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风雨 见彩虹-------------潘顺源(香港)初10组【校友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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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风雨 见彩虹
经常有些老朋友见面时，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老潘，你真幸福! 你一家有五个医生，两个外科教授，两个博士，四个硕士。苦尽甘来，可以退休享清福了”。是的，知足常乐，我现在感到很满足。我幸运地考到香港医生执照，工作也较顺利，儿女都有较理想的工作。我的十二个内外孙都健康成长，两个外孙已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了，大孙女也已上大学，总算上天不负有心人，给我一个幸福的家。 初临香港 前路茫茫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加以国内落实“来去自由”的华侨政策，放宽出境的限制，不少内地毕业的归侨或侨属医生，纷纷申请来港，希望有个安定的环境。我也获准来港和家人团聚(我父亲为菲律宾华侨，我祖父母早年来港定居，妈妈和妹妹及我大儿子也于1962年来港)。我和我太太及四名子女于1973年3月29日来到香港。 当时很多人以为香港是个世外桃园，人间天堂，但刚到香港，却是困难重重，前途渺茫。我们虽有亲人可暂投靠，但一下子增加六个人，负担非常沉重，尤其住宿更是困难，我祖父虽包租一层唐楼，但家庭经济并不好，己分租给两户住客，孩子们只好在厅堂打地铺，我和我太太就暂时栖身在后庭一间临时搭建的约3呎乘6呎小小木板房。 七十年代初，全球经济衰退，香港陷入严重股灾，经济十分萧条，工厂纷纷倒闭。当时殖民地制度规定，不是英联邦毕业的医生，不准在香港行医。为了生活，刚到港几天，就开始找工，从北角找到鲗鱼涌，筲箕湾再到柴湾，几乎找遍所有工厂，都没人肯接受，回家感到万分伤心和无奈，既不能当医生，连做工人都没有机会，感到前途十分渺茫。我太太伤心得抱头痛哭，想打回头返内地，当时也曾有一些人，不堪经济压力及尊严受损而凄然离开。但一些亲友都好心地劝说：“既来到这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如再回国内，将来一有政治运动，很难交代。既来之则安之，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只好接受亲友的劝告，面对现实，无可奈何地留下来。 打工生涯 困难重重 为了生活，只好继续四处找工求职，但都失望而回。最后，终于找到我的老同学李民益先生，他是我中学和大学的同学，早于六十年代初期来港，在鲗鱼涌经营药厂，虽然当时香港经济萧条，他的生意也不好，经营也很困难，但看在老同学份上，仍热情地收留我。安排在药厂当推销员，能有一份固定工作确是非常难得，虽然每月只有八百元港币，也暂可济燃眉之急，帮补一家的生活费用。 当时能有份工做确是很高兴的事，但面临着重重困难，因初到香港，人生地不熟，广东话不流利，英文也很差，我在国内中学和大学都是选修俄文，来到香港才入读 [易通英语补习学校]，从头学起，当时班上大都是十来岁的小朋友，见到我都好奇地问：“叔叔，你怎么也来读这班”，我感到很尴尬，不知怎样回答他。 做个西药推销员，似乎很简单，但对一个刚从内地来港的人，其实并不容易，为了生活，只好积极面对。沟通困难，尽量学好广东话，努力补习英文；路不熟，就拿着地图边问边走，逐个诊所上门推销，中午就带个面包充饿，为了节省，经常车都舍不得搭，尽量步行。一年四季很少休息，走遍港九、新界及离岛各地，经常从早捱到晚。途中也曾经遇上几次危险，有一次在西环屈地街，遇上两个道友，见我提个公文包，以为里面有钱，一个从背后箍颈，另一个从前面抢我的提包，当时我出于本能反应，用手肘向后顶，刚好撞正他的心口，另一手向前推，两个道友都倒地，我立即飞跑，因那里道友成群，抢劫不成必会报复。果然有4-5个人一齐追来，幸好我跑得快没被追上。又有一次，在油麻地的一条小巷里，被一飞仔从后面箍颈，扼得很紧，几乎透不过气，我只好假装就范，等他一松手，我即抜足跑出大街，幸保不失。 白天工作，晚上及星期天又要上英语补习班或为病人做针灸，非常辛苦! 为了生活及培养子女，只好坚强地捱下去。 为了帮补家庭经济开支，我太太除了应付繁重家务外，还经常要上门为一些师奶打补针、做针灸及按摩，有时还要上门做私家护士。当时还到工厂接了一些手工来做，家里变成一个小型加工厂。晚上就全家总动员，孩子们做完功课也帮做手工，老二中午还要负责到工厂接货及送货。 经朋友介绍，我找到上水培侨中学，校长答应请我当学校卫生员及生物教师，但因路程较远，要在那里留宿。有了一份较理想的工作，应该很高兴，但不幸我祖父跌断大腿骨，伤口发炎，要天天换药，家里不让我全日去上班，终于失去一份较理想工作的机会。 当时世界掀起一股针灸热，我在国内曾学过针灸，在香港也利用工余进行针灸治疗，也曾到菲律宾开展针灸工作。后来有位日本大商家来港做生意，他有多年坐骨神经痛，经朋友介绍，我为他治疗后，有明显好转，他很高兴，刚好他有个小舅子是日本柔道冠军，很喜欢开展针灸，所以他想请我到日本发展这门生意，我也欣然答应。但由于我还没有香港的正式护照，本来无法得到日本签证，后来他亲自带我到日本领事馆，日本领事见到他的卡片，还亲自出来接见我们，很快就批淮。 不久，我到日本开展针灸工作，先在东京开设「中国针灸治疗院」。初到日本时困难也不少，虽然每月有两千美元工资，但当地的生活水平很高，为了节省开支，我舍不得住旅社或租房住，只好住在诊所内。那里是商业区，晚上全条街只我一个人住在那里，后来想起来真是可怕，万一有事不知如何是好。
语言不通，在生活上和工作中造成很大的困难，只好努力学习日语，经过两个月的苦学，终于可以初步和病人沟通和应付简单的日常生活对话。 日本人很有生意头脑，他们大力宣传，当时东京的街头，车站和地铁上，到处都可见到大幅的「中国针灸专家潘顺源」广告，吸引了不少病人，生意很好，平均每天有六七十个病人， 虽有两位日本针灸医师协助，但都很忙，我从早到晚要治疗二三十个病人，经常累得腰酸背痛。 他们看到这门生意有发展前途，于是又在大阪和神户开设两间分院，还准备再开几间专为中风病人的针灸疗养院，我经常要在东京，大阪和神户之间穿梭。 为了保证生意的稳定发展，他们希望我全家移民到日本，同时帮我办理申请手续，也签了五年的合作合约，条件很不错。但当时一些内地来港的医生，正准备展开争取合法行医的斗争，我原来的药厂老板李民益先生也是发起人之一， 他是我的旧同学，知道我在学校曾当过学生会主席，热衷社会工作，所以动员我回港参加斗争。当时虽然香港环境仍然很差，在日本有较好的发展前途，但是为了打破不合理的殖民地医疗制度，为了争取合法权益，希望能做回本行，我毅然决定的放弃移民日本的好机会，回到香港参与斗争。 团结起来 进行斗争 为了更好更快地争取到合法权益，我和一些内地的来港医生一起，积极筹组「香港非英联邦医科毕业生协会」。当时香港的医生非常缺乏，四百多万人口只有二千七百多名注册西医(其比例仅1630比1)，远低于一般国家水平。而当时内地申请来港医生就有一千七百多人，他们都是在医学院受过五年以上的正规医学训练，且大多有丰富临床经验，但却不能为香港同胞服务。为了打破这不合理的殖民地制度，大家分头发动内地来港医生，我利用药厂当推销员机会，联络到很多人，大家激情满怀，同心协力，终于在1974年10月正式成立自已的组织「香港非英联邦医科毕业生协会」。当时就有五百多会员，我也是常务理事之一。协会以院校或地区为单位进行活动，每二三个月举行一次大会，大家团结一致，出谋献策，斗志高昂。 我们将内地医学院校的教材和香港医学院的教材作比较，证明没有多大差别，并不厌其烦地向传媒，行政立法两局议员和一些医学界人士解释，说明内地来港医生是受过五年正规医学教育和严格训练的正式西医，完全可以为香港同胞服务。除了多次在报纸杂志刊登文章阐明观点外，并参加香港电视台的“针锋相对”辩论， 同时组织两次游行请愿，取得社会大众的同情，也得到一些开明议员的大力支持。最终逼使香港政府修改了沿用几十年的殖民地医生注册制度，同意非英联邦医生通过考试取得执照后，可在港行医。尽管考试过程非常苛刻，录取率很低，但毕竟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面对现实 艰若奋战 虽然大家都意识到考试是一个陷阱，但在无其它选择下，只好积极面对，加紧准备。当时 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医生执照试，终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开始举行第一关考试，当时有一千一百多人参加，考试内容非常广泛，既有生化、药物、生理及病理等基楚理论，还有内外妇儿各科的临床知识，难度相当大，一千多人只有近二百人过了第一关。 我幸运地通过了第一关考试，但接下来五月份就是第二关英语考试，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困难，因为我中学和大学都是修读俄文，虽然来港后曾断断续续地在「易通英语补习学校」学习一点英语，但要应付这种考试确是不容易。我只好在药厂组织一个补习小组，白天工作晚上学英语，常常到深夜。为了节省时间，晚上就在药厂沙发睡觉，其辛苦可想而知。虽然经过两个月的拼搏，英语有所进步，但由于没有基楚，所以第二关终于被卡住。过不了第二关，就不能参加第三关考试。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加以沉重的工作负担和紧张地准备考试，身体终于抵受不住而病倒。上腹胀痛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两个月内瘦了二十多磅，多次进出玛丽医院，曾经怀疑患上胃癌、肝癌或胰腺癌……等。 由于当时设备还很差，一直得不到正确的诊断，精神压力更大。以后又到广州中山医院及上海华山医院住院检查治疗，最后诊断为严重胃炎，但因当时还不知道幽门螺旋菌是主要病源之一，所以不能得到对症治疗。 经二三年的反复就医都没有明显好转，在经济、健康和考试的多重压力下，病情不断反复，无可奈何只好边治病边工作边准备考试，幸好上天不负有心人，终于使我拼过英语这一难关，得以进入第三关的临床口试。第三关也并不容易，分内外妇儿三大部份，每一部份有两位教授主考，通常都是穷追不放，难度很大，我终于幸运地闯过了这一关，于1981年通过了三关全部考试，开始一年半的临床实习，上了五十岁才做二十多岁的实习医生工作，是有不少困难，只好硬着头皮去面对。最终于1983年3月顺利地完成长达一年半实习，取得了多年来所争取的香港医生执照。
雨后见彩虹 迈步从头越 取得医生执照后，获卫生署分配到筲箕湾赛马会诊所，本来是一份较好的工作，很多人求之不得，但不幸我妈妈得了白血病并发肺炎，病情恶化要入院治疗，我向卫生署暂请一个月假，以照顾老人家，但不获批准。当时心里很矛盾，也很难过。见到妈妈那么辛苦，我最终决定放弃这一职位，陪妈妈最后一程。但为了家庭经济，只好先找两份兼职，早上在石澳街坊福利会诊所及中华煤气公司诊所工作，下午照顾我妈妈。到了1983年6月妈妈过世，办完了其身后事，我便在北角新都城大厦租了一个单位，创办自己的诊所。
万事开头难，刚开业时很多事要办，开支也较大。初时病人又不多，困难不少。我每天抽出二小时先后到工联会医疗所及华革会医疗所兼职，一天要工作达十小时以上。为方便病人，争取客户，星期天及公众假期都照常上班。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奋斗，诊所渐趋稳定，业务也有所发展。为了避免受不断加租的影响，保证诊所的顺利发展，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买下诊所物业，同时也换了新的住所，总算是雨过天晴渐露曙光。 我的病人大多是中下阶层的老乡，经济并不很好。由于我自己也曾捱过穷，受过苦，深深地体会到他们的困难，诊费尽量维持在较低水平，并尽量提高疗效，使他们尽快康复，得到了很多病人及家属的信任和支持，有些竟成了好朋友。鉴于有些病人因慢性劳损而长期筋骨酸痛，为减轻他们的痛苦，减少他们的负担，我特地成立一个物理治疗室。记得我妈妈患病临终前，我刚好拿到正式医生执照，她问我：“你那么辛苦考到了什么执照?”我把那张执照拿到病床前给她看，她望了很久，轻轻摸抚着，流下热泪地说：“有病很辛苦，以后尽量帮助病人， 减轻他们的痛苦，减少他们的负担。为纪念我妈，我把它命名为[慈恩物理治疗中心]，并题上<慈母遗愿今已偿 恩泽广众报春晖>，以策励自己。 我的病人有不少来有自新界离岛，他们有些是听亲友介绍慕名而来，有些则是搬离港岛的熟客，他们仍不离不弃地跟着我，我经常劝他们不要那么辛苦长途跋涉来找我，他们都说因为对我有信心，使我非常感动。 虽然我已是该退休的年龄，子女及亲友也劝我退休，过下安逸的生活，但我实在舍不得放下这些病人，且自己身体还不错，还可以胜任日常工作，能继续为病人服务，也深感安慰，所以我暂时还是不想退休。 维护权益 继续努力 虽然有了正式医生执照，可以名正言顺地行医，但在医务界中，仍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对待，为了维护大家的合理权益，我和一些热心的执照医生一起，积极筹组自己的组织。当时也曾遇到一些阻力，有些人不希望我们有自己的组织，千方百计加以阻挠，分化和破坏。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排除一切障碍，于1995年成立了<香港医务委员会执照医生协会>。我也得到大家的信任和支持，被推选为第一副会长。并连任达十五年。我国协会积极参与香港医学界及社会上的各种活动，显示我们这新生力量的活力，使我会的威信和社会地位得以不断提高，成为香港的主要医学团体之一，有多位理事已晋身为香港医学会会董及香港医务委员会委员。并运用我们的优势，加强和内地的医学团体及各界的联系，进行学术交流，提高医学水平。同时也关心祖国，积极参与爱国爱港活动，有多名医生获选为多个省市政协委员。看到我们协会迅速发展，蒸蒸日上，能为我会在发展过程中献出点绵力，深感安慰。
子女成才 家庭幸福 初来港时，既要维持一家生活，又要培养子女读书，相当困难。幸好子女都很争气，他们初来香港时，虽然难以适应，加以没有英语基础，学习上非常困难，但人穷志高，勤奋学习，终于很快追上。 当时为了帮补家庭经济，经常接些手工来做，家里成了小型加工厂。孩子们晚上做完功课后还要帮助做手工，第二孩子中午还要负责到工厂交货及取货，并利用暑假兼职打工，有的孩子还利用课余帮人补习，以帮补家庭经济。 虽然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但他们都勤奋努力，刻苦学习，并取得优秀的成绩。老大和老二都分别留学英国和美国，取得计算机硕士学位，从事计算机工作，有所成就。女儿因为当时家庭经济困难，高中毕业后，即辍学工作帮助家庭。她虽学历不高，但凭她的智慧和奋斗，现已是香港美国花旗银行一个部门的主管。老三成绩更是优异，小学时，每年都是第一名，中学进入香港名校[皇仁书院]，也是名列前茅，年年都有不少奖学金拿回帮补家庭。中学会考时，考取8A1B的佳续(因疏忽，中文科漏做一题，未能进入9A状元，他深感遗憾) 。高考时，他不幸患上急性气胸，考场设在四楼，没有电梯，只好请两位朋友帮助抬上考场，他虽然身患重病，竟以四科全A的优秀成绩考入香港大学医学院，并获得五年免学费的奖励。在校成绩也非常优异，毕业后，获分配在香港玛丽医院外科工作。对肝胆胰疾病深有研究，并有较大成就，尤其对肝癌更为突出，经常接受本港报纸杂志社及电视台的访问。在国际上也颇负盛名，不少内地及外国病人特地慕名来找他治疗。他经常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发表不少研究成就的论文，美国外科学院根据他的成就，特授予『美国外科学院院士』荣衔。为帮助肝癌病人，他创立香港肝癌基金会，为该会创始人及主席。他现在是香港大学医学院外科系讲座教授及玛丽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他太太也是该院的外科助理教授，他们两人都取得香港大学的博士学位；老四也是香港大学医学院外科系副教授及玛丽医院结直肠外科名誉顾问医生，他太太是皮肤科医生，大家赞赏我们是一门五杰的医学世家。
我的十二个内外孙，都健康地成长，最大两个外孙已大学毕业，分别在意大利银行及美国花旗银行工作；大孙女也已上大学了，攻读法律。 子女都很孝顺，虽然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工作也很忙，但都很关心父母，经常抽空来看望我们，每星期五是我们的家庭日，全部子孙欢聚一堂，非常热闹，特别温馨。我们每年都有二三次外出旅行，环游世界各地，廿多年来，几乎走遍了世界各著名城市和景区，儿女们虽然工作很忙，但都尽量争取时间，带同子女一家，陪我们一齐旅游，共享天伦之乐。 苦尽甘来， 上天终于不负我，带给我有这个温馨幸福的家，令我深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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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