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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穷潦倒十一年 戴明哲（厦门） 高十二组、原副校长 我在儿时就曾有大学梦。虽然条件非常差，还是苦苦地读完了十二年书，终于高中毕业了。当时好的大学大多在中国的北方，父母早早地为我准备了一条棉衣，以备我上大学御寒。1966年5月，离高考日期已经很近，高考的复习也准备的差不多了。箭已上弦，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粉碎了我的大学梦。 离开学校，我回到老家南安洪濑公社谯琉大队聚星小队，这是一个人均不到三分地的穷队。每年粮食都不够吃，生产队的队员长年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那时农村的知识青年，有门路有背景的可以招工进工厂，有的到社办企业，有的到供销社当职员。更有后台的可推荐当工农兵学员。身体好的当兵，有手艺家世的学手艺。我什么条件都没有，只能当一名最普通的社员。虽然我从小就参加劳动，但干的是放牛、捡柴或帮父亲种点自留地的活，挑重担、插秧、犁田、扒地瓜畦等难度较大的活都没干过，一切必须从头学起。生产队是记工分的，全劳力每天10分，妇女每天7分，我小学的同学每天9分，我虽然已是青年人干活又很卖力，每天只有6分。远不如少读我6年书的同龄人，不如妇女。一句话，读书无用。还得了一个雅号----书颠（书呆子），每个工分7分钱，一整天的收入是4角2分。还有什么社会地位？人并不都是那么善良的。 我刚正式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有一次要挑大粪从生产队到垅头山，路既远又陡，路难走很吃力。本来是几个人接力挑着走，一人挑一段。因为我的参加，有人就不干了，不接力，要每人挑完全程。我心里明白，一声不吭，咬着牙，汗在脸上淌，针刺在肩头，泪往肚里流。（在十一年时间，再苦再难我都与命运抗争，不流泪）艰难地走完全程，挑得不比别人少。别人得10分或9分工分，我得6分。插秧时因为我是生手，慢一点，有人就故意从后面超过你让你难堪。那时是发布票买布，布票很少。既少食又缺衣，穿得破破烂烂。有一次夏天割完水稻，满身是泥水，就跳到附近的池塘洗澡，顺便把短裤洗洗。谁知道由于短裤太烂，稍一用力，撕开了一个大口。衣不遮体，怎么回家？我急中生智，在岸边捡来了打稻用的围兜，围着破短裤，勉強回家。割完水稻，又饥又渴，还要挑着一百多斤水稻，腿一抖一抖地挑回家。我像时尚女人一样，一天要换三次衣服。上完早工换第一次，上完上午工换第二次，上完下午工换第三次。那是因为天气太热，干完活整身湿透，不换不行，只是换上的全是烂衣服。有的现代人夏天离不开空调，叫热连天，在当年能不干活躲在树阴处就觉得太幸福了。有一天下午，因为生产队秧苗不够，派我们一群人推车到四都前瑶村买秧，路很远，回来时天已经黑了，临到家时已有八九点，家家房里射出了灯光。突然，拉车的绳子一断，我一头栽进路旁的水稻田里，成了泥人。此时，月亮在天，月几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在生产队干活，许多人学会了偷懒。在劳动时，抽烟可以名正言顺地休息。男人可以停下来，用两张（正常的是一张）烟纸把烟丝包住，慢慢地卷成长长的烟卷，然后手抱着锄头柄（有人讥为小儿吸奶），眼望着天空，惬意地吞风吐雾。一根烟抽下来要一二十分钟。女人也有办法，而且谁也无法制止，上厕所。农田离厕所很远，她们上厕所一个来回也要一二十分钟。如此比较，男女平等。因此，生产队的男人几乎都会抽烟，不会也得学。女人得了多尿症。偷懒的办法还有其他。我虽只有每天6分工分，但我的天性使我不愿偷懒，努力干活。一直到了很久，才慢慢地把我的工分提到每天8分半，这是我在生产队劳动的最高分。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已到了一九七九年夏天。有门路的同龄人一个个地走了。生产队队长的儿子去了公路建筑队，一个应是有住家工作组的缘故去了供销社，一个去了洪濑食品厂，一个参了军（复员后安排在漳州工作）。三个女同学都嫁给国家工作干部因而有了工作。有几个同龄人已经结婚。我想上大学已经没有希望了。这时父亲已是七十六岁高龄，他想让我在他健在时结婚，了却他的心愿。更糟的是，我的三哥因派性原因被关押在县城，如被判刑，就成了反革命家属。在那个年代，谁敢嫁给你。真是无奈呀。这时我才想起班上的女同学是否可以成为人选。因为过去一心读书，对谁都没有感情基础，而且回到社会高中女生地位要比男生高，谁还看得上你。冒冒失失上门去问人家肯不肯，岂不是笑话。当时农村姑娘找对象的标准是：一司机，二杀猪，三军人（复员军人能安排工作），其次是工匠，再其次是強劳动力，我连再其次的资格都没有。只好用最原始的方式，由人介绍对象。亲朋戚友介绍了几个，全拉倒。我心灰意冷，准备不找了。有一天，和我多年没有联系的同村同学戴培英突然到了我家。她来为我介绍对象。非常不巧，那天我正好约了几个人要外出买木头，马上要出门。我说我不想结婚了。她说这个人叫黄婉仪，是她在华侨中学的同学，人品很好，今天正好来她家，还是去见见面，我只好去了。谁知一见面，我马上改变主意，我愿意。我说我是个农民，没有专长，请她慎重考虑。我有急事要回家，请她们到我家走走。想不到她们马上就来了。几个人正等我出门，我只好请邻居同学戴致家代我招待客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难明缘分。我不知道戴培英怎样吹嘘，她居然同意了，愿与我同生死。我们草草地结了婚，没有婚纱，没有金首饰。困苦的家庭生活开始了。她比我更不会干农活，工分很少。怀孕后她挺着大肚子艰难干活的样子使我很心酸，我又不能让她不干活。后来我对她说，我不知道你那么不熟悉农事，让你受那么多的苦。否则我不敢娶你，你本可以找个条件比我好的。她无怨无悔，让我感动。一天，她要分娩了，我找来了村接生员。折腾了一阵子，是难产，没办法。我用板车拉她到洪濑卫生所。又是一番折腾，还是没办法，用救护车送到梅山医院，直到第二天早上引产，真痛苦。这是第一个孩子戴雄文。有了孩子，一人吃不饱饭，两个人消耗，母子俩瘦得皮包骨。由于营养不良，孩子身体弱，常生病。又生第二个孩子，孩子病了只请赤脚医生看了一下，大人又得出工。孩子病重送梅山医院，太迟了，孩子没了。这是我一生中永远抹不去的痛。我从不对人提起，为了尊重历史事实，含泪重提。以后又有了戴雄军，戴三雄两个孩子。两个瘦夫妻，养三只瘦小猴。这是我一生中最艰困的时候。有一次我干活闪了腰，好些天连路都走不动，又天天胃痛，我万念俱灭，我怎么养活这个家。过了好长的时间，才慢太会走路，慢慢会干活。后来，生产队的会计要外出当民工，找了我，要我代他当会计。他认为我比较老实，又多读几年书。他教我怎么当生产队会计，我同意了。我上洪濑镇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有关珠算的书，用几天休息时间学会了打算盘。这样我成了生产队的队委，每年可以多得一点工分。为了增加一点收入，我替人织漁网，种菜，种香蕉，到河里抓小鱼卖，什么活都干，收入很少，杯水车薪，还是穷。辛辛苦苦种的菜，价格很低，还被菜贩盘剝，有时一斤包菜只卖一分钱，太惨了。过节有时有一点面粉要加工成面条，还得上洪濑镇区加工。人一多要排长队，耐心等待。加工面条的人，正好是我初中一个同学的父亲。我在等待时有几次我的那个同学从我面前走过，她当作没看见一样，从来不打招呼。事情很小，对我的刺激却很大。人在卑贱时，同学不相认。 到了1972年，梅山开办了师资培训班，我去参加了。我心想通过培训，是否可以转正。我参加的是初中数学班，学员来自全县各地，水平也参差不平。老师有三人，戴春良，李义电，还有一个不认识（他没有自我介绍，也没有人介绍他）。学习内容主要是高中的知识，我已经学过了，学得很轻松，考试也很简单，但仍有不少学员不懂。学员们都很友善，我和他们许多人成了朋友，比如蒋才介、刘启明、苏仙仁、吴基础等，多年后我们还有联系。有位老师常在课堂上奚落挖苦民办教师。民办教师地位低下，同是教师已是如此卑视，何况他人。有一次这位老师上课，我刚好不在教室。当我回来时，我发现黑板上有一道题老师解错了，科学真理是不能含糊的，更不能是错误的。于是我站了起来说，老师你这道题解错了。他依然是那样的习惯思维，回了一句：鸡蛋里挑骨头。重新解题，事实证明，他错了，自己打了个叉。同学们都在肚子里鼓掌，下课后笑颜逐开。人非神仙，焉能无错。但是穷寇勿追，弱者勿辱啊。一个学期后学习结束，我回到注礼学校，没有转正，照样做那些工作。 以后，我爱人也成了一名民办教师，两人一个月有三十二元钱，情况稍有改善。时间到了一九七七年的夏天。有一个晚上，我挺身起床要抱孩子尿尿。忽然之间，我的心脏狂跳不止，好像要从胸腔蹦出来的样子，我大口大口地喘气。这时，我的头脑还是清楚的，我以为我就要死了，孩子们今后怎么办？我妻子大惊失色，当我稍有缓解时，独自一人在黑夜里狂奔到远处的大队诊所，请来了赤脚医生王振川，他对我进行急救，一直到我稍好一点才离开，我很感谢他。他走后又发作一次，比较轻，然后慢慢平息。从这以后，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心脏就不很正常，常常在半夜心慌。这年秋天，又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我们学校的老师白天上课，睌上参加劳动，平整土地。老师们都疲惫不堪。就在这时，一声惊雷响天下，今年恢复高考！人们奔走相告，十一届的学生，不论婚否都可报考。参加高考本是我梦寐以求的，但现在却已不现实，三个孩子怎么办，身体有病，我连高中的课本都没了，十一年长时间的折磨已使我身心衰竭。我沒报名。一段时间后，我已恢复工作的三哥回老家（他已成家独立生活），知道我没报名，很吃惊，要我不可错失机会，一定要参加高考。其实，上大学的梦想在我的骨子里还没有灭绝，火花还没有完全熄灭。又是一番痛苦的内心战斗，我终于下定决心，一生中只有这个机会了，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奋力一搏，我报了名。我向别人借来了全套的高中课本，我自己编写复习纲要，自己整理各科知识体系，向别人要来了一些政治素材，能自巳做的我都做了。我没有去听一节复习课，没有接受任何人的指导，因为我没有条件。时间紧迫，我每两天必须复习一本书。白天上课，晚上平整土地。我只好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复习功课。人不是铁打的，几天后实在支撑不住了，于是我想到请假，请晚上的假。我写了一张请假条，交给学校当时的领导苏用书（王振梭已调走），大意是我没有时间复习功课，晚上请假。误下的工作日待我考后补上。其中有一句：农业学大寨并非一朝一夕，我以后补上所有的请假时间。有谁会想到，这一句话竞成了滔天大罪。隔天晚上，我还照样去平整土地。同事黄金炼找到了我，悄悄对我说：大队已经决定开除你，你赶快找人去说情。此时天色已晚，四野黑沉沉的，我没人可找，我何罪之有？我回了家大约在十点多又有李丹霞和黄烈兴两位老师摸黑到我家，告诉我同样的消息，要我想办法。我真感谢这些真诚的老师。第二天早上，我带了一个箩筐，准备收拾一下那些书带回家，我的办公桌连茶杯都没有。上课时间到，大队没人来宣布决定，我只好再去上课。整个上午，整天都没人来找我，我觉得很奇怪。连续几天都是如此。后来我才知道，我被开除后，没有人可以上我的课。那时师资太缺，我负责教务工作，实在没办法，我告诉老师们，你们挑选合适于你的学科上课。最后剩下英语和化学两科，只好由我来上。因此我一走，就没人替我。另一个原因是，我在学校的教学我不敢说我的水平有多高，但我敢说我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学校工作，大队的许多人都知道。因此，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叫戴成福实在看不下去，对那伙人说：你们可不能这样干！但事情没有就此了结，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晚上，大队召开了全校教职工大会，大队从书记到大队长两套班子的主要干部都参加了，会议的主题是批判我反对农业学大寨，荒唐地对我这样的一个民办教师进行迫害。会议的主持者和组识者是大队长戴恨农。此人心地狠毒，曾经陷害了许多人。比如戴长安，戴良山，戴荷我等多人就被他所害，前两人不能上大学，戴荷我是集美中专学校的教师被打成黑帮，还有一些我不知名字的人遭他迫害。大队先要我作检讨，我不能硬碰，只能说我因准备高考没时间，农业学大寨不积极，表现不好，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等，对错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以后其他人发言，大队干部只大队长戴恨农对我大肆攻击，其他两三个发言很少，书记也没有发言。学校的三四十个教师中只有两个小学水平民办教师批判我反对农业学大寨，反对华主席，大扣帽子，我对他们的发言一一回驳。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十一点多，最后只好草草收场。他们大概想整得我无法参加高考。但他们找错了对象，我何错之有？何罪之有？虽然我累，虽然我苦。虽然我准备不足，我已铁了心，决不屈服，决不回头，坚持复习，准备高考！ 这里顺便提一件事，那两个在会议上攻击我的民办教师，其中一人以后因水平太差混不下去离开了教师队伍。另一人在2015年，则38年后偶然在一个村集会上遇到了我，他长时间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欢迎我的到来，热情感人。开始我认不出他，后来终于认出了。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我心里的一股怒气消失了。他对人说，我以后虽有机会却没有报复他。参加高考，还必须过两个关，准考证不能被扣留，（戴长安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被大队长戴恨农扣住），政审要能通过。我先找了考场主考潘斯淡老师，请他把我的准考证直接交给我。当时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负责人叫戴度我很同情我，私下里叫我不用怕，政审由他负责，而且戴恨农不识字。因此，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高考的一天终于到来了。我们全大队有六十多名考生，考生中有好些是我的学生。我年纪最大。年青的考生有家长陪伴，喜气洋洋，我独自一人，灰头土脸，满脸倦容地进入考场。我的考桌很破烂，只有一个位置勉強可以书写。十一年的时间，考试对我已经很生疏了。刚开始我有些紧张，十一年的磨炼使我坚韧，受压害被打击激发了我的斗志，对理想真理的追求给了我动力，我很快地镇定了，按时顺利地完成了全部考试。当我走出考场时，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我衷心地祝愿我的祖国不要重演这一历史，希望我的后辈不要像我这样考大学，不要用血泪来书写答卷。第二场数学考完后，很多考生在考场教室前乱哄哄的，似乎有点晕头转向，我想我或许有希望。初选发榜了，全大队大专考生只我一人上榜。初选后再复选，淘汰其中的三分之二，三分之一最终被录取。经过很长时间的等待，我终于收到了迟到十一年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洪濑考点共有905名考生，只有4-5人录取为本科生。因为全大队只有我一人录取到大学，同事和亲朋戚友都来祝贺，同事们还凑钱请我吃饭，我真感谢他们。由于是冬季考试，1978年春才能上大学。当我带着简单行囊离家时，看着我眼前三个瘦弱的孩子，我有些心酸，本是照顾你们的时候，爸爸还要让家里供养去上学，苦了你们了，爸爸对不起你们。苦难的十一年过去了，未来的四年也不会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