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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与蚊子----------林翔云(厦门)初30组【校友文萃】

上传时间: 2012-02-17  【字体:

红卫兵”与蚊子
林翔云 (厦门) 初30组

    由于工作的缘故,前几天写了一篇有关蚊子的科技论文发表。突发奇想:蚊子与当年的红卫兵相比如何?

    想当年蚊子们如何的趾高气昂、不可一世,想叮谁就叮谁——飞到北京,除了发动“文革”的始作俑者,不管国家主席,还是委员长、总书记,不管是元帅还是将军,老百姓就更不必说了——都可以把你叮出个“丑相”出来;命运不济的得个疟疾或乙型脑膜炎,不死也去了半条命。被蚊子叮上的人往自己脸上“啪”的一声打下去,蚊子“嗡”的一声嘲笑你一番飞走了;偶尔打死一只,流出的是自己的血——每一个红卫兵可都是咱老百姓的子女啊!

    后来蚊子们为了吸血争夺地盘自相残杀,“文攻武卫”,还美其名是在“保卫某某某”,死了都不知是为谁而死,为何而死。刚死的时候有的还要轰轰烈烈地游街示众一下,追悼一番,念念几句“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当几天“烈士”;但很快地另一批蚊子的坟墓又迭放在这些“烈士”们上面。直到如今,除了这些死蚊子们可悲可怜的生身父母之外,谁还有心顾惜它们的葬身之地呢?

    再后来,蚊子们又被轰到乡下去,叫做“上山下乡”,接受农民们的“再教育”,有些蚊子又叮上了牲畜——偷鸡摸狗,干尽坏事,许多地方被整得鸡犬不宁。农民们当时买不起蚊香,也只好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随它们去吧。待到“回城”前后的日日夜夜,蚊子们又是不顾廉耻,卖身求“荣”,雌蚊们(生物学家告诉我们:只有雌性蚊子才叮人!)急急忙忙贴上权贵们胖乎乎的肉体上,“肉麻”一番,“叮嘱”一番,为的是换取一张张“回城证”。而雄性们则使尽手段、明争暗斗,不惜出卖、牺牲自己最好的亲友,演出了蚊世间最黑暗的一幕幕丑剧。

    回到城市以后,蚊子们无所事事,到处嗡嗡,吵得人们睡不好觉,只好给它们一条“出路”——到城市的各个阴暗角落里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做些小买卖——那时算是“投机倒把”)去。改革开放了,现代化了,卫生条件好了,蚊子们“跟不上形势”(没有“文凭”),被遣被逐被下岗,反正好事是永远轮不到蚊子们身上的。再吵再闹,徒给人们增加一些憎恨而已。闹得实在“不象话”时,人们拿起气雾杀虫剂一喷,看你还能折腾多久?

    毕竟蚊子的寿命是不长的,现在蚊子们老了,再嗡嗡叫也没人理睬了。大家各得其所,相安无事罢。
                                      


台湾人心目中的红卫兵
林翔云 (厦门) 初30组

    20年前(1987年),有一位在台湾做香水生意的陈先生“偷偷地”(台湾人1988年才能公开来大陆)来到厦门,由于性格、爱好、情趣相投,加上年龄相近(他是1950年出生的,属虎),我同他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几天以后,我陪同他到广州、深圳、上海、北京、西安走了一圈,发生的一些趣事至今还历历在目,兹记录下来同大家分享:

    我们在广州火车站买了两张站票(没有座位,那个时候每一列火车都是人满为患)欲往深圳,当时“内陆人”去深圳还得办“边境证”,我没有办证,想碰运气,或者看看火车上能不能补办。列车员要检查我们的证件时,陈先生“不小心”竟掏出了一本带着十二角星(青天白日)的护照(陈身上有菲律宾护照,也许匆忙中拿错了),把列车员吓了一跳,马上找来列车长,列车长训了一下列车员,很快就把我们带入车厢中间,命令一对情侣(我猜可能是去深圳“度蜜月”或“旅行结婚”的)把座位“让”给我们,说是要“招待台湾同胞”。列车长走后,我们赶紧把座位还给那对情侣,骗他们说我们要去餐车吃饭。没想到到了餐车,列车长又来大献殷勤——把两个还没有吃饱的旅客赶跑让我们坐。陈先生大发感慨,说大陆人变化实在太快,我却觉得很不是滋味。

    从深圳到上海,再到北京,然后又去西安,一路上我们玩了不少陈先生在台湾时昼思夜想要去的几个景点,几乎每一个地方的导游介绍完景观后总是要加上一句“这个景点以前如何如何,文革时被红卫兵破坏了,现在正在修复中”,听了多次以后,陈先生就问我:“红卫兵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厉害,把我们中国的大好河山折腾成这样?!”

    我盯着陈先生的脸,一板一眼地说:“假如你那时候也在大陆的话,我敢肯定你也会是一个红卫兵,而且还应该是一个红卫兵的头头!”

    陈先生脸色突然变得苍白,愣了几分钟才说出一句:“我会是土匪?!我也是青面獠牙的土匪?!”

    整个下午和晚上,他一句话也不说。第二天上午,他终于开口了:“我一夜没睡,老是在想我怎么会成为土匪。告诉我,你是红卫兵吗?”

     我说:“我不是。”

    “你为什么不是呢?”

    “主要是家庭出身‘不好’,文革一开始就被同学们视为异己(走白专道路的),他们不要我,我也不想参加。还有一个原因是胆小,我那时的年龄太小,才14岁,同班同学都是16岁,连去北京串联我都不敢。”

    “那你为什么认定我一定会参加呢?而且还会是头头?”

    “你属虎嘛。标准的老三届。”

    接下来的谈话我记不住了,反正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我给他的“大帽子”。

    20年来,他还不时要问我:“我会是土匪吗?”直到前不久台湾施明德发起倒扁运动,似曾相识的“红海洋”画面又一次出现在电视上的时候,他突然来了一个长途电话:“我好像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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