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怀文论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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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怀“日常生活叙事”之影响 2017年我的芙蓉网文，新开一个系列，就是“情怀文学理论（简称情怀文论）”系列。作为高等学校中文系教书匠，我和文学理论结下了不解之缘。退休以后，闲暇无事，有时不免会回想起来，也就信笔写一些回忆文章。 我已经发表四篇回忆文章： 现在，我接着写情怀文论5——，就是本文标题“情怀‘日常生活叙事’之影响”。 上一篇，情怀“小说创作的中外文化渊源”，我提到这一节——《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第七章第二节——的影响，是我当年无意间注意到上海交通大学庄来来先生文章《‘重写文学史’的新探索》（评本教材），特地对这一节郑重其事的肯定评价。 最近，我查找保存的资料，发现由我撰写的教材《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第六章第一节“小说创作及其流变轨迹”，我另外撰写成为学术论文《20世纪中国小说叙事之流变》在《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4期发表以后，也引起注意，产生影响。 《文艺争鸣》2006年5期，发表一篇长篇论文《繁荣中的沉潜与拓展——对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种描述与判断》，作者是山西大学文学院的王春林先生。这篇文章有四个部分：一，乡村与历史长篇小说的双峰并峙 ；二，人物形象的深度开掘；三，日常生活叙事的兴盛 ；四，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化艺术追求。 在第三部分“日常生活叙事的兴盛”开头第一自然段，就这样写道： 在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写作中,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与表现,成为了众多小说家一种不约而同的艺术追求。首先应该承认,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以《红楼梦》和《金瓶梅》为杰出代表的以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表现为突出特征的日常叙事传统。然而,在已有近百年历史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由于外在的社会历史语境强烈影响挤压的缘故,真正在艺术精神上传承了中国文学中的日常叙事传统的,其实只是张爱玲一人而已。我们注意到,对于以张爱玲为突出代表的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日常叙事传统,曾有论者进行过这样的分析描述:“平民生活日常生存的常态突出,‘种族、环境、时代’均退居背景。人的基本生存,饮食起居,人际交往,爱情、婚姻、家庭的日常琐事,突现在人生屏幕之上。每个个体(不论身份‘重要’不‘重要’)悲欢离合的命运,精神追求与企望,人品高尚或卑琐,都在作家博大的观照之下,都可获得同情的描写。它的核心,或许可以借用钱玄同评苏曼殊的四个字‘人生真处’。它也许没有国家大事式的气势,但关心国家大事的共性所遗漏的个体的小小悲欢,国家大事历史选择的排他性所遗漏的人生的巨大空间,日常叙事悉数纳入自己的视野。这里有更广大的兼容的‘哲学’,这里有更广大的‘宇宙’。这些大说之外的‘小说’,并不因其小而小,而恰恰是因其‘小’而显示其‘大’。这是人性之大,人道之大,博爱之大,救赎功能之大。这里的‘文学’已经完全摆脱其单纯的工具理性,而成就文学自身的独立的审美功能”“日常叙事是一种更加个性化的叙事,每位日常叙事的作家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个体……在致力表现‘人生安稳’、拒绝表现‘人生飞扬’的倾向上,日常叙事的作家有着同一性。拒绝强烈对照的悲剧效果,追求‘有更深长的回味’,在‘参差的对照’中,产生‘苍凉’的审美效果,是日常叙事一族的共同点”。(4)必须承认,论者此处对于日常叙事特征与价值的分析与描述是相当准确到位的。 以上我引述的这一大段当中我用黑体字标出的文章引述的文字，后边注释4的出处(4)郑波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叙事之流变》,载《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就是我2003年我在母校厦门大学学报发表的文章。这是《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4期61页第二自然段，和第三自然段开头一部分。他的文章是2006年底《文艺争鸣》5期，我是2004年退休，是我退休两年以后发表的。我退休以后对文学评论关注度一年年减退。当时怎么发现这篇文章的，都不记得了，应该纯属意外。但是内心是欣慰的。特别是最后文章评价的这句话：“必须承认,论者此处对于日常叙事特征与价值的分析与描述是相当准确到位的。” 我对日常生活叙事提法的理论依据是王国维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提到的与《桃花扇》相对的《红楼梦》。这篇文章除了《红楼梦》还提到《金瓶梅》，是完全正确的，其实日常叙事更早的是《金瓶梅》，《红楼梦》是深受《金瓶梅》影响却在精神层面极大提升的日常叙事的典范。所以，作者这里把中国文学日常叙事传统的代表，将《红楼梦》、《金瓶梅》两部小说并提，是有创意的，正确的。但是，他认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上，“真正在艺术精神上传承了中国文学中的日常叙事传统的,其实只是张爱玲一人而已”，却有一点武断。我在拙文第三部分关于日常叙事这一部分中，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坚持日常叙事的代表作家，在张爱玲之前、之后，就有苏曼殊、废名、沈从文、萧红、师陀、钱钟书、汪曾祺、余华等等不少人。 过了这么些年，今天再回过头去回忆中国小说的日常叙事的梳理和概括，内心还是十分快慰的。 2017•4•6•厦门前埔 |
责任编辑：余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