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怀小说创作的中外文化渊源 |
|
情怀“小说创作的中外文化渊源” 回忆十几近20年前自己颇费心血的学术成果，有一点恍若隔世之感，同时也有学术上“再活一次”的快乐。上一篇文章篇末，我提到著名作家余华，本教材把余华《活着》、苏童《妻妾成群》、王朔《顽主》当时三位青年作家并列放在一节，就是第七章第一节第27小节。余华1960年出生，苏童1963年出生，王朔1958年出生，对我们这些40年代初期出生的文学教书匠来说，他们都是出类拔萃青年才俊。 我是在撰写教材第七章小说（中）第二节“小说创作的中外文化渊源”当中，阅读大量资料，方才特别关注余华这位青年作家的贡献。以前并没有专门研究，我是吸取许多研究者的高见，加上我的一点理解，方才写出我的综合见解。 “小说创作的中外文化渊源”这一节，是分量相当重的一节，比第六章第一节“小说创作及其流变轨迹”，分量更重，字数更多。涉及的方方面面内容更加复杂。我特别欣赏主编唐金海教授独到的这一设计，而且把这一重任交付给我，这是对我的特别信任，这是不能辜负的，否则对不起人。今天我翻开这部教材385页右边天头，2004年6月22日，为了避免忘记，我记下这样一些文字： “上海交通大学庄来来先生文章《‘重写文学史’的新探索》（评本教材）第五自然段写道，‘还没有哪一部文学史在每一个章节里，如此透辟地分析和论述中外文化的渊源关系，在小说创作的中外文化渊源一节里，就作了这样的论述’”。然后就在文章中引述了本部教材385页由我撰写的第二段开头四行： “影响中国小说由古代向现代变革转型的，首先是西方文化思潮、文学思潮。光靠中国传统小说自身的运作，是不可能有20世纪中国小说的现代风貌，更不可能逐步地与世界小说在艺术技巧、表现方法上的趋同与接轨的。” 我弟弟的二儿子我的侄儿是上海交通大学建筑系毕业的，我的著作能够得到上海交通大学庄先生这样高度的评价，“如此透辟地分析和论述中外文化的渊源关系”，感到特别荣幸和欣慰，也算是对复旦大学主编唐金海教授老朋友有一个比较满意的交代了。 这一节开头，我首先提出问题：百年中国小说形成、特征和发展变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与外国文化、尤其与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与外国文学，有着怎样的渊源关系？首先探讨的是百年小说思想艺术的审美特征。在教材382页第三自然段，我这样写道：“为了追溯20世纪百年小说创作中外文化渊源，我们确立了百年小说审美特征作为逻辑起点。”我从黄子平等人《论“20世纪中国文学”》相当著名的一文中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总体审美特征是“悲凉”出发，认为这是受到鲁迅先生“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论断的启迪，是正确的，但是不够，20世纪中国文学，除了“悲凉”，还有“苍凉”。“悲凉”是“国家叙事”的特征；“苍凉”是“日常叙事”的特征。前者表现的是“人生飞扬”，后者表现的是“人生安稳”。教材380页，我是这样写的： “‘悲凉’与‘苍凉’是20世纪中国小说中两类小说总体审美特征，它们是相应地对应着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的两种叙事法则、两种叙事模式的：‘悲凉’是宏大叙事（国家叙事）法则的审美特征；‘苍凉’是日常生活叙事法则的审美特征。‘悲’是‘人生飞扬’大叙事所显示出来的审美特征；‘苍’（黎民百姓之‘苍’，苍生）是‘人生安稳’小叙事所显示出来的审美特征。两个字虽看起来是‘毫厘’之差，而从小说家的审美追求、审美意向来说，两者区别却有‘千里’之巨。前者以‘改天换地’作为直接描写表现的对象，主人公多为英雄化的，情节多为大起大落跌宕多姿的，就像《子夜》，作家‘有了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茅盾语），塑造了雄才大略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形象，结果从工、农、商、金融一起抓的巅峰，向股票市场孤注一掷、子夜时分开盘后的失败的深渊跌落，茅盾称其为‘悲壮’，但小说显示更多的还是无奈的‘悲凉’；后者‘改天换地’退居为背景，也就是‘时代’不作为主人公的直接现实，而只成为背景，就像《围城》中的方鸿渐、赵辛楣们，在抗日烽火之中，他们关心长沙战事，只是关心会不会影响他们到湖南平城一所叫三闾大学的去应聘担任教职的旅程，抗日战争（民族生死存亡的解放战争）只是远离他们日常生活的背景、茶余饭后的谈资，主人公多为非英雄化的。情节多为饮食起居人际交往的小事，有如涓涓细流、微波荡漾，回环往复。但是，事与愿违的一个又一个结局，却使主人公陷入一个又一个尴尬的生存困境之中，美感效果是‘苍凉’的。这两类小说审美特征是有所区别的。” 这两类小说审美特征有区别，也有共同点。下边，我就以鲁迅先生和余华两人小说的审美追求作为典型范例，进行不断深入地辨析和比较，我感谢教材给我提供比较充分发挥的篇幅。教材381页，第二自然段，我接着写道： “但是，这两类小说的审美特征也有交叉点和共同点，那就是‘凉’字。悲凉苍凉，落脚点都在‘凉’字。20世纪百年沧桑，中国社会平安时候少，动荡年代多，社会转型，时代变迁，战争不断，外患与内乱，灾难深重的国家、民族，民不聊生的国民，忧患焦灼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社会现实，使百年中的两类小说作家都基于共同的哲学理念，这哲学理念的本质是悲观主义的。实际上，从世纪初期的鲁迅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到世纪末余华的《活着》，贯穿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的一条基本的线索是悲观主义的。鲁迅是以尼采式超人哲学的姿态步入小说领域的，这就是《狂人日记》中狂人的挑战传统的姿态，但是，在《在酒楼上》、《孤独者》中，鲁迅‘彷徨’了，当年挑战封建传统的新时代的英雄，却如李纬甫，像一只苍蝇‘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无辜消磨生命’；更可悲的是如魏连殳，甚至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成了‘已经真的失败’的失败者。这是何等的悲哀，何等的沮丧！封建势力的稳固，似乎是在坐等造反者的自行失败一样洋洋自得，而反叛传统的先行者们，却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从《呐喊》到《彷徨》，鲁迅的小说哲学，似乎是从尼采的超人反抗哲学向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的生命哲学悄悄地位移和转换，鲁迅深刻、深沉而悲哀地亲自躬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孤独者的旅程。当然，鲁迅从尼采走向叔本华，并没有完全彻底地走向叔本华，因为叔本华的悲观悲剧的生命观，使他的美学成为精神的逋逃薮（逃亡的人躲藏的地方），成为超越功利的美学，而鲁迅却像他笔下的那个‘过客’，即使身上伤痕累累，血迹斑斑，也依旧顽强地前行，执着他对社会对人‘改造’的功利美学。鲁迅到后期，依然坚持其文学创作的启蒙主义原则。这是一种理性原则。”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启蒙主义使‘一切自然的东西服从于专横独断的主体’，‘启蒙主义也可以退化为一种神话，使启蒙者丧失自我，丧失对世界的个人感知而服从于专断的理性。’有人（耿传明《试论余华小说中的后人道主义倾向及其对鲁迅启蒙话语的解构》）因此认为，余华小说的‘后启蒙’倾向，就是要从丧失自我的状态中挣扎出来，世纪末余华的‘后启蒙’、‘后人道主义’倾向，就是对世纪初期鲁迅启蒙话语的解构。论者认为，与鲁迅所表现的那种令人难以直面、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相比，余华所表现出的是同样令人难以承受的‘生命之轻’。启蒙时代的悲剧概念已不再适用于余华小说中的人的情境。” 在教材当中，我不同意余华这个看法。所以接着我提出我的见解： “认真说来，为活着而活着，这不是‘超越’；逆来顺受，对命运不作任何反抗，这不是‘达观’。价值理性不能专断固然不错，完全放弃价值理性，完全坠入犬儒哲学，却无论如何是一种愚妄。但余华的《活着》所展示给人们的，是人无法抗拒命运、只能承受命运。鲁迅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余华是没有‘梦’，不需要‘梦’，没有‘路’也无需‘路’的寻求。如果说鲁迅表达的是觉醒者的大悲哀，那么余华要显示的是你只能默默接受你别无选择的生存环境，其悲哀的程度是不亚于鲁迅的。在这个意义上，余华没有解构鲁迅，倒是在悲观主义上是殊途同归了，尽管余华在这方面的表现的精深广博和圆熟老到不如鲁迅——而‘悲凉’与‘苍凉’毕竟在世纪末握手言‘欢’了。但是，这里也用得着鲁迅最喜欢的一句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百年中这一前一后的两位作家，他们以不同方式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所显示的严峻，不正是以不同方式给世人以深刻的启示吗？人们还是会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去寻求未来的美好的人生之‘路’的。” 在复旦大学文学院唐金海教授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这部教材中，我把“有着丰富社会历史蕴含”的“悲凉”“苍凉”，作为百年小说第一个审美特征。我以为，百年小说有三个审美特征，另外还有两个审美特征，一个是“以善代美”，一个是“以真代美”。并且，在最极端的小说作家当中，后两个审美特征创作出来的小说作品，还带来小说“美的缺席”的后果。后边的内容文字比起前边多得多。说来话长，就此打住。 这篇写的长了。因为当时用心，自己回忆依然津津有味。但是，不搞这个专业的人看起来，会味同嚼蜡。应该说，回忆录都是自得其乐。自我休闲而已。 2017•3•3•厦门前埔 |
责任编辑：余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