洋文化，并可能是西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文化的重要来源。它的的每一枚贝壳、每一块陶片，每一枚鹿角，都在向世人展示，8000年来的沧海桑田，以及8000年前，先民就已迈出了探索海洋、眷顾海洋、拥抱海洋的坚定脚步，这应该就是中国建设当代海洋强国的先声。 井头山的价值是复合式的鲜明体现，是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的见证；而河姆渡是早期农耕文明的见证。这两个遗址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史跨出的伟大的一步。 基因研究显示，东亚人群是从南方起源的，在史前时期有从南往北的迁徙。中国人的祖先先到达中国南方，在那里繁衍，此后再进入黄河流域，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近些年有学者认为百越人是夏王朝（存疑）的建立者。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语言学者金钟就认为，中国历史上“夏朝”是某支越人北上所建立的王朝，而濮人也是某支百越人于远古沿西南迁徙而成。比较早提出这种看法的学者是董楚平，他在《吴越文化志》这本书中，列举了十多条证据，论证夏是百越部族北上所建立的王朝。周太王之子仲雍与兄泰伯来到今苏南地区的无锡、常熟一带，建立勾吴王国，断发文身，主动融入当地社会，是一次中原文化与东南百越文化的融合与交流。 “越”即“粤”，古代“粤”与“越”通用。越与粤，古音读如Wut、Wat、Wet，也就是目前闽南话“粤”和“越”的“标准”读法。是古代江南土著呼“人”语音，“越”是“人”的意思。百越的百是多数、约数，而不是确数。百越是对南方人群的泛称。《过秦论》“南取百越之地”，《采草药》“诸越则桃李冬实”。在先秦古籍中，对于东南地区的土著民，常统称之为“越”。如吕思勉先生所指出，“自江以南则曰越”。在此广大区域内，实际上存在众多的部族，各有种姓，故不同地区的土著又各有异名，或称“吴越”（苏南、浙北一带）、或称“闽越”（福建一带）、或称“扬越”（长江中下游、江淮一带，含湖南江西局部）、或称“南越”（广东一带）、或称“西瓯”（广西一带）、或称“骆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一带）……等等。因此，“越”又称被称为“百越”。百者，泛言其多。他们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 古越人（见图5-5）是文明创造的先行者。在饮食方面，古越人“饭稻羹鱼”，是栽种稻谷的先行者；在居住方面，古越部落是干栏式房屋的创造者；在交通方面，古越人是舟船的初创者。由是可见，古越部落对中华民族文化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通过历史、考古和民族学家的综合研究，可以看到，以古越人在衣、食、住、行等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均对中华民族文化有重要的贡献。 在饮食方面，古越人“饭稻羹鱼”，是栽种稻谷（早稻、水稻）的先行者，古越人地区无疑也是稻作文化的起源地，野生稻成为古越族先民在新旧石器时代交替时期从事采集经济的重要来源，进而发展为刀耕火种和锄耕的稻作文化。根据目前考古学的证据，距今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很可能就是古越族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河姆渡遗址发现了稻谷、稻草和稻壳的堆积，是当时世界发现最早的稻作文化，后来在黄河流域的裴李岗遗址、贾湖遗址和长江中游流域的彭头山遗址等地发现了更早的稻作文化。苏州草鞋山遗址发现的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水稻田，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有灌溉系统的古稻田。其出土的炭化稻，连同常州圩墩、高邮龙虬庄、昆山少卿山、溧阳神墩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炭化稻，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栽培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距今四千多年前的粤北曲江“石峡文化”遗址中下层，发现有大量石斧、石锛、石铲等农耕工具和稻谷遗存，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已进入较发达的锄耕稻作农业阶段。在广东佛山、博罗等地汉代遗址或墓葬中，出土不少“井田”式水田模型及耕牛模型，表明从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华南古越人地区的稻作文化，一直向先进的犁耕农业发展。 在衣着方面，古越人在很长时期是用木棉、芭蕉、竹子等植物纤维织布的使用者；在居住方面，古越部落是“干栏式”住房的创造者；在交通方面，古越人是舟船的初创者——可见，古越部落对中华民族文化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古越部落从事农业要靠月亮历，因此十分重视时令。与其他民族相比，越部落的耕种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深耕水平。不仅在种植方面取得很高的效益，越族还擅长家禽家畜养殖。但以前规模较小，以家庭经济为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养殖业逐渐成为主要行业，且规模不断扩大。手工业也相当发达，主要行业为粮食和食品加工、纺织制衣、编织、制陶、烧砖制瓦、打铁、打石等。 现在的考古学家普遍认为，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各地的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可能也是由古越人所创造出来的。最近数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这种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在时间上从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商周秦汉时期，在空间上则遍布于中国东南地区及岭南一带。陶器的发明与发展，是农业民族的重要历史贡献，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陶器适应了农作物熟食和农业民族的定居生活，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产生了不同类型的丰富多彩的陶器，如仰韶文化的彩陶，龙山文化的黑陶，而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具特色的是几何印纹陶，其兴盛时间约距今3500-2200年间，即商周至汉初，陶器上各种几何形图案花纹达五、六十种之多。经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几何印纹陶与双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共存，分布范围自长江下游至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正与古越人及其先人的活动地区相吻合，可以说几何印纹陶正是古越部落及其先人创造的文化。 据国际科学杂志《科学》发表的“亚洲人群遗传多样性研究”成果，全基因组基因分型研究表明，在距今30000至40000年前，亚洲人开始从东南亚往北迁徙，逐渐遍布整个东亚直至中亚地区，形成了如今的东亚人群。对中国历史而言，这意味着，古代黄河流域的北方人祖先是先到达南方百越，在南方那里繁衍，此后再往北迁徙进入黄河流域。据发表在英国《生物医学中心进化生物学》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证实：遍及两大洋的南岛居民，直接源于中国大陆的侗傣民族（壮侗语族民族）。整个澳泰族群发源于大约30000年前的百越沿海一带。大约20000年前，台湾族群的祖先开始从南粤沿海通过当时还露出海面的台湾地峡向台湾迁徙。而在大约10000年前，南岛诸族群的祖先离开北部湾的南粤沿岸，沿着越南的海岸向南迁徙。大约3000年前，印度尼西亚的马来族群开始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深处探索。 文献记载，盘古开天辟地后第一代君主是古越人——天皇氏。宋罗泌《路史·前纪二·天皇本纪》：“粤有天皇，古越族，姓望名获，号中天皇君。”《太上混元圣纪》从元肇始记起，说：“一元肇始，天地初立，有神人号称天皇氏（见图5-6），以木德王，从寅年开始统治天下。”传说天皇氏出现在三皇之前，又传说天皇氏是地皇氏之父，人皇氏之祖父，“五龙”之首。据唐代杜佑所撰写的《通典》，以及清代方浚师的《蕉轩随录》所说：天皇氏是出现在三皇之前的帝王。伏羲等三皇五帝是其后裔。据说盘古开天辟地之后，有古越人在昆仑山出现，盘古就藏起来不见了。在上古时代，“天”指高无上，“皇”像太阳一样光辉灿烂的意思；“氏”用来称呼帝王贵族等。“天皇氏”的意思就是：像太阳一样光辉灿烂的至高无上的首领。
古越人是生活在上古时代的一个古老部落，说古越语。于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雒越在分野中都归属于九州中的扬州，东汉未年一度将岭南的越地改置荆州，到了晋朝重新将岭南改属于汉地九州中的扬州，此后百越地区长期置于扬州州域。古代中原政权更迭导致中原人不断南迁，一部分百越族和南迁中原人融合。岭南地区的西瓯、骆越部落衍化为今天广西地区的壮族、侗族、黎族、布依族、傣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等的壮侗语族少数民族，南越部落衍化为今天广东地区的壮、瑶、黎族和疍家等少数民族。另有报告显示台湾高山族源自上海地区的百越族。 据文献记载及考证，古越人与中原人早期的关系主要是贸易，越人以象牙、玳瑁、翠毛、犀角、玉桂和香木等奢侈品，以交换中原的丝帛和手工产品。百越诸部族当中最早与中原交往的是地缘上较接近中原的“于越”，其之间的交往在中原古籍里也留下了墨迹，于越（越国前身）部族在商周时期虽然没有参加武王伐纣，但曾经北上当过周成王的宾客。商与西周时代，岭南南越部族与中原也开始有了经济文化往来；春秋战国时代，岭南与吴越、楚国关系密切，交往频繁。不少人认为百越文明的开始，是在被秦始皇五十万大军征服之后，从中原带来了文化、技术，当地土著“百越人”才从蒙昧的原始氏族部落阶段一跃跨入“秦汉时代”；但是，考古学界近年来研究发现，岭南在秦朝之前就已经存在灿烂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高度文明 。 有人以考古资料和史籍的考证为依据，认为越的世系找不出勾践是夏少康后裔的直接证据，中原夏族和南方越族姓氏不同，彼此世系不清；诸夏族和古越族的分布地区明显不同；古越族的文化特点也明显不同于中原族群。 对于古越人从何而来的问题，一般认为百越族群是由当地原始先民发展形成的。其理由是，大量考古资料证明，在百越各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早在几十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以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晚期，那里已有人类活动的遗迹。萌芽于新石器时期的南方印纹陶已经被考古学界认定为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古越文化遗存。 考古学家将印纹陶分布区分为宁镇区、太湖区、赣鄱区、湖南区、岭南区、闽台区、粤东闽南七个次文化区，这与秦汉以后百越族几个组成部分的分布基本吻合。这几个文化区都曾是古代越族的世居地，这同中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的分布是一致的。 公元前306年，越王无强北上伐齐，没有明确继承权，所以古越国分崩离析，宗室子弟各起山头，在中原各国的压力下，不断向外迁徙，建立了很多小国，又促进一些本地部落独立，走向文明化，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开发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形成了百越之地，百越各国之间互不统属，信仰和文化也产生了较大的差异，甚至存在世代的仇怨，但是大多都相信自己是古越国的传承，《吕氏春秋》将其命名为百越。 秦一统天下之后，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其中一项就是征服百越，按史书记载，共出动兵力高达50万人，最后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百越国也就成为了历史，从此再也没有这一称呼。秦朝灭亡之时，奉命驻守此地的大将赵佗并没有帅兵回援，反而趁势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在赵佗执政期间，一直采取民族融合政策，不断的传播中原思想，让百越各民族趋于统一。 刘邦建立汉王朝之后，暂时无法用武力征服百越之地，遂遣使谈判，赵佗选择归降汉朝，成为汉朝的藩属国，后经王朝更替，彻底融入中原王朝，但是当地依旧保留了不少曾经的习俗，还能看出一些百越的影子，百越这一称呼永远的消失了，成为那个大时代背后一个注脚。 福建华安境内有一处清澈见底的深潭，因为水潭对面的摩崖上有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刻文字（见图5-7），千百年来无人能识，而古人相传为神仙笔迹，所以这里有了“仙字潭”的美名。这些字刻在天然峭壁之上，高约30米，下距水面大约2 米。它们排列无序，笔画不齐，深浅不一、笔画简单、形状奇异，多数像一个个的人形，有的还伸着尾巴，有的像一条爬虫摆弄着名种姿态。这些字中最大的有半米见方大小，其硕大的“头”上顶着两只小眼睛，模样之奇特让人联想到外星人，真是人间奇迹。华安石刻自古以来被认为是古代少数民族的一种原始象形文字，至于属于何族，未有定论。有人认为它们接近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应当是古代商周时期福建土著人记事的遗迹，也有人说那是畲族先民的文字，或者说是古代的吴越文，至今无一定论。 据北宋的《太平广记》载唐张读著的《宣室志》记载：唐代大文豪韩愈是历史上最早试图对仙字潭岩刻进行述释者，唐元和二年（公元810年），“有客于泉者，能传其字，持至东洛”，请韩愈辨认，韩愈“见识之”，释读其文曰：“诏还黑视之鲤鱼天公畀杀人牛壬癸神书急急”，共19字，是为“天公责蛟螭”说。
明何乔远《闽书》卷二十九《方域》、清乾隆《福建通志》和清光绪《漳州府志卷四·十八·记遗》，也有类似记载，李协曾提出“漳泉两州，分地太平，万里不惑，千秋作程，南安龙溪，山高气清”的24字“地界说”。毋庸置疑，古文献记载对于仙字潭岩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作用，但对其真正的研究1000多年来都无法突破。 岭南大学教授黄仲琴先生认为汰溪摩崖石刻“疑即古代兰雷民族所用，为爨字或苗文的一种”。持“文字说”的专家认为，崖刻是文字的雏形，基本具备文字的特征。也有学者认为，从图象造型看，仙字潭石刻是书画同源的一个标本，是由图向文字过渡演变中的一种象形艺术杰作，因此，从某种角度来看，它的意义并不亚于甲骨文、金文的价值。于是，他们就用甲骨金文进行套译，译为“昱馘夷俘越，□吴王昱，吴战越，战番□番。”或译为“□（部落）二师（征）伐（敌）酋（首）俘伏（敌）酋（首）。”即在部落征伐越某一部落（氏族）的一次战斗记功石刻。所译内容虽略有不同，但都认为是氏族部落战争的记功石刻。 多数学者认为，用甲骨金文套译岩画，本身就很值得商榷，所破译的内容也难以自圆其说。史前时期，何来“吴战越、战番”征战史呢?独有陈兆复、盖山林两位学者持异论，向“文字说”提出挑战，明确提出崖刻是“崖画”，它是经过作者艺术夸张，浓缩，符号化了的原始图画。例如：图象最多，面积最大，画面1.30×1.62米，是由众多的人体形组成的群——舞娱神图。画面最高处是一个奇特的图象，刻画与众不同，圆点的头下，双臂平伸，两个圆点应为乳房，下肢分开夹一圆点，似乎表示女性的生殖器。应该表示是母系氏族的图腾——神，左下方是两个大腹肚的人形，似乎是酋长，右下方则是手持飘带或其他法器的人形，没有大腹肚，大概是男性。其他大多舞者双臂平伸，肘部下垂，双腿分开作蹲踞状，臀下有尾饰，个别舞者作倒立状。其基本内容是表现氏族部落祭祀娱神的舞蹈场面。 又如，另一幅画，上方为一个人体形舞者，左臂上举，右臂高扬，双腿叉开，作蹲踞状，臀部下有尾饰。腰部似插有匕首，右臂空间似有水珠滴落。意象是巫师祈雨。下方为两个人体形舞者，另一个是侧身舞象，代表氏族祈雨人。更下方有两个兽面形，只有眉、眼、口、无头部轮廓，似为牺牲或人之首级。 如是看来，各组岩画，都有其特定内涵，或为祭祀祖先，或为祈神降雨，或为纪念某一酋长或英雄。作一图画看便不难理解其内容了。这是古代先民们经过艺术夸张，浓缩并符号化了的一种原始岩画。至于是属于那个民族，产生于那个年代，也是说法纷纭，有待研究了。 还有学者认为，华安石刻是古代岩画，全部图像分为五组：有的表现杀戮俘虏后举行的祭祀活动，有的描述激烈的战斗场面以及征战胜利后的狂欢。整体是对商周时期福建南部越人部落间某次较大规模战争全过程的实况记载。可另有一些人却认为，石刻反映的是处于奴隶社会时期古越人庆贺收成、祭祀祖先的场面。同样的画面，却能读出差别迥异的解释，也可以谓仙字潭之神奇。争论没有停止，谁人遗墨？是文字还是岩画？到底是在表达什么？只有期待后人来解答。 人们常常用画代字表述，例如厦门某幼儿园大（一）班要举行毕业典礼，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下图：见图5-8
这图要是刻在石壁上，几千年后的人类会看成什么呢？ “骨刻文”是2005年著名考古学家、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教授发现并命名，始称“东夷文字”，并认定刻画工具为玛瑙等锐角宝石，形成约在4600-3300年之间，是龙山文化时期流行的文字。自2010年底开始，著名东夷文化学者、山东省旅游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丁再献研究员将骨刻文成功系统破译，从文字的起源和构造等方面较全面的论述了与甲骨文及现代汉字的传承关系，论证是汉字的源头。见图5-9
甲骨文的“前身”肯定不止一个“骨刻文”，所以现在学者们倾向于华安仙字潭石刻应该类似于骨刻文或者比骨刻文更早的良渚文字，处于“画”“字”演变期间过渡状态的一种。见图5-10
1987年，在对河南中部舞阳北22公里贾湖村东侧属于裴李岗文化的贾湖遗址的第六次挖掘中发掘出了甲骨契刻符号。随之出土的还有一批被称为“贾湖骨笛”的骨笛。 该发现引起极大的轰动，专家经碳14检测数据，该符号年代距今为7800年左右。 贾湖刻符出土虽不多，仅有17例，分别刻在龟甲、骨器、陶器上，其中龟甲有9例，骨器上3例，石器上2例，陶器上3例，均是契刻而成，但却是我国乃至世界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文字刻符。 考古学家在贾湖遗址中发现了贾湖刻符，这距今约七千年历史的文字雏形
华安仙字潭石刻应该也是处于“画”“字”演变期间过渡状态的一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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