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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1977年的高考 看了黄印尧学长关于高考的文章，又触动了我敏感的神经，忍不住又想说说当年参加高考的旧事。 通过考试选拔国家人才，对于国家，对于国民个人都是意义重大的事，从古到今都如此。中国从隋朝公元606年开始至清末1905年止，历经1299年进行科举考试为朝廷选人才。但由于考试内容的极限（不考科技知识），考试方式极刻板（只考八股文）等。这一方式因而废止。以后才有了现代大学和高考。新中国成立后所进行的高考因文化大革命停止，改为不经过高考从基层推荐青年上大学，被推荐的大学生史称工农兵学员。但这种方式选拔的学生由于不经考试筛选，文化水准普遍低下。有权有势者利用这一方式把自己及亲朋戚友的不合格子弟送上大学，具有真才实学而无靠山的青年上不了大学，造成社会不公。更为严重的是，不能为国家选拔真正的优秀人才，误国误民。1976年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党中央发现问题的严重性，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决定在1977年终止这一方式，重新恢复高考。但由于时间紧迫，打破过去秋天高考的惯例，在1977年冬天举行高考，录取的新生在1978年春季入学。 因此，1977年的高考，具有特别的意义，又有诸多特点。首先，高考的时间是十二月十一、十二日两天，时值冬季。国家宣布恢复高考是十月份，离高考时间不足二个月，考生准备高考时间也不到两个月，准备时间短。其次，这次参加高考的考生，集中了从1966年至1977年十一年时间的考生，考生数极其庞大，有资格报考的人数一两千万。真正报考人数是570万人。国家计划录取人数是27万人，录取比例不到百分之五，是中国历年录取率最低的，考生竞争最为激烈。再次，考生多样，年龄差距很大。考生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其中最典型的是一批来自文革前毕业的高中生，即所谓的老三届生，年纪大吃苦多，历经多年社会磨炼，不少人已结婚生子。 我是1966年高中毕业生，高考当年是南安洪濑镇谯琉大队的一名民办教师（非正式教师），身兼聚星生产队（现在叫组）会计，有三个孩子，时年三十岁。在1977年9月的一天半夜，我突发严重的心脏病，差点丧命（所以以后遇到严重困难时，我都认为我已死过一次）。当得到恢复高考且已婚青年可以报考的消息时，我既兴奋又无奈，现实状况让我不敢报名。后来在我三哥的催促下，我终于才斗胆报了名，决心一搏，才不负平生之志。没想到的是这一过程是如此艰辛。此时离高考时间只有大约一个月。十一年时间的困苦生活，上大学本已成了泡影，我所有的高中课本已全部丢失。我只好到处向人借高中课本，并向一些报考又弃考的人讨来一小点资料，特别是政治材料。我已没有任何外来的帮助，一切靠自己，靠过去的功底赤膊上阵去应考了。不巧的是此时正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队领导组织农民在夜间开荒，地点在学校前方，学校教师也必须参加。我白天上课，晚上去开荒几小时，身心疲惫，已没有时间和精力做高考的复习准备了。我因此写了一张请假条，其中有一句：农业学大寨非一朝一夕之事，我因准备高考请假的误工时间，我高考过后如数补上。当时学校领导苏用书老师把请假条转到大队部。我因上述那句话惹下大祸，我因文革得罪大队干部，他们借此疯狂报复。罪名是反对农业学大寨，反对华国锋主席。大队决定开除我，黄金炼老师在夜里告诉了我这坏消息。木已成舟，回天无术，我要准备被开除的结果。那时我大队民办教师一个月有十六元工资，外加在生产队的7元补贴（不是现金），共二十三元。我当农民干一天工分值不到五毛钱。为了这可怜的饭碗（高考考上的希望很小，我无法辞职专心应考），为了保住参加高考的机会。我到新侨中学找潘斯淡校长，他是我在国光中学读书时的政治老师。他答应我两件事。一，我若被正式开除，他收留我到新侨中学当民办教师。二，他是这次高考洪濑镇考场的主考，他会把我的准考证直接交给我，避免被大队截留。但是最后我没有接到正式的辞退通知。原因是学校找不到代我上课的老师。那时师资奇缺，我上的课是学校初中部的化学和英语两门。我侥幸地逃过一劫。 过了几天，在11月28日晚10时，学校两位同事李丹霞和黄烈兴老师偷偷到我家，告诉我明天晚上大队要开学校大会批判我。他们要我作准备，不要硬干（他们知道我脾气不好）。11月29日晚，大队支部和大队两委十几名主要干部以及全校三十几名教师在一间教室开批判我的大会，这是谯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对一名无罪无过的人开批判会。批判我的罪名是：反对农业学大寨反对华主席。我无罪无畏，心中怒火，表面平和，沉着应对。会议从晚上7时开到11时，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4个小时。 从11月29日到高考的十二月十一日，只剩十来天。我白天上课，晚上开荒，我已经几乎没有时间复习功课应考了。那几个人正希望在时间上在心理上扼杀我的高考。我不能屈服，我要奋争，我要参加高考。我每天清早4点起床复习两三个小时，按时上课，按时开夜工。人的身体并非铁石，我走路都摇摇晃晃了。 十二月十一日，高考时刻到了。我拖着极度虚弱的身体，步行两三公里到新侨考场。那是我等待了十一年的考场。意志力和决心支撑着我顺利完成四场考试。这年高考由福建省命题，理科考试科目是：语文、数学、理化（合卷）和政治四门，各100分，总分400分。语文试卷分两部分，默写毛主席词《答李叔一》，为一段有关王进喜的短文写读后感。当我最后离开考场时，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我祝愿我的祖国从此安定繁荣昌盛，以后学子们都能顺利高考，不要象我用血泪来书写答卷。 1977年高考福建省有条规定，对考生必须进行政治审查，合格者才能被录取。政审由考生所在地完成。幸好，我所在大队负责这一工作的是一位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干部，名叫戴度我。他是一位农村老干部，为人正直，主持正义。在我被整受打击时，他私下就嘱咐我要顶住不要怕。一心要整死我的大队长戴X农（他在背后放言:我要让好琵琶挂在墙壁上）不识字，又不具体管政审，在戴度我的帮助下我过了关。录取工作分两个阶段，先按成绩初选，理科考生考试成绩普通考生210分上线，老三届考生270分才能上线，上初选线考生体检合格后参加第二阶段复选，淘汰其中的三分之二，录取其中的三分之一。我大队有考生六十多人，只有我一人上初选线，参加体检。我不久前心脏病发作，体检时心脏仍不正常，我很怕因此被淘汰。幸而体检要求并不严格，我又过了一关，参加第二阶段的复选。我进入复选后苦苦等待录取通知，虽然可能性很小，还是希望能被录取。有的人已收到录取通知了，我还是没有收到，希望已很渺茫，我以为落取了。想不到大概是到了1978年3月份，我惊喜地收到了一封福建师范大学的信件，我终于被录取到福师大生物系。原来事情是这样的：这次高考福建省不公布考生成绩，每位考生只能填报三个志愿，第一志愿最关键。我不懂规则，第一志愿填报厦门大学，这类大学基本不招收象我们这种老学生，因此不能被本科大学录取。后来福建招生办发现有一批成绩优秀但填报志愿不妥不能录取，决定超志愿扩招一批这类考生到一些不热门的专业，我因此被扩招到福师大生物系。我系有这类考生19人，成绩超正取生。 1977年高考考生竞争是历年来最激烈的，洪濑镇考场有考生905人，录取到本科的考生只有4人。老三届考生成绩最为优秀，基本功底深厚，起选线要超普通考生60分。我的高中同学，国光中学高十二组四班有6人参加本次高考，5人被录取，3人上本科，2人上大专，为母校争了光。77级的新生是经风雨考验，大浪淘沙而来的。他们以后在我国的各行各业都取得突出成绩，史称金77，还有后来的银78。 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家庭的命运。上了大学我终于摆脱了戴X农的迫害，我毕业后可堂堂正正地当一名教师，不用担心大队什么时候会开除我。上学后我每个月有二十八斤口粮，可以吃饱饭了。折磨我多年的胃痛基本痊愈，心脏慢慢恢复正常。以后我的孩子们入了居民户口，每个月也有二十余斤的口粮，他们也可以吃饱饭了。他们每个月有一元钱的零花钱。我童年时不懂得什么叫零花钱。 因为高考的事影响了我的爱人黄婉仪，她被我连累，在我走后的1978年秋季被大队辞退（她也是民办教师，也是老三届生）。后来，大队来了两名到我大队指导工作的下村干部，一位叫傅松林，一位叫吴时珍。我爱人晚上带着八岁的儿子戴雄文偷偷找到这两位干部反映情况，在他们的干预下，我爱人又回收到学校。l979年，我爱人参加考试合格转为公办教师，她也安全了。我的一家人从此能安心工作，过上稳定正常的生活。 二十几年后，我们在南安县城找到了傅，吴两位已退休的老干部，当面感谢他们当年的救助之恩。我得知戴度我得病，两次看望他，并予一点实际帮助。关心我帮助我的十来位同事，在我高考录取后还凑钱请我吃饭，在我毕业后他们多已离开学校，无法一一酬谢。随着社会的发展，文革遗毒的肃清，社会回归正常。那几个（主要是当年的大队长戴X农）已认识了他们的错误，主动对我示好。在40年后我一次偶然回乡，一位我已难认出的人紧握我的手欢迎我的到来，他在那年的批判会上放肆地攻击我，相逢一笑泯恩仇。还有一位干部叫戴孙灿，曾希望我回家乡小学当校长。我已如走出家门之女许配国光母校，回不来了。我个人高考那年所发生的矛盾恩怨已化解，有了圆满结果，成了历史往事。 我的高考是我一生中忘不了的一件大事，我备受折磨打击，那也是当年社会历史使然。我重提此事，是为了让后人知道过去文革运动所造成的不幸。现在的学子可安心地学习，顺利地参加高考，实在太幸福了。大家要感谢祖国，感谢社会。要热爱我们的国家，报效祖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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