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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郑朝宗教授访问记 离开厦大母校几十年，1992年我有幸得到一个机会，到厦大访问学者。当时，孙雄飞编剧的十集电视连续剧《围城》放映后，街谈巷议，人们争相购买《围城》小说，学术界出版了钱钟书研究刊物。在“钱学热”中，我访问了钱学首创者、践行者著名学者厦大郑朝宗教授。1960年，我读厦大中文系，郑先生曾给我们授外国文学史。他学养深厚，待学生和蔼亲切，批改作业认真仔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郑先生是福州人，身材魁梧，穿着朴素，访问时，他穿着中式衣衫，用带着福州口音的普通话，在书房中热情的接待了我。当我说明了来意，郑先生开门见山，如数家珍、兴致勃勃地给我这个当年的学生，侃侃健谈。郑先生说，关于《围城》的评论和钱学研究，你可以去看出版的书刊，我着重谈与钱钟书先生交往的一些事。我饶有兴味的聆听郑先生与钱先生成为至交知己的一段友谊和缘分。他首次披露了报刊上未曾发表的史料。郑先生学习勤奋，聪颖过人，他学生时期生活十分清苦，曾得到福建省政府奖学金的赞助，以优良的成绩考上清华大学外文系。从此，郑先生成为比钱钟书低三年级的校友。虽然当时两人交往并不太多，但他对钱钟书这个奇才十分钦佩。在清华读书时，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记钱钟书》，说钱读书之多，才力之雄，实为有学生以来所仅见。正因为如此，钱得到了吴宓教授的推崇，说他在年轻一辈中是“人中之龙”。钱的父亲是桃李满天下的国学大师钱基博，曾任《围城》中所写的“三闾大学”即国立蓝田学院任教授。 郑先生是研究中外文学的，十分了解文学是生活反映这个原理。在访谈中，他阐述了钱清华大学毕业后正处于动乱的抗战年代，作者过着颠沛流离、流浪式的生活，这段在三闾大学生活的经历成为小说《围城》的历史背景和生动素材。 1938年抗战爆发，钱清华大学毕业后到牛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到昆明西南联大、蓝田师范学院任教。钱讲课谈笑风生，妙语连珠。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好的感受。文如其人，钱小说《围城》的语言风格也是机智幽默，巧喻隽语，妙趣横生。 郑先生回忆说1941年暑假，钱回上海，孤岛已经沦陷。他一时没找到工作。与此同时，郑先生清华大学毕业先到福建南平一所中学教书，后考上北师大研究生。研究生期间，兼做教学秘书。研究生毕业后，郑先生到清华大学找同乡，遇到萨本栋校长，郑被请到厦大任教。由于战乱回到福州，与萨校长失去联系，只好回南平一中。后又接到萨校长聘书到厦大中文系任教。 抗战期间厦大挨日本轰炸，郑先生逃往上海，在英国教会办的附中任教。有一天，郑与钱两人相逢，钱问你对严复、林纾学人熟悉吗？郑答：我是福州人，很喜欢他们的书。他们谈得十分默契投机。分手路上，郑先生提起他所在附中需要一位语文老师，受校长委托找一名老师，钱兄愿意吗？钱说他的一个亲戚正巴不得。这次两人偶然的相会，未料却成为郑先生为钱钟书小说写书评的一个契机。 1947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郑先生便以林海为笔名在《观察》杂志上写了《<围城>与Tom Jones》，书评文章写得十分老到谨慎，发表后反响很大，钱及夫人正在推测林海是谁呢，郑写信告诉钱兄，我写了一篇署名林海的文章，你看到了没有，这是《围城》发表后国内第一篇评论文字。 郑先生深有感触的说，人是有缘分的，正是这篇书评成为后来研究《管锥篇》的起始原因。当时写这篇书评，郑先生还刚刚三十出头。刊出后《观察》就封刊了。 时间如流水，一晃到1972年，钱钟书的《管锥篇》定稿。粉碎“四人帮”之后，1979年十月，郑先生时任福建省文联主席，出席全国文代会，郑先生住在北京宾馆，有一天，钱托人把皇皇四大册、洋洋百万字巨著送来给我看，郑先生深知，没有《围城》的评论就没有《管锥篇》的看稿任务，他深感这是钱兄对他的器重和信任。郑先生抓紧一切时间看书稿。他深有体会的说：《管锥篇》是钱钟书最杰出的一部学术著作，内容丰富，文体古奥，运用比较研究方法，鉴别察流、溯源，旁征博引，探究古今中外相似的文学原理和文学自身规律。 北京开会返回厦大，学校首批招研究生，作为导师，给研究生开什么课呢，郑先生想，就研究《管锥篇》吧。他首次给研究生讲《管锥篇》的方法论，蕴含深意，教学生从钱学中学治学方法，可以终身受益。郑先生把这些讲稿整理成文《研究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上一种范例》，刊于《文学评论》1980年第六期上。 钱学研究果然出了不少人才，陆文虎就写了论文《围城内外——钱钟书的文学世界》就是钱学研究中的一种。十多年来，钱学文章已达数百篇，形成一支可观的研究队伍，郑先生十分欣慰的说，电视传媒工具使《围城》小说家喻户晓，雅俗共赏，又对钱学研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钱学果真热起来了，这是一种发人深思的文化现象。郑先生十分精辟的认为，古今中外大学问家不少，章太炎有学问但无惊人创作，有的小说家却不是学问家，如塞万提斯。钱钟书是大学问家又是学者型小说家，创作与学术成就都达到很高水平，这是历史上罕见的现象。由于《围城》的普及形成了围城热、钱学热，这是文学史上的一种奇观，一种空前的学术现象。郑先生首创《管锥篇》研究功莫大焉。文学史上应大书特书这一笔。 郑先生与时俱进，思想深刻，道德境界高，自信从容，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他发扬民族文化传统，善于吸收西方文明成果，他的钱学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文化闪光的一页。 郑先生孜孜不倦的讲怎样治学也不忘教书育人，教人怎样做人，他说要学习钱钟书的师德人品，以钱为榜样，勤奋好学，学问精通，品德高尚，对声名利禄退避三舍，但开风气不为师，反对别人宣传他。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郑先生尖锐的指出，当前不少文人相轻，勾心斗角，妒忌、打击、压制别人，这不利于国家学术进步。他语重心长地告诫说，要克服私心，心胸开阔，做人超脱一些，才能让更多人才脱颖而出。 与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在访谈中，时时处处闪烁着一位德才兼备、宽厚仁慈，智者学者的智慧光芒，蕴含深刻的人生哲理，许多治学和为人的道理，堪称良语格言，使我浑身充满了暖意。我依依不舍地告别郑先生，他谆谆教诲，一直久久地在我脑中萦回，并将永远铭刻在心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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