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日本校友大森隆幸------黄敏敏(香港)高中77届【校友文萃】

上传时间: 2012-01-06 【字体：大中小】

“我对国光爱的深沉”
——访谈日本校友大森隆幸
黄敏敏 (香港) 高中77届

2008年10月，参观母校后合影于新华楼 (后排左二为日本校友大森隆幸)

那是2008年10月，我和日本校友大森隆幸及其他校友，一起到梅山参加一个活动，就在新华楼前合影后，他转过头看了看新华楼，眼泪禁不住地夺眶而出，在场的还有几位老师校友都看到。当时我不知发生什么事，惊讶地问“你哭了? 什么事呀? ”，隆幸一手擦着眼泪，一手指着新华楼右边最上面那排房间说：“我们的宿舍就在三楼第一间房” 。当时因赶时间没有再继续问下去。

三年后的2011年11月24日晚上，在參加周清泉、李良英校友娶媳婦的婚宴上，我藉此机会向来自日本，坐在我旁边的大森隆幸提出这个藏在心里多年挥之不去的疑问。我问:“隆幸大哥，俗语说‘男儿有泪不轻弹’，都七十几岁的人了，什么事让你落泪呢？”他略有所思后，感慨地说：“我这辈子呀，最好的同学、最亲的朋友都是在国光认识的。对国光、老师、侨生、同学的印象特别深。唉，你知道嘛，在日本我没有一个同学，没有人和我分享和追忆这些往事。”“那天一进母校校门，心里就很激动，来到新华楼时，百感交集，眼泪已经无法控制了。”

29号晚上九点多，当我得悉大森隆幸校友明天一早就要回日本，几个疑问立刻在脑海里浮现：一个日本人怎会跑到中国一个小乡镇的中学念书呢? 他是怎样融入国光这个大家庭呢? 他对国光的爱有多深? ……想到这里，赶紧打个电话道别，并向他提出一个请求，想通过电话做个简短的采访，他很爽快地答应。

以下是电话采访内容：
敏：隆幸大哥，刚才特地上芙蓉网查看06年“欢聚篇” “怀旧之旅”的内容，您还记得吗？

隆：记得。你也有参加呀，那次的旅程永生难忘啊！我就是那次才认识你的。

敏：是的。我记得当时高贤学长介绍您是日本人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梅山一个小乡镇的中学竟然有日本人来读书，哇，我觉得很好奇。

隆：说句心里话，我是日本人，但我却以国光校友为荣。当时一到国光便感觉到她非凡的气派，那不是普通的中学啊！

敏：完全认同。您是正宗的日本人，还是混血儿？

隆：是正宗的日本人，我的名字叫大森荣幸。我的生父在太平洋战爭时和我们失去联系，至今下落不明。1953年我们跟隨姓杨的继父来到中国，继父是中国人，他为我取了一个中文名叫杨隆幸，弟弟叫杨健次。

敏：您为什么会跑到中国念书呢?

隆：我一岁的时候，父亲被征入伍，派驻海外，直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仍全无音讯。战后的日本很穷，我们家更穷。当时母亲帮人做衣服，我和弟弟在冰寒的雪天，赤着脚卖报纸，这样来维持一家贫困的生活。后来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俩嫁给现在的继父。一九五三年，继父被日本右翼政府驱逐出境，遣返中国，我们一家六人经天津来到福建，定居厦门。当时仅靠继父在厦门百货公司任职的微薄工资勉强维持生计。

敏：哦，明白。您能否谈谈当时刚到中国的情况吗？

隆：到厦门后，气候、住的、吃的都能适应，就是语言方面很困扰。因我们不懂中文，先在集美侨校补习七个月左右。当时中文一直考零分，经常哭，很沮丧，很想回日本。幸亏在那里认识了一大批侨生，巫庭光、巫红光、伍始建、陈安水、蔡梅团、王昌英、叶明才、李淑真、许善继……，好多好多侨生。他们知道情况后，主动来找我们，鼓励我们说：不用怕，跟我们一起玩你们很快就会讲、会写！就这样，大概半年吧，就学会讲普通话了。1954年秋，我们这批侨生就被安排在国光中学上初一年。

敏：我会讲几句日本话，我们说“谢谢”，才两个音，日本话却要说4个音——“阿里尬多” ；我们说“再见”，日本话是“沙有啦拿” ，这跟中国话很不同哦。

隆：哈哈哈，你说得不错啊。是的，学普通话很难。有一个同学叫始建，我弟弟叫健次，见到始建，手指着他却叫不出来，脑子里在想，应该叫他健次，还是始建？唉，经常把他们的名字念错，闹出很多笑话。来到国光后普通话基本上会讲，但作文就不行，花了两年多时间才跟得上。

敏：那教您中文的老师特别辛苦哦。

隆：是的，当时是张耀堂老师，他很有耐性，作文簿上他批改的红字比我作文写的还要多，他常用最浅白的语言告诉我该怎么写。下课后他还会找我，要我跟着他的嘴形学发音。要不是他，我的中学怎么会学得那么好，这个好不是说比人家好，而是自己觉得已经很好了。我一直非常感激张耀堂老师，也非常想念他。

敏：除了中文，其他那一科最难？

隆：历史和地理科，好难好难。当时学的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课时，如果老师讲历史人物的故事，我精神就来了，但考试时要我写出姓名我的头就大了。上地理课也是，看地图很来劲，画也没问题，但如果要我写什么省呀市呀就很困难，这三科花了好多时间才跟得上，其他科都没问题。

敏：国光的寄宿生活，您最难忘的是什么？

隆：哦，寄宿生活，那不止是难忘，更是刻骨铭心呀。呵呵，你看周清泉娶媳妇那天晚上，就象我们娶媳妇一样高兴。五十八年的友情，你都没有五十八岁啦。我们的友情起点在国光，但永远没有终点。我们各自都走过坷坎的路，但都没有放弃，都走过来了。哈哈，我的豆芽梦也是在国光开始的，虽然没有结果，但好难忘。当时我们很勤劳，在学校的山坡种很多南瓜，晚自修后，肚子饿，发育时期嘛，总觉得吃不饱，就去摘南瓜，在后山用石头架起炉灶，把小脸盆洗干净当锅子，煮南瓜来吃。当时物质贫乏，只要是能吃的都觉得好吃。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有的同学负责守着火炉；有的同学向梅山村民收集铁锅、铁铲、铁什么的，放到大锅里炼呀炼，炼钢铁嘛；有的同学到八都山砍柴烧炭，我们负责从山上挑炭下来。早上开始下山，要走到傍晚才能到国光。我的同学待我很好，一路上坚持让我挑空担子，到学校之前才把炭放在担子里让我交任务。有一回，在山林里，听到老虎的叫声，把我们吓得半死，折腾了一天才从山上走到山脚。那年八都农民送给学校几只小老虎，老师解剖后制作成标本。

最开心的应该是1956年国庆的嘉年华巡游。从国光一路敲锣打鼓到芙蓉桥那边。海内外的校友各自穿上代表自己国家的民族服装，跳民族舞。为了表达解放后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四个校友扮演一家人，纪泽光扮演有胡须的老公公，李仕恭男扮女装，还向梅山村民借来套在头顶上的黑布条，还有花布鞋，扮演老婆婆；蔡梅团、王昌英扮演他们的儿子和女儿；高贤、健次和我扮演三剑侠，帽子是用纸皮摺成的，并涂上颜色，然后身上披块黑色布，手拿自制的剑，扮相威风凛凛呢；有的扮演工、农、兵。印尼侨生很多会吹小号、色士风和打鼓，他们就排在巡游队伍的第一行，场面很热闹，吸引了很多梅山乡民跑来观看，可以说是梅山的一件盛事。

敏：呵呵！可以想象很好玩，很有意思。那时候您想家吗?

隆：想呀。在国光读书时家里很穷，暑假时只能回一趟厦门。不能常回去,去一趟要路费呀，在家没事干还会增加父母的经济负担。当时我们是拿助学金的，能节省就节省嘛，而且学校组织很多活动，我是校足球队员，守龙门的，不像吧？

敏：嗯，不像，应该是长得比较高大才适合守龙门吧?也许您身手敏捷。

隆：身手肯定敏捷的，我还在省运动会拿到摔跤金牌呢。

敏：在国光时还讲日本话吗？

隆：讲。同时到国光的还有一个日本人叫陈寿平，我们三人在一起时，或跟我弟弟在一起时是讲日本话的。

敏：在国光念到毕业吗?

隆：没有。高二年上了一个月就离开国光了。在国光四年多，太少了。

敏：看得出您很眷念国光。那离开国光后您去了哪里？

隆：一九五八年秋（高二年上学期）因大跃进需要，省教育厅抽调一百名同学进省冶金学校深造，培养成为技术人员，我就是其中一个。我念的是扎钢铁班，说毕业后可以安排去钢铁厂当技术工，结果毕业后全国的钢铁厂下马，毕业生没地方去，最后我去玻璃厂当工人，有的同学分配到琉璃厂。我在福州5年，后来，庭光和一些校友考上福州农学院，我们又玩在一起了。1962年有一条政策下来，侨生可以申请回国。我申请了一年多，1963年就回日本了。

敏：这么说，您在中国10年吧，回日本后，没再上学就工作了？

隆：是的，没再上学，所以在日本我没有同学。当时中日关系不太好，一些大的企业需要一些懂中文的做翻译与中国沟通，我很幸运当了好几年的翻译员。1965年，日本一个企业家代表团在北京和上海举办日本工业展览会，我负责将日语翻译成普通话。当时中国政府为了促进中日友好关系，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我们，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国家领导人彭真等都出席了宴会。

敏：哇，学有所用，您真的是“一极棒”(日语：最好的意思) ！

隆：我很感激国光，国光才是“一极棒”！

敏：听说人家喊您“荣幸” ，您总是回应“还在”，我们一般不会这样回答的，这样感觉很悲观，您能解释一下吗?

隆：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每天能回答“还在” 已是一种福气了。

敏：是的。谢谢您捐款予感恩基金会。

隆：应该的，没有国光母校的助学金就没有机会上学。在日本能当翻译员及后来的工作，跟中文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都要感谢国光母校的培育。

敏：是的，我完全明白您对国光爱的深沉。您常说是半个中国人，就知道您是一个会感恩的人，我向您致敬！最后，能教我一句日本话吗? 怎样说：中日人民友好万岁?

隆：“秋尼起京明友阔盟赛”(注：以普通话的第一声念出这九个字)

此时，听着大森隆幸饱含深情的话语，我联想起郑晓东老师在2011年11月12日感恩基金会颁发“奖教助学金” 晚会上的最后一句话：“我想借用艾青的一句诗的意思来表达我的心情：‘为什么我的眼里总是饱含着泪水，因为我对国光爱的深沉。’”

摄于周清泉、李良英校友娶媳妇的婚宴上

校友们像自己娶媳妇那样的开心
(右2：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