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怀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郑波光(厦门)高五组【校友文萃】

参加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教材大工程
——情怀《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2003年9月
郑波光（厦门）高五组

    退休以后，学术研究的心情慢慢淡化。不像在职工作时期那样心急火燎。回忆过去也是让自己保持休闲心态。值得回忆的事情想起来一件一件回忆。当然回忆的对象，都是自己比较在意的项目。刚刚发表的是我在职时期最重要的跟《文学评论》的关系。

    现在回忆，谈谈我跟2003年9月由中国出版集团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的关系。这是复旦大学由中文系教授唐金海先生主编的一项教材建设的大工程，真是非同小可。全书86万字。开头“导论：分期、构成和文学史观”，“总论：进程、特质和历史贡献”以外，有十四章，最后是“后记”，746个页码。

    感谢主编唐金海先生器重，他交给我全书两个重项：第一，第六章小说（上）第一节“小说创作及其流变轨迹”；第七章小说（中）第二节“小说创作的中外文化渊源”。其实还有第三个，也是“重项”，就是第六章第二节“杰出小说家的创作硕果”（20世纪杰出作家本教材选择茅盾、郁达夫、巴金、张爱玲、王蒙五位）“二 郁达夫”。关于郁达夫这位著名作家的著作任务，唐主编交给我以后，有一个人想抢去，甚至威胁唐主编说，如果不给他，他就要退出著作组，有一点蛮横，我就不给他。我没有问，估计那人后来退出了。我在职时候，学术上有一种自信心，我不相信别人能够超过我。现在可以作为趣谈来说。关于郁达夫，因为国光中学同窗李远荣先生是这方面专家，我曾经撰写《追一斑而窥全豹——李远荣人本主义“郁达夫研究” 》一文发表在《香港文学》2005年9月号，还有撰写《郁达夫的文学与生活》一文，收入《传统与现代——“郁达夫与20世纪中国文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这个专题，退休以后我2005年还在集美大学文学院做了一次学术报告。

    为什么唐金海先生会邀请我参加他主编的教材编写？说来话长。1982年7月27-29日，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在山西省太原市，召开首届赵树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会议很隆重，工人出版社、《红旗》杂志编辑部、《文学评论》编辑部、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著名学者王瑶、复旦大学著名学者贾植芳……。由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编辑出版的《赵树理学术研讨会纪念文集》（1982太原）《会议日志》，第277页记载：

    “八月三十一日 大会发言。上午发言的，有吴奔星，王瑶，宣读论文的，有郑波光、陈继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副主席郑笃主持。”那次论文大会发言我是第一位，第二位是郑州大学陈继会。那次会议我结交许多朋友，第一位就是陈继会先生。后来他邀请我参加他的国家青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史》著作。

    复旦大学著名学者贾植芳教授老先生他是山西人，跟他一起参加会议复旦大学有两位青年学者，就是唐金海先生，陈思和先生。可能我的大会发言给他们留下印象。后来我跟他们二位分别都有联系。

    唐先生邀请我参加他教材建设大工程是我没有想到的。2001年11月2日在福建省福州市福建师范大学召开第六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那一次唐金海教授来参加，就在会议上正式邀请我参加这一教材撰写，回去以后给我来信，特意把“重项”交给我。并且让我组织集美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我是主任）姚楠教授，还有戴嘉树、张嫒两位老师都参加撰写任务。从出版教材看到，我，还有姚楠教授都在编委名单当中。令人欣慰。

    应该说，唐先生很谦逊，几次征求我的意见。

    不过，他接受我的意见只有一条，就是第一章“思潮、运动和现象”这一章第三节“主要的文学运动”的第七节“文艺界的拨乱反正运动”，这是唯一接受我的建议设立的。

    没有接受我的建议，有许多。首先就是第一章第三节“主要文学运动”，其实教材第一小节，我本来建议应该是“白话文运动”，这是人所共知的，结果我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而是“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前者是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后者已经到1942年前后了。而且前者是全国性的，后者当时只是在解放区局部。

    第四章“诗歌”第二节“杰出诗人的创作成果”第五小节“艾青”之后，我建议“六戴望舒、七穆旦、八北岛”，没有被接受。

    第五章“散文”，第二节“杰出散文作家的创作成果”，我从20世纪开头说起，建议“一梁启超、二章士钊”，没有被接受，教材“一周作人”，我本来建议周作人应该是第三。

    第六章“小说（上）”第二节“杰出小说家的创作硕果”，我本来建议第一个应该“苏曼殊”，第二个应该是“郁达夫”，第三个才是“茅盾”。结果教材没有苏曼殊，茅盾第一个。

    第八章“小说（下）”第二节“杰出通俗小说家的创作硕果”，教材只有一个，就是“张恨水”，我建议“一包天笑、二徐枕亚、三张恨水、四金庸”，没有被接受。

    第九章“话剧、电影文学”，第三节“杰出的话剧、电影剧作家”，教材是“一曹禺、二夏衍、三田汉”，我的建议是“一田汉、二丁西林、三曹禺、四李健吾、五夏衍”，没有被接受。

    作为一个大工程，参加人很多，涉及面很广，各方面的意见，难以统一。而且还有一些方方面面制约因素。譬如出版公司。我的任务，第六章小说（上）第一节“小说创作及其流变轨迹”，我提出，20世纪中国小说有两种叙事模式，一种是“国家叙事模式”，一种是“日常生活模式”，前者鲁迅为代表，后者张爱玲为代表。唐先生告诉我，东方出版中心不同意我的“国家大事叙事模式”提法，而是人云亦云的“宏大叙事模式”提法。我只好按出版社要求去做。教材就那样撰写了。

    我心有不甘，因此，撰写学术论文，发表在母校《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四期。我下一篇回忆就写这件事情。

2017•1•20•厦门前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