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与蚊子----------林翔云(厦门)初30组【校友文萃】

“红卫兵”与蚊子
林翔云 (厦门) 初30组

    由于工作的缘故，前几天写了一篇有关蚊子的科技论文发表。突发奇想：蚊子与当年的红卫兵相比如何？

    想当年蚊子们如何的趾高气昂、不可一世，想叮谁就叮谁——飞到北京，除了发动“文革”的始作俑者，不管国家主席，还是委员长、总书记，不管是元帅还是将军，老百姓就更不必说了——都可以把你叮出个“丑相”出来；命运不济的得个疟疾或乙型脑膜炎，不死也去了半条命。被蚊子叮上的人往自己脸上“啪”的一声打下去，蚊子“嗡”的一声嘲笑你一番飞走了；偶尔打死一只，流出的是自己的血——每一个红卫兵可都是咱老百姓的子女啊！

    后来蚊子们为了吸血争夺地盘自相残杀，“文攻武卫”，还美其名是在“保卫某某某”，死了都不知是为谁而死，为何而死。刚死的时候有的还要轰轰烈烈地游街示众一下，追悼一番，念念几句“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当几天“烈士”；但很快地另一批蚊子的坟墓又迭放在这些“烈士”们上面。直到如今，除了这些死蚊子们可悲可怜的生身父母之外，谁还有心顾惜它们的葬身之地呢？

    再后来，蚊子们又被轰到乡下去，叫做“上山下乡”，接受农民们的“再教育”，有些蚊子又叮上了牲畜——偷鸡摸狗，干尽坏事，许多地方被整得鸡犬不宁。农民们当时买不起蚊香，也只好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随它们去吧。待到“回城”前后的日日夜夜，蚊子们又是不顾廉耻，卖身求“荣”，雌蚊们（生物学家告诉我们：只有雌性蚊子才叮人！）急急忙忙贴上权贵们胖乎乎的肉体上，“肉麻”一番，“叮嘱”一番，为的是换取一张张“回城证”。而雄性们则使尽手段、明争暗斗，不惜出卖、牺牲自己最好的亲友，演出了蚊世间最黑暗的一幕幕丑剧。

    回到城市以后，蚊子们无所事事，到处嗡嗡，吵得人们睡不好觉，只好给它们一条“出路”——到城市的各个阴暗角落里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做些小买卖——那时算是“投机倒把”）去。改革开放了，现代化了，卫生条件好了，蚊子们“跟不上形势”（没有“文凭”），被遣被逐被下岗，反正好事是永远轮不到蚊子们身上的。再吵再闹，徒给人们增加一些憎恨而已。闹得实在“不象话”时，人们拿起气雾杀虫剂一喷，看你还能折腾多久？

    毕竟蚊子的寿命是不长的，现在蚊子们老了，再嗡嗡叫也没人理睬了。大家各得其所，相安无事罢。                                      

台湾人心目中的红卫兵
林翔云 (厦门) 初30组

    20年前（1987年），有一位在台湾做香水生意的陈先生“偷偷地”（台湾人1988年才能公开来大陆）来到厦门，由于性格、爱好、情趣相投，加上年龄相近（他是1950年出生的，属虎），我同他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几天以后，我陪同他到广州、深圳、上海、北京、西安走了一圈，发生的一些趣事至今还历历在目，兹记录下来同大家分享：

    我们在广州火车站买了两张站票（没有座位，那个时候每一列火车都是人满为患）欲往深圳，当时“内陆人”去深圳还得办“边境证”，我没有办证，想碰运气，或者看看火车上能不能补办。列车员要检查我们的证件时，陈先生“不小心”竟掏出了一本带着十二角星（青天白日）的护照（陈身上有菲律宾护照，也许匆忙中拿错了），把列车员吓了一跳，马上找来列车长，列车长训了一下列车员，很快就把我们带入车厢中间，命令一对情侣（我猜可能是去深圳“度蜜月”或“旅行结婚”的）把座位“让”给我们，说是要“招待台湾同胞”。列车长走后，我们赶紧把座位还给那对情侣，骗他们说我们要去餐车吃饭。没想到到了餐车，列车长又来大献殷勤——把两个还没有吃饱的旅客赶跑让我们坐。陈先生大发感慨，说大陆人变化实在太快，我却觉得很不是滋味。

    从深圳到上海，再到北京，然后又去西安，一路上我们玩了不少陈先生在台湾时昼思夜想要去的几个景点，几乎每一个地方的导游介绍完景观后总是要加上一句“这个景点以前如何如何，文革时被红卫兵破坏了，现在正在修复中”，听了多次以后，陈先生就问我：“红卫兵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厉害，把我们中国的大好河山折腾成这样？！”

    我盯着陈先生的脸，一板一眼地说：“假如你那时候也在大陆的话，我敢肯定你也会是一个红卫兵，而且还应该是一个红卫兵的头头！”

    陈先生脸色突然变得苍白，愣了几分钟才说出一句：“我会是土匪？!我也是青面獠牙的土匪？！”

    整个下午和晚上，他一句话也不说。第二天上午，他终于开口了：“我一夜没睡，老是在想我怎么会成为土匪。告诉我，你是红卫兵吗？”

     我说：“我不是。”

    “你为什么不是呢？”

    “主要是家庭出身‘不好’，文革一开始就被同学们视为异己（走白专道路的），他们不要我，我也不想参加。还有一个原因是胆小，我那时的年龄太小，才14岁，同班同学都是16岁，连去北京串联我都不敢。”

    “那你为什么认定我一定会参加呢？而且还会是头头？”

    “你属虎嘛。标准的老三届。”

    接下来的谈话我记不住了，反正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我给他的“大帽子”。

    20年来，他还不时要问我：“我会是土匪吗？”直到前不久台湾施明德发起倒扁运动，似曾相识的“红海洋”画面又一次出现在电视上的时候，他突然来了一个长途电话：“我好像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