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访郑朝宗,谈钱钟书 孙雄飞编剧的十集电视连续剧《围城》放映后,街谈巷议,人们争相购买《围城》,学术界出版了《钱钟书研究》刊物,在“钱学热”中,我访问了“钱学”首倡者、著名学者厦大中文系郑朝宗教授。 郑老先生在他的书房接待了我,他兴致勃勃地给我谈了他和钱钟书先生交往的几个片断,披露了报刊上未曾刊登的史实,也谈了“钱学”的由来。 郑老教授说:关于《围城》的评论和《钱钟书研究》可以看出版的的书、刊,我谈与钱先生交往的一些事。我认识钱先生和首倡开钱学研究的课是一种偶然,但偶然中包含着必然。人往往有某种机会和缘分,这种机会和缘分却成为开拓某一种事业的开端。 解放前,我考上清华大学外文系,当时生活十分清贫,我得到福建的奖学金的赞助。钱钟书相比我早三年考上清华大学外文系。在清华,我们并没有什么交往。钱是江苏无锡人,我是福州人。他父亲钱基博,是桃李满天下的国学大师。曾任国立兰田师范学院教授,这所学校在湖南江西边界,正是《围城》中所描写的“三闾大学”。钱钟书小时候聪明好学,对林(林纾)译小说和西洋小说很有兴趣,钱是个奇才,中、英文作文的成绩很突出而数学仅考了15分,清华大学录取新生规定,一门零分不录取,多亏罗家伦校长破格录取了他。有的现象很奇怪,陈景润是个数学奇才,但生活其他方面知识却非常贫乏,钱先生是个奇才,记忆力惊人,数学很差,这现象文学史上不乏其例。 在清华读书,钱钟书十分超绝,如鹤立鸡群,文名誉满清华园。我曾写了一篇文章《记钱钟书》,说他“读书之多,才力之雄,实为有学生以来所仅见。”当时吴宓教授也推荐他在年轻一辈中是“人中之龙”。钱钟书终日在学海中遨游,博览群书,文史哲词典,逐条念,念了过目不忘。他学贯中西、新旧学、尤精于哲学、心理学,考试成绩名列前茅。 1933年,钱钟书清华大学毕业后,到华侨大学任教。1935年,钱兄考取英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1937年,他撰写比较文学论文获得牛津大学副博士学位。转赴巴黎进修一年。 1938年抗战爆发后,钱钟书回国,到昆明西南联大、湖南兰田师范学院等任教。著名学者许国璋回忆当年听钱钟书讲课“笑谈风生,妙语联珠”,“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文如其人,钱钟书的小说语言风格也是机智,幽默,巧喻隽语妙趣横生。 1939年秋,钱钟书由昆明回上海探亲,转赴湖南兰田任英文系主任兼教授。文学是生活的反映。钱先生这段抗战“流浪汉式”三闾大学生涯成为《围城》的生动素材。在兰田教学之余暇,开始写《谈艺录》。饭后同三五好友,纵论上下古今,口若悬河,富有灵感和幽默感。 1941年暑假,钱钟书回上海,恰逢珍珠港事变突发,孤岛沦陷,钱兄一时没找到工作,当家庭教师,续写《谈艺录》,创作小说、散文等。与此同时,我清华毕业后在厦大任教,学校挨日军轰炸,我逃亡上海,在一所英国教会办的雷士德工学院附中任教。有一天,我与钱钟书相逢,钱兄问我对严复、林纾学人熟悉吗?我说,我是福州人,很喜欢他们的书。于是,我们谈得十分默契、投机。分手的路上,我对钱兄提起,我所在的附中缺一语文老师,校长委托我找一个,钱兄愿意吗?他说,他堂兄老婆的小舅子在苏州,他是章太炎的学生,日本人占领苏州,为逃抓壮丁,他巴不得离开。这次偶然的相会,却成为我写钱钟书小说书评的一个契机。 抗战结束后,钱兄出版《人、兽、鬼》小说集,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我看完小说后,用林海为笔名,在《观察》发表了一篇书评《〈围城〉与Tom Jones》,我写得较谨慎。文章发表后,钱兄与夫人杨绛正推测“林海”是谁呢?过了一段时间,我写信给钱兄,说我写了一篇署名林海的文章看到了没有?这是《围城》的第一篇评论文字。 人是有缘分的,我这篇文章却又成为研究《管锥编》的起因。当时我写这篇书评,才30出头,《观察》刊我这篇文章后就封刊了。 解放后钱钟书先生于1952年调到社科院外国文学组任研究员。1958年出版有特色的《宋诗选》注,主持编写《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文革中下放到河南干校。1972年8月《管锥编》定稿。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10月,我出席四届全国文代会。有一天,在我住的宾馆里,钱钟书托人把皇皇四大册,洋洋百万言的巨著送来给我看。人是有缘分的。没有《围城》的评论就没有《管锥编》的看稿任务,不过,这个任务太繁重了,面对几尺高的书稿,我深感到这是钱兄对我的器重和信任。我抓紧一切时间看书稿。《管锥编》是钱老最杰出的一部学术著作,它比“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的《谈艺录》内容更丰富,文体古奥,运用比较研究方法,鉴别、察流、溯源,旁征博引,探究古今中外相似的文学原理和文学自身规律。 北京开会返校后,厦大首批招硕士研究生。给研究生开什么课呢?我想就研究《管锥编》吧!于是,我给研究生讲《管锥编》的方法论,蕴含深义,叫学生从钱学中学治学方法,可以终身受用不尽。这章绪论以后还整理成《研究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上一种范例》,刊于《文学评论》1980年第六期。第一批研究生中,甘肃的陆文虎勤奋写作,他的《〈围城〉内外——钱钟书的文学世界》就是“钱学”著作中的一种。 “钱学”研究刚开始,真知者尚寥寥,十多年来,“钱学”文章已有数百篇,形成了一支研究队伍,电视剧这现代化传播工具使《围城》家喻户晓,雅俗共赏,又对“钱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钱钟书热”果真热起来了,这是值得研究、发人深思的一种文化现象。我认为,古今中外大学问家不少,章太炎是有学问的,但他无惊人的创作。有的小说家却不是学问家,如塞万提斯等,钱钟书是大学问家又是学者型小说家,创作与学术成就都达到很高的水平,这是很罕见的。老前辈中,善诗文的不少,但不会写新派小说,而钱老的《围城》是真正的新派小说;要古雅、他的《管锥编》可与之比美;但要新的、洋的,钱老精通几国文字,他学贯中西,这是一个旷世奇才。他博大精深,是“国宝”、学术文化界的昆仑山。由于《围城》电视剧的普及,形成“围城热”、“钱钟书热”,这是文学史上一种奇观、一种空前的学术现象。当前改革开放,呼唤各种人才。我们既要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也要吸收西方文明成果。钱钟书之东西文化互补,贯通合壁,创造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和文艺创作,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这是中华文化闪光的一页。 学习研究“钱学”,更要学习钱先生的师德人品。钱老勤奋好学,学问精通,品质高尚,对声名利禄总是退避三舍,“但开风气不为师”,反对别人宣传他。这是难能可贵的。不少文人相轻,勾心斗角,嫉妒、打击、压制别人。人才难得,内耗、嫉妒,不利于国家和学术的进步,一个单位,消除嫉妒,前进步伐就快些,要克服私心,心胸开阔,超脱一些,让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 郑老先生一席话,包含许多深刻的哲理。当我告别回来的路上,郑先生、钱先生的教诲一直萦回在脑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