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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匠研究者的乐趣和感恩(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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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匠研究者的乐趣和感恩(一) 年纪大了，回忆过去，我充满感恩。1963年夏天，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50位同学分配山西省工作，我们想象山西省黄土高原多么荒凉，一路上我们唱着电影《怒潮》“告别”的歌曲，情绪上不免有一些凄凉。但是，最后我到达的晋东南沁县，古城墙绿荫如盖，洋槐树洁白色的鲜花怒放，如同翠绿的绿树上堆满一层层的雪花，花香四溢，芬芳扑鼻，我一下子有世外桃源之感，内心就喜欢起来，加上沁县中学12级干部孙新老校长、书记、老师、各级领导，热诚欢迎我这个来自南方名牌大学的年轻教师，我内心充满温暖。超过半个世纪再回首，我深深感到，山西省（包括沁县和太原市）是我的福地。 我的教书匠生涯，包括中学和大学，1963-2004，有41年3个月。大学，太原师专是我的起步，我碰到一个好时代，改革开放，我科研的第一篇处女作《王蒙艺术追求初探》居然一步登天，发表在《文学评论》1982年1期。我和《文学评论》有缘，七年间，接连发表三篇有一定影响的文章，第二篇《试论史剧理论与悲剧理论的区别》，1983年5期；第三篇《赵树理艺术迁就的悲剧》，1988年5期。我真是碰到一个好时代，三篇文章一篇比一篇影响大。第一篇选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王蒙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出版262-275页）；第二篇选入《中国戏剧年鉴》1984卷，古远清《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台湾文史哲出版社，民国88年4月653-658页）下册相关章节（第六编第二章热门话题第六节历史剧讨论的发展和深化）重点介绍此文观点；第三篇光明日报《文摘报》1989年6月15日重点介绍以后，在全国产生比较大反响。因为都是上世纪80年代，所以我把太原市生活时期称为我的学术也是人生黄金时期。 我特别感到庆幸的是2004年我退休之前的2003年，我能够有幸得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唐金海教授真诚信任，邀请我参加他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的著作。他特别关照我说，交给我的三项都是“重项”:一，第六章小说（上）第一节小说创作及其流变轨迹（第260-268一万余字）；二，第七章（中）第二节小说创作的中外文化渊源（第379-388一万余字）；三，第六章小说（上）第二节第二小节郁达夫（第274-278约五千字）。 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第六章小说（上）第一节小说创作及轨迹，其内容，请看附件芙蓉网文《情怀20世纪中国小说叙事之流变》。 我很感激许多朋友惠赠送我他们的大作，无以回报，我就以此文，下文，回报、请教大家。不成敬意！ 2020·10·25·厦门前埔 情怀《20世纪中国小说叙事之流变》 我倒是应该感谢中国出版集团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不知名的某一位编辑先生，是高高在上地否定我独到的创意概括，我认为，20世纪中国小说存在两种叙事模式，一种是国家大事叙事模式，一种是日常生活叙述模式。我当然知道人云亦云的“宏大叙事”说法，但是，20世纪的中国，百年中经历比较频繁的制度更迭，满清时代，国民党时代，共产党时代，中国小说主流，有一种特别关注时代的变迁，关注点就是“国家大事”，可以叫做“国家大事”叙事模式；另外一种不一定关注“国家大事”，而是关注老百姓“日常生活”，可以叫做“日常生活”叙事模式。而且，可以看到，“国家大事”，“日常生活”，这两个称呼，正好对称，对举，特别顺畅。“宏大叙事”也是可以，但是面对20世纪特定时代现状，显得有一点宽泛。但是编辑先生坚决不同意，没有办法，只好按他们意见写。感谢他们，是因为他们不同意，才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下决心就这个专题，更加淋漓痛快地写一篇学术论文好好发表我的见解。 这里，我首先要感谢2003年前后当时担任《厦门大学学报》第一副主编的俞兆平教授，他欣赏我的观点，同意发表我的文章。1992年我刚刚从山西省调动到集美大学，一次在厦门大学宴会上，我们正好一桌，第一次通姓名，他马上非常热情告诉我，他读过我的文章。后来我们有过一些交往，可以算是学术朋友。我要特别感谢他，是因为有他的同意，我才有机会在自己大学的母校《厦门大学学报》发表自己感到比较有分量的重要文章。 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比较亲切。根据刊物要求，文章前面“摘要”这样写道： 摘要：20世纪中国小说有“国家叙事”与“日常叙事”两大叙事法则。“国家叙事”为主流，表现“人生飞扬”，其共性强。30-40年代，国家叙事原创性强，有茅盾社会分析模式、丁玲意识形态模式、路翎现代心理模式；50-70年代，原创性弱，基本上是茅盾与丁玲二式整合为“史诗”模式；80-90年代，出现超越史诗，悲剧、象征、隐喻多样模式。“日常叙事”，从苏曼殊、张爱玲到池莉、余华，表现“人生安稳”，个性化强。两种叙事法则共同成就中国百年小说的辉煌。 这篇文章能够在母校“全国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厦门大学学报》发表，内心感到莫大荣幸和欣慰，我的学术研究的成果能够得到比较完整的表达，有一种欣喜。我2004年退休，这是退休前一年，又感到庆幸。 上世纪20世纪末到跨世纪21世纪初，我退休前，自己曾经有一个《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家群落》课题，这个课题随着2004年63岁正式退休，就放弃了。季羡林先生说得对，“不圆满才是人生”，我的学术研究不能够全部实现，是很自然的。但是我因为这个课题，阅读比较广泛的资料，感谢复旦大学唐金海教授的邀请，我参加《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重项”的著作，有机会把自己思考的内容正好用在这部教材著作上。 关于20世纪中国小说两大叙事模式，《文艺争鸣》（吉林省长春市）2002年5期曾经发表我的论文《“国家大事”与“日常生活”——20世纪中国小说两大叙事法则》。在《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4期57页上，我明确阐述了我的观点的来源是王国维先生的启迪。 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从叙事学角度，提出中国传统叙事的两种法则、两种模式。他比较两部戏曲小说——《桃花扇》与《红楼梦》，认为《桃花扇》之叙事，是“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之叙事是“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第一种叙事法则是功利的，第二种叙事法则是超越的。具体表现形态，前者是“国家大事”式的，是大叙事；后者是“日常生活”，日常生态式的，是小叙事。在实际效果上，前者是形而下的，后者是形而上的。一种是“国家大事”，一种是“日常生活”，王国维所提示的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包括戏曲与小说）实际上也概括了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两种最主要（不是全部）的叙事法则与叙事规律。 我以为，这两种叙事模式，在20世纪中，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壮丽景观。“国家大事”模式，以鲁迅先生为代表，“日常生活”模式，以张爱玲女士为代表。文章中，我是这样表述的： 中国现代小说比较成熟的现代性，形成于1917年以后的新文学头30年，即1917至1949年的“现代文学阶段”。这个阶段出现两位后人难以企及的，并成为两种小说理念、两种叙事法则的代表性作家——鲁迅与张爱玲。鲁迅小说的创作目的，旨在启蒙，改造国民性，其现实功利性，其国家叙事的自觉性，是十分典型的。这种直接功利性的小说理念，有助于国家制度的变革、国民性格的改造、历史的进步，其效能应该说是积极的。但同时潜藏着个性被共性完全取代、个性最终遭受压抑、救亡压倒启蒙的现象，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张爱玲小说创作是相当本位的日常生活琐事式的“小说”。她对《红楼梦》的钟爱，她小说中《红楼梦》式不厌其烦对生活本真、生活底蕴的描摹与发掘，她对人的悲悯，她的终极关怀与救赎……在她的笔下，每一个生存个体，不论其生存真相何其不堪，均可得到作家关怀体恤。因此张爱玲小说最终总是通向“哲学、宇宙、文学（纯审美）”的境地。 人们常说“生命之树常绿，理论总是灰色的”。其实，认真的理论，还是常常闪耀着生命的色彩和光泽。以上黑体字引述的，就是文章基本观点，观点的来源，联系20世纪中国具体小说的发挥。 2010年，当时还在职的姚楠教授（姚教授2014年退休）特意复印一份“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第一辑《余华评传》（洪治纲著）后边的“余华创作研究及论文要目（1988-2003）”。论文要目就有我的这篇文章。 但是，我这篇文章在“提要”当中确实重点提到“余华”，可是具体论述中提到余华的文字并不多。我翻开《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在第七章小说（中）第二节“小说创作的中外文化渊源”当中，有大量篇幅重点论述到余华。我有一点遗憾，我在教材中关于“20世纪中国小说创作的中外文化渊源”这一部分没有机会在学术刊物上边发表。 那么，下一篇回忆，就写这个论题吧。 2017·2·9·厦门前埔 |
责任编辑：余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