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岁月的时空3-----------郑波光(厦门)高五组【校友文萃】

太原岁月的时空3

《文学评论》发表处女作
学术、人生境界一步登天
——太原岁月的时空3
感谢《文学评论》著名伯乐陈骏涛先生
郑波光 （厦门） 高五组

    1976年4月，国务院教育部正式批准山西太原师范学校，升格为太原师范专科学校，由原来的中等教育上升为高等教育。太原市很聪明，让太原师范专科学校成为新的高等学校，原来的太原师范仍然保留。实际上是让一个学校变成两个学校。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归山西省教育厅管，太原师范还是归太原市教育局管。绝大部分几乎全部仪器设备硬件都归太原师范，因为新学校可以由上边拨款另外购置。师范校舍不变，还是在老军营不动。

    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另外在太原市中心侯家巷落脚，就是老山西大学的旧址，也就是当年使用庚子赔款建起来的哥特式建筑教学大楼校舍，还有东小院、西小院，有“庭院深深深几许”那样一种感觉，好几层小院。当时是学生宿舍、教工宿舍。太原师范老师分为两拨，一拨到太原师专，一拨在太原师范。我和夫人坚定到太原师专。因为一时还要住在老军营太原师范，所以上班上课还有孩子上幼儿园都要走半个小时的路，到侯家巷学校去。中文系安排在西小院。为了安静写学术论文，后来我星期天常常在西小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写论文。夫人为了让我专心，星期天她带孩子去看电影，或者逛公园。我的《王蒙艺术追求初探》《史剧理论与悲剧理论的区别》这两篇《文学评论》发表在学术界产生影响的论文都是在西小院写的，夫人还记得中午还从老军营大老远给我送过午餐饺子。

    那时很辛苦，尤其是夫人每天上班都要骑自行车，带着孩子到师专幼儿园。那时师专没有宿舍，夫人还要带着孩子中午回来吃午饭，睡午觉，下午再去，晚上再回来。一天骑自行车往返两趟。夏天下大雨，冬天下大雪，风雪无阻。虽然辛苦，但是当时很愉快。现在人们喜欢说“幸福指数”，在太原时，我们的工资都不高，但是今天回过头去看，当时的幸福指数可以说比现在都高。

    1978年4月，太原师专成立以后，学校积极筹备。中文系主任由北京大学中文系1958年毕业的成立老师担任，他让老师们报专业，我报文学理论，结果还有赵廷鹏、郭政两位老师也是报这个专业，他们年纪都比我大，这个专业编制两个人，领导动员，我退出，改报现代文学。

    这个时候已经五月底。正好厦门大学召开现代文学教材协作会议，邀请派代表参加。因为已经定下让我开现代文学课程，所以中文系主任成立就派我去厦门参加现代文学会议。会议6月9日到22日在厦门市鼓浪屿第三干部招待所召开，地点后边就是著名风景区鼓浪屿港仔后海滨浴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性高等学校学术会议，一下子把我的学术思想提到一个高等的水平，这是中等教育不可同日而语的，我的精神几乎处在陶醉的状态。在会上，我聆听许多国内一流学者的报告，印象最深的是上海钱谷融先生《文学是人学》，南京资深老教授陈瘦竹先生《喜剧类型》《喜剧与笑》，还有两位当时的青年学者黄修己和陈漱渝在会上的辩论，在这个会上，我第一次认识《文学评论》编辑陈骏涛先生。我在会议笔记6月17日记一笔“下午《文学评论》的福州人来我们宿舍坐。”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只感觉这个人为人低调、平和，没有架子，好接近。我热气腾腾开完会回到太原，结果系主任告诉我，现代文学已经由尤敏女士和张谦老师担任，让我又改教当代文学课程。他们两人也都比我年纪大，我把会议大量现代文学资料都送给他们。我拜访山西大学当代文学老师刘梅文大姐，刘女士非常热情接待我，我就投入当代文学的备课工作。

    我们原来都是中等教育教师，现在要胜任高等教育的教学工作，都要付出巨大努力。当代文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由于27年尤其文革十年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当代文学麻烦多，资料大多不能用，没有教材，教材要自己编。学校图书馆资料少，我只好经常跑山西省图书馆。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三闾大学，赵辛楣嘲笑方鸿渐备课认真，“把教案当著作来写！”其实，我就是把教案当著作来写的。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果，学生们发现，本来认为最没有听头的当代文学，反而最有听头。学校团委会出墙报，中文系学生给全系教师讲课效果排队，我被排在第一位。

    从1978年下半年到1981年上半年，我辛辛苦苦上两三年课，教案大约25万字。其实是我学术的准备和磨练。1981年5月6日下午我在太原师专大礼堂作学术报告，题目是《王蒙的艺术追求》，这是太原师专第一位自己的教师作学术报告，学校很重视，校长曲咏善，党委书记姚福林、副书记王振东，中文系全体领导、老师和学生，还有外系老师学生参加，我的学术报告可以算成功，《太原师专报》，分两期全文登载了我的报告。正好中国当代文学学会要召开1981年年会，山西大学刘梅文老师不去，她把她的代表名额给我，让我参加。我用一个星期时间，把我的学术报告改为学术论文，题目《王蒙艺术追求初探》，中文系主任批准，系务员女士帮助打印150份，我帮助山西大学刘老师带她的学术论文也是150份。我一个人带着沉甸甸两份论文，冒着酷暑，经武汉到江西庐山，参加1981年6月20日至7月6日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庐山年会。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拨乱反正，社会风气好，学术风气正。这是我第一次带着学术论文郑重其事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会务组很认真，阅读论文，把当时的热点论文确定两个专题：一个是王蒙的艺术创新（借鉴意识流艺术手法）；一个是关于农业合作化题材的小说。每一个专题确定五位代表在大会发言。我被确定为支持王蒙艺术创新的代表，第一位发言，发言后，产生了比较好的反响，大会《简报》做了比较详细介绍。

    很高兴这次会上又见到《文学评论》的陈骏涛先生，他不单听了我的大会发言，而且会后还跟我作了长谈。很幸运，散会后，我们正好一起坐江轮从九江到武汉，船上我们房间住隔壁，在船舷边我们多次交谈。因为我喜欢文学理论，所以比较关注《文学评论》，一次交谈，我直言不讳说，我感到《文学评论》特别关注中国古典文学，还有外国文学，不大关心中国当代文学。没有想到，陈先生马上接受我的意见，很虚心的说：“这是我们工作的不足，我们以后注意。”他说的不是应酬话，而是马上实践，回到北京，他就准备发一组庐山学术年会文章，一篇是支持王蒙创新，就是我的《王蒙艺术追求初探》；一篇是提出不同意见，1982年1月份《文学评论》第一期就发表，我是支持的观点，刊物放在第一篇，另一位是不同意，放在第二篇。明显表明刊物是支持王蒙的艺术创新的。

    《文学评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是最高文学理论刊物。在厦门大学读书时，我们都感到它是高不可攀的。万万想不到，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处女作竟然能够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真是一步登天了！这不光是学术成果一步登天，而且是人生境界一步登天。我要感谢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代，感谢那个时期的《文学评论》不是高高在上，而是礼贤下士，他的编辑陈骏涛先生就是一个代表人物，后来我发现，当时的《文学评论》绝大多数编辑都跟陈先生一样敬业，热心发现新作者，扶持新作者。尤其是陈先生，他不知帮助多少人，包括后来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博士导师陈思和教授，就感激过陈骏涛先生的帮助提携。我要特别感激陈先生，还因为这篇文章以后，我还有两篇文章都得到他的帮助发表了。我的学术层次也是在《文学评论》的肯定扶持下，一步一步向上推进的。作为中国最高文学理论刊物的作者，我对《文学评论》永远怀着感激感恩的心情。

    因为我在《文学评论》发表的三篇文章，都是上世纪80年代在太原，这就成为太原时空给我留下的最珍贵的记忆，最美好的记忆。

    上世纪90年代我离开太原回到厦门以后，1994年6月 福建省文联在石狮召开“郭风作品研讨会”，我和陈骏涛先生一起参加会议，这里我上一张我们会上的两人合影。1997年更加难得，陈骏涛先生和夫人一起来厦门大学参加女性文学研讨会，当时我是集美大学中文系主任，特地请陈先生到集美大学中文系作学术报告。还陪陈先生与夫人一起游览集美陈嘉庚公园。陈夫人热爱生活，很有情趣。这里上当年几张照片。十分亲切难忘。

2012•6•22•厦门前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