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县岁月的时空九 《治漳战报》与话剧《激流》 沁县对我很重要,它不仅是我走向人生的起点站,而且是我奠定人生基础的起点站。不过我也不能写太多。人总不能免俗,不过,中国人喜欢“十全十美”,这个“十”数,这次我要破一下,我的沁县回忆就写到“九”,因此,这是本系列最后一篇。 我在沁县中学工作,教书育人是教师的本职工作。我是语文教师,先教初中,后来教高中,印象最深初中是66班,毕业我跟他们合影。我在本系列第一篇、第五篇,都登了这张照片。高中印象最深的是50班,因为我给他们当班主任,师生感情更深。由王耀平同学积极组织,2007年5月1-3日, “沁县中学高中50班毕业33周年联谊会”在沁县成功举办。因为我有事没有到现场,会上播放王耀平来厦门录制的我的讲话音像,会后王耀平热情给我带来联谊会现场影碟、合影,还给我带来李高贤同学送给班主任我的一个大礼品——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巨幅漆画。我深深感谢王耀平、李高贤和50班同学对老师的感情。除了这两个班的同学,还有其他班的同学,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教学工作外,因为我有“能写会画”的特长,文革中,我还为沁县中学,为沁县,做了许多事。现在我就能够想起来的说说。 1966年文革开始,大鸣大放大字报,我虽年轻,也受无知无畏的学生造反派冲击。时间很短,一位好心的革委会主任叫杨祥义老师,他原来是工会主席,他派我参加沁县四清工作队到晋东南黎城去四清。实际上让我解脱,说明我没有问题,当时这是政治上的最大信任。我非常感激他。他是晋南人,文革中不久就调回老家工作了。这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平时我们并没有交往。在那个非常时期,作为领导,能够这样做,难能可贵。我到黎城,工作队长让我指挥工作队唱歌,我也就瞎指挥起来,因为年轻,没有顾虑,居然马马虎虎还交代得过去。参加四清时间不长,只是学习文件,还没有下乡工作,就全部撤回来了。 学校要办大批判专栏,书记兼主任桂云峰老师让我负责,为了跟沁县师范竞赛,沁县中学必须比他们学校更大更出彩。我在教工宿舍一排平房背后的山墙上(这排平房的后边就是马路),弄一个特别大的大批判专栏,高4米宽33米,因为太大了,为了不至于分散,给人整体感,我在两边设计一个统一的大花边,用的是中国古代的图案,刊头一幅很大的宣传画,中间,后边安排插画。当时人们反映,中学的大批判专栏办得最好。很给学校争面子。 1969年有两、三个月,沁县段柳公社要在段柳大队搞“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展览”,桂主任派我去,文字、绘画,都由我一人编写,设计,亲自画画,我从当地找两个高中毕业生帮忙抄写布置。弄了三个展室,让北京来插队的知识青年当解说员,还象那么回事。县里很重视,正好县里召开三干会,就组织三干会全体代表到段柳参观了。 1970年9月,学校派我到晋东南长治市(当时是专区所在地),参加编写初中语文教材,在这里我认识了好朋友秦和老师,他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比我晚几年,比我小两岁。我们一起编写教材,还有一位过去的沁县中学教师梁志鹏老师,当时还组织参观有名的石圪节煤矿,还到著名的平顺县西沟参观,我们见到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申纪兰。 1971年5月,新店公社一个大队在一个显眼的路口要画一幅毛主席油画,桂主任也派我去,为了赶时间,晚上打气灯,我站在高高的梯子上连夜作画,许多小飞虫都粘在油画上。不过这幅画还不错,都说画得象,色彩好看。段柳展览,最后要给我报酬,我说我们有工资,所以没有要。这次画油画,也要给我报酬,桂主任说可以收下。他们给我28块钱。我用这钱在沁县商店买了一条金黄色的毛毯。成了纪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是1971年10月沁县中学师生到白家沟参加全县治理漳河劳动期间,桂主任让我主编《治漳战报》,老教师王维邦老师,还有学生帮助刻蜡板、油印。各排学生每天送来报道稿件,表扬好人好事,报道工程进度。桂主任特别满意,我在1971年11月7日日记记载“从10月2日至31日……《治漳战报》总共办了七期,得到一些好评,桂主任表扬我,特别提到战报,赞我有才华。” 特别值得一提的第二件事,是离开沁县的前一年1975年,我以沁县中学“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文革教学、劳动为背景,创作一部大型话剧《激流》,六场,可演两个小时。演员全部是沁县中学的老师、学生。1975年7月30日日记,简略记了这件事:“昨晚试演,让领导老师审批,演出效果出乎意外的好,尤其前三场……桂主任在离开排演室时,情不自禁跟李青云(副书记)赞叹:‘想不到郑波光还有这一手!’”这出戏在沁县大礼堂公开演出两次,演出前,我和语文组同事方辉盛老师(湖北人,我们是好朋友,他原来是部队转业,为人正直)先说一段快报,介绍剧情,蛮有意思的。 我在沁县生活工作12年半,其中包括文革近十年,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并没有虚度年华,除了教书育人,还有社会工作。这要感谢几位领导,许多老师,领导尤其是孙新老校长,杨祥义主任(文革时期),桂云峰主任(文革时期),赵善甫老校长(1973年下半年从太原,记得是山西教育学院调回来,当时年纪已经很大了,听汪老师说90年代逝世已经90高龄,可谓仁者寿。赵校长和老夫人都非常善良,对我很关心。),还有一位王维邦老师,是语文组组长,兢兢业业,为人厚道,对我很关照。感谢沁县中学领导们对我的信任和爱护。我对他们的报答是我的工作,我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 本文开头我就说,沁县是我走向人生的起点站,同时是我奠定人生基础的起点站。 奠定人生基础,是指我的婚姻。我在沁县做了不少事,丝毫没有给我地位加分。地位是那个荒诞时代给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注定的,“臭老九”的评价,实际上从文革一直延续到新时期开始几年。当时,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学历的未婚女子,都敢傲视知识分子。在我漫长的找对象过程中,深有体会。 我要特别感谢最真诚的沁县中学汪延祺老师。我在沁县订婚的那位女子是他陪我去订婚的,1975年1月28日退婚,他没有陪我去,而是桂主任陪我去退的婚。退婚的第二天,我和汪老师立即离开沁县,回故乡过年。没有想到,汪老师一直牵挂着我的婚事。那年我在福建又经历一次不愉快的订婚退婚,最后还是汪老师通过沁县医院的好朋友白大夫,给我介绍成功一桩最理想的婚姻,奠定我一生幸福的基础。这一点,此前文章已经说过,我就不重复了。汪延祺老师是我在沁县中学时期最好的朋友。 在沁县,至今唯一有一点联系的老师,就是汪老师了。他本来视力最好,后因黄斑动手术,现在视力很差,都看不清电话号码了。通过王耀平同学,2007年以来,我们有一点书信、电话联系。汪老师给我寄一张全家福,是几年前在天津的合影,我给汪老师也寄一张全家福,是2001年我们从集美乔迁到厦门,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的合影。 感恩沁县中学、沁县、山西!同时给沁县中学、沁县、山西以真诚祝福! (桂主任照片在此前初中66班毕业照片二排右9,在孙新校长右手第一位) 2011•10•31•厦门前埔11•4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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