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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语趣谈 闽南语又称福建话、闽南话、台湾话、福佬话、河洛话及鹤佬话，是发源于中国闽南（福建南部）的一种语言，属于古汉语、闽语的一种。 在语言学的分类上，中国语言学者多认为闽南语是一种汉语方言，西方学者多认为是一种语言，属汉语族。其在各地有不同称呼，例如在中国大陆一般是泛指福建方言、闽南语方言，只有在台湾被闽南族群称为台语或台湾话，在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则称为福建话。全世界讲闽南话的人数超过5000万，在世界热门语言排行榜中位居第21位。闽南话作为地球60种主要语言的代表之一被录制在美国1997年发射的“放行者”号宇宙飞船的镀金唱片上，到广漠无垠的星河中去寻觅知音。 学术上的闽南语是以最古老的泉州腔作为标准腔，但目前多数人认为厦门话漳泉二地及台湾人都听得懂，倾向于把厦门话作为“标准的闽南话”。 闽南语的使用者，主要分布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的潮汕地区及海陆丰地区、广东旧香山县的部份地区、广东西部、海南岛、闽西龙岩市区与漳平一带、闽东宁德市的福鼎一带、浙江南部部分地区、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的华人社群。 闽南语保留了相当成分的中国古代特别是唐、宋时期语言的语音、词汇，被海内外语言学者称为中国古代汉语的活化石。 西方学者一致认为，闽南语本身和其他汉语之间的差异非常大，以“同源词”当作指标来比较语言之相近程度，则闽南语和普通话之间的差异比英语和德语之间的差异还要大，其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与侗台语系各语族之间有着相较之汉藏语系而言更为紧密的联系。闽南语的形成是古代中原汉语和闽越族语言相融合的过程。现在的闽南语仍然保留很多古代闽越语的成份。 厦门大学闽南语学者周长楫教授与李如龙教授考证，现今的闽南语保留了一些古代百越语的底层成份，例如ka-cháu（虼蚤或蟉蚤，对应中文为：跳蚤）、ka-cho̍ah（虼蠽或蟉蠽，对应中文为：蟑螂）、ka-lēng（䴔鸰或䴔閵，对应中文为：八哥）、thô͘-kâu（土猴，对应中文为：蝼蛄）、tō͘-ún（杜蚓或土蚓，对应中文为：蚯蚓）、káu-hiā（蚼蚁或狗蚁，对应中文为：蚂蚁）、“ka-lún-sún（交懔损、加懔损、交懔恂或加懔恂，对应中文为：打冷颤）、phah-kha-chhiùⁿ（拍咳啾，对应中文为：打喷嚏）、tio̍h-ka-cha̍k（着咳嗾）等等。 从唐朝开始，泉州已发展为东方第一大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泉州。从此闽南一带和中东和东南亚的来往更加频繁。出洋的华侨把外乡的语言带到福建，时间久了，有的外来语的语词进入闽南语，成为闽南语的一部份。例如sat-bûn（肥皂，也叫作“茶箍”）、pa-sat（巴刹）、chi-ku-la̍t（巧克力）、chu-lu̍t（雪茄）、phia̍t-á（碟子）、tōng-kat（拐杖）、si̍p-pán-á（铁板手）、ba̍k-thâu（商标）、àu-sài（out side）（出界）、te̍k-sî（的士，台湾现多以闽南语发音称“计程车”kè-thîng-chhia）、pa-sū（bus，游览车，台湾对于市区的公用巴士有念“公车”的趋势）、má-tih（死亡）、gō•-kha-kī（骑楼过廊）、ka-po̍k/ka-pò•-mî（木棉）、ko-pi（咖啡）等等。 福建人比起其他省份移民人士更懂得入乡随俗。移民至广州或上海的外籍人士通常会学习广州话和上海话来和本地人沟通，不会强迫本地人说普通话，可是在政府的冷处理下，厦门岛内的新移民一般不学习闽南语。现今有些厦门年轻人的闽南语能力甚至不如某些东南亚的早期闽南移民后裔。 香港约有100万福建闽南人，单单泉州人就有70万，当中晋江人有40万，而福建人则有165万，加上80-100万是广东潮汕人、海陆丰人，闽南语系总共约200万人以上。若偶然听到同一祖籍语言，大家就都会同声同气。会说闽南语多数是年老长者，有些中年人说粤语时仍带有不少闽南口音，而年轻的几代因为教育、广播、政府机构中只允许使用广州话，闽南人也不再坚持本族群通婚。香港除了广州人以外的所有族群也已被迫改讲中英夹杂的港式粤语，而且没有机会学习母语。 有人说闽南话就是所谓的“河洛话”——一种上古时代的汉语。住在河洛地区的人叫“河洛人”，所讲的话叫河洛话，但河洛话为何会出现在闽南？河洛又是什么地方？ 汉初将东周旧都成周、洛邑两地改制，称为河南县与洛阳县，是以汉、晋以来统称之为“河洛”，我们一般所说的河洛，就是由此而来；在周朝时，河洛地区位居天下之中，故有中州或中原之称，因此河洛与中原本为一体，河洛人即是中原人，是最地道的中国人；河洛话是最纯正的汉语。 刘邦建国以后，才用“汉”做为朝代名称，但之前的各朝各代，却早已使用“汉”字，写“汉”文，说“汉”语；因此有人大胆推断，在宋朝以前的官话——古汉语（河洛话），就是当今的闽南话，被当时的“天下”奉为正音、雅言。 邱显聪博士曾用统计方法推论出河洛话基本上即为商代的商语，而粤语为周语。如果确认闽南语就是河洛话的话，则可说明闽南语保留了更多更古老的汉语。 孔夫子平常在家讲山东话，但是他在开补习班，教授诗经、书经时，或主持重大庆典时，一定是讲河洛话即现在的闽南语，论语述而篇有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即可证明，不信请看孔夫子所说的闽南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只有用闽南话念出来才押韵。 曹操的名诗《短歌行》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河枝可依”等句；如果不用闽南语诵读，就不见押韵，不合“有韵为诗”的标准。 唐诗宋词里，这种例子就更多了。比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刘禹锡的“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杜牧的“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王维的“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洛宾王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贾岛的“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林逋的“金谷年年，乱生春色谁为主？余花落处，满地和烟雨。又是离歌，一阕长亭暮。王孙去，萋萋无数，南北东西路。”柳永的“望中酒旆闪闪，一蔟烟村，数行霜树。残日下，渔人鸣榔归去，败荷零落，衰杨掩映，岸边两两三三，浣纱游女。避行客，含羞相笑语。”欧阳修的“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韩缜的“锁离愁，连绵无际，来时陌上初熏。绣纬人念远，暗垂珠泪，泣送征轮。长亭长在眼，更重重，远水孤云。但望极楼高，尽日目断王孙。消魂。池塘别后，曾行处，绿妒轻裙。恁时携素手，乱花飞絮里，缓醉眠步香烟。朱颜空自改，向年年，芳意长新。遍绿野，嬉游醉眠，莫负青春。”徐积的“水曲山隈四五家，夕阳烟火隔芦花。渔唱歇，醉眠斜。纶竿蓑笠是生涯。”王安国的“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满地残红宫锦污，昨夜南园风雨。小怜初上琵琶，晓来思绕天涯。不肯画堂朱户，春风自在扬花。”李清照的“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等等都只有用闽南话朗诵才有押韵，也才朗朗上口。 古代中国的文学作品里除了有“押韵”，还有“押声”，现在很多人恐怕都不知道了。如《今古奇观》四个字用闽南话念出来就是押声，而用现在的普通话则剩下第二个字和第四个字押声了。我们也来编一个：国光教改格局，用闽南话念有“押声”之趣，用普通话念就拗口了。 为什么古汉语——河洛话，会几乎原封不动的移到闽南地区甚至飘洋过海到台湾和东南亚各国？说来话长：秦汉时的外患为北方的匈奴，汉高祖曾被困“白登”七日，狼狈而逃，从此，自高祖以至文、景两帝，对匈奴皆采和亲政策怀柔匈奴，以求厚植国力；至汉武帝时，国势强盛，开始对匈奴用兵，使匈奴分裂成“北匈奴”和“南匈奴”两支。北匈奴逃至东欧，变成今日的“匈牙利”，南匈奴则内附，居住在陜、甘、幽、并诸地，汉人行政长官——“司马”是统治者。 匈奴人在汉官“把人当马”管理期间，吃足苦头，数百年积怨难忍，待到晋王朝因八王之乱、国家衰败之际，匈奴人“刘渊”最先发难，倾巢而出，首开五胡乱华之局，史称“永嘉之乱”（公元三零七年），中原板荡，衣冠士族，大量南迁福建泉州。中原的“衣冠八族“（林黄陈郑詹丘何胡）开始避难到福建的泉州晋江流域一带，他们把当时的古汉语如“有身”（怀孕）、“新妇”（儿媳妇）、“斟酌”（小心）、“鼎”（锅）、“箸”（筷子）、“失礼”等词汇带过来，成为最早的“泉州话”。少量“泉州话”就是那个时期的中原音参杂“吴楚方言”如水薸（phio5）（水瓢）、手ng2（袖子）、鲎hia（鲎壳做的水勺）和当地的“越语”（如，loo3（高）、san2（瘦）、lim（饮）、hiu3（洒））结合而成的，这就是“白话音”（俗读、白读）主要的来源，比“读书音”（文读）较早一些。 这批难民，把居住的地方叫做“晋安”，以遥祝祖国——晋王朝平安；把所在地的两条河川，命名为“晋江”及“洛阳江”，并在洛阳江上建洛阳桥，以纪念晋故国及故乡洛阳。明崇祯十三年，郡守孙朝让重修泉州洛阳桥并为之记，文中曾提到：“迄今遵海而居，横江而渡者，悠然有小河洛之思焉”。 三百六十年后（公元六百七十年），河南光州固始人、归德将军陈政及其子陈元光——开漳圣王，率领五十八姓、一百二十三员官吏、三千六百名步卒，经营闽南，剿抚盗贼及畲族。武则天垂拱二年（公元六百八十六年），经宰相狄仁杰奏请，准另置“漳州”；因“漳江”与老家河南临漳的“漳水”相似之故，是以“漳”为水名及州名，这是第二批有规模南下的中原人氏。 陈元光于二十一岁时继父业，尝娶畲族“钟氏”女以为安抚，然于五十五岁时，终为畲人所害，死后被封为“临漳侯”；“临漳”为其故乡，以其地临近漳水故名。 又过了两百年（公元八百八十年），河南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知、王审邽兄弟入闽，潮奏表归唐，封为泉州刺史，兴学劝农；唐昭宗赐为福建观察使，干宁年拜为威武军节度使，检教尚书大仆射，卒，季弟王审知代为正使。 王审知治闽时，延聘贤俊，建学四门，教闽百姓。审邽子王延彬建“招贤馆”，收留唐亡后之衣冠旧族，所谓“中原扰嚷不已，公卿多来依之”。五代以后，闽南泉州，成为唐末士大夫避难之所，台湾人好客之风，实源于此，这是第三批有规模的中原移民。 王审知治闽近三十年，四境安宁，不见兵革，唐末虽割据福建，仍然效忠大唐，唐亡后，终其一生，未曾独立，始终奉唐正朔，把治理的福建地方，称为“大唐江山”，简称“唐山”——大陆文革后期的唐山大地震，国外早期报道的时候，有人就以为是福建一带发生地震了，虚惊一场——这是漳州人及泉州人被称为“唐山人”的由来。郑成功在明末迁台后，亦遥奉明之正朔，因为被明王赐“国姓”，所以自始至终在所有公文上的签名都是“朱成功”，想必系受同乡先贤的启发吧！ 四百年前，福建人开始移民海外，有人渡过“黑水沟”到台湾，有人到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东南亚一带的华侨，除少量为广东江浙人士外，多是操河洛话的大唐子民——唐山人，因此东南亚诸国称中国为“唐山”。 但是有部分台湾人以为“唐山人”泛指“大陆来的外省人”，这可就牛头不对马嘴了。 河洛人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东晋以前，居住在大中原。五胡乱华后北方沦陷，留在北方的汉人同胞，势必“胡化”。如大唐李家于北朝时被赐姓为“大野”；隋文帝杨坚，鲜卑赐姓是“普六茹”，小字那罗延等等，都是实例。 由于统治者是“胡人”，所以汉人也得学讲“胡话”、“胡言乱语”、“胡说八道”、“胡搅蛮缠”，加上后来元、清两朝三百多年都是少数民族当政，他们势必把大量蒙古、女真的语言植入中国的“官话”里面，最终形成了现在“胡话连篇”的国语——“普通话”，由于“平仄紊乱”，“入声消失”，说话要“卷舌”、“撇唇”、“咬牙”、“切齿”，与汉语“出口成声”大异其趣。 朝廷过江诸人，建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时日一久，也必定和吴越人融合，血统语言纯度不保，可以想见。唯永嘉之乱后相率避难直奔晋安地区的河洛人，端赖福建多山、交通不便之故，得以保存较纯正的中原血统及语音。 古代，汉文字就像现在的英文一样，为万国通用语言，在中国大陆上，为狭义及广义的中国人所使用，各省的人，话不相通，但书可同文，然因“语不同音”，所以汉文不等于文言文，只有以河洛古音所发音的文言文才叫汉文，以中原正音所发音的近体古诗才叫汉诗。 细听闽南的河洛话，古朴典雅，都是作诗的材料；明朝时代，河洛话已有准确“八声十五音”的文字记录出现，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公式化的辨识“平、上、去、入、分阴阳”的“阴阳八调”。会讲闽南话的人，只要分得清平仄音，都是准诗人，略加教导，便能“听声辨八调”，立刻可变成作诗高手。 如果汉唐古人复活的话，能够和他们交谈的，只有说闽南话即古河洛话的人才行，说国语（普通话）的人，最多只能笔谈（用繁体字），而且最好的成绩，只能达到二成。 闽南语存在一些和现代汉语——普通话构词方式相反的词汇，如闹热、人客、风台、亲堂、骹手、头前、千秋、童乩、气力、冒仿、结气、弃嫌、寸尺、板模、胃肠、慢且、久长、加添、养饲、落衰、菜蔬、利便、运命、进前、臭酸、吓惊、布帆、暝日、衔头、下底、缘投等等。表动物之性别及物之阴阳者，一般以“公”、“母”二字附在其后，如鸡母、狗公，牛公（牛港）、羊公（羊广）、猪公（猪哥）。个别动物也用“角”等字，如“鸡角”表示雄鸡。 日语保留了若干中古的汉语词汇，而日语的汉字音中的“音读”多是在南北朝至唐朝时从汉地中原传入，有不少词汇发音与闽南语几乎完全一致。例如“世界”sè-kài，日语念セカイ（se-kai），“开始”kai-si，“世纪”se-ki等等，尤其在韵脚上更有相当多的例证，如宇宙、运动、便当、全部、了解等。 闽南话还有一些有趣的词汇，令外地人听了不知所以，如： 夕暴雨：午后雷阵雨，此词汇尚保留于日本，泉州人讹传为“西北雨”。
♦ ♦ ♦ ♦ ♦ ♦ ♦ 洪濑的童谣“天黑黑”把它腰斩了， 天乌乌，卜落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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