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下独特的“西夏文化遗产”--戴金安(厦门)高中75届【校友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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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下独特的“西夏文化遗产” 前文谈到了“西夏王陵”以及陵墓的主人，他们给后人留下了什么？本文试图介绍独特而惟一的“西夏文化遗产”。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多次考古调查与发掘，考古与研究人员对矗立在荒漠中的西夏王陵进行了科学的考察和研究，清理了一座帝王陵、四座陪葬墓、四个碑亭及一个献殿遗址，出土了大批建筑装饰构件和珍贵文物，从中发现了一些很珍贵很丰富的西夏精美文物，不仅是了解西夏建筑艺术强有力的证明，也是西夏历史、文化的缩影。考古与研究人员试图从那些废弃的建筑、出土文物和残缺的经卷中，寻找西夏王国的踪迹、以求发现、破译众多谜团。 为了让海内外人士了解西夏历史，可以探究西夏文化的奥秘，探寻西夏王国的历史踪迹，在不断加强陵区文物保护工作的同时，着力开发了以三号陵为中心的游览区，相继建设了西夏博物馆、西夏史话艺术馆、西夏碑林等能够展现西夏深厚历史文化的景点。在景区参观游览，西夏博物馆、西夏史话艺术馆中一个个生动的西夏人物塑像再现了西夏王朝的兴衰历程。 西夏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以西夏皇家陵园为背景，比较全面系统反映西夏历史、真实形象揭示西夏王国兴衰史的专题博物馆，它于1998年9月23日正式落成开馆，占地 5300 平方米，分上、下两层；西夏博物馆位于西夏王陵范围内，为西夏佛塔密檐式建筑造型，风格别致，既有现代建筑之气势，又与陵区遗址相呼应，形成了浓郁的民族建筑风格。西夏博物馆内陈列面积1883平方米，各类展厅九间，荟萃了西夏历史文化遗存的精品，精选了最具代表性的西夏文物，运用实物、图表、绘画、影印图照、模型、声光等手段，真实形象地向人们展示了西夏帝国的兴衰历史。
西夏博物馆馆内现有《西夏历史文化展》和《西夏研究成果展》两个基本陈列，展出了西夏历史文物 700 余件，西夏学术研究成果（专着、论文、杂志文章）500 余册（份）。《西夏历史文化展》分党项迁徙与西夏兴起；西夏政治、法律、军事；西夏社会经济；西夏文化；西夏宗教；西夏王陵等六个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西夏文物有：人像碑座、文臣头像、雕龙石柱、石马、迦陵频伽、泥塑佛像头、罗汉头、西夏碑文、汉文残碑，佛经、力士碑座、唐卡、绢画、西夏瓷器、佛画、官印、西夏钱币、建筑装饰材料等国家一级文物，让人们领略到西夏王国曾经的辉煌灿烂和历史之谜。 西夏史话艺术馆采用多种艺术手法，通过人物塑像、帝王生平、西夏服饰、活字印刷、党项街景等艺术场景再现西夏历史。看如何制瓷、占卜、冶炼、柳编、舂米、棉麻纺织，体验别样西夏集市风情；领略历代帝王的英姿飒爽；欣赏西夏王朝的服饰特色；看泥活字印刷的制作过程，了解西夏先进的印刷工艺。配以大型沙盘模型、佛塔模型、微缩景观、人物雕像、临摹壁画、图版、照片等辅助展品，揭示了西夏历史文化的内涵，展现了西夏艺术的精华。走进西夏碑林，看“天书”西夏文字，读古今西夏诗赋，这里是集碑刻、西夏文字及绘画书法艺术为一体的西夏文化艺术殿堂，弥漫着古老而浓郁的西夏文化气息。人们到这里可以领略西夏王国往日的辉煌和灿烂。这个陈列被国家文物局评为"1999年度全国文物陈列展览十大精品"之一。 陈列西夏博物馆的雕龙石柱、石马、琉璃鸱吻和石雕人物像，依旧栩栩如生，光彩照人；收藏的西夏碑文、佛经、佛画和瓷器依然清晰明辨，给人惊叹；特别是188公斤的鎏金铜牛，更是西夏文物瑰宝。西夏王朝给后人留下的谜底，几乎无法从《党项传》和《西夏传》等一些典籍资料中获得一点蛛丝马迹。人们只能从那些废弃的建筑，埋藏的出土文物和残缺的经卷上勘寻这个古老王朝的踪迹。不过陈列在西夏博物馆的一些珍贵文物，依稀折射出这个昔日王朝帝国的灿烂和辉煌。
西夏博物馆自评申报、省级博物馆行业组织评定，全国博物馆评估委员会组织专家复核，并报请国家文物局备案，2018年9月中国博物馆协会决定同意西夏博物馆为第三批国家三级博物馆。 一、西夏文 西夏文字很神秘。西夏王国的面积并不大，又地处偏远且人口较少，但仍有其独特的文字。而西夏文字作为其最显着的文化符号，也可以说是其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了！李元昊建国后，实行了一系列强化民族意识的措施，在他的倡导下，由大臣野利仁荣主持创制了记录党项语言的西夏文字，共六千多字，编纂成书，分12卷，称作“国书”。 党项创制文字后，十分重视其使用。首先将西夏文“尊为国字”，这就确立了其文字的主导地位，为其使用、推行创造了前提。还规定"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并设立类似中原王朝翰林院的番学院和汉学院，其中又以番学院为重。番学院掌管与藏族、回鹘等一切文字往来，并用新制的西夏文字；汉学院掌管与宋朝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边以西夏文并列。政府设置机构并率先使用西夏文，为其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 李元昊继创制西夏文字后，又命野利仁荣主持建立“蕃学”(党项学)。用西夏文字翻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书，选拔党项和汉族官僚子弟入学学习。学成之后，出题试问。学习精良，书写端正者，酌量授给官职。蕃学的建立实际上是仿照宋朝的科举授官制，并借以推动夏国文化的发展。元昊反对儒学而又译读《孝经》，显然是为了适应氏族部落制的传统习俗的缘故。
在西夏政权存在的189年中，西夏文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用。然而，随着西夏古国的神秘消失，曾经通行西夏的西夏文字，最终变成了“死文字”，西夏古国文字消失之迷至今也没有确切的答案。三号陵景区门口的四个大字，恐怕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认识，它为西夏的国号“大白高国”，这就是西夏文化最伟大的成就。看着这些似懂非懂、似曾相识又难以解读的文字，不禁对西夏民族的智慧而感慨万千！何况它的文字比汉字更繁复、更有意趣。
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夏碑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简称西夏碑，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迄今所见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西夏文和汉文对照字数最多的西夏碑刻。西夏碑有西夏文和汉文各1800多字，碑的内容大部分篇幅记载大云寺感通塔的一个神奇故事。树于西夏天佑民安五年(1094年)，原置武威大云寺，西夏时大云寺改名为护国寺。元灭西夏后，西夏碑被当时的有识之士砌碑亭封闭，才得以保存。清嘉庆九年(1804年)，由武威著名清代金石学者张澍在武威大云寺一碑亭内偶然发现。民国时，西夏碑由大云寺移置武威文庙。近年又移置于新建的武威市西夏博物馆内。 西夏碑的发现不仅使人们看到了西夏文字的尊容和形状，更重要的是对近代人确认、辨识和重新认识西夏文字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从而揭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也使世人知道西夏国创有自己的文字。张澍不仅发现了迄今所知全国乃至全世界保存惟一完整的一通西夏文碑刻，更重要的他是近代确认、辨识西夏文字和西夏学研究的第一人，他的发现和研究为以后西夏学的研究和兴起奠定了基础。西夏碑在研究西夏的社会经济、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科学等方面，都是非常丰富而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西夏碑，原置武威大云寺。大云寺，创建于公元前368年，原名“佛祖寺”，寺内佛塔下供奉有释迦牟尼眼舍利。该寺院历史悠久，规模宏伟，是闻名遐迩的佛教圣地，东晋十六国时为前凉国王张氏的宫殿。前凉王张天锡升平年间，舍宫置寺建塔，名为宏藏寺。唐武则天天授元年（690），朝廷在全国颁《大云经》，下诏各州郡修建大云寺，置《大云经》，凉州遂将宏藏寺改名为大云寺，后又改名为天赐庵。西夏时，大云寺又叫“护国寺”，是西夏皇族祭祀祖宗的圣地，凉州“感通塔”建于寺内，也是西夏碑所藏之地。大云寺是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上的名刹古寺，也是张氏宫殿的遗迹所在地。大云寺在古代不仅是国内佛教的重要胜地，也是国外僧人向往的重地。明洪武年间，日本僧人沙门志满远渡重洋，主持募化重修该寺院，被传为中日友好史上的佳话，直到清代，仍然是香火不断，兴盛不衰。1927年武威发生8级地震时，寺院基本被毁，惟有古钟楼岿然独存。
三、中国第一部以少数民族文字制定、颁布的法律 考古中的七号陵，陵园面积8万平方米。陵园已被现代建筑破坏，仅剩阙台、碑亭、月城、陵城部分神墙、陵台。寿陵墓主为李仁孝（1124年~1193年），16岁即帝位，改元大庆。李仁孝统治时期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西夏人庆元年（1144年），令州县各立学校，并立大汉太学，亲释典。人庆三年（1146年）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发展科举制度，购买儒家典籍，组织人力翻译出版西夏文儒家经典著作，于翰林学士院内设有翰林学士、翰林待制和翰林直学士。封西夏文字创制者野利任荣为广惠王。天盛年间，修成法律《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少数民族文字制定、颁布的法律。大兴文治，整饬吏治，进一步完善了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机构，加强了封建统治，使夏国“典章文物，灿然成一代宏规”。 四、丰富精美的建筑装饰材料 西夏王陵方圆50多平方公里，埋葬着西夏十代帝王中的九位。西夏王朝灭亡后，西夏帝陵遭到严重破坏。1974年，我国考古学家对西夏王陵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西夏时期的建筑装饰材料，其中屋脊建筑饰件堪称西夏建筑遗存的珍品，包括迦陵频伽、鸱吻、套兽、摩羯、海狮、四足兽、立鸽、套兽等，种类有琉璃、红陶、灰陶等，线条刻画或精细入微，或简洁粗犷，形象生动威猛，是西夏建筑构件中匠心独运的重彩之笔，展现出这里曾有的辉煌。鸱吻有琉璃和灰陶两种，造型均呈龙首鱼身、张口吞脊状，与同一时期河北省蓟县独乐寺辽代山门鸱吻、山西省大同市华严寺金代薄伽教藏殿鸱吻均属同一类型，与宋代鸱吻造型相同。 西夏皇陵出土的各类建筑构件，砖瓦亦占多数，质地有灰陶、陶胎绿釉，并以灰陶居多；出土的房瓦、滴水、鸱吻、花砖等，很大一部分为琉璃。这些部件都是先用泥塑制作成模塑后，再用手工精心雕饰花纹成型，放入高温窑内烧制而成。在西夏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和《杂字》中，都将琉璃制品列入宝物词条，可见琉璃在当时建筑之珍贵位置，足以说明西夏帝王对自己陵墓的高等级要求和皇家琉璃使用的状况。出土的砖类有长方砖、梯形砖、方砖、琉璃方砖等，长方砖和梯形砖主要用于包砌夯土墩台、建筑台基的砖壁，方砖用于建筑台基铺墁地面。瓦类有板瓦、筒瓦、瓦当、滴水，质地以灰陶居多，绿釉陶次之，红陶较少。瓦当中兽面纹瓦当占多数，另有花卉纹瓦当、联珠纹瓦当等，滴水还有兽面纹、石榴纹、菊纹等。纵观西夏建材风格，折射出西夏民族勇猛、彪悍、善于借鉴的民族本色及多民族文化与佛教文化交融的发展史。 鸱吻（chī wěn）也叫螭吻，由鸱尾演变而来，一般被认为是龙的第九子。平生好吞，即殿脊的兽头之形，形状像四脚蛇剪去了尾巴，这位龙子好在险要处东张西望，也喜欢吞火。相传汉武帝建柏梁殿时，有人上书说大海中有一种鱼，虬尾似鸱鸟，也就是鹞鹰，说虬尾是水精，喷浪降雨，可以防火，建议置于房顶上以避火灾；于是便塑其形象在殿角、殿脊、屋顶之上。初作鸱尾之形，象征辟除火灾。后来式样改变，折而向上似张口吞脊，因名鸱吻，又称“龙吻”。在房脊上安两个相对的鸱吻，能避火灾。这个装饰现在一直沿用下来，在古代中国宫殿建筑中，经常作为在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屋脊正脊两端的一种饰物，做张口吞脊状，并有一剑以固定之。 鸱吻从何处来？这要从中华民族龙的文化说起。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开端的象征；炎黄子孙崇拜的图腾；龙所具有的那种威武奋发、勇往直前和所向披靡、无所畏惧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理想的象征和化身。从远古图腾崇拜的演变来看，鱼变成龙是因古代以鱼为图腾的氏族融合到了龙图腾的民族，作为族徽的图腾形象也跟着起了变化，变成了龙头鱼身的鱼龙。鱼龙的形象种类很多，有的龙特征多一些，有的鱼特征多一些。古代有一说法“鲤鱼跃龙门”、“登者化龙”，即渊源于此，龙文化即是中华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崇拜龙，希望龙能帮助避邪除祟，帮助战胜自然灾害（古人对天灾、火患、雷电等自然现象不了解，认为这是龙的驾驭驱使），给人们带来吉祥！龙文化的延伸由“观念”——龙的传人、龙的崇拜，到龙的服装、装饰器皿和用具，到传统建筑上的"避邪物"，可以说，文化涉及到哪里，龙文化就延伸到哪里。因此，在古建筑中更少不了龙的文化。尤其是在中华传统建筑上的雕塑装饰物上。
西夏陵出土的绿釉鸱吻，通高152厘米，底宽80厘米，外形呈龙头鱼尾，龙眼双目怒睁，龙头张口吞脊，形象威猛异常。身有鱼鳞，尾端分双叉似鱼尾，表层施绿色琉璃釉，十分光滑，极富观赏价值，是目前国内出土最大的琉璃鸱吻，足以反映当时西夏王朝陵园建筑的宏大壮观。绿釉鸱吻是屋项正脊两端的装饰物。这件鸱吻呈龙首鱼尾状，龙首与鱼尾分别烧制成形，遍饰鳞纹，施绿釉，釉面光亮。鸱吻形体高大，形象威猛雄壮。西夏绿釉鸱吻为极罕见珍贵之物，属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2001年12月，在宁夏西夏王陵三号陵浅层（在陵城东南角阙和东门）发现的用于建筑装饰的栩栩如生的、可与埃及金字塔前神秘的狮身人面像和古希腊残臂雕塑维纳斯媲美的珍稀文物——迦陵频伽。迦陵频伽是梵语音译，汉语译作“妙音鸟”， 关于迦陵频迦在不少佛经中都有记载，说明它们出自印度神话和佛教传说，生活在喜马拉雅山中，是半人半鸟的神鸟，能发妙音，被作为佛前的乐舞供养，后来佛教利用它来宣传其教义，做佛教极乐世界之鸟，被描绘成人首鸟身。在《正法念经》说：“山谷旷野，多有迦陵频伽，出妙声音，若天（神）若人，紧那罗（歌神）无能及者。”《慧苑音义》说：“迦陵频伽，此云美音鸟，或云妙音鸟。此鸟本出雪山，在壳中即能鸣，其音和雅，听者无厌。”
神话和原始宗教都赋予迦陵频伽（“妙音鸟”）超人的意志和非凡的神力，有着独特的观赏价值和考古价值。出土、清理出来的迦陵频伽灰色陶块约450块，这些灰色陶块都是分模合制，不是一次成型，头面部的雕刻比较细腻，达到了很高的工艺制作水平。陶块有灰陶，红陶和琉璃三种质地，形制大体相同，通高45-47厘米，外形均为人首鸟身。所有的迦陵频伽都蹲卧于空心器座上，腹部以上为人形，上身前倾，头戴四角叶纹花冠，面形浑圆丰润，眼睑低垂闭眼，双颌丰腴饱满，以阴刻细线突出眉眼，神态静谧安详。双手作坚实心合掌印于胸前，下腹呈蚕节状，双腿向后贴塑于器座两侧，双肋及尾部的条形榫孔内插双翼，羽翼丰满，状如大鹏展翅，长尾似蕉叶。双腿及爪跪骑于方形抹角底座，底座正面贴塑卷云弯曲纹于两侧，整个造型完全是异域造像的风格。 西夏王朝把这种神鸟的形象用于王陵建筑，其目的是为了昭告世人；迦陵频伽是佛国的鸟，创造它的是西方净土的阿弥陀佛，而安葬在这里的皇帝已经回到了有迦陵频伽陪伴的西方净土，他就是大夏的佛。 五、崇尚佛教 创造了丰富的西夏佛教壁画艺术 佛教在一世纪东传凉州刺史部以后，该区佛教逐渐兴盛起来，在西夏建国后开始创造自己独有的佛教文化。亥母洞石窟寺，位于武威城南15公里处的凉州区新华镇缠山村，西夏时期为国佛院。据出土的大量文物证实，金刚亥母洞石窟寺建于西夏崇宗正德四年（公元1130年），此后又在洞窟外逐步修建了规模宏大的佛殿佛塔，使得金刚亥母洞寺成为“窟中有寺，寺中有窟”的独特佛教建筑，堪称天然的地下西夏博物馆。 根据相关人士透露，亥母洞石窟是武威古代历史上的佛教圣地，西夏、元、明、清各代均在这里活动，具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产。在1985年以来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文物，几乎全都是西夏时期的遗物，有极其珍贵的西夏佛经、西夏文文书、汉文记账本、物品清单、壁画、藏传佛教的唐卡、塔婆及泥塑、石刻佛像、西夏时期的丝毛织品、瓷器等。根据武威当地文物部门统计，发现的文物当中，其中有两件盖有西夏文印章的文书是已发现的西夏文书中仅有的，它对研究西夏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有重要的意义。另外，西夏文佛经共22种、34卷，计256页，约1.7万多字，一次发现如此多的西夏文佛经，在国内是少见的。由于亥母洞石质不佳，西夏、元、明、清各代及民国年间曾遭地震破坏，洞窟被震塌，大量的文物珍宝埋藏于地下。从当地文物初步清理的情况来看，亥母洞石窟目前共有四个洞窟，一号洞窟部分仅容人侧身爬进外，其它三个洞窟已完全塌毁。
1987年9月，时任武威市博物馆副馆长的孙寿龄等在亥母洞寺遗址清理残存文物时，发现了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震惊世人，引起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后经研究发现，《维摩诘所说经》具有“行距不直、笔划变形、着墨不均、偶有断笔”等活字印品独有的特征，与雕版印品有明显区别。经无数个日夜的比对、辨析后判定：《维摩诘所说经》不仅是活字印刷品，而且是泥活字印刷品。亥母洞石窟寺遗址，它记载着西夏这个神秘古老民族鲜为人知的历史，同时为历史文化名城武威的西夏文化绘就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西夏广运三年(1036年)，西夏人消灭瓜州、沙州的归义军政权，开始统辖敦煌地区。此时西夏将自己的民族特色融入莫高窟中，使其更加增添了几分光辉。从景宗到仁宗，西夏皇帝多次下令整修莫高窟。当时莫高窟涂绿油漆，接受了几分中原文化，还有一些畏兀儿、吐鲁番风格。 在艺术方面，安西榆林石窟（万佛洞）有西夏丰富的佛教壁画，具有"绿壁画"的特色。内蒙古鄂托克旗的百眼窑石窟寺，是著名的西夏遗址、西夏佛教壁画艺术的宝库。西夏时期兴建大量的佛塔与佛寺，以承天寺塔最有名。在额济纳旗黑水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城塔古城及巴盟临河高油房古城等发现的西夏文佛经、释迦佛塔、彩塑观音像等，是荒漠的重大发现。党项族将自己强悍的民族精神和别具一格的文化也让这座佛教建筑显得更加光辉灿烂。 六、内容与题材丰富的残碑石雕，以及技艺高超的金属器 西夏陵区出土各类文物标本也以残碑数量大、内容丰富、文物价值高和文献价值高而备受关注。三号陵出土残碑均为西夏文，五、六、七号陵出土有西夏文、汉文残碑，并有西夏文篆书残碑额，篆体残碑笔画曲屈婉转，线条圆润流畅，少数陪葬墓亦有残碑出现。西夏残碑碑刻文字镌刻工整，布局合理，风格多样，反映出西夏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书法艺术；碑刻的雕制和纹饰的变化留下了各族文化交流的痕迹，也反映了西夏文化发展的脉络；碑刻内容丰富，涉及西夏历史、文化、艺术、宗教等方面，其中以皇室成员的庙号、谥号、名讳最为频繁，帝王、皇室成员尊号在残碑中所保存的信息为考古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确定陵主，了解西夏帝王生平事迹，提供依据。西夏陵出土残碑以西夏文碑刻数量众多为国内仅有，极大的丰富了我国碑刻内容，又有着很高的文物价值。 西夏陵墓石刻题材丰富多样。有石像生、经幢等纪念性质的；有石雕力士志文支座、石马、雕龙栏柱等附属、随葬性质的；有莲花柱础、魑首等作为建筑材料的，各种题材所需不同，雕造工艺也就不同，既有线雕、浮雕，也有圆雕。西夏陵墓石刻既有唐墓石刻的沉重和力度，又不失宋陵造像的细腻和严谨，同时亦不乏民族习俗的流露。 西夏时期的金属冶炼工艺是相当先进的，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中的一幅《锻铁图》，再现了西夏铸造的劳动场面。陪葬墓M177发掘的鎏金铜牛，牛屈驶而卧，体态健壮，造型逼真，铜牛中空，外表通体婆金。制作时需要将冶炼、模具雕塑浇铸、抛光和姿金等工艺集于一体，反映出西夏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是西夏艺术品中的珍品。陵园出土铜铁器有铁凿、铜碟，透雕花饰，呈薄铜片状，采用透雕手法，雕饰缠枝牡丹花纹；还有铜帽钉、铜泡钉、铜铎等。出土金银器包括金带饰、鎏金银饰、金簪和金鞍饰等。嵌绿松石鎏金银饰，椭圆菊花状，极薄，花蕊部分镶嵌一颗绿松石，不仅造型别致，鎏金、抛光、镶嵌技术也相当成熟。
后记 （一）中国邮政于1996年8月22日发行了《西夏陵》特种邮票，四枚一套，志号名称为1996-21T，（4-1）T 陵台 20 分 4173.7万枚，（4-2）T 神门鸱吻 20 分 3799.7万枚，（4-3）T 碑亭石座 50 分 2485.7万枚，（4-4）T 寿陵残碑 100 分 2165.7万枚，全套面值：1.90元，邮票规格30×40毫米，齿孔11.5度，设计者为邹建军。
（二）科兹洛夫的发现奠定了近代西夏学研究的基础 西夏王朝寸草不留地覆灭了，但后世的研究者们并没有因为史籍中的空白而放弃对它的追寻。人们通过各种途径，如废弃的建筑、残缺的经卷以及残陵乱冢，寻找着这个佚失王朝的踪迹。 一直到19世纪的时候被沙俄发现、把很多西夏的文物等全部盗走了。如果想要研究西夏文明的话只能去俄国了。1908年3月，俄国海军大校科兹洛夫率领的一支探险队向中国西北的大漠深处挺进，他接到了俄国地理学会的命令，要到中国西部边疆寻找一座古城——举世闻名的黑水古城(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 黑水城是西夏到元代的一座边防古城，始建于西夏时期，约在明代初因战争和自然条件恶化等原因而废弃。科兹洛夫1908年3月19日到达黑水城，3月31日又匆忙离开。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科氏的这次探访还算不上一次科学的考察发掘，他们只是在古城的各处翻找他们认为有价值的遗物，如书册、信函、钱币、装饰品、家具、佛像画像等，然后将所获文物搬回了俄国。 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收到这批文物后非常重视，并当即决定要他们立即返回。科兹洛夫接到命令时，正行进在前往四川的途中。探险队遵命立即返回古城。在一座距西城墙四公里的佛塔地宫内，他们发现的各类文书共装了40驮，24000多册，佛画500多幅。用科兹洛夫自己的话说，他们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图书馆”。这些文物于1909年秋安全运抵俄国圣彼得堡地理学会所在地，并于第二年进行了公开展览，使当时的整个欧洲感到震惊，并成为20世纪中国继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之后又一次重大文献发现。科兹洛夫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次发现几乎缔造了近代西夏学研究的基础。 （三）几句感想：重温见闻，不虚此行，收获良多！ 短短几天的西北行，通过半年的梳理，形成了七篇游记，尤其是有关西夏皇陵的部分，通过收集、梳理和采纳了很多的资料，对西夏王朝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补了一堂深刻的历史课。 明代诗人云：“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作为领略西夏文化、寻古探幽的旅游胜地，西夏帝王陵园遗址、银川和武威市的西夏博物馆将会有更多的文物呈现在你眼前。 |
责任编辑：余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