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顾(一)--------------黄文法(马来西亚)高七组【校友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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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顾(一) 艰苦人生 幸福晚年 今天是2013年元旦佳节，11个孙儿女聚集在我家中，嬉戏玩乐。大孙女、二孙女从旧照片堆里拣出我以前的二张毕业照，寻找哪位才是“阿公”，她们各持已见。二孙女要我指出谁的选择才是正确的。我给予指证后，手持着两幅旧照感触良多，不禁勾起了我对五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的回忆……。
1963年1月13日，吉隆坡金陵酒楼大厅里传来阵阵的笑声夹带着划拳猜酒令的呼喝声，而二楼上，播放着音乐的优美旋律伴随着咚！咚！咚的舞步声，歌星在引吭高唱着甜美的歌声，这一切声音混杂着就像是一首交响曲不停的传入西湖厅内…… 而此刻西湖厅正在举行半山巴立信商学院第廿届毕业典礼。院长郭五峰不得不提高嗓子宣布着“……在本届中有三位特别优秀学生，他们是本校学生的榜样，大家应向他们看齐。第一位黄文法同学，还有刘汉昌同学和茹绍仁同学。由本院颁发奖状以资奖励……。”在众人眼光注视下我从郭五峰院长手中接过了奖状和毕业证书。我是在做梦吗？脑海里不由得却浮现起1958年的另一幕情景，我陷入沉思中……。 新生入学典礼正在进行中，那是1958年的夏天，炎热的天气，使人不住淌出热汗来，校长郑明端在讲台上兴奋地发表他那长篇讲辞，谈到本校教育程度方面，他越讲越起劲，激动地提高嗓子说：“在今年的联合招生中，我校总成绩73.6分，名列南安县前茅，更使我校骄傲的是在全县的廿三所中学，四千多名的考生中，我校有三位学生名列前十名之内，他们是第一名林贻森同学、第三名王斐凤同学、第五名黄文法同学。除了王斐凤同学录取于泉州第五中学，林贻森同学和黄文法同学均录取于本校，分别编入高七组一、二班级里。这两班也是我们国光中学有史以来的‘试验班’。要在两年内完成三年的高中课程，和高六组的同学们一起毕业去投考大学。希望两位同学能在班上引领同学们在学业上更加努力，创出更好的成绩，再接再厉，为本校争光……。”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会不会听错了？这不是真的吧！两旁的同学把眼光都射到我这边来，似乎刚认识我一样。直到身边同学推我和林贻森同学上台接受表扬，台下掌声不断，我才觉得如处在九霄云中，无比兴奋，但我也很自信，要在这两年里更加努力学习，以更好的成绩来报答学校对我的期望及父母的栽培。不幸的是政治运动接踵而来，永无休止，整天开会、讨论，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写大字报、反右倾。大炼钢铁，上山砍柴、烧炭八都山深山中、下乡劳动、政治挂帅，领导只注重“红”( 政治思想好) 、放弃“专”(学业) 。只要红得透，学业无关紧要。“试验班” 也因学习时间不足流产了，打回原形，恢复三年制，对此我感到非常灰心、失望。 对政治不感兴趣，又是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的我，自然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冲击，不止挨批评，甚至被批判为政治思想落后者。要进步吗？就得跟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线，脱离关系，创造条件申请加入共青团。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我虽然是个养子，但自幼受养父母的疼惜和呵护，没有家庭的温暖，怎能有今天的我！家庭成份“工商业家” ，并不是什么罪过，我想，国家！国家！国要爱，家当然也要爱嘛！(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工、农、商、学、兵组成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何故商人要受排斥之外、受到歧视呢？) 但在这样一片红旗飘飘的大环境下，唯有满腹辛酸艰难地渡过三年，总算完成高中课程毕了业，在学业上虽是优异的成绩，但在政治思想上的评语却拿了个“丙” 毕业了。
在1961年毕业典礼上，我又被学校当局在讲台上指名冠上“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我顿时感到如掉进冰窖中。我泄气了，在这样政治环境下，(只要是共青团员、党员，家庭成份是贫、下、中农，或工人阶级子弟，不需学业成绩优异，只要思想“红”得透，就有机会保送进大学，不必参加高考，直接进入大学。我班上的陈瑞良、潘再友，黄道扬三位同学就是未经高考即保送至军校、农校就读的例子。)我还有什么希望呢？大学门槛是跨不进去，在国内我的前途是渺茫。只好另谋出路，黯然离乡背井，由拱北海关踏出国门，经澳门乘搭小船偷渡香港小住数月，同年飘洋过海到达马来西亚。 半山巴商业学院毕业后，我先后任职一间酒行和一间糖果批发商的会计部。1969年马来西亚政局动荡，首都吉隆坡发生种族暴动，排华势力高涨，没有公民权的华人工作受到歧视和限制、申请工作准证不获，我失去工作，但没有灰心，1970年我用有限的资金贷购一辆二手小型面包车，租间小屋，创办起“振南发公司”，驾着小面包车到穷乡僻壤去推销糖果之类小商品。从头打拼，在资金不足，言语不通，英文、马来文全无基础。与异族人士沟通极为困难，常常要用货品展示，比手划脚，以示价格。不免造成笑话百出，啼笑皆非的局面，开发货单时马来文不懂得写，只能请教马来人。凭在国光中学书写俄文的基础，还勉强应付得来。结算时用算盘结账又快又准，(当时计算机尚未流行，华埠唐人街有句谚语“白天算盘声，夜晚麻将声，”马来社会更是鲜少人会使用) 这倒引起马来人好奇与好感。在这条件不如人的情况下，不怨天尤人，我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觉得“与其生气不如争气”，“认命不如拼命”，才有出头之日！ 在贤淑妻子林金珠的支持下，我们同甘共苦地展开一轮新的奋斗，别人家一天工作8小时，我夫妻俩经常从凌晨做到深夜，为养育六个子女，再苦也要打拼。我早出晚归，顶着赤道焦阳，冒着蕉风椰雨，凭着在国光中学大炼钢铁时炼出钢铁般的意志，勇往直前！而妻子在家要看顾六个儿女日常生活，带领去小学、幼儿园，还要帮忙整理安放供应商载送来的货品，常常到深夜才有时间洗涤衣裳。忙得不亦乐乎！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马来西亚当局对华校采取歧视和逐步消灭的政策，不仅不给津贴，还设下诸多限制，华校毕业生没有出路，当时不少人屈于政府高压政策，把子女转送入马来文学校、英文学校就读，但我始终认为华人应接受母语教育，要支持华校，坚决把子女一个个送入华校。虽然负担沉重，也要苦撑下去，同时动员朋友也要把子女送入华校。 改革开放以来，祖国日益强大，华文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在日益受到重视，儿女们懂得华文，会讲华语也受益不浅，在美国留学的两个女儿，修完学士、硕士课程，留在美国工作，她们回来省亲时常心怀感激地说：“老爸，你的选择是对的！”我也不失时机地教导儿女们：“你们要牢牢记住，让子孙世世代代都要接受母语教育，绝不能放弃中华文化，这是海外龙的传人的神圣职责。有了母语教育，才能保持与祖国人民的沟通，不忘祖根，永怀一颗中国心！”我也时常在儿女面前提起在国光中学学生时代的生活情景，说起校主李光前先生的爱国爱乡的伟大情怀；老师们的谆谆教导、精心培养；与同学们互帮互学、和睦相处的温馨快乐的美好时光。要儿女们记住中国，记住国光中学！
2013.1.2 于吉隆坡 |
责任编辑：余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