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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访郑朝宗，谈钱钟书 孙雄飞编剧的十集电视连续剧《围城》放映后，街谈巷议，人们争相购买《围城》，学术界出版了《钱钟书研究》刊物，在“钱学热”中，我访问了“钱学”首倡者、著名学者厦大中文系郑朝宗教授。 郑老先生在他的书房接待了我，他兴致勃勃地给我谈了他和钱钟书先生交往的几个片断，披露了报刊上未曾刊登的史实，也谈了“钱学”的由来。 郑老教授说：关于《围城》的评论和《钱钟书研究》可以看出版的的书、刊，我谈与钱先生交往的一些事。我认识钱先生和首倡开钱学研究的课是一种偶然，但偶然中包含着必然。人往往有某种机会和缘分，这种机会和缘分却成为开拓某一种事业的开端。 解放前，我考上清华大学外文系，当时生活十分清贫，我得到福建的奖学金的赞助。钱钟书相比我早三年考上清华大学外文系。在清华，我们并没有什么交往。钱是江苏无锡人，我是福州人。他父亲钱基博，是桃李满天下的国学大师。曾任国立兰田师范学院教授，这所学校在湖南江西边界，正是《围城》中所描写的“三闾大学”。钱钟书小时候聪明好学，对林（林纾）译小说和西洋小说很有兴趣，钱是个奇才，中、英文作文的成绩很突出而数学仅考了15分，清华大学录取新生规定，一门零分不录取，多亏罗家伦校长破格录取了他。有的现象很奇怪，陈景润是个数学奇才，但生活其他方面知识却非常贫乏，钱先生是个奇才，记忆力惊人，数学很差，这现象文学史上不乏其例。 在清华读书，钱钟书十分超绝，如鹤立鸡群，文名誉满清华园。我曾写了一篇文章《记钱钟书》，说他“读书之多，才力之雄，实为有学生以来所仅见。”当时吴宓教授也推荐他在年轻一辈中是“人中之龙”。钱钟书终日在学海中遨游，博览群书，文史哲词典，逐条念，念了过目不忘。他学贯中西、新旧学、尤精于哲学、心理学，考试成绩名列前茅。 1933年，钱钟书清华大学毕业后，到华侨大学任教。1935年，钱兄考取英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1937年，他撰写比较文学论文获得牛津大学副博士学位。转赴巴黎进修一年。 1938年抗战爆发后，钱钟书回国，到昆明西南联大、湖南兰田师范学院等任教。著名学者许国璋回忆当年听钱钟书讲课“笑谈风生，妙语联珠”，“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文如其人，钱钟书的小说语言风格也是机智，幽默，巧喻隽语妙趣横生。 1939年秋，钱钟书由昆明回上海探亲，转赴湖南兰田任英文系主任兼教授。文学是生活的反映。钱先生这段抗战“流浪汉式”三闾大学生涯成为《围城》的生动素材。在兰田教学之余暇，开始写《谈艺录》。饭后同三五好友，纵论上下古今，口若悬河，富有灵感和幽默感。 1941年暑假，钱钟书回上海，恰逢珍珠港事变突发，孤岛沦陷，钱兄一时没找到工作，当家庭教师，续写《谈艺录》，创作小说、散文等。与此同时，我清华毕业后在厦大任教，学校挨日军轰炸，我逃亡上海，在一所英国教会办的雷士德工学院附中任教。有一天，我与钱钟书相逢，钱兄问我对严复、林纾学人熟悉吗？我说，我是福州人，很喜欢他们的书。于是，我们谈得十分默契、投机。分手的路上，我对钱兄提起，我所在的附中缺一语文老师，校长委托我找一个，钱兄愿意吗？他说，他堂兄老婆的小舅子在苏州，他是章太炎的学生，日本人占领苏州，为逃抓壮丁，他巴不得离开。这次偶然的相会，却成为我写钱钟书小说书评的一个契机。 抗战结束后，钱兄出版《人、兽、鬼》小说集，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我看完小说后，用林海为笔名，在《观察》发表了一篇书评《〈围城〉与Tom Jones》，我写得较谨慎。文章发表后，钱兄与夫人杨绛正推测“林海”是谁呢？过了一段时间，我写信给钱兄，说我写了一篇署名林海的文章看到了没有？这是《围城》的第一篇评论文字。 人是有缘分的，我这篇文章却又成为研究《管锥编》的起因。当时我写这篇书评，才30出头，《观察》刊我这篇文章后就封刊了。 解放后钱钟书先生于1952年调到社科院外国文学组任研究员。1958年出版有特色的《宋诗选》注，主持编写《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文革中下放到河南干校。1972年8月《管锥编》定稿。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10月，我出席四届全国文代会。有一天，在我住的宾馆里，钱钟书托人把皇皇四大册，洋洋百万言的巨著送来给我看。人是有缘分的。没有《围城》的评论就没有《管锥编》的看稿任务，不过，这个任务太繁重了，面对几尺高的书稿，我深感到这是钱兄对我的器重和信任。我抓紧一切时间看书稿。《管锥编》是钱老最杰出的一部学术著作，它比“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的《谈艺录》内容更丰富，文体古奥，运用比较研究方法，鉴别、察流、溯源，旁征博引，探究古今中外相似的文学原理和文学自身规律。 北京开会返校后，厦大首批招硕士研究生。给研究生开什么课呢？我想就研究《管锥编》吧！于是，我给研究生讲《管锥编》的方法论，蕴含深义，叫学生从钱学中学治学方法，可以终身受用不尽。这章绪论以后还整理成《研究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上一种范例》，刊于《文学评论》1980年第六期。第一批研究生中，甘肃的陆文虎勤奋写作，他的《〈围城〉内外——钱钟书的文学世界》就是“钱学”著作中的一种。 “钱学”研究刚开始，真知者尚寥寥，十多年来，“钱学”文章已有数百篇，形成了一支研究队伍，电视剧这现代化传播工具使《围城》家喻户晓，雅俗共赏，又对“钱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钱钟书热”果真热起来了，这是值得研究、发人深思的一种文化现象。我认为，古今中外大学问家不少，章太炎是有学问的，但他无惊人的创作。有的小说家却不是学问家，如塞万提斯等，钱钟书是大学问家又是学者型小说家，创作与学术成就都达到很高的水平，这是很罕见的。老前辈中，善诗文的不少，但不会写新派小说，而钱老的《围城》是真正的新派小说；要古雅、他的《管锥编》可与之比美；但要新的、洋的，钱老精通几国文字，他学贯中西，这是一个旷世奇才。他博大精深，是“国宝”、学术文化界的昆仑山。由于《围城》电视剧的普及，形成“围城热”、“钱钟书热”，这是文学史上一种奇观、一种空前的学术现象。当前改革开放，呼唤各种人才。我们既要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也要吸收西方文明成果。钱钟书之东西文化互补，贯通合壁，创造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和文艺创作，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这是中华文化闪光的一页。 学习研究“钱学”，更要学习钱先生的师德人品。钱老勤奋好学，学问精通，品质高尚，对声名利禄总是退避三舍，“但开风气不为师”，反对别人宣传他。这是难能可贵的。不少文人相轻，勾心斗角，嫉妒、打击、压制别人。人才难得，内耗、嫉妒，不利于国家和学术的进步，一个单位，消除嫉妒，前进步伐就快些，要克服私心，心胸开阔，超脱一些，让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 郑老先生一席话，包含许多深刻的哲理。当我告别回来的路上，郑先生、钱先生的教诲一直萦回在脑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