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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鲁迅说《红楼梦》的价值,“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1)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小说的成功就在于如实描写了土地改革中“一群活动的人”,借用丁玲的话,这“是一座雕塑了各种不同形象的英雄人物的丰碑,……是正确地、满含诗情地歌颂了一个伟大时代和一群具有特点的新人”。(2)书中三十六个主要人物,个个真实可信,人物性格具有丰富性多样性的特点,这正是小说经得起历史考验,特有艺术魅力的根源所在。莫怪书中那个妇女主任的模特儿会对作者说:“哎哟,你写我写得挺好的,可怎么把我的名字给改了呀?”而土改时期桑干河的党支部书记也认定自己被写进书中去了。(3) 丁玲在该书“重印前言”深有体会地说:“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留给读我的书的人。我不愿把张裕民写成一无缺点的英雄,也不愿把程仁写成了不起的农会主席。他们可以逐渐成为了不起的人,他们不可能一眨眼就成为英雄。但他们的确是在土改初期走在最前边的人……在斗争初期,走在最前边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完美无缺的人;但他们可以从这里前进,成为崇高完美无缺的人。”这段话相当精辟地说明了作者是按照现实生活的逻辑,来写英雄人物的成长,来处理英雄与群众的关系的。 作者没有把书中主人公张裕民写成“鹤立鸡群”式的英雄,也没有把他写成超尘绝俗的圣人。张裕民是暖水屯党支部书记、村武委会主任。对这个土改中农民阶级的先进代表,英雄形象,作者没有把他写得完美无缺,纯而又纯,绝对的好。丁玲笔下的张裕民,是个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农民,他起点并不高,一出场也没什么不同凡响的术动。他身为贫苦雇农,饱受地主的压榨和摧残,靠几根穷骨头在饥饿线上挣扎。他也曾“染有流氓习气”,在极度忧郁和苦闷时就去赌博。他不是娘胎里就形成什么神奇性格,他只是在接受了八路军共产党的教育以后,才懂得了阶级压迫是穷困的根源,才从苦闷迷离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成长为暖水屯村里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农民革命运动的领导者,成为“一个能干的人”。 别林斯基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生下来就是现现成成的,也就是说,是完全定形了的,他的整个生活不外是继续不断的发展,连绵无穷的形成。真理在他不是一下子就容易参悟的:要获得真理,他必须怀疑,陷入虚谎和矛盾,经历痛苦和失败。”(4)丁玲笔下的张裕民入党后,并非就完全成熟,他的身上还残存着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他不是全知全能,百无一失,一言一行不都是理想化的英雄言行。对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第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的问题,张裕民开始“摸不清上边意见,又怕下边不闹,又怕出乱子”,能不能找准斗争主要对象,是暖水屯土地斗争成败的关键所在,张裕民在两次讨论会上都没有提村里“头一尖”钱文贵的名,错误地认为钱文贵是“中农”,是“抗属”。当时干部群众都“担心八路军打不过`中央军’”,张裕民思想也有顾虑,斗争信心不足,缺乏足够的勇气。正如他后来在党员大会上做检讨时说的那样,“咱们谁没有个变天思想,怕得罪人,谁没有个妥协,讲情面,谁没有个藤藤绊绊,有私心?”在工作中,赵得禄把村长的职位让给地主江世荣,农会主任程仁同地主钱文贵的侄女黑妮的爱情纠葛,成了他斗争中“拉他下垂”的精神负担。张裕民都没有及时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作者毫不掩饰张裕民身上存在的弱点和缺点,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他克服了私心杂念,战胜自己头脑中的“变天思想”,逐步成熟起来,成长为勇敢率领群众攻克封建地主堡垒的先进农民典型。 张裕民来自群众,他与群众血肉相连,忧喜与共,休戚相关。他不是脱离环境、脱离群众,超尘绝俗的圣人,也不是主宰群众、发号施令,“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张裕民是生活在现实生活土壤中的一个有血有肉的农民。当时战局不稳,阶级敌人散布“变天”言论,在那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人们怕“变天”,怕阶级报复,张裕民也不能不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群众的担忧是他的担忧,群众的顾虑也是他的顾虑。张裕民说,群众有糊涂J思想,忽东忽西,动摇不定,他“总是怕搞不起来,又疑心这个,疑心那个”,顾虑重重。经过统制果树园和斗争江世荣的初胜,群众热情高涨起来了。张裕民从群众中得到鼓舞、启发,汲取了前进的力量。这时,斗争钱文贵已成“水到渠成”的事了,张裕民集思广益,及时地把群众的斗争推向与钱文贵“决战”的高潮。这样处理张裕民与群众的关系,丝毫没有“超人感”。张裕民是一个来自群众,不断成长,逐步觉悟,逐步成熟的农民领袖,这与《暴风骤雨》中先进农民典型赵玉林从一个普通农民一跃而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历程相比较,张裕民的成长历程,更加令人信服,使读者觉得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真的活的人”,一个可亲可信的农民英雄。丁玲这种写法,一扫中国现代文坛上某些作品将革命英雄人物神化,人为地赋予人物超时代的进步性和革命性,仿佛“主角无不超绝,事业无不圆满”的弊端,(5)为创造新的农民形象提供了新的创作经验。 自然,作为农民阶级的先进代表,张裕民又比别人不同些,他把心放在党交给白己的事业上,他有一股摆脱贫困、扭转乾坤的强烈愿望,在他朴实的外貌下有着一颗闪光的发亮的心。作品从多方面表现张裕民的主导性格,闪光的特质:对阶级敌人的拉拢腐蚀,造谣诬蔑,他的立场坚定,毫不动摇;对自己的缺点,他知错必改,襟怀坦白;对待阶级兄弟的思想包袱,他耐心说服教育,团结大多数;对土改运动,他忠心耿耿,热情主动;他家无隔夜粮,仍为群众奔忙;工作组组长文采主观片面,把他当成伪村长的“狐群狗党”,也没有影响他工作积极性。他头脑冷静,善于思考,想的是怎样使农民经济上翻身,精神上获得解放。总之,张裕民既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普通农民,又是土改中走在前边的农民先进代表,他的生活目的,他的命运和党、阶级的事业是紧紧相连的息息相关的,他是伟大而平凡的人物,他的性格是英雄性格和普通人性格的统一。 作者遵照现实主义的原则描写英雄人物,没有把张裕民等英雄人物落入性格单一化、标准化的案臼,不是从图解党的土改政策出发,把他们变成某种政治观念、道德观念的化身或者“传声筒”,没有把人物鲜明、具体的个性消弥于抽象的原则之中。这体现了鲁迅关于性格真实的美学见解:反对“好人完全是好”、性格单一化、片面化,主张性格丰富性、全面性。这种原则和“四人帮”鼓吹的“三突出”原则写“高、大、全”理想化、概念化、脸谱化的英雄是大相径庭的,背道而驰的。 为了表现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的特定心理状态,作者精心构造踏进人物内心世界的跳板,窥视人物心灵的辩证历程。 土地改革是一场触及各个阶级、阶层根本利益的伟大变革。在这翻天覆地的时代,垂死和方生两种势力正在作殊死的斗争。在这革命.“旋风时期”,各阶层人物思想活动比平常要强烈丰富。作者立意反映“农村的变化,农民的变化”,“想写那些原是很落后的农民,在革命发展中,怎样成为新人的。”(6)作者从每一个人物性格和特殊遭际出发,发掘每个人独特的内心世界;使每一段心曲的变化都有社会环境和社会原因做依据,每一件似乎偶然突兀的行动,背后都隐藏着人物心灵深处必然的思想情理。作者精心构造踏进人物内心一世界的跳板,以艺术的辩证法绘制心灵的辩证历程。“果树园闹腾起来了”一章,作者所描绘的“葱郁、茂盛、富厚”的果树园,到处都洋溢着翻身农民的快乐,从果园今昔的变化清楚窥见果树园长工李宝堂感情变化的历史。过去,他替别人下果子二十年,甘甜的果子不能打动他的心;而今,他知道地主的果园被农会统制了,属于穷人了,李宝堂的嗅觉同大地一起苏醒了,他“如同一个乞丐发现许多金元”一样兴奋。有什么环境就有什么心情,环境变化,人物心情也随着变化。“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李宝堂从一个木然毫无表情变成一个富于智慧和风趣的老汉,通过“果树园”这块“跳板”,读者完全了解李宝堂心灵变化的历程。同样,果树园也为读者提供一把打开李子俊的女人阴暗复仇心扉的钥匙。面对失去的果树园,她咬牙切齿,向“劫掠者”投过去憎恨的视线。她愤愤地想道:“好,连李宝堂(她家的长工)这老家伙也反对咱了,这多年的饭都喂了狗啦!真是事变知人心啦!”“醒悟”一章搭了侯忠全由麻木落后走向觉醒的桥梁。斗垮了钱文贵后,地主侯殿魁乖乖地把地契交给侯忠全。这是侯忠全觉醒的桥梁。以前他有严重的宿命论思想,曾把农会分给他的地还给了地主,说是“前生欠了他们的,他要是拿回来了,下世还得变牛马。”就是这样一个“死也不肯翻身”的老农,在土改的风暴中,他的感情终于恢复过来了,他流出了翻身快乐的眼泪。作者为翻身农民的悲欢而悲欢,为他们的解放而讴歌,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多么巨大深刻,真实感人,常常引起读者的共鸣。 “拔尖要拔头尖”,打活老虎方显英雄本色。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传统的对比手法,把以钱文贵为代表的地主阶级阴险狡诈、凶狠毒辣的罪恶本质和以张裕民为代表的农民阶级机智、聪颖、勇敢顽强的本质特征鲜明地展现出来。 作者善于学习和借鉴古典文学中塑造人物的技巧,她曾分析《水浒传》中“武松打虎”写得好,在于武松要过景阳岗之前有了很多的伏笔和气氛的渲染。(7)作者把暖水屯“八大尖的头一尖”钱文贵写成是一只“真老虎,活老虎”,而不是不堪一击的草包,软弱无能的蠢才。钱文贵外号“赛诸葛”,是个摇鹅毛扇,唱傀儡戏的提线线的人,他老谋深算,颇能随机应变。暖水屯刚解放他就送儿子当八路军,捞取“抗属”身分,他找付治安干部做女婿,逼侄女施“美人计”,策谋传播谣言,玩弄假分家,转移斗争目标,使工作组一度将他错划为“中农”,逃避了群众的斗争。我们可以从作品里强烈感受到,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彼此交锋的代表人物,是“棋逢对手”,“是两个英雄”。席勒说:“当我劝告人们在一只老虎面前,要怀着戒心的时候,我就不能不把老虎的美丽发亮的斑纹也指出来,否则人们就会遇见老虎而不知道是老虎了。”(8)作者把钱文贵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伪装开明、故作镇静、皮红肚坏,阴险狡诈,骗人的花招淋漓尽致地揭露出来。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以张裕民为代表的农民英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来启发、教育群众,通过统制十一家地主果树园和发卖果子,“这件事兴奋了全村的穷人”,发动佃户们去和地主算剥削帐,诉阶一级苦,伸冤报仇,农民自己处理了从地主手中交出来的红契和土地,取得了斗争的初胜。昔日当牛做马的奴隶开始坐了江山,掌握印把子,明白了“一个人力量小,大伙儿力量大,一把麦秸不顶事,一堆麦垛就顶事”,“人多成王”的真理。群众发动起来了,压在农民头上的大山被推倒了,地主往日的淫威消失了,“像见了火的蜡一样软下来了”,“真老虎”转化为“假老虎”了。用这种对比的手法,将对立阶级代表人物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将人物性格本质特征清晰地展现出来。 艺术的真正生命在于对于具体事物的掌握和描述。作者善于同中求异,他巧妙地运用映衬手法,将同一营垒中具有不同个性的人物放在同一环境中去表现。 丁玲说:“人物要写得分明,要写得突出,就要写人的个性。”(9)金圣叹指出《水浒传》所一百八人,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丁玲在“桑干河”里,描写了三十六个人,形貌不同,性格迥异。作者将同一阶级营垒中不同个性的人物放在同一环境中,写出人物不同的感受和反应,利用同一斗争事件,写出人物不同的态度和行动。如学习土改“小册子”,李昌兴奋地联系村上人,解释土改政策,认为土改“轻而易举”,程仁觉得土地的分配要能使全村人满意,非常不容易;只有张裕民说的少,想得多,虽然抱有很高的热忱,但有顾虑,表现了“内热外冷”的性格,三个人性格各不相同。这种映衬手法,使同而不同处有辨,使个性彼此相得益彰,互相衬托,如“同树异花,同花异果”,每个人都是不能相混的“这一个”。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农民群英图,这群农民英雄苦大仇深,敢于革命,都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但由于每个人的遭际、处境、气质不同,也呈现千差万别:农会主任程仁忠厚诚实;支部宣传李昌热情大胆;副村长赵得禄粗犷蛮悍;民兵队长张正国正直无畏;妇联主任董桂花干脆利落,羊信女人周月英泼辣能干,积极分子刘满勇敢坚决,等等。 作品活灵活现地描绘了一幅地主群丑图:钱文贵老奸巨滑;李子俊胆小怯懦;江世荣放荡钻营,侯殿魁阴沉善变。几个地主婆也各有特点:李子俊的女人乔装打扮,两面三刀,哭哭啼啼以博得佃户们对她的疏忽和宽大;钱文贵的妻子,是脑袋长在丈夫脖子上的应声虫;江世荣的女人轻浮淫荡,撒泼耍赖。这些地主形象如实写来,恰如其分,令人想到俄国果戈理《死魂灵》中各有独特个性的五个地主典型。 丁玲没有将反面人物写得绝对的坏,天生的坏,没有简单地罗列罪恶事实,把地主写得穷凶极恶,象只野兽。钱文贵只是个“中等地主”,“像个斯文人”;李子俊的女人操劳家务,“粉面含春”。事实上,像钱文贵、李子俊的女人之所以反动,并不是言行粗野,无能可笑,外形丑陋,而是因为他们代表没落阶级的利益,以不同的方式负隅顽抗。作者没有将反面人物漫画化,脸谱化,魔鬼化,没有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简单化,公式化,从而使反面人物性格获得真实的生命,提高了人们对阶级斗争的识别力,使作品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为我们提供了塑造反面人物的宝贵经验。 情节一一人物性格的发展史,迭宕起伏,曲折有致,展示了多样性的美。作品以纵横交错的结构,从多侧面展示人物性格的发展进程,在情节的推进中,使人物形象逐步丰满。 丁玲说:“我描写了土地改革是如何在一个村子里进行的,这个村子是如何成功地斗倒地主,村里的人们又是如何在土改过程中成长起来的。”(10)作品从外村一辆胶皮车引来暖水屯各阶层人物对土改的不同反应写起,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于是,地主侦察密谋,散布谣言,诬陷干部,分散财产,转移斗争目标,给土改设置重重障碍。农民群众怕“变天”,怕阶级报复,顾虑重重;干部各有“藤藤绊绊”,意见分歧,工作组负责人被假象迷惑,导致“初战败阵”。在斗争关键时刻,章品来到暖水电和村干部一起总结经验教训,终于将斗争推向“决战”高潮,斗倒了钱文贵,农民获得翻身,土地还了家,为保卫胜利果实,支前大军奔赴前线,政策落实,胡泰的胶皮车又拉回去了。作品没有追求离奇惊险的故事情节,没有着力写对立阶级刀光剑影的斗争,而是借一辆车、一棵树、一亩地、一次会等日常生活事件来反映土改斗争,在平凡生活中隐伏着阶级斗争的漩涡、激流。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土改运动几经曲折到最后胜利的全过程,再现了当时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作品描写了土改中“一群活动的人”,三十六个主要人物,几乎包括当时农村各个阶级、阶层,地主和农民之间不单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还存在亲属血缘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犬牙交错。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组成丰富多样的阶级斗争图画,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作品就是这样以“纵横交错”的精心结构,从多侧面展示人物性格的发展进程,随着情节的发展,人物性格反复着色,层层深化,逐步丰满,真实地描写了各个阶级力量的升降、消长。作品中每一个农民有一本屈辱、饥饿史,有一段觉醒、翻身史。每个人都是一个历史侧面,都是一个世界。同时也写了地主阶级的空虚、惶恐,负隅顽抗,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怎样土崩瓦解,依附于地主阶级的狗腿子怎样被分化、孤立、改造过来。冯雪峰说,这“是一部相当辉煌地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带来了一定高度真实性的史诗似的作品。”(11)这种方式,从纵的方向展示了具有时代的史诗的轮廓,从横的方向,把土地改革的时代气氛沁透、溶入各个阶层、各种入物中去,纵横交错的结构,既充分地展示出阶级斗争的曲折性、艰巨性,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也真实地表现书中人物丰富多样的性格。 由于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了塑造人物的多种方法,在艺术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使“桑干河上”人物性格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给人们留下真实难忘的印象。作品的出版,在国内外读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为我国人民文艺事业赢得了国际声誉。小说塑造人物性格的成功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探讨“现实主义深化问题”,促进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仍有启发意义。 注： |
责任编辑：余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