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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风易俗的女性先驱者 丁玲的作品描写了自辛亥革命前夕到七十年代近一个世纪中国妇女系列形象，展示了二十世纪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妇女移风易俗追求解放前进的历史轨迹。在现代文学长廊里，这些移风易俗的女性先驱者，是独树一帜的女性主义文学形象，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十世纪是中国妇女冲破封建礼教、破旧立新、追求解放的不平凡时代。丁玲在中学读书时，就受到“那些反封建、把现存的封建伦理道德都应该翻个格”言论的影响。丁玲宣称“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丁玲：《鲁迅先生于我》）她师承鲁迅，一登上文坛，就以惊世骇俗的笔触，描写了婚姻习俗的叛逆者形象。梦珂、莎菲抛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承习俗、“金科玉律”，无拘无束地追求独立自尊的人格、婚姻自由和新的择偶标准。梦珂与表兄解除婚约，勇敢地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她尖锐地道出旧式婚姻的实质：“嫁人也等于卖淫”，是使人堕落的“合法形式”。莎菲叛逆封建家庭，单身寓居新文化中心北京，按照灵与肉统一，心灵与外表统一的婚姻新观念来择求自己理想的配偶。莎菲既不满意苇弟的忠厚平庸，也鄙视外表迷人、灵魂肮脏的凌吉士。她使云霖显得呆拙，使安徽男人显得粗俗，让一切男人出尽了洋相，莎菲把男子从历来处于婚姻中心地位的神圣殿堂上无情地拉了下来！ 恩格斯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鲁迅也说：“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我之节烈观》）丁玲把女性解放、反叛传统的习俗观念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史、婚姻史来考察，表现了莎菲们的觉醒、叛逆、反抗、探索，在婚姻习俗史上投下一枚震耳欲聋的炸弹。丁玲敢为天下先，谱写了移风易俗的女性文学新篇章。由于旧俗成见，许多人不能接受莎菲式的恋爱观，因而引发诸多的争议。倘若从民俗学角度来考察，丁玲笔下的梦珂、莎菲等新女性形象，寄托着作者对妇女解放的新见解。“给新文学创作展开了一个新的境界。”（楼适夷《美丽的心灵》） 丁玲的作品讴歌了移风易俗的女性先驱者，批判了封建礼教、婚姻习俗的野蛮性、残酷性。《死之歌》一文中，丁玲描写了旧婚俗的悲剧。丁玲的表哥没结婚就病死了，表嫂必须遵从“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习俗，仍嫁出去与灵牌结婚，这种守活寡的婚姻陋俗是多么骇人听闻啊！丁玲自己从小也“被许配给舅妈家里”，她决心摆脱包办婚约，如不能“觉得不如死了好”《我在霞村的时候》描写了贞贞反对父母包办婚姻，要她给年纪快三十的一家小老板作“填房”，贞贞不愿意，她堵气跑往天主教堂要做修女，碰上日寇被糟蹋并强迫她去当军妓。当贞贞回乡时与杂货店老板一类的村民，挤鼻弄眼地骂她“比破鞋还不如”，是“缺德婆娘”，“亏她有脸面回家来”。面对这些抱着贞操旧俗观念、冷酷无情者，对其冷眼、歧视、责备，贞贞并不像祥林嫂一样屈服于旧俗而走向死亡，而是勇敢地将满腔的身仇国恨，转化为为游击队传送情报的爱国行动。她决心“要去治病要留在那里学习，看那里的新气象。”她坚信：“我还可以重新作一个人，人也不一定就是爹娘或自己的。”这是贞贞向“三从四德”、严守贞操传统习俗发出挑战的响亮宣言。贞贞蔑视、清算封建畸形道德和全无心肝的妇道观。《新的信念》中的陈老太婆，落在进行扫荡的日本鬼子手里，被敌人奸污，她冲破、推翻了传承的贞操观念和耻辱观、道德观，怀着复仇的怒火，充满了对民族生死存亡使命的历史感，为抗日而奔走呼号。丁玲赋予贞贞、陈老太婆反抗旧俗、坚强不屈的灵魂，为千百年来广大被漠视、玩赏、咒骂的妇女，被封闭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旧俗家庭圈子里的妇女吐了气，洗了耻，立了榜样。贞贞是比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更富时代光彩、有着丰富民俗文化内涵的女性形象。 在破除陋俗的社会变革中，曼贞不愧是辛亥革命大动荡时代一个移风易俗的妇女典型。当时掀起了废除缠脚等陋俗、提倡兴办女学的新风。丁玲小说《母亲》就描写了官僚家庭出身的少奶奶曼贞在新风尚的感染下，她对外国女子无所谓守节、再醮也不为人轻视，女子不裹脚，进学堂读书自立，不依附男子新风气十分羡慕，她对上海新学堂女子放脚、剪辫子、头不戴钿，衣衫是上海派儿的新风尚十分神往心仪。在其影响下，曼贞开始思考“一切日常习惯都定下了的界限；决定要突破这个界限。”她称赞乡下女人脚大，“山上也去得，水里也去得，同男子差不多”，曼贞开始转移审美习俗观念，破除“三寸金莲、“足不出户“的陋俗。她觉得这世界真是不同以前了，她“憧憬着追求光明的未来”（茅盾：《丁玲的〈母亲〉》）。曼贞不愿再依照初孀守节那样做人了，也不愿再受人管辖决心采取果决的行动来突破习俗规矩的“界限”。她毅然变卖家产，带着女儿进女子学堂读书。为要把缠得粽子般的脚放开，曼贞以坚忍的意志坚持上体操课，练习跑步，每天晚上忍受浸泡放脚的疼痛。她艰难地顽强地挣扎着，演出了“一连串辛酸而壮丽的故事”（茅盾：《丁玲的〈母亲〉》）。丁玲真实地描绘了本世纪初一个拖儿带女、缠着小脚的旧式妇女转变为新型的知识女性，闪耀着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女性先驱者的光彩，为现代女性文学人物长廊增添了一个令人感动的艺术形象，也为读者提供了一幅辛亥革命时代风俗画。 诚如鲁迅曾热情的预言“中国妇女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丁玲的作品塑造的一个个女性形象，她们“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鲁迅：《南腔北调集关于妇女解放》）丁玲不断赋予女性形象新的变化和内涵。如果说早期着重探索二十年代的女子个性解放、走出家庭的新的习尚，描写女子高举推翻“顺夫主义”、“贱女主义”、“孝父主义”的妇女解放旗帜，探索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新观念；那么三十年代丁玲着重描写女子只有投身于阶级解放运动中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这是作者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新思考、新见解。《田家冲》描写三小姐象蒋光慈《田野的风》李杰一样，背叛地主家庭，鼓动佃农起来反对自己的父亲，打倒地主阶级。三小姐反抗的内涵已超出早期的梦珂、莎菲，她成了父权主义大不孝的逆女。作品形象地揭示女子受父权压迫是阶级压迫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描写一个农家妇女由于农村破产而沧落为城市娼妓，她不再屈从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的悲惨命运。《阿毛姑娘》描写阿毛受到城市繁华生活的影响，她要求改变自己动物般的奴隶生活。阿毛形象揭示：人并非命定不变，城市生活风尚对乡村农民的辐射和影响是不可抗拒的。 三十年代丁玲笔下的新女性，已经摆脱了莎菲式的孤独、寂寞和苦闷，丽嘉与韦护从热恋到同居，但她已觉悟到不能光沉溺在个人爱情的小天地里，美琳也抛弃了新式太太的生活，她们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将个性解放、恋爱婚姻自由和阶级解放、社会革命紧密地联系起来，奏响了三十年代女子追求革命可以牺牲爱情新风尚的鼓舞人心的乐章。 在抗日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丁玲描写了一系列女性形象，陆萍以崭新的精神风貌出现在延安的革命队伍中，陆萍热情主动，富于革命责任心，感到人与人之间必须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摆脱落后、保守的习俗。贞贞看到抗战胜利的前途便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中。黑妮这地主的侄女努力“和新的势力靠拢”，看中了土地改革中农会带头人，选择了解放自己的道路。她们都是社会新风尚的大胆追求者、披荆斩棘的开拓者。 社会主义为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新风尚打开了广阔的天地。杜晚香这个旧社会受尽折磨、煎熬的童养媳，翻身解放了。她支持丈夫为保卫土改胜利果实去参军。她再不光围着七尺锅台转了。她“看得远了，想得高了”，“为山村的妇女工作而奔波”，表现了翻身妇女主人翁的自豪感，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为改变千百年来“男主外，女主内”旧式的社会分工，改变妇女丧失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杜晚香辞别公婆到了北大荒，以新的姿态和精神风貌，忘我的工作，为丈夫所在的垦殖场职工解除后顾之忧。农忙时节，杜晚香与男子并肩上山伐木，取石开渠，在建北大荒粮仓中，成为一名出色的女标兵、劳动模范。她在改造自然、参加社会工作和劳动中，改变了人们对妇女的看法。毛泽东赞颂“妇女解放，突起异军，奋发有雄，男女并驾，如日方升，世无难事，有志竟成。”丁玲塑造杜晚香这光辉的妇女形象，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千万个杜晚香式的妇女出现了，必将打破传统的社会分工和重男轻女的旧俗观念，以自身创造的价值，宣告女子不再是男子的依附和私有玩物、不再是以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为唯一天职，杜晚香不愧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移风易俗的典型，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和现实意义。 丁玲的作品还表现了移风易俗的变革是长期的、曲折的、艰巨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龚自珍指出：“风俗既成，虽陋甚弊者举国之人，习以为常，上智所不能察，大力所不能挽，严刑峻法所不能变……举国之人辗转沉锢于其中而莫能少越，则习之囿人也大矣。”（《礼俗志》）丁玲作品形象地描写旧俗陋习的根深蒂固，对人们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和制裁力。《母亲》中的曼贞她深感中国“越有钱的人家，做女人越苦”，“规矩苦死人”。她知道“一个年轻寡妇，江家那会放她出来跑”呢？必然受到家族规矩重重的限制，“一年到头红白喜事不知有多少场，若不遵从，雷劈不孝的媳妇”。宗法“四权”家规“礼数”，“像狼一样的凶狠”，如铁镣桎梏，钳制着家庭妇女。莎菲的追求不被人理解，她终于发出“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的叹喟；阿毛欲寻找理想的新生活，不幸在婆婆的断喝声中自杀；贞贞被责骂为“破鞋”、“缺德”；陆萍为摆脱落后、因循、保守的习俗风气，提出一些批评建议，合理化的意见，被视为“爱出风头”、“放大”、“个人英雄主义”、“党性不强”，一顶顶帽子向陆萍飞来压去。这兑明旧习俗遍于各个角落，渗透在人们心灵，形成民俗氛围和民俗心理定势，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沉重负担和绊脚石。丁玲深刻地描写了旧习陋俗对新风尚、新女性强大的制约力，控制力；霞村某些村民对贞贞的白眼、指责正是封建贞节习俗对叛逆者违俗行为的监督和约束。女性先驱者要冲破旧俗之网，是多么艰难，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 旧的风俗并不因社会变革而自行消失。移风易俗是一场比社会制度变革更深刻的革命。陆萍所在的延安医院，院长以一种对女同志不需要尊敬和客气的态度来接见陆萍，“象看了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为什么在延安根据地，会产生这种男尊女卑、家长作风和歧视妇女、压制新风成长的现象呢？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深刻指出：无论是“有地位釣男子们”，还是“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的妇女们”，仍然有“各种各样的对于女同志都可得到她应得的非议”。这种种“非议”，正说明旧习俗是不会轻易消失于历史舞台的，“中国所有的几千年的根深蒂固的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与中国旧社会是相联结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时至今日，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愿接受新事物”。丁玲敏锐地发现了这些问题，以超前的眼光，形象地揭示了旧俗观念渗透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在医院中》等作品从民俗视角为解放后干预生活的作品开了先河。 丁玲笔下的女性先驱者，面对旧俗的重重压力，表规了无所畏惧、坚韧不拔的意志，顽强地战斗、抗争着。陆萍改造旧俗和环境勇敢热情的行动，逐渐被周围的人们所理解。她“真真的用了迎接春天的心情来离开这里，冬天还没有消失，但春天毕竟要来了。”她离开医院去学习时，风刮在脸上已不刺人。“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正有用，人是在艰苦中生长。”多么意味深长的哲理啊！陆萍移风易俗的努力，终于打破坚冰，开通吹送新风的航线，引起人们的思考，获得社会的反响，虽然新风与旧俗的斗争是长期、曲折、艰难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新风尚的胜利犹如“春天毕竟要来”是不可抗拒、不可阻挡的。杜晚香这新时代的移风易俗的模范，为妇女真正的解放，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建设，谱写了富有感召力的光辉形象，昭示人们，沿着移风易俗先驱者脚迹前进，人们将赢得美好的明天。 |
责任编辑：余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