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下的“风雨西夏，悲歌党项”--戴金安(厦门)高中75届【校友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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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下的“风雨西夏，悲歌党项” 在宁夏这块净土上，早在三万年前就出现了人类生息的痕迹，它最不可思议的是神秘莫测的西夏王朝。今天，只有贺兰山下一座座高大的土筑陵台——西夏王（皇）陵，依然默默地矗立在风雨与风沙之中，还有西夏博物馆的馆藏品展示着昔日君主的威严和王朝的神秘，诸多的历史谜团，却勾起我的“兴趣”——因为曾在中国历史上立国189年、威震一方的西夏王朝最后却是灰飞烟灭；因此，我继续“追踪”，总也觉得本文前的之八、后的之十有些“复杂化”、却也是尽量把一段故事描述（交代）清楚。 正史没读多少，野史不会去看，但史书记载的事实是：战国时期，秦国北方有义渠和匈奴；赵国西北有林胡、楼烦，北有襜褴、匈奴；燕国北界有东胡。自战国中期后，他们不断掳掠秦、赵、燕三国北部地区。由于北方民族（这样的叫法较为妥当）善于骑射，长于野战，经常采取突然袭击，来去飘忽，难于捉摸，显示出很强的战斗力，使得秦、赵、燕三国的北部人民生命与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对这种被动局面，秦、赵、燕三国先后在其北部修筑长城，为的是防御匈奴、东胡等民族的劫掠，杀伤。自战国时期开始的两千多年间，中国北方、西南的少数民族、区域与分支派系、许多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的分布非常复杂，尤其是游牧民族，即使是在强大的汉唐宋的王朝统治下，这些少数民族都会侵略边界、骚犯汉民、掠夺财产。本来战争就已经够混乱与残酷，而这些割据势力有一点实力就敢称王称帝，为了争夺地盘不断厮杀。这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汉族百姓，这些游牧民族在攻城掠地的时候，没有军粮就把俘虏杀了吃，攻城后把老百姓杀了吃，将尸首挂在道路两旁的树上，将人头挂满城墙，一次死亡人数从几万到几十万的都有——西夏王朝就是在这样的野蛮与残酷的战争中消亡的。这种乱世终于581年隋文帝建立隋朝、589年灭掉陈朝，才算让中国结束了几百年的战乱，老百姓从战乱不堪中脱离出来、有了一定安稳的生活。 一、羌族及其分支党项族拓拔氏 前文谈到了“西夏王陵”，作为陵墓，那肯定是掩埋死者的，这些陵墓的主人是谁？《旧唐书》有记载：“党项羌，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墙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后，党项始强。”那我就在这里从羌族、党项族及西夏王朝兴亡的来龙去脉说起——因有了羌族、羌族含有分支党项族，再是党项族建立西夏王朝。 “羌”，原是古代人们对居住在祖国西部游牧部落的一个泛称，别名日麦、尔玛，自称“尔玛”或“尔咩”，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据载，羌族源于古羌，古羌人以牧羊著称于世，发源于“赐支”或者“析支”，即现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宁夏及河套以南地区、青海（青藏高原）东南部的黄河、湟水、洮河、大通河和四川岷江上游（成都平原以西）一带是古羌人的活动中心。古羌族是一个大系，有很多的分支，有因地域划分的，如白兰羌、宕昌羌等；也有因族群划分的，如党项羌、吐谷浑羌等。而就其文化来说，党项人则具有其他羌族族群的许多特点。民族语言为羌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分北部和南部方言。史书记载，殷商时期，羌为其“方国”之一，有首领担任朝中官职。《诗经·商颂》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它反映了古羌与殷商密切的关系。甲骨文卜辞中有关“羌”的诸多记载，表明羌人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十分活跃。 春秋战国时期，羌人所建的义渠国，是中原诸国合纵连横的重要力量，与秦国进行了170多年的战争。汉代羌人分布很广，部落繁多。为隔绝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汉王朝在河西走廊设有敦煌、酒泉、张掖和武威四郡，建立了地方行政系统，设护羌校尉等重要官职以管理羌人事务，从地域上分为东羌和西羌。同时，归附的羌人大量内迁内迁至河陇及关中一带，他们以部落为划分单位，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说明羌人在其中占有较大比例，但大部分尚处在氏族部落阶段。隋唐时期，活动在甘青和青藏高原东南部的羌人部落有党项、东女、白兰、西山八国、白狗、附国等，其中，西山八国系成都平原以西、岷江上游诸山各部的统称。他们处在中原王朝和吐蕃势力之间，有的同化于藏族，有的内附中原王朝，或同化于汉族，或在夹缝中生存，在唐蕃长期和战不定的局势下，得以单独保存和发展。 宋代以后，南迁的羌人和西山诸羌，一部分发展为现在的羌族，保留了羌的族称，一部分发展为藏缅语族的各民族。羌族民间广为流传的叙事诗《羌戈大战》中记述：远古时候，羌人曾生活在西北大草原，因战争和自然灾害被迫西迁和南迁，南迁的一支羌人遇到身强力壮的“戈基人”，双方作战，羌人屡战屡败，正准备弃地远迁，却在梦中得到神的启示，他们在脖子上系羊毛线作为标志，用坚硬的白云石和木棍作武器，打败了“戈基人”，终于得以安居乐业，并分成九支散居各地。这种说法，反映了羌人迁徙的一段历史，与史书文献及考古资料结合，印证了羌族的来源。明末清初时，一部分羌族由四川迁往贵州铜仁地区，至此，羌族的分布格局基本形成。羌族不仅是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西夏王朝的缔造者党项羌原居住于黄河河曲一带，是诸羌族中的一支，北朝末年逐渐强盛。吐蕃称这些人为“弭药”，唐初，居住在党项人西面的吐蕃族日益强大，对党项诸部落形成很大威胁，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党项人开始了长达百年的大迁徙。唐朝时羌族党项族先是从四川到甘肃庆阳一带，之后其中一部分再迁到陕北米脂、横山一带定居。迁徙到陕北的党项部族有八大种姓部落（个中有著名的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米擒氏、拓拔氏等，此外还有黑党项、雪山党项等部落），又以拓跋氏势力最强。 在最早的汉文文献记载中，将党项人称作“党项羌”。“Tangghut”（党项）这个名字最初是在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中出现的，时间是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后来，党项（汉文中又作“唐古特”或“唐兀'）就成了北亚和中亚地区对于某些居住在安都、青海湖、甚至甘肃地区的部落群体的通称，并一直沿用到了19世纪。在以后的汉文、突厥文、阿拉伯文的文献中，以及19、20世纪前往汉藏交界地区的西方探险家的传记中，都广泛使用了这个称谓。 二、党项族拓拔氏的强盛和西夏王朝的建立 说起西夏，绕不开西夏王朝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宋朝边境的一个内陆小国那么简单，而真正是宋朝的刺头邻居——宋朝的西侧，故宋朝称之为西夏——它则对整个宋、金两朝有着深远的影响。 唐朝中央多在党项民族聚集地设立羁縻州进行管理，有功的党项部落酋长被任命为州刺史或其它官职。唐朝“安史之乱”后的中末期，社会动乱，各势力纷争，最终爆发了黄巢农民起义。为镇压起义，唐王传檄全国勤王、调各路人马，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率部参战，作战有功，唐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唐僖宗赐拓跋思恭为“定难军节度使”，后被封为夏国公，并赐姓李——这就是西夏皇帝作为党项人为何姓李的原因。至此，党项拓跋氏有了领地，辖境包括夏、银(今陕西榆林东南)、绥(今绥德)、宥(今靖边东)、静(今米脂东)等五州之地，握有了兵权，成为名副其实的藩镇——这就是“西夏王朝”的雏形。 党项族人自其崛起直至立国间，一直处于中国北方民族势力纷争时期，其他民族如契丹、女真、回鹘、吐蕃及蒙古等势力都比较强盛，尤其是汉族。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为了战胜恶劣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他们同仇敌忾，形成了一种铁骨铮铮，尚武好斗的民族精神，这种尚武精神正是党项族人立国之本，“西夏崇尚旧俗，故能保国数百年”，所谓的旧俗即指党项族的尚武之风习。据史书记载，党项族“民俗勇悍”，其尚武精神在立国过程中及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表现得比较突出，但到后期已严重削弱。 趁着中原五代十国的乱世，各诸侯国慢慢坐大。勇悍尚武的党项首领拓跋人也借机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881年，拓跋思恭“虽未称国而王其土”建立夏州，在自己统治的辖区内任命官吏，征收租税，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地方势力。在相当一段时期，党项拓跋部人对宋廷时叛时附，双方之间的战争持续了十多年。拓跋氏失败最惨重时，领地尽失。后来族人李继迁重新纠集力量，经过十几年的战征，重新占领了陕北银、夏、宥、盐等五州之地。1001年，李继迁连取北宋怀远(今宁夏银川市)等河外五镇；1002年，一举攻破灵州，并定都于此。1003年，李继迁率军与土蕃战，不幸中箭身亡，其子德明即位。他实行东合西进的政策，向东与宋和亲结好，为党项族社会的发展营造了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向西“掠吐蕃战马”，向北“收回鹘锐兵”，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推进至河西走廊。1020年，德明将都城由灵州迁至怀远镇，升为兴州，并大兴土木营建宫室。 北宋天圣十年(宋明道元年，1032年)，李德明去世，其子元昊即位，改兴州为兴庆府，去唐、宋朝廷所赐“李”、“赵”姓，自称“嵬名氏”（公元882年，因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率部参战镇压黄巢农民起义有功，唐僖宗赐拓跋思恭姓李）。 第二年以避父讳为名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开始了西夏自己的年号。其实西夏的国号非常混乱，一说党项人特别崇尚白色，李元昊自称所建立的王国西夏语称为“大白高（上）国”，或是“白高大夏国”。并在其后几年内兴建宫殿、立文武班、规定官民服侍和兵制军名，又命大臣野利任荣创制文字（西夏文）。 1036年，元昊击败河西回鹘，把势力一直扩大到敦煌一带。此时，西夏领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倚贺兰山以为固”，雄踞塞上。最鼎盛时期面积约83万平方公里，包括今宁夏、甘肃大部，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新疆东部及蒙古共和国南部（今内蒙古阿拉善戈壁与鄂尔多斯草原及西部的巴盟、包头一带，皆属西夏所辖）的广大地区。前期与北宋、辽平分秋色，中后期与南宋、金鼎足而立，被人形容是“三分天下居其一，雄据西北两百年”。 宋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在兴庆府南郊祭坛高筑，称帝建立了夏国，在众大臣的拥戴下，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年号天授礼法延祚。宋康定元年（1040年）、宋庆利元年（1041年）及二年，大举攻宋，与宋军分别战于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西）和定川寨（今宁夏固原中和乡），皆获胜。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年），与宋议和，并称臣于宋。宋册封其为夏国王。其实夏国不是李元昊建立的，而是他的祖父李继迁反抗北宋而建立的，然后由其父李德明继续壮大）。夏国建立后，北宋的主要作战对象从辽国变成了西夏。王安石变法的直接动因就是积攒进攻西夏的军费。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宋神宗有钱后，马上发动了五路攻夏。结果又是大败，无数宋军丧命。此后，宋军很少发动大规模进攻，而是采用边境蚕食政策，修建堡垒，利用规模小又频繁的军事行动，来消耗西夏的国力。这种战术虽然费时长，见效慢，却实实在在让西夏感到了恐惧。李元昊之后，对宋只能采取守势，到1119年，宋军攻克横山地区，西夏失去了地形上的屏障，国力越来越弱，处于极其被动的局面。其间金代辽治、宋室南迁，而西夏则巍然不动，并多次战胜北宋王朝，实力非常强大，打赢了曾经的老大哥。即使西夏内部发生动荡，仍能把宋朝打败，这便是宋朝重文轻武的弊端。自1038年元昊称帝，到1227年末主失国，历189年，十传其位，就是这么一个曾经兼收并蓄有过盛极一时文化的王朝，当金国崛起的时候，夏国和金、南宋再次鼎立，但蒙古人的强势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
从西夏疆域图可以看到：西夏王朝控制的是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它处在那时中国疆域的中央，也是古代中国陆地上唯一的商路，且这个地方盛产马匹，谁占据这个地方，谁就能得到战马的来源。 三、西夏王朝惨烈地毁于强悍的蒙古人 公元1206年，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并被各部尊为成吉思汗，在这段时间内，蒙古民族在铁木真的带领下迅速兴起并日渐强大，开始疯狂对外扩张和掳掠，席卷亚欧大陆、直捣伏尔加河流域。 收拾完这两国后，蒙古将铁蹄直奔西夏——西夏成为蒙古对外扩张的首要目标，其最终目标是灭金。但蒙古人先是争取西夏人一起进攻金国，西夏人没有同意。保义元年（公元1226），成吉思汗借机攻打西夏，虽然蒙古铁骑非常强大，但西夏军队顽强抵抗。1227年，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第四次征夏几乎拿下了西夏的所有城池，只有都城兴庆府未攻陷。 在蒙古大军的压境下，天灾人祸接踵而来，地震和疾病在都城兴庆府爆发，西夏统治者最后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末帝李晛只得率众臣献城投降，赔款无数，蒙古大军拿下了西夏都城兴庆府。按成吉思汗死前留下的遗命：暂时秘不发丧，“殄灭无遗，以灭之，以死之”之嘱。西夏末主李晛不久后被杀害，葬处不详。在西夏灭亡之前，成吉思汗因中了党项人的毒箭毙命于六盘山（民间流传多版本，其中有一说：西夏皇妃在给成吉思汗侍寝时假意奉迎，用“口”杀了他，在温柔乡里不治身亡），所以蒙古人非常痛恨西夏人。成吉思汗生前没有完成内心把西夏消灭掉的大业，正在处于战争癫狂状态的蒙古大军，带着强烈的复仇心理，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率军对西夏实施毁灭性的大杀戮，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他们不但兵士全部屠杀，血洗都城，将积聚近200年的城郭、宫殿、史册付之一炬，而且还将贺兰山下的皇家陵园毁盗殆尽，整个西夏王陵被掘地三尺全部破坏，铁骑所到之处，白骨蔽野，史书记载的是“四面搜杀遗民，民至穿凿土石避之，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据史学家研究考证，当时，西夏有超过80万民众被蒙古大军屠戮杀害。之后蒙古人灭了金国、大理、南宋，建立了元朝。 于是，西夏王朝留给后人的，只剩下这些历史遗迹和一个又一个难解之谜：更可叹的是，元人主修的《宋史》、《辽史》和《金史》，并在三史中各立了《夏国传》或《党项传》，但没有为西夏编修专史。以至《二十四史》中，《西夏史》成为遗憾的空缺。数百年来，西夏汉文史料的匮乏和同时代宋、辽、金史料的丰富一直形成鲜明对照。元朝唯独不修西夏的史书，以至于后世对于西夏王陵的文物获取甚少。 西夏王朝能出名，也得力于西夏皇陵。但要说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王朝是哪一个，那肯定要说西夏王朝。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刚开始西夏王朝各族实力很弱，它先后臣服了各个大势力，不过他们不服从管教，抓到机会就自立门户。就是这样情况下，西夏王朝在夹缝中生存了很多年，最终创立了西夏王朝和西夏文化，但最后还是被强悍的蒙古人击败和毁灭，让他们辛辛苦苦努力三几百年的战争成果化为虚有。存在几百年的党项人历史也遭到彻底地抹杀，从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们可能对西夏王朝并不是特别熟悉，用一句诗“边月随弓影，胡霜拂剑花”来表达西夏王朝的覆灭原因最合适不过。西夏王朝多次打败北宋王朝，就使得西夏的统治者非常骄傲，甚至是不可一世，象李元昊后来也变得残暴不已，沉湎于酒色之中，整日不理朝政，政治腐败到极点，且荒淫无比；西夏王朝内部更是混乱不堪，弑君的现象时有发生，母党专权的现象非常严重，百姓十分贫困，四处怨声载道，军队非常衰弱，连年征战也使得国力损耗巨大，结局可以说让人唏嘘不已，甚至比靖康之耻更加惨烈。
四、后续 树倒猢狲散，西夏亡国后的臣民哪里去——20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西夏亡国后的党项遗裔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民族是这样最终走向消亡的。 1、西夏亡国之后，夏国的拓拔贵族带领部分民众迁徙到了现在西藏甘孜一带的藏区木雅，重新建立了西吴王国。有专家考证出它就是西夏王国的延续。至今，西藏甘孜地区还流传着西吴王的传说。由于木雅人所处的环境较为封闭，其民族特征至今尚未完全泯灭（如语言）。对于研究民族演变和民族融合的过程来说，木雅人具有它特殊的价值，应该成为西夏史研究者今后的主要致力方向之一； 2、西夏亡国后，党项族人遭受蒙古人屠杀，失去了共同生活的地域，少数幸存者不得不与其他民族间错杂居，从而渐渐为藏族、蒙古族、回族等族所同化。有研究结论：一唐兀家族自西夏亡国至蒙古元朝末年的130多年间，历六世十三人的世系及其职官世袭情况，从中可了解元朝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活动。这个家族从西夏亡国后第二代起就不再用党项人的姓名，而改用蒙古人习用的名字，这反映了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一种蒙古化趋势； 3、元朝时期，在西夏故地仍生活着大批党项遗民，蒙古元朝曾多次从河西陇右调征为数可观的党项兵士，蒙古元朝的宿卫军和镇戍军中都有专由党项人组成的“唐兀军”； 4、安徽的党项遗裔。对安徽党项遗裔的探索主要是围绕着余阙及其后裔展开的调查。余阙为蒙古元朝唐兀人，先世居武威，其父沙剌臧卜因在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做官，遂定居于庐州。余阙以科举出身，元朝末期为安庆守帅，城破死节，由此名声显于后世。1984年，学者马明达在《也谈安徽的西夏后裔》指出元朝时期移居安徽的党项人远不止余阙一族，党项名将昂吉儿自元初即统领一支唐兀军驻守庐州，后子孙世袭其职，整个蒙古元朝，庐州的镇戍军皆由党项人组成，余阙家族定居庐州当与此背景有关。 1981年，根据地方志并参证访得的两部《余氏宗谱》，弄清了自元朝末余阙至今已延续二十七世的传承关系。调查结果表明，在安徽合肥和安庆等地共有余氏后裔约5000馀人，他们今天都已彻底汉化，只有少数有文化的老者才知道自己是唐兀人的后裔。 5、其他。包括河北的党项遗裔、河南、青海等地。 以上所述党项遗裔问题，有的尚未得到证实，有的即使可以确认党项遗裔者，也大都已被其它民族彻底同化了，以至于史学家们今天只能通过族谱资料去识别他们。 本文的一些观点，是经收集的史料分析、整理而成，未考证，所以是：风雨西夏，悲歌党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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